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民主問題,不妨看看幾百年來在民主方面的實踐如何,尤其是近10多年來所謂各種顏色、各種花朵的革命,看看可以引出什么經驗和教訓來。實際生活是我們思想認識的活的源頭
民主是一個永遠也討論不完的話題,在推翻了皇帝和舊制之后,人民怎么樣才能真正地當家作主,各國都在自覺和不自覺地探索,總的情況是,似乎比以前民主了,似乎又總不滿意。那么,有沒有理想的民主呢?怎么樣才能實現呢?
思考民主問題,大致有兩種辦法,第一種是拿一本西方民主的教科書來,先認定它就是圣經,然后一條一條地同自己作對比,有人越比越覺得自己落后、愚昧;第二種是從實際出發,看看幾百年來在民主方面的實踐如何,其中既包括西方民主的實踐,也包括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實踐。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近10多年來所謂各種顏色、各種花朵的革命,看看可以引出什么經驗和教訓來。實際生活是豐富多彩的,它是我們思想認識的活的源頭。
一、民主理念從頭說
什么叫民主?這個詞的詞源來自希臘文,可以理解為“人民治理”。在西方,最早是指在古希臘實行的城邦民主。那時一個城邦就是一個國家,有什么大事要商量決定,就開一個全體參加的大會,大家發言、辯論,最后表決,依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得出決議。這都是3000多年前的事了,耶穌還遠未誕生。
這個辦法好不好呢?從理念上講是很好的,但也遇到許多實際問題。第一,當時是奴隸社會,奴隸是沒有與會權利的。第二,這個城邦要足夠小,太大了沒法開會。第三,能說會道的人占便宜,聽眾容易被煽動。第四,少數服從多數固然是對的,但有時卻會發生所謂“多數人的暴政”問題。最有名的例子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蘇格拉底,就是因陪審團以少數服從多數的票決被處死的。
蘇格拉底是堅決擁護民主制的,甘愿被處死而不愿逃走。他的學生柏拉圖反對民主制,在他寫的《理想國》里抨擊民主制,說它是“無政府主義的花哨管理形式”。他希望當政者最好是個哲學家,只有哲學家才能公平、明智地執政。可是,他不知道如何才能使哲學家登上權力的寶座,所以只是一個美好的空想。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想的又不一樣,他傾向兼有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混合特征的混合政體。
如此看來,古希臘誕生了民主理念,但那只是小國寡民的、居于奴隸之上的民主,大家并沒有形成共識,實行的道路也十分曲折艱難。到了亞歷山大皇帝(亞里士多德的學生)的時候,干脆摒棄不用了,因為他用刀劍開拓的帝國太大了,還得他一個人說了算,否則怎么統治?
到了17、18世紀的西方啟蒙運動時期,古希臘的民主理念被用來反抗教會和國王的封建統治,開創了現代的西方民主局面,所以英國詩人雪萊說：“我們都是希臘人。我們的法律、文學、宗教、藝術,全都可以在希臘人那里找到它們的根。”可是今天的希臘陷入危機,令人感慨。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認識：再好的理念也都要符合實際才能行得通。有了好的理念卻不知如何實施,是難以保證社會安定和進步的。
二、不吃面包不等于不吃飯
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不久,便迫不及待地侵略和擴張,既為了搶奪原料,又為了霸占市場,但是他們嘴里講的卻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拿破侖在攻打埃及出發前說：“我們現在去埃及是為了把偉大的法蘭西文明、歐洲文明帶到遙遠而古老的落后的東方去。”英國人把販賣鴉片稱作“貿易自由”,大清王朝不想要這樣的自由,它就可以用洋槍洋炮來轟開你的大門。
面對船堅炮利的西方,中國的一批知識精英一度自嘆萬事不如人,很自然主張以西方為師,全盤西化,但是很快便面臨一個難堪的問題：老師那么優秀,那么文明,可是老師為什么總是要欺侮我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開始覺悟到：西方也不是一切都好,西方的東西如若不經改造照搬過來,馬上就“水土不服”,這才被迫走上了一條探索中國特色民主的新路。這條路走得十分辛苦,但不走不行。
