楊思基：關于自由與所有制關系的思考

　　[內容摘要]馬克思對自由的理解有一個從唯心史觀到唯物史觀的革命轉變過程，有一個認識的不斷科學深化和發展過程，而且成熟的馬克思擯棄資產階級抽象自由觀聯系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和革命實踐來認識人的自由之含義和內容，認為自由是人超越其客觀物質條件、歷史條件的限制、超越各種關系束縛不斷實現自身解放的歷史活動和過程，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同時是相對于主體特定的具體歷史條件而言而具有相對性的自由，且它們與所有制關系、生產關系、階級關系和社會意識形態有著密切聯系而有所不同;資產階級自由觀不僅是唯心主義抽象的自由觀，而且往往是非現實地把自由限定為人的個人意志自由或自我意識自由，限定為源自“人的自然本性”、“理性”或“人的天賦自然權力”之認識和選擇的自由，限定為個人與其財產私有制關系相聯系而形成的個人具有絕對支配權的自由。

　　[關鍵詞]馬克思 自由 自由觀

　　作者簡介：楊思基(1958——)，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教授、哲學博士 博士生導師(江蘇蘇州 215123)

　　一、關于個人自由的含義及其社會物質條件的分析

　　資產階級自由觀不僅是唯心主義抽象的自由觀，而且往往是非現實地把自由限定為人的個人意志自由或自我意識自由，限定為源自“人的自然本性”、“理性”或“人的天賦自然權力”之認識和選擇的自由，限定為個人與其財產私有制關系相聯系而形成的個人具有絕對支配權的自由。馬克思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自由觀當然是與資產階級自由觀在本質上有著根本區別的工人階級自由觀，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和其對現實的人之科學考察基礎上的現實而具有具體規定性的自由觀。

　　應當說，在1843年以前，馬克思信奉的自由主要還局限于黑格爾的“個人意志自由”、“自我意識自由”、思想言論自由，而且把自由視為符合“絕對理性”的人的本性，視為人對“絕對理性必然性”認識的“理性自由”，并以此為據積極地主張個人思想、新聞、言論、出版的自由。應當說，馬克思這時的自由思想和觀念還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自由主義范疇。但馬克思1843年在批判黑格爾法哲學時就發現，黑格爾什么都從抽象的“絕對觀念”“絕對理性”出發，以思維的觀念的邏輯來理解和說明事物本身(包括國家本身)的發展過程和內在客觀邏輯，是犯了思辨唯心主義的錯誤，是顛倒了人們認識事物的本來關系，這時，馬克思才真正試圖關注人的自由的現實基礎和實現過程，開始思考人們現實生活的自由究竟是怎樣的。于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發現并指出人的“自由”原來不是人天生就有的所謂本性，而是人超越動物界所應該具有的本性。而這所謂“自由本性”恰恰根源于人“自由自覺的勞動”，認為“自由自覺的勞動”就是人的“類本質”或“類本性”。

　　馬克思說，“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生活本身對人來說不過是滿足一種需要即維持肉體生存的需要的一種手段。而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①]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它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正是這種“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于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而且是有意識的為自己創造了對象世界和人的各種關系，改造了無機界，使自己的生活成為“類生活”，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自由的“類存在物”，或有著他的自然關系與社會關系雙重關系的“社會存在物”。[②]馬克思說：“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③]

　　但這“自由自覺的勞動”仍然是從人與動物界界劃區別的抽象意義上來說的，并沒有深入到勞動的具體歷史條件和具體社會性質，沒有勞動方式或生產方式的具體變革和歷史樣態。而勞動生產力或勞動生產率則顯然也需要進行具體而現實的考察。于是在這個《手稿》中馬克思開始注意到自己想象的原始社會人類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和提高，注意到當時分工的產生、發展以及生產力的發展，看到隨之而發生的剩余產品的出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私有財產的出現。而隨著私有財產的出現，體現和實現人的自由本質的“自由自覺的勞動”這一“類生活”過程卻走向了人的自由這一“類本質”的反面，走向了與人的自由本質相異化、相對立的不自由方面去了，——即勞動者的勞動、勞動過程、勞動產品以及產品的分配都走向了與勞動者的自由發展需要相對立的方面去了，而且造成了人與人關系的對立，造成了勞動者被剝削、被奴役、被隸屬于他們所創造的財富——物的統治之下了，且勞動者創造的財富越多，他們就越是貧窮和被奴役。當私有制財產關系發展到極端，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勞動者的勞動異化也隨之發展到極端，嚴重違背了人的自由本性或本質。于是馬克思就從資產階級抽象人道主義的角度譴責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異化，并借助空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主張人道主義的共產主義。

　　到了1844年底和1845年，馬克思發現僅僅從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對資本主義進行人道主義的道德批判和價值批判仍然是不夠的，是不能真正解決人的異化包括資本主義異化問題的，這時馬克思便轉向唯物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與思想視野。而這要歸功于他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及《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那里，馬克思深入探討了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找到了“物質生產”這個歷史的發源地，找到了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社會形態演變的基礎——工人階級哲學世界觀賴以發生的歷史原點、邏輯原點即：現實的個人以及他們的物質資料生產實踐及其具體的歷史地不斷演變發展的生產方式，于是馬克思才真正找到了理解全部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鑰匙，即從生產方式的歷史變革和由生產方式決定的生產勞動的具體歷史性質、社會性質來分析人們的生產關系，從人們的生產關系來理解人們的全部社會關系和思想觀念，來理解人的自由性質和其實現的現實發展路徑，把自由同人類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及其歷史的發展過程聯系起來，同工人階級的革命和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目標聯系起來，同人對必然性的認識和利用聯系起來，而把自由不僅作為一種思想的自由，一種對必然性的認識和利用這種理性的自由，更作為一種人類崇高的奮斗目標，并且同時作為人類為擺脫一切自然關系、社會關系、思想觀念關系的束縛而不斷進行各種革命斗爭實踐(包括生產實踐及各種追求社會進步的社會實踐)的實踐過程和歷史過程來認識和把握。所有這些，都決不是可以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所能涵蓋的，其豐富深刻的革命的積極含義也不是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一切從“自我意識”出發所理解的狹隘的“自由”所能比擬的。

