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評《2030年的中國》

　　政府職能、所有制和市場關系的整體協同性

　　——評《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

　　何干強

　　摘 要：世行《2030年的中國》報告，提出所謂的“轉變政府職能”，實質是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使人民政府失去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從而失去為人民服務的階級性質和經濟職能，將人民政府蛻變為服務私營經濟的資產階級政府。照搬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職能，勢必導致經濟危機。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要求政府轉換經濟職能，實現服務人民利益和適應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統一。必須結合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來分析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上研究和實踐政府職能的轉變。

　　關鍵詞：政府職能 經濟基礎 市場機制 整體協同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經驗，必須長期堅持。最重要的是，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①]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總結的這條首要經驗，極為正確，極為重要，應當引起全黨全國人民高度重視，堅決貫徹落實。其中最關鍵的，就是要監督頂層設計機構能否忠實地將這一重要精神落到實處。頂層設計正確與否，關乎全局的成敗，如果頂層設計方案出現了改旗易幟這樣的噪音、雜音，后果將不堪設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告誡的：“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②]

　　這樣強烈的憂患意識絕不是無的放矢，屬于“頂層設計”的“顛覆性錯誤”時隱時現。最具權威性和影響力的，莫過于根據世界銀行原行長、美國經濟學家佐利克先生提議，由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課題組撰寫的對中國未來20年(自2011年起)改革和發展前景的戰略性研究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以下簡稱《2030年的中國》)。2013年3月,《2030年的中國》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公開出版中文版(本文以下引用該書中文版的頁碼，都在引文后的括號中直接標出)。[③] 筆者拜讀此改革方案，十分強烈地感到，這種頂層設計背離了中共中央關于“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的基本精神。

　　它使筆者情不自禁地聯想到，1990年的蘇聯也出版過一部屬于頂層設計范疇的改革方案《向市場過渡： 構想與綱領》(以下簡稱《500天綱領》)。該綱領有兩個關鍵詞——“經濟非國有化”(разгосударств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ки)和“私有化”(приватизация)。[④]此綱領實施不久，蘇聯和東歐就改旗易幟，前者甚至被解體。《2030年的中國》與當時蘇聯的《500天綱領》相比，兩者的共同點是：項目研究都由國家有關經濟改革的智囊機構操刀;都有美國官方支持的主流經濟學家參與;指導思想都是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是搬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私有化、非政府干預，把轉向所謂“高效”的“現代市場經濟”作為戰略目標;都幾乎見不到“社會主義”、“公有制”、“人民政府”等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基本概念;[⑤]都打著“改革”的旗號，強調國有經濟退出市場，其實是改掉國有經濟。兩者稍有不同的是：《500天綱領》主要強調私有化;而《2030年的中國》不但強調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即私有化，而且特別強調“轉變政府職能”，把這種“轉變”明確作為中國在未來20年改革和發展的“新戰略核心”。如果將《2030年的中國》作為頂層設計方案全面實施，就會從根本上出現“無法挽回、無法彌補”的“顛覆性錯誤。

　　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全面評價《2030年的中國》存在的諸多問題。本文主要圍繞輿論界熱議和改革實踐提出的“政府職能”這個問題，進行必要的評析。這個頂層設計的所謂“轉變政府職能”，不過是要在私有化的基礎上，消解人民政府應有的階級性質和經濟職能，把人民政府演變為資產階級的政府。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需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角度，闡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轉變經濟職能的科學含義。