西方傲慢的邏輯是：你要講民主,就必須完全照我的樣子辦,不然就永遠不會達標。這就好像說：你不吃面包就是不吃飯。我們的回答是：我當然要吃飯,面包我也吃,但我更愛饅頭和米飯。中國近60多年來走了一條新路,近30多年來飛速發展,令一度十分自傲的西方也刮目相看,開始有人說：不能說不存在非西方的民主道路,中國就是一個例證。
三、西方民主面臨信譽問題
一貫自我感覺極好的西方民主正面臨信譽問題。自認為居于光明高山之巔的西方權貴們,忽然覺得發生了地震,地動山搖。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副主席托馬斯•卡羅瑟斯2012年11月29日撰文說：“雖然促進民主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但全球民主勢頭的喪失、西方的政治信譽問題,以及其他政治模式的興起,使之成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挑戰性的任務。”“美國和歐洲作為全球模式都遭到了信譽方面的沉重打擊。對美國來說……美國作為一個尊重法治和人權的國家的信譽在伊拉克戰爭期間遭受損害,美國被指責引發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奧巴馬的第一個任期內政治體制遭到兩極分化和僵局困擾,這些都是令人沮喪的狀況……在世人的眼中,歐洲的情況同樣糟糕。”
西方議會民主有沒有長處?當然有,否則它為什么近200年來獨領風騷?西方議會民主現在病得重不重?當然重,否則為什么西方許多有識之士都憂心忡忡。黑金政治、政黨惡斗和只顧眼前不顧將來的政治環境,成了當今西方議會民主的三大病癥,而且是制度性病癥,要根除很難,就好像要病人自己對自己心臟動手術一樣。
四、民主與民生孰先
近百年來,西方以領先的經濟、先進的科技和強大的軍事為后盾,構建了自己強勢的話語霸權。窮國的人看到他們如此富強,便容易相信他們說的都是對的。他們要別人相信悠悠萬事唯民主為大,只有實現了他們標準的民主,其他問題才能解決。而且,在他們看來,反政府的都是要民主,如果政府強制實行法律,那就是獨裁和反人類。
其實,民主問題都是因民生而來的。老百姓首先每天都要吃飯,如果吃飯成了問題,便會追問問題出在哪里?可能是執政不善,可能是貪污腐敗,可能是以權謀私,可能是用人不當,這一步步追下去,便會追到民主這個層面。民主的要義是“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利親身或經由他的代表去參與法律的制定,法律對所有人都是一樣的”。出了問題,要么法律有問題,要么執法有問題。
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一長隊巴黎貧苦婦女步行從巴黎走向凡爾賽宮,一路上高呼的是“面包!面包!面包!”而不是“民主!民主!民主!”。法國大革命的起因首先不是爭民主,而是爭面包。2011年底爆發的所謂“阿拉伯之春”,源起于突尼斯一名大學畢業的水果小販遭遇不公,生活困苦。他的自焚當然與政府執政有關,與民主是否完善有關,但很少有人想到,西方的金融危機以及金融寡頭把糧食作為投機商品來操作,是使很多人吃不飽飯的重要原因。
一個國家要在世界上站得住腳,一個政府要受到人民擁護,第一條就是要把經濟搞好,人民生活隨之不斷提高。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完善執政機制,完善民主制度,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經濟在公正、公平的社會環境中順利發展。民生與民主是相輔相成的。現在西方一方面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發展快速,另一方面又在民主和人權方面不斷無理指責中國。他們到底安的是什么心,中國人民心里清楚,決不會上當。
五、渾水摸魚者的殘忍與冷酷