　　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反對鮑維爾等人從自己制造的思想幻象即“天上的云霧”中來尋找人和歷史的本質——以人的“自我意識批判”來說明一切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做法，認為“歷史的誕生地”恰恰不在人們思想幻想的云霧和“自我意識”中，而在粗糙的物質生產中。[④]他還指出了資產階級私有財產關系剝奪了工人階級的一切，使工人不僅在肉體上而且在精神上陷于貧困，且因此才不得不為資本家生產財富，為自己生產貧困。資產階級這種財產關系、生產關系和生活條件對于工人來說完全是違反人性的，是非人性的生活條件。所以，無產階級要獲得自由和解放，他們就必須消滅造成他們自己和自己的對立面發生分化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生活條件本身，——也就是消滅資產階級的財產占有關系或資本主義私有制，他們才能獲得解放。[⑤]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作為“歷史原點”或理論出發點之“邏輯原點”的東西絕不是人們思維想象的東西，絕不是觀念的教條，不是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費爾巴哈“抽象孤立的個人”、施蒂納“利己主義的唯一者”，而是現實生活的個人。而這個“現實的個人”只能是他歷史地形成的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的產物，是他歷史地形成的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關系的產物，歸根到底是取決于他的物質生活條件和他的物質生產。人的本質或本性是由他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來規定和反映的，而不是由他的什么“宗教意識”或“類意識”所體現的。

　　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內在地相互關聯，它們的相互關系決定著人們的生存狀況和其本質關系。生產方式就是人們用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方式，它取決于人們已有的和再生產的生活資料的特性，不僅應當從個人肉體生命的生產來加以考察，更應聯系人們的生活方式來加以考察。而個人怎樣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的一種存在。他們是什么樣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的性質和存在取決于他們生產的物質條件。人們的生產方式決定人們的生活方式，并且這兩者相互制約、相互作用，共同決定人們的思維方式，并決定人們的性質和存在樣式。[⑥]現實的個人是一個歷史地動態變化的個人，伴隨分工及生產力質和量的歷史發展，生產方式發生歷史的變革，由此推動人的各種關系發生一系列歷史演變。以所有制關系為標志的人的社會關系形態伴隨生產方式的變革而變革，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的依次演進的各歷史發展階段。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一個歷史活動的奮斗過程，是現實的個人的解放。并且這個人的解放不僅是人的“政治解放”(即打破人的等級身份依附關系，實現政治權力平等的“公民社會”和資產階級的形式平等)，且是人從各種關系的束縛中不斷解放的過程，而且只有實現徹底的經濟解放和思想解放，才能真正實現人的政治解放。人的自然的歷史和歷史的自然是同一歷史過程的兩個方面，自然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⑦]，而經濟社會結構的改造則是實現人類解放的基本物質條件。人的自由和人類解放就是由這些條件所限制并不斷突破這些條件限制的奮斗過程，同時也是人們對客觀必然性認識和利用的結果，是人改造自然同時也改造人自身的結果。“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個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于他的現實關系的豐富性”。[⑧]所以在這樣的一種意義上，人的自由、發展和解放只能是歷史地、相對地，不能是一成不變絕對的，更不可能是在某一時刻一下子完成和實現的，即便是到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也仍然是有問題和矛盾需要不斷解決，社會也需要不斷完善和發展。

　　但個人在私有制社會和階級國家中總是屬于前后相繼的等級和階級，并且在凌駕于他們之上的官僚國家統治下來規范和調整他們之間的關系，且根據固定的分工而發揮他們的作用。這時，雖然他們的出發點仍然只是他們自己，但他們是處于既有歷史條件和關系規范內的自己，他們的一切都由非常明確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所規定，他們個人的力量由于相互作用總是轉化為與他們對立的——他們個人不能駕馭的力量，所以，他們的個性總是要隸屬于他們的國家和階級性，他們的個人自由只有對統治階級來說具有真實性，但對于被統治階級而言則只能是桎梏。即便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個人雖然比先前更自由些，譬如勞動者和資本家可以自由地選擇就業和投資，但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利益矛盾及他們之間的競爭和斗爭，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個人意志的自由判斷與選擇”，其前提顯然完全是他們個人所無力控制的條件——即不是由他們自由支配的條件;他們的一切，包括他們個人的“自由選擇”，都完全具有偶然性，完全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他們的所謂個性自由也不得不服從于他們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和他們的生產生活條件，事實上他們不得不更加屈從于他們的既定歷史條件、生活條件和物的力量，這當然是更不自由。[⑨]所以，工人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個性自由，顯然就應當消滅他們迄今為止所面臨的社會生存條件，消滅一切奴役性的勞動，推翻一切剝削階級國家，建立工人階級自己的國家和利益共同體，使自己真正作為個人而且是作為聯合起來的個人，把他們自己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于他們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控制之下，并把這些現有各種生存生活條件作為聯合起來予以控制的有機條件，使之成為每個人自由自主地聯合起來活動的條件，同時還要使它們在這種自主活動中按照自由聯合起來的個人的共同利益需要和共同計劃不斷以發展了的新的形式重新生產出來。[⑩]工人階級個人只有聯合起來成為占有生產力總和的總體性的個人，成為全部社會財富的主人，在社會化大生產和普遍的交往高度發達的條件下成為具有普遍經驗的普遍性的個人，這樣才能打破個人絕對屈從于舊式分工，屈從于私有制生產關系及其交往形式所形成的奴隸般的處境，進而確立和建立聯合占有的公有制生產關系、自由自主的新的分工關系以及自主平等的普遍的交往關系，最終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解放。

　　正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把他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足點和出發點落腳到“現實的個人及其實踐”(這是對黑格爾把“絕對精神”“絕對理性”視為歷史原點、邏輯原點的顛覆，是把被黑格爾顛倒的頭足倒置的主客觀關系重新顛倒過來)，而且認為這種現實的個人在具體的歷史的生產、生活和交往中形成了自然的、社會的、歷史的、思想觀念的多重關系，而且由他們的分工以及他們在上述這些社會關系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所發揮的社會作用，決定了人們個人的本質面目和個性，也決定了他們社會歷史的發展和變遷，馬克思才在人和人的歷史觀等一系列問題上最終告別了黑格爾、費爾巴哈、鮑威爾、施蒂納等為代表的德國唯心主義思辨哲學，并與德國古典哲學為代表的舊哲學徹底劃清了界限。現實的個人其自由意志及自主自愿的行動就是在這些多重關系的社會生產、交往互動的社會實踐中實現并發揮作用，并且形成了他們相互制約影響的社會意識、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關系。而未來順應歷史發展規律所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也就是自由人的共同利益聯合體社會，是每個人都人人平等而且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