　　一、絕不能把“轉變政府職能”偷換為消除人民政府的階級職能

　　《2030年的中國》提出的“新戰略”，包括未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六個“戰略方向”。“第一，重新思考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的作用，促進經濟領域內的競爭。第二，鼓勵創新，建立與全球研發網絡相連的開放性創新體系。第三，重視綠色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第四，為所有人提供均等機會和社會保障。第五，建立穩健的財政體系，增強財政可持續性。第六，確保中國作為國際社會利益相關者繼續融入全球市場。”(“序言”，第2頁)在論述首要的戰略方向的過程中，報告強調“重新界定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職能”，并把這種“轉變”作為這六個“戰略方向”整體的“核心”(“內容概要”，第3頁)。認清這部書關于“轉變政府職能”的真實含義，有必要從政府的科學概念談起。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國家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即國家的階級職能;同時，國家也承擔維護公共秩序等社會的一般管理職能。政府是國家的職能機構，政府的職能本質上就是國家的職能。國家的階級職能將隨著階級的消亡而消亡，在這個意義上，政府也會消亡。但是，國家的社會一般管理職能不會消亡，當國家消亡之后，這種一般的管理職能將會由一定的社會機構來承擔。因此，科學地闡釋政府職能，不能不首先確定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就是政府職能具有二重性。作為國家的職能機構，政府本質上是為一定階級利益服務的;同時，它也承擔社會的一般管理職能，而僅從一般管理的角度來理解政府職能是片面的。

　　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卻抹殺國家、政府的階級性，只從公共管理的角度來論述政府職能，這其實是用所謂“政府的公共職能”，掩蓋政府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階級職能。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始終是占統治地位的金融壟斷資產階級。須知這些國家的政府職能，具有維護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和實施社會公共管理的職能兩重性。如同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限定詞“社會主義”去掉那樣，現在不少媒體往往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只稱為“發達國家”，而把“資本主義”這個重要定語去掉，這會起淡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階級性質和階級職能的作用。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主要為壟斷資產階級服務，這可以美國政府為例。筆者在美國訪問時，聽到馬里蘭大學一位擔任過國會議員的教授講演，他具體地敘述了國會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涉及美國臭名昭著的“院外活動集團”或稱議會兩院之外的“第三院”[⑥]。大意是，美國首都華盛頓駐有許多大公司的辦事處，它們的任務主要是與國會議員溝通，使本公司的利益能通過它們轉化為國家的政策。我提問，那么小公司的意愿可否向國會表達?他說，也可以，不過要通過近百家小企業構成的行會組織機構來代表。由此可見，美國政府的經濟決策主要代表大公司的利益，也就是代表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政府的這種階級本質是不可忽視的。

　　唯物史觀揭示出，政府屬于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筑范疇，它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自有階級社會以來，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政府，都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之上。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上的政府則不然。新中國的政府之所以被稱之為“人民政府”，因為它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這種經濟基礎由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構成，而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基礎的支柱。公有制經濟基礎決定了人民政府代表以工、農階級聯盟為主體的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鎮壓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反抗和破壞，這就是人民政府的階級性質，決定了它具有維護勞動人民經濟利益的經濟職能。當然，人民政府也必須承擔一般公共管理職能。如果新中國的公有制經濟基礎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被瓦解，那么人民政府作為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職能機構，將名存實亡，其階級性質和階級職能將不復存在。這正是國家“改旗易幟”的本質含義。

　　從人民政府具有為人民服務的階級職能和一般社會管理職能二重性的角度來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從計劃產品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轉變是在公有制經濟基礎上的經濟管理方式的轉變，而不是階級性質和階級職能的轉變。從階級職能上看，政府對勞動人民物質利益的分配管理，從僵化的“八級工資制”式的按勞分配管理方式，轉向適應市場經濟的、以公有制企業內部自主實行按勞分配、政府在企業之間作適當調節的管理方式，這恰恰是為了促進勞動者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相一致，更好地維護廣大勞動人民的經濟利益。從公共職能上看，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制度和維護社會秩序方面，新時期政府的管理方式會與計劃產品經濟時期有所不同，但是總體上說，這一轉變有助于全社會的和諧、文明，也必定能增進占社會成員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整體利益。可見，轉變政府的經濟管理方式，與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的階級職能是一致的。然而，《2030年的中國》卻完全用資產階級國家學說來論述政府職能的轉變，要求消解人民政府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階級性質和階級職能。