當今世界的特點是大戰沒有,小亂不斷。西方記者寫道：“看看你的周圍,你會發現一個沸騰的世界。”烏克蘭、敘利亞、埃及、泰國、波斯尼亞、土耳其、委內瑞拉、巴西、印度……都有高呼民主口號的游行,更不要說爆炸聲不斷的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了。情況十分復雜,水很渾。一直把民主當做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的人,現在也皺起了眉頭。西方有人在看了泰國近年來的民主亂象后問道：“泰國的動蕩預示著全球民主的失敗嗎?”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1月27日的文章說：“我想知道的是這些兇兆是否正確。因為泰國可能只是一種全球現象的表現之一：脫離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轉身新的政治模式,尤其是實施國家資本主義的亞洲一黨制專制國家。”《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3月9日刊登麻省理工學院資深研究員克里斯琴•卡里爾的文章說：“我們不能期望所有的事情都那么一清二楚。眼下的世界各地出現的革命浪潮決非非黑即白。”
一切善良的、富有正義感的人們要十分當心有人渾水摸魚。西方也有一些明智人士有所醒悟。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網站1月24日的署名文章寫道：“批評人士指出,政治穩定是當務之急,改變國家制度過快是危險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在推翻薩達姆后,伊拉克的迅速去復興黨化,這使得這個新興的國家缺乏可行的制度。”
六、怎么樣當好一個主人?
人民是主人,這是天經地義的,現在誰也不會反對這個理念。問題是：誰是主人?你也是,我也是,他也是。那么聽誰的呢?按照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理論,政府是建立在一個社會契約的基礎上的,即被統治者的同意之上的。政府是人民委托來執政的,那么,既然已經委托給了政府,政府就有權行使職能,人民可以提意見,但不能想聽就聽,不想聽就不聽,不把政府放在眼里。權力和義務是平衡的,當今世界權力觀念高揚,義務意識缺乏,這是很多地方出問題的重要原因。
盧梭只是提出了這個理念,本人沒有看到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勝利之后,一度十分混亂,甚至很血腥,后來拿破侖出來用大炮轟擊示威群眾,社會才算安定了下來。拿破侖是用暴力和專政來鞏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成果的,這也真是歷史的吊詭。
美國的多黨議會民主和三權鼎立,也經過了長期的探索,經歷過風風雨雨,并不是開個制憲會議、幾個人一商量就搞成了。從理念設計上說,它很有道理：選民理性選出議員,議員盡心盡責代表選民利益,在議會中大家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多數票者上臺執政,少數票者下臺做理性的反對派,不會一個賴著不走,另一個耍陰謀奪權。如果真的能做到這些,社會何愁不太平?國家何愁不富強?可是,200多年了,連美國都不可能真正做到這個程度,現在還會鬧到政府關門的地步,更不要說別的國家了。西方替80多個國家起草了憲法,也算搞了一人一票的選舉,但有哪個國家真正成功復制了西方的民主呢?
看看現在亂的一些國家,大多根子都出在民生問題上,當然還有民族、宗教、歷史糾葛等等問題。同時,公民的教育水平也是一大障礙。民主是要講風度、講協商、講妥協的,在一些人看來,聽了我的意見便是民主,不聽我的意見便是不民主。我可以出言不遜,也可以胡來,那是我的自由,我的人權,你要來制止我,就是專制,就是獨裁!實際上他已不是主人了,而是老爺。現在一些國家一亂而不可收拾,人們不禁要問,一個社會還要不要權威?法律條文要不要牙齒?只講民主不講集中行嗎?
若說“契約社會”,君子同君子是可以有契約的,君子與小人是無契約可言的。西方重視法制,中國重視道德,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我們能把兩者結合好,每個人的行為規范和思想境界達到較高的水平,就不會為一點小利而出賣自己的選票,也不會為一個小群體而損害大集體的長遠利益,那么,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完全有希望會成為世界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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