　　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目標，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堅定地認為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砸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徹底摧毀舊的官僚國家組織形式，建設健全工人階級領導的真正實現人民民主的嶄新的工人階級國家機器及其組織，使工人階級整個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廢除一切官僚特權，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爭得民主自由權力，而這首先就要把一切生產資料、銀行和影響決定全民生活的經濟命脈收歸工人階級的國家所有，使工人階級勞動人民擺脫對這些資產階級所把持的物質財富的依賴。

　　馬克思的上述思想在《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資本論》和《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結合實際進行了更為充分的論證和說明，并認為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個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以及自由的行動才能擺脫物的或資本的束縛，擺脫各種自然的、社會的、思想觀念的各種關系束縛而使人獲得真正解放。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說，任何“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11]。由以可見，權力或權利，它們是由一定歷史條件并借助一定物質條件、而且是借助人們的社會行為規范及經濟政治文化條件而產生和發揮作用的，離開了一定社會歷史條件和物質條件，離開一定的社會行為規范，離開人們的勞動所有權、所有制關系、生產和交往的關系、以及一定的經濟政治秩序和思想文化的環境與條件，它們就無法形成并發揮作用。離開上述這些條件，權力或權利只能是空洞無物莫須有的權力或權利，是抽象地議論和空談人的權力或權利。人的自由之權利也是如此，它們絕不可能是脫離這些條件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更不可能是個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可予奪、可以為所欲為的“天賦人權”。馬克思建立在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這些思想，顯然與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自我意識自由”、費爾巴哈從抽象的“感性直觀的自然人”出發的“抽象人本主義、人道主義的自由”以及資產階級宣揚的“極端個人主義個人絕對自由”的自由主義(實際上只能是非現實的思想自由、意識自由或者心理及思維層面的自由)是根本不同、格格不入的。

　　綜上所述，馬克思關于自由的認識顯然是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馬克思開始是不加批判地接受黑格爾的自由概念，后來創立立足于生產勞動的人的“類本質自由”或人的“理性與本性的自由”概念，進而才創立并不斷完善唯物史觀立足于“現實的個人”和“現實生活”的“自由”概念，真正把自由當作現實的個人的一種客觀現實的存在和本質屬性來認識和說明，當作人的一種權利和奮斗目標——一種不斷革命的實踐或歷史活動來說明。在日益成熟的馬克思那里，“自由”首先是一個屬人的歷史的范疇，是人的奮斗過程和歷史發展的產物，它不僅僅是局限于人的判斷、選擇等方面的個人意志自由和思想言論自由，更是人對各種外在關系束縛和限制的擺脫和超越，是人對客觀必然性的認識和利用，是對客觀世界的革命性改造，而其終極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徹底解放，是人自誕生之日起始終追求和奮斗的目標及其歷史過程。正是在上述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把它作為人之為人的實踐認識活動及不斷認識改造世界的歷史過程來看待，認為它不是由人的所謂“先驗的本性、天性”或抽象的“絕對理性”所決定，不是某種一成不變的人之絕對自由屬性，而是一個相對于人們生存發展的客觀歷史條件以及人們的現實生活實踐和其認識所實現的對各種關系束縛與限制的認識、利用和超越，亦即毛澤東所說的“自由是對必然性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12]，是一個爭取人類解放的不斷革命過程和歷史奮斗過程。毛澤東關于自由是人對必然性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的思想，顯然是繼承和發展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表述的自由和必然的關系以及“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的關系思想。[13]

　　二、個人自由與所有制關系、生產關系、階級關系和社會意識形態的聯系

　　上述研究可以使我們自然得出如下結論：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財產共同占有關系基礎上，我們才能談得上人人擁有自由平等的各種權利，而且以此為基礎使社會公共權力由每個勞動者平等的個人所有權相互作用結合起來所構成，而每個勞動者個人自由平等的權利又是在社會公共權力的保護和保障下而實現的，是與消滅私有制財富的少數人私人壟斷及其為基礎的各種形式的個人特權這些私權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正因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無不認為，離開社會主義社會條件和物質基礎，離開消滅私有制、消滅一切階級差別，根本談不上人人真正自由平等的權力。

　　私有制本身就具有所有者的獨占性和排他性。當什么東西都是私有由私有者個人掌握它們時，這種所有制也就決定著只有作為所有者的私有者才能當家作主說了算，別人自然是無權過問的。而當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勞動者共同占有他們的剩余勞動成果——剩余產品，一切東西都是大家共同所有的時候，那末，以這種資源和財富占有關系為基礎的一切與此相應的權力自然也就屬于全體勞動人民，屬于全體勞動人民共有共享的東西，每個人在這種情況下都只是平等地享有一份個人所有權及與其相應的權力。因此，從理論上來說，社會主義是理所當然地要逐步消除或排除一切個人特權。社會主義社會的權力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說它來自人民，服務于人民，一切權力都由人民賦予，人民或全體勞動者是真正的權力主體和主人，而且必須根據勞動人民大家的意志和選擇而賦予那些大家公認能代表大家管理好國家和社會以至各個企事業單位的人來從事管理工作。這實際上是一種在社會主義民主基礎上經過一定的程序和過程而實現的委托代理制管理機制和權力的形成與運作方式。而當大家推選的代表不能勝任其管理工作或者不能真正代表大家使用人民和全體勞動者所賦予的權力時，真正的所有者和權力主人當然有理由——更應該有權力剝奪他們的代表資格和管理權力，另行選擇代表并賦予他們相應的管理權限。