　　《2030年的中國》這樣闡釋“政府職能轉變”在“新戰略”中的核心地位：“作為其核心，這些改革措施要求轉變政府職能，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民營部門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政府需要退出對生產、分配和資源配置的直接參與”，“為重新界定職能，政府需要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并與民營部門的進一步發展相協調”(“內容概要”，第3頁)。這就是說，報告不是在堅持公有制經濟基礎的前提下轉變政府職能，而是要把以政府退出“直接參與”為目標的“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民營部門的進一步發展”，作為政府轉變職能的基礎。其所謂“民營部門的進一步發展”，就是大力發展私營企業;[⑦]報告還要“鼓勵民營部門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第20頁)，即在醫療、教育等領域搞私有化。“加快國有企業的改革”是什么含義?該書中文版說得有些含蓄，表述為“重新思考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的作用，促進經濟領域內的競爭”(“序言”，第2頁)，或者表述為，“通過推進關鍵領域改革以強固市場經濟的基礎”(“內容概要”，第1頁)。但是，在該書的英文版中，卻毫不含糊地主張，“國有企業產出占全國GDP的比重，應從2010年的27%減至2030年的10%”。[⑧] 可見，中文版上的所謂“重新思考”，就是要否定我國憲法關于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莊嚴規定;所謂“推進關鍵領域改革”，就是要推進國有經濟的私有化“改革”;而所謂“強固市場經濟的基礎”，也就是要把中國的市場經濟牢固地建立在全面私有化的私有制基礎上。

　　看清了《2030年的中國》所謂的“轉變政府職能”，是以推進國有經濟私有化為基礎的，人們就不難理解，它實質上是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公有制的支柱國有經濟，使人民政府失去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從而徹底消解人民政府的階級性質和階級職能，使人民政府完全放棄為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服務的經濟職能。這是企圖對人民政府實行根本性的顛覆。

　　二、 決不允許把人民政府蛻變為服務私營經濟的政府

　　人民政府的階級性質決定了它的經濟職能也具有階級性。政府的經濟職能必須為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服務，這樣，才能維護工農為主體的人民利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公有制經濟并存的還有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和具有過渡性的個體經濟。但是，正如鄧小平強調的，“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⑨]因此，人民政府應當利用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來為勞動人民的利益服務;應當對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基本方針，引導它們以及個體經濟逐步向社會主義經濟方向轉變。這其實就是新中國建立以來，所確立的人民政府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的基本關系。如果這種基本關系改變了，把服務公有制經濟的基本方向轉變為服務私營經濟，那么，人民政府就會蛻變為資產階級的政府。讓我們對《2030年的中國》要求政府職能轉向服務私營經濟的理由和目的，略作分析。

　　——《2030年的中國》提出政府職能轉向支持、輔助私營經濟的論據，具有極大的主觀性和荒謬性。它認為，“民營部門的作用至關重要，因為技術前沿的創新與技術追趕時的創新有本質區別。技術前沿的創新從根本上說是對未知世界的試錯，不確定性會大幅度增加。創新無法通過政府規劃來實現。事實上，參與創新試錯的企業越多，取得技術突破的可能性就越大，把新發現轉化為能夠帶來商業利益的產品的幾率也就越高。當企業發揮先導作用時，政府需要扮演支持者和輔助者的角色。”(第19頁)這種論證暗含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技術前沿的創新”只有依靠“民營部門”才能實現;而且用所謂“創新試錯”企業的多少，論證所謂“技術追趕時的創新”與“技術前沿的創新”的“本質區別”，這實際上是把技術追趕等同于亦步亦趨，不可能超越前人、跨入技術前沿。這種理由牽強附會，既不符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事實，更不符合新中國的科技發展史。美國、西歐和日本等科技強國，如果沒有政府大力資助科研的財政支出，沒有國家的科研機構，沒有由政府統領高校、非盈利性研究機構和企業研發機構構成的科技創新體系，僅靠政府支持私人公司搞盈利性科研開發，那些需要社會化協作并經過長期研發才能盈利的高端科技創新，是根本不可能發展起來的。[⑩]新中國能夠在物質條件很差的歷史條件下，以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短得多的時間，生產出“兩彈一星”，發展起自己的航天工程、新材料、海洋工程、生物工程等領域的高新科技，靠的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充分調動科技人員為人民服務的愛國主義主觀能動性，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集中群眾智慧、展開社會主義大協作等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優越性。在這種技術創新過程中，黨和政府起著任何單個部門、企業所無法取代的組織者、指揮者的重大作用。可以說，任何國家的政府，如果在科技創新中只是像《2030年的中國》所主張的那樣，僅僅對企業“扮演支持者和輔助者的角色”，而不是積極地發揮組織和指揮作用，那么該國的科技創新是根本不能進入世界前沿的。