　　嚴格地說，個人依法經過努力和奮斗而爭取到的權利才是真正屬于個人的權利，而且是容易受到法律切實保障的權利。一切來自他人、來自外部賦予的權力，嚴格地說它們都不真正屬于個人，從這些權力的最終隸屬關系上看，它們只能屬于權力的讓渡和賦予者，它們是權力的最終所有者或來源者——“他人”和權力賦予者可隨時根據需要而予以收回或剝奪權力被授予者的權力。在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社會，團結聯合起來的勞動者和人民是國家與社會的真正主人，是一切公有國有社會資產、財富和一切權力的最終主人，一切權力最終都屬于人民，正是從勞動人民是最終的所有者和權力主體這種意義上說它才具有其真實的內容和含義，正是從勞動人民每個人的勞動所有權和財產所有權不可剝奪，他們在公有財產財富和社會公共權力面前一律平等，他們作為聯合的勞動者和人民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和本義一律平等地享有集體委托、集體授予某些人使用和管理他們公共所有財產財富和權力的權利，并且他們作為這些財產財富和權力的最終所有者，同時也一律平等地擁有收回和剝奪他們集體所賦予個人的所有權力的權利。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的這些自由民主權利，完全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之上的，且是為保證社會主義國家不改變性質和顏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不走歪路邪路的根本保障，是社會主義根本社會制度和社會關系規范的本質體現。

　　人是一切關系和解決一切社會問題與矛盾的主導因素，但人干任何事情都不能脫離客觀物質條件，人的能力和技能的發展提高同樣也是如此。因此，人要改變自己的生產生活條件，而且是為了人的自由發展和解放要不斷改變自己的生產生活條件，就要根據自己生產生活發展的需要和歷史已經提供的可能來變革人們相互關系中起決定作用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使其適應生產力發展和人們自由發展的需要。這在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也就是勞動人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共產黨領導下，自覺地根據發展需要不斷地完善與發展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一系列變革和完善發展。

　　自己的資產和財富自己說了算，有錢的富翁愛怎么花錢就怎么花錢，愛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屬于個人的私權利當然也是個人愛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完全不用看老百姓臉色，完全不用看他人如何說法。但這樣的自由只是有產者和特權私有者特別是那些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積聚了大量社會財富的剝削階級少數人才能享受的自由，在私有制剝削階級壟斷了一切的條件下，廣大勞動人民是無權無資格享受這種自由的，一無所有的勞動者所能享受的只是選擇剝削者盡量使自己少受剝削的自由。

　　階級的存在和階級斗爭同樣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無論剝削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和統治采用什么方法反對勞動者階級聯合為階級進行階級斗爭，這種客觀存在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只要有其經濟基礎存在，它們照舊是不可避免的。而“個人隸屬于一定的階級這一現象，在那個除了反對統治階級以外不需要維護任何特殊的階級利益的階級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滅的”[14]。一旦這個自身沒有任何特殊的階級利益需要維護的階級聯合起來進行實現其歷史使命的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這個階級便具有空前的影響號召力和戰斗力，而且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起為人類的徹底解放而斗爭。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最根本的就是它認為階級斗爭最后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一部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文明史，迄今為止就是一部階級斗爭史。資產階級若不聯合其他革命階級與封建主進行階級斗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不可能真正取代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不可能改變封建社會的社會歷史規律，更不可能擺脫封建主義社會制度，確立和鞏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中國的封建社會之所以沒有及時退出歷史舞臺，沒有伴隨中國本來領先世界的經濟發展更早更快地發展起資本主義經濟，繼續領先世界，歸根到底不是由于中國缺少市場經濟的經濟條件和向工業社會過渡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基礎，而是因為中國封建勢力的統治比西方國家牢固得多，而且兩千多年沿襲發展完善的封建文化牢牢束縛著人們的思想，而中國的土地兼并和兩極分化也不斷受到封建統治者迫于農民造反的壓力及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的更替而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和緩解。正是階級斗爭的這種狀況決定了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雖早，經濟發展水平也較高，手工業技術比西方發達得多，但科技文化的發展、財富資本的集中及整個國家的工業化卻遠遠落后于西方，財富占有關系的尖銳矛盾和沖突也周期性地不斷得到調整和一定程度的修復，從而使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得以長期延續。而西方資產階級的文藝復興思想啟蒙運動——即文化革命與生產方式變革和經濟政治革命相互結合，互相促進，則大大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覺醒和觀念變革，也使資產階級經濟政治革命得以順利進行并最后先于中國取得成功，從而大大促進了西方文明的發展及他們作為世界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中心國際地位的確立。另外，西方率先進入資本主義文明的國家，他們無一不是靠做海盜和掠奪世界其他國家而起家，而在今天，他們則又利用他們的先發展優勢依靠居壟斷地位的資本輸出、技術輸出和市場壟斷將國內剝削大量轉移向國際剝削，將國內矛盾和階級斗爭轉移向國際社會，轉移向發展中落后國家，而他們則把原來用以對付封建主義宗教神學的“自由、人權”等武器轉移用來對付發展中落后國家，把它作為牢牢控制這些國家的軟實力和和思想武器。因此，對于階級斗爭的歷史作用必須做具體的歷史分析和階級分析，一概而論地認為所有階級斗爭都具有歷史進步作用或阻礙歷史進步、破壞人類自由解放運動的作用，這樣的認識是缺少歷史和階級的分析——違背歷史唯物主義認識方法的，是唯心史觀簡單武斷的認識判斷。

　　上述情況說明，所謂的個人自由與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生產關系、階級關系以及與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存在著密不可分的相互關系，自由的性質、內容與含義必然受到人們諸方面關系的制約和規定，我們只有聯系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作用，才能真正科學地認識與說明人的現實的自由究竟是什么。

　　個人意識與階級意識、社會意識、民族意識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的。首先是先有個人意識，然后是個人意識交互作用而融合形成階級意識、民族意識、社會群體意識和整個人類社會的社會意識，但每個人只有明白了自己所屬的社會群體、民族、階級、國家和社會等，具有了相應的這些方面的清醒意識或知識，他們才會有真正清醒自覺的個人意識，而且能夠自覺地為維護個人、集體、階級以及民族國家和整個人類社會的利益。這說明一個人若沒有清醒的階級意識、民族意識、社會群體意識或集體意識以及國家社會意識，沒有科學正確的社會意識形態作指導，他就不具備個體總體性的人格主體性，不能成為具有清醒意識的人格主體，從而也就根本談不上人的健全的人格主體性及健全理性的自由思想和行動。

　　三、對“參與就上”最近散布的新自由主義自由觀的批判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由于權力過分集中和官僚主義問題的泛濫紛紛遇到各種挫折，各社會主義國家為解決發展動力問題紛紛采取以市場為導向的放開搞活經濟改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過戰后的經濟恢復和生產關系調整，紛紛走上了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在吸收借鑒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驗，加強國家干預，增加稅收，充分發揮政府和金融機構在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分配中的宏觀調節作用，不斷改善勞資關系，同時利用貨幣增發與金融杠桿的刺激與撬動作用，并在科技革命的強力推動下，利用他們在國際市場的優勢地位、技術領先地位和金融壟斷地位，通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一體化、全球化和國際化的分工體系，成功地實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技術升級、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出現了資本主義有史以來罕見的長達20多年的經濟穩定增長，至上世紀70年代以后，才開始出現經濟滯脹、經濟泡沫開始破裂的跡象。而為了解除資本主義國家所面臨的威脅，避免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再次出現巨大社會動蕩，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在醞釀滋生的矛盾成功地轉移到落后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緩解經濟泡沫破裂所帶來的經濟打擊和沖擊，英美資產階級開始推崇新自由主義導向的美國“芝加哥學派”(亦被稱為貨幣學派或供給學派)，使其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推出了以私有化、市場化、減稅、減少政府干預、開放市場、充分競爭、自由貿易、放松利率、匯率管制、實行市場自由定價、以價格引導市場、以市場引導企業等為實質內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方案，并以所謂“華盛頓共識”[15]的形式向發展中國家和進行市場經濟經濟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推廣。與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和早期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僅僅把自由視為個人意志自由、自我意識自由、思想言論自由及自由選擇和認識的天賦自然權力不同，現當代資產階級思想家更多地是把自由與財產私有制關系聯系起來用以來論證個人自由作為“天賦人權”有著私有制這一現實的社會經濟基礎與合理性，他們認為正是私有制財產關系使個人對其財產擁有絕對支配權才在經濟社會制度上保障了人的自由，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思想尤其是如此。

　　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在世界的推廣，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全球化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終成功實現技術升級、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作出巨大貢獻，成功推動上個世紀9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了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科技革命和生產自動化，促進了資本主義一般制造業的產業轉移及資本主義諸多矛盾與危機的輸出和轉移，同時也給實行市場經濟改革的國家造成了諸多現實問題和矛盾，使這些國家的利益分化、兩極分化和價值觀的物欲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極端利己主義化迅速發展蔓延。新自由主義在我國一度甚至成為意識形態主流嚴重誤導了中國的改革。目前使改革發生偏差導致一系列問題和弊端難以為繼的思想理論根源就是西方資產階級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一系列錯誤的私有化、片面市場化和一切資源與生產要素資本化改革方案，就是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為理論資源和輿論支撐的。國內一些長期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人至今仍在堅持他們那些新自由主義陳詞濫調，并在互聯網上大造輿論。一個網名為“參與就上”的人在新華網論壇深水區所散布的謬論就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很值得我們認真分析批判。下面我們就針對“參與就上”為私有制辯護的如下謬論而進行分析批判。

　　“參與就上”觀點之一：“如果把‘私有’定義為少數人通過簡單力量占有而歸其所有的化，那么相應的社會綜合管理體系自然就是以混亂的、以拳頭大小定取舍作為機制、體制和制度了。”

　　——分析評論：人類幾千年來的私有制社會基本上就是這種以拳頭大小定天下、定財產歸屬的私有制社會，古今中外歷史上沒有一個私有制社會和國家不是通過暴力來確立和奠定其社會制度的。私有制社會的機制、體制或制度就是弱肉強食，看誰財大氣粗勢力大，看誰掌權擁有國家暴力機器或者擁有私家武裝能強取和保住自家的私有財產并以大魚吃小魚的方式并吞比他弱小的私有財產所有者。每個奉行和堅持私有制經濟制度的國家和王朝都是以暴力打下的天下，也是以暴力維護的天下，誰能打天下并有力量保住自己的權力誰就擁有天下。正因此，擁有大量私有財產的富翁商賈無不與掌握天下的權柄有著密切關系，無不與強取豪奪、投機取巧有著天然的因緣，而且他們權力的大小決定其擁有財富的多少，擁有財富的多少又決定他們能養多少軍隊和武裝，決定他們擁有武裝力量的多少，決定他們能擁有多少各種各樣的人才，而伴隨他們力量的對比和變化進而又決定他們個人社會地位和擁有權力大小的改變，官商富豪往往還為政府許可或默認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長期擁有私家執法機構。這樣的私有制社會，必然是勞動者無法致富，弱勢者無法致富，越有錢有勢、越當強盜不勞而獲越能發家致富，而且整個社會的權力和財富天平在不斷向這些強盜傾斜。久而久之，勞動創造財富的不如不勞而獲的，不如搶劫做強盜的，而且窮人越來越多，越來越難以生存，他們也要學著別人做強盜，也要聯合起來打天下，于是財富的分配便隨著力量的對比和戰爭的勝負而重新分配，私有財產關系的歸屬因而也被重新劃定，一個新的循環周期重新開始。一切私有化、什么東西都市場化，亦即什么東西都是屬于個人并由他們個人可以自由買賣的東西，有錢就能購買和擁有一切，有錢就可以有權有勢，甚至可以收買和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私人控制的政府和軍隊，要它們為你服務，為你搶劫和掠奪更多更大的財富服務，這顯然就是一個剝奪者與強盜橫行的實質即無法無天的社會。而對于剝削者不勞而獲靠搶劫掠奪和剝削而獲得的私有財產，工人階級政黨及其國家理所當然地應當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予以堅決否定。只有聯合廣大勞動者剝奪剝奪者，并將那些本來就屬于勞動人民勞動成果的社會財富和財產重新收歸勞動人民公共所有，使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成為生產勞動者，每個人都憑自己的勞動擁有個人財富，實現個人消費，使任何對勞動者的剝奪都成為國家社會打擊的非法犯罪行為，這樣的國家和社會才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真心支持和擁護而具有牢固的合法性，而和諧健康地不斷進步和發展。而要進行這樣的社會變革，顯然就需要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馬克思說，“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下，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這以前，在每一次社會全盤改造的前夜，社會科學的結論總是：‘不是戰斗，就是滅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見喬治·桑《揚·杰士卡》)”[16]，亦即邪惡反動的暴力只能通過革命的暴力來消滅，沒有革命的暴力以暴易暴，任何反動的暴力與強盜都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要鏟除和消滅剝削階級少數人的專政只能采用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絕大多數人的革命專政，這樣才能消滅一切剝削壓迫和剝奪者。

　　“參與就上”觀點之二：“如果把‘私有’定義為一切勞動成果歸對應的勞動者所有，那么相應的社會綜合管理體系自然就是‘按勞動創造并經社會的共同認可’為根據的分配機制、體制和制度了。”

　　——分析評論：勞動者自己占有自己勞動成果所形成的財產私有從來沒有超出個體勞動小私有經濟的范疇，但大量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小私有生產以手工生產為基礎，它們歷來經不起豪強劣紳強權的打擊，經不起天災人禍，也經不起伴隨技術進步大工業生產的競爭，在私有制社會是注定要被消滅和淘汰的對象，它們不是被封建主、地主豪強所消滅，就是最終被資本主義大生產雇傭勞動制度所消滅，而且始終伴隨商品生產者的激烈競爭和不斷發生的兩極分化。因此這種以勞動者自己勞動為基礎而形成的小私有經濟經濟制度注定是一種非常不穩定、不牢固的過渡型經濟制度，它們在工人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在工人階級引導和國家資助支持下走向自主合作聯合的集體化生產發展道路，即走向勞動者集體合作經濟憑其財產持有股份和勞動貢獻來分享合作勞動成果、產權關系明晰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發展道路。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他們都不主張剝奪勞動者憑自己勞動所擁有的私有財產，而是主張通過互助合作的集體化經濟發展道路逐步改造個體勞動者的私有制經濟關系為集體所有制經濟關系，而在大機器生產和自動化生產條件下使這種集體所有制經濟逐步轉變發展為勞動者的全民或全社會所有制經濟。 “參與就上”的勞動者私有經濟永遠不可能是可以避免兩極分化的所謂“人人都有、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在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歷史發展條件下它只能是作為封建社會經濟基礎的私有自然經濟，是蒲魯東主義不切實際而幻想的拉歷史倒車的私有經濟，馬克思早在1847年所寫的《哲學的貧困》中就對它進行了深刻批判。

　　“參與就上”觀點之三：“所謂‘公有’，只有一個籠統的‘歸公眾或國民所有’的抽象概念，由于沒有確定社會資產產生的過程、方式和性質，分配體系是沒有依據的，在實際社會中也無法找到這個依據，即它無法獲得全民的具體分配方式和所有權，因而客觀上只能被少數人主觀支配和控制。”

　　——分析評論：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同于以往私有制社會的剝削階級國家所有，不同于官僚社會的“虛假公有”——即財產所有權實際僅屬于掌握官僚特權的官僚政客，只有長官才享有財產支配使用權——在這種“官有經濟”中只有享有特權的極少數人才擁有財產支配和控制權，而是明確地歸擁有公共財產所有權的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其財產屬全國人民共有財產，集體所有制經濟其財產屬合作入股的全體勞動者持股擁有及集體共有財產(集體經濟中的勞動者持股資產財產所有權仍然屬于勞動者個人，但歸勞動者集體有償地支配使用，集體共有資產是指那些作為集體提留而積累的集體公共財產)，所有這些公有財產都是受社會主義國家法律保護的財產的所有權、占有權、支配使用權(即勞動權和經營管理權)以及財產的收益權、分配權、處置權、繼承權和贈與權，在這些財產權力關系中，除了勞動者因個人持股數量不同和所屬集體經濟關系不同而與此相聯系享有不同的財產收益權以外，勞動者憑其勞動參與社會公共資產及集體所有財產的經營和使用，參與全國、全社會或集體的經濟活動，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共有財產的各項財產權利、民主權利，他們以民主集中制的形式和辦法形成集體的意見和決策，并以民主集中制的選舉、授權和罷免方法來決定公有財產的委托管理人和實際經營者，督促并約束他們按照勞動者集體的意見和決策來進行企業與社會的管理服務，而每個勞動者則根據自己的勞動貢獻或勞動成果從國家、社會和集體獲得相應的一份個人收入，除此之外，任何人不得享有任何特權。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科學原則和按勞分配原則所要求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基本要求和具體操作辦法。社會主義改革理應根據社會主義的這些民主科學原則來進行，絕不能與其相反。這樣的公有制財產關系、生產關系非常清晰明確，也根本不存在“客觀上只能被少數人主觀支配和控制”的必然性。“參與就上”認為公有制“客觀上只能被少數人主觀支配和控制”，這只是他個人的主觀臆斷，而且是他故意混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剝削階級社會為自己牟利的“虛假公有經濟”之根本差別，反對我們根據社會主義民主科學原則對目前不能很好體現這些原則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進行必要的社會主義改革，同時客觀上也是在為以權謀私的貪污腐敗分子剝奪勞動者財產所有者主人權利尋找說辭，企圖使人們誤以為那是公有制經濟所不可避免的現象，要人們反對權力尋租，反對貪污腐敗，就必須按他們的所謂改革方案——變公有制經濟為私有制經濟。其實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把本來屬于勞動人民的公共財產通過私有化改制改為新生權貴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這固然可以使產生于黨內的官僚權貴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從此失去以權謀私、貪污腐敗、化公為私的對象，但這實際上是將本來不合法的貪污腐敗變為合法地貪污腐敗，而且是將大家公有財富一下子化為個人私有的最大的貪污腐敗。因為他們通過此種化公為私的改革已經將貪污腐敗的公有財富盡數收歸自己囊中，并從此以此為資本大肆搜刮人民血汗財富，把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勞動者變成一無所有的雇傭工人，最大限度地剝削勞動者剩余勞動成果——剩余價值，這不是最大的腐敗是什么?

　　“參與就上”觀點之四：“如果所謂‘公有’連‘歸公眾或國民所有’的概念也回避的話，那么這種‘公有’與‘通過簡單力量占有而歸其所有’的‘私有’無異，整個封建社會之前的經濟社會體系及其運行方式、性質，實際上就是如此。” “……在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演進過程中，有些資產之所以顯得‘無主’，要么是因為原來統屬于被武力占有的封建主，要么屬于所謂‘公有’。其實，除了天然資源外，那些從人類社會誕生以來所產生的資產，都是自有其勞動創造者的，從沒有產生過需要靠簡單力量爭奪來決定其所有者的資產。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人們從根本上已經認識到社會資產應該屬于其勞動創造者，任何具體的社會資產都應該歸具體的勞動創造者所有和支配;無論套上多么華麗的詞語，都不能再用簡單力量的爭斗來決定社會資產的所有者了，故而積極推進‘一切勞動成果歸對應勞動者所有’的綜合社會及其資產管理體系。如果把這稱為‘私有’和‘私有體制’的話，那這是人類思想和社會的根本性進步! ”

　　——分析評論：“參與就上”這里所闡述的觀點核心是要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混同于依靠暴力掠奪為己有的私有經濟，混同于封建社會、奴隸社會的國有經濟和官僚國家的官有經濟，并認為這種公有制經濟實質是不屬于社會公眾和國民，并以此來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剝削階級國家假公實私的私有制經濟的本質區別，這正是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學者誤導社會主義改革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說“公有制經濟所有者主體缺失——實質是無人所有的‘主人空’經濟”之一貫的說法和論調。他們打著“一切勞動成果歸對應勞動者所有”的旗號而鼓吹只有私有制才是產權關系明晰的經濟，且認為私有制經濟是人類社會不可擺脫命中注定的財產關系和所有制基礎，所以不管人們怎樣變革所有制關系企圖以大家共有共享的公有制經濟取代私有制經濟，但到頭來實質上還是跳不出私有制經濟的魔掌和怪圈。“參與就上”所論證的觀點實質就是這么一種思維邏輯，且認為只有私有制經濟才是“產權明晰的歸勞動者所有”、“歸公眾和國民所有的經濟”，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除了利用暴力來分配財富以外一直所遵循的“財富歸其勞動創造者所有的經濟規則和原則”。這顯然不僅是全盤否定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否定取代剝削階級私有制經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且完全否定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的任何可能性與現實性，認為迄今為止一切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的實踐都是失敗的，只有生產資料私有制才是可能和現實的，才是符合每個人的利益需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這不僅是在為人類歷史上各種形式的私有制經濟涂脂抹粉，而且是在為一切剝削階級在沒有公開使用暴力條件下的強搶明奪、巧取豪奪而進行辯護，否定他們不勞而獲所獲得的財富和資產與勞動者依靠勞動而獲得的合法勞動收入有本質區別，強詞奪理地把剝削階級的剝削與剝奪所得混同于“依靠其勞動創造”而擁有的財富和財產。

　　但歷史的事實恰恰是：古今中外迄今為止沒有一個私有制社會是勞動者能免受剝奪的社會，沒有一個私有制社會不是兩極分化弱肉強食的社會，他們那“私有就是勞動者所有，就是建設民有、民營、民享、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之荒謬說法已經被他們否定社會主義基本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弱肉強食和嚴重兩極分化所徹底粉碎了，他們的私有化是只有資產階級權貴老爺們及投機取巧的強盜才享有的私有化，他們那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是任何東西都可以變成商品可用金錢來交易的市場，是權錢交易、資本金錢主宰一切、兩極分化、弱肉強食的市場，他們那自由是資本家、地主、官老爺追求私利最大化想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需要什么服務就自然會由市場創造出什么服務的自由，是剝削階級依托金錢資本和權力剝削奴役勞動人民的自由，而勞動人民為了獲得活命的金錢和基本生活條件、則只有被失業、被買賣、被剝削、被奴役、被私有化、被市場化、被迫向富人和權貴老爺們提供各種服務的自由，被市場化為“社會弱勢群體”由主人恩賜什么就只能享受什么的自由。

　　限于“參與就上”的剝削階級立場和偏見，“參與就上”完全沒有看到，維護人類健康經濟社會秩序的各種人類規則和法制正是在人類因私有制基礎上的私利沖突和矛盾不斷加劇和發展而出現各種無法無天的犯罪行為才使其成為社會必需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正是由于私有制經濟基于私人利益矛盾的你爭我奪、骨肉相殘、私有者自私的逐利行為踐踏了人類一切文明和規則，使人類一切公平公正和平等自由社會秩序不斷受到挑戰并遭到嚴重破壞且任何黨紀國法都難以約束越來越自私自利的人們，為了保證剝削階級私有制社會的延續和發展，才有了剝削階級越來越健全與嚴肅的法律和法治社會。所謂的資本主義法治社會就是這么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然而迄今為止，不管法制多么健全完善，不管執法多么嚴格，又是怎樣做到了違法必糾，還沒有一個私有制社會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能夠解決追逐私利的違法犯罪、貪污腐敗、社會矛盾不斷發展激化等問題。正是在私有制社會，人類相互間的矛盾才得以發展激化為對抗性的矛盾，以至到最后除了使用“拳頭”而沒有其他任何辦法予以解決——無不都是以“拳頭”的力量或暴力的形式和手段才使不斷激化的矛盾得以暫時解決。看看席卷歐美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工人游行罷工運動，哪個不是由利益的紛爭和矛盾而引起，哪個不是最終走向了暴力和統治階級的武裝鎮壓?掌握一切資源和權力而且擁有強大武裝力量的剝削階級哪個不是從其根本利益出發，在與手無寸鐵的勞動人民發生利益關系根本對立和尖銳矛盾時從來都不會與競爭與博弈對手民主協商，更不可能在其既得利益關系受到威脅時自動放棄剝削階級的統治地位和剝削奴役經濟社會制度。即便是社會的和平改造、改良，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在完全有把握和能力駕馭左右局勢能自主決定全局局勢的情況下他們也是不會根據人民大眾的意愿來改造和改良的。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宣揚私有制條件下人的民主、自由、平等等“天賦人權”不可剝奪，實質就是私有者個人財產所有權或私有財產所有權神圣而不可剝奪，剝奪者靠剝奪而享有的財產權利神圣不可剝奪，而至于勞動人民的勞動所有權和財產權利則從來也難以獲得根本有效的合法保障。試想，如果勞動者在私有制社會不被剝奪和奴役，他們能在歷史上不斷掀起反剝削、反壓迫、反奴役的革命斗爭和群眾運動嗎?“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興亡周期律”以及“弱肉強食”、“以暴易暴”的對抗性矛盾沖突不就是在私有制基礎上才得以形成并延續發展下來的嗎?而當這個罪惡的剝削階級私有制社會制度退出歷史舞臺，當人們相互間的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取代他們各自相互矛盾的特殊利益和私人利益時，當每個人個人利益的實現和發展必須依賴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和發展時，剝削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維護經濟社會社會秩序的一切法律、社會規則和社會制度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礎和條件，而為新的社會規則和制度所替代。

　　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勞動者自己占有自己勞動成果的個體勞動私有經濟早就被剝削階級私有制所一再否定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身就是以社會化的機器大生產為生產基礎，它更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和資本高度集中過程以極少數人對一切生產資源的高度壟斷在最大程度上否定了勞動者與自然物質資源的天然聯系，否定了勞動者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所謂“人人所有”的小私有制。“大魚吃小魚”，大資本無情吞吃中小資本和無數個體勞動者，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已經在資本主義社會被表現得淋漓盡致、登峰造極，并且成為資本主義競爭的競爭規律和不變法則，現在是資產階級自己打破了他們所宣揚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個虛妄的教義，使這個教義在資本主義競爭中不再神圣而越來越成為虛妄的說辭。資本主義私有制使勞動者空有一身力氣和能力拼命勞動解決不了自己的生存發展問題，實現不了他們自由安逸的幸福生活，他們的勞動所有權和個人所有權等一切權利遭到空前的否定，而戳穿資產階級“勞動所有權和私有財產權利神圣不可侵犯”這一謊言的則正是資產階級他們自己，是他們自己的實踐和行動證明了這一謊言在資本主義社會歷史條件下的荒誕不經與虛偽。同時無數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那種屬于個體勞動者的小私有制經濟由于其力量的極其弱小根本經不起任何大的風浪、經不起自然災害、社會動蕩、戰爭、土豪劣紳和剝削階級國家的掠奪性搶劫，經不起資本及社會化大生產的競爭和殘酷無情的市場波動，它們往往一遇到風浪就迅速土崩瓦解，使原本由勞動者自己占有的勞動成果和私有財產很快被化為烏有。現在連許多頑固的資產階級學者也驚呼，所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目前已經成為中產階級占人口絕大多數平衡穩定的菱形社會”之謊言已經在最近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中徹底破產。回顧人類社會幾千年來的私有制社會發展歷史，整個地就是人吃人的血腥的歷史，是勞動人民血淚斑斑的血淚史。即便在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它仍然是靠剝削和掠奪而奠定其存在發展的基礎并由此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尤其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它的血腥和殘酷可以說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資本主義的原始資本積累和資源商品市場的擴大基本上就是靠戰爭和掠奪來實現的。歷史上的“羊吃人圈地運動”、販賣奴隸勞工運動和資本主義國家發動的所有大規模戰爭，就是資本主義血腥罪惡的鐵的事實證明。無論“參與就上”等人采用何種手段為私有制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涂脂抹粉都掩蓋不了私有制剝削階級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血腥和非正義、非人道性。

　　只有在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和集體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份財富和資源，都有我們每個人、每個勞動者的一份，而且這一份是我們作為國家和集體一員的每一個人所不可剝奪的一份財產權力，這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權最為基本的保障基礎和經濟根源，是保障每個有勞動能力的人必須勞動而且擁有其各項合法勞動權益的最為根本的經濟基礎。要實現勞動者的充分就業和勞動權益的充分保障，實現勞動者的當家作主主人地位和一切權力，丟棄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基本經濟制度根本就無從談起。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誰掌握資本誰對自己的資本說了算，而將本求利追求剩余價值的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一切都要服從服務于資本價值增值的需要，一切權力都要為資本價值增值服務，勞動者能否找到工作、能否活命也完全取決于資本價值增值的需要，只有給資本家創造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勞動者才會受資本家青睞而得到雇傭，哪里能夠實現和保障勞動者的合法勞動權益與人權?如果說過去我們由于各種原因，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個人合法勞動權益和民主權力沒有得到很好地保障，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管理體制和生產關系等方面還存在不少不夠完善、不能體現和發揮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優越性的方面和地方，有的甚至完全違背了公有制生產關系及其社會制度的根本要求、客觀要求，違背了調動勞動者生產積極性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那么社會主義改革的根本任務和根本目的就是通過完善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發展生產力和公共教育事業，提高勞動者素質和民主監督管理水平，通過完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使勞動者的勞動所有權等合法勞動權益得以很好地實現和保障，而絕不是否定和拋棄以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基本社會制度，絕不是走片面私有化、全面市場化并將一切資源和權力予以商品化和資本化——進而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意識形態方面走“與資本主義國際社會全面接軌”的歪路、邪路。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頁。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163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163頁。

　　[④]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0——351頁。

　　[⑤]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頁。

　　[⑥]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8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頁。

　　[⑧]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頁。

　　[⑨]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572頁。

　　[⑩]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2——574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頁。

　　[12]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3頁。

　　[13]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300頁。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頁。

　　[15] 按維基百科解釋，“華盛頓共識”(英語：Washington Consensus)，1989年所出現的一整套針對拉美和東歐國家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不少評論指此共識是美國作為支配歐洲和拉丁美洲經濟的手段。1989年陷于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急需進行國內經濟改革。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G)、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研討會，旨在為拉美國家經濟改革提供方案和對策。曾任世界銀行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執筆寫了《華盛頓共識》，系統地提出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包括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威廉姆森對拉美國家的國內經濟改革提出了已與上述各機構達成共識的十條政策措施，而由于國際機構的總部和美國財政部都在華盛頓，加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因此這一共識被稱作“華盛頓共識”。在威廉姆森看來，由于這些思想秉承了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所以后來人們將這些觀點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具體說，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的“華盛頓共識”，其十條政策是：在財政政策方面，加強財政紀律;把政府支出重點轉向經濟回報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基本醫療保健、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改革稅收，降低邊際稅和拓寬稅基。在貨幣政策方面，推動浮動利率，采用具有競爭性的匯率制度。在貿易和資金政策方面，推動貿易自由化;外資進入自由化。在宏觀產業政策方面，推行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場準入和退出的障礙，保護產權。在美國次貸危機、全球信貸危機愈演愈烈背景下的2009年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上，英國首相戈登·布朗稱“舊有的華盛頓共識已經終結”( Prime Minister Gordon Brown: G20 Will Pump Trillion Dollars Into World Economy. Sky News. 2 April 2009.)。

　　[1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5——6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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