　　——《2030年的中國》實質上企圖把人民政府蛻變為服務私營經濟的政府。它所謂“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民營部門和社會之間的關系”，主要有兩方面含義。一是“政府需要退出對生產、分配和資源配置的直接參與”(第19頁)。這實際是說，人民政府應當去除現有管理公有制經濟和作為中央權威機構計劃調節國民經濟的職能。二是在大量削減公有制經濟的同時，要求政府“確保形成一個促進民營部門發展的環境”，在“為公共產品和服務融資、保護環境、增進機會均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第20頁)，尤其是“完善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保障”，“提高人力資本質量”，“提高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城鎮之間、省市之間和行業之間的橫向流動性，以及社會、經濟和政治科層組織內的縱向流動性”(第19頁)。這顯然意味著，要通過轉變政府職能，讓私營企業更便利地使用發展經濟最重要的人力資源要素，而把政府作為輸送人力資源、促進私人經濟發展的外部因素，主要服務于私營經濟發展。

　　——《2030年的中國》代表了資產階級改變人民政府階級職能的愿望。報告說，“正在擴大的中產階級，表達并參與政策討論的要求越來越強烈”，“隨著人民廣泛參與發展進程，中產階級將成為和諧發展的主要推動者”(第20頁)。其實，既然是中產階級將是“主要推動者”，那今后就不可能只是“參與”政府政策討論，而必然要主導政府的決策。因此，其表達的真實含義是，今后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為中產階級服務。在該報告中，“中產階級”是個西方社會學使用的含混“階級”概念。如果我們遵循唯物史觀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階級劃分的基本原理，聯系報告所謂“促進民營部門發展”的主張，就不難理解，所謂 “正在擴大的中產階級”主要是指“私營企業主”階級或資本家階級。[11]報告還說，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這種間接、輔助的角色更為復雜，但可以借助于民營部門和社會組織更大的杠桿作用，產生更廣泛的影響”(第20頁)。這等于說，政府在“轉變職能”之后，還必須借助于私營經濟和非政府社會組織，才能適應“復雜”職能，發揮作用。這里，《2030年的中國》要把人民政府蛻變為資產階級政府的這種意愿，清楚地表達出來了。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對中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核心就是要改變中國人民政府的階級性質。可以說，《2030年的中國》的“新戰略”，與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如出一轍。

　　三、消解人民政府的經濟職能必將造成嚴重后果

　　經過3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形態由企業、市場和政府三個相互聯系的基本層面組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關系，在這三個層面都理應得到表現。在企業層面，公有資本總量應占主體，公有制企業的從業人員應占全社會企業總從業人員的50%以上。[12]在市場層面，應當在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調控下，形成市場總需求和市場總供給的基本平衡。在政府層面，應當形成公有制為基礎的宏觀經濟調控方式，使國民經濟在可持續的、社會再生產逐步擴大的有序態勢中運行。這些表現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所在。然而，如果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受到削弱，這些表現就會減弱;如果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受到嚴重削弱，就可能發生資本主義經濟那樣的經濟危機。

　　眾所周知，較長一段時間以來，由于一些政府部門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推行企業私有化“改制”，已導致我國公有制主體地位被嚴重削弱，使我國國民經濟運行呈現偏離科學發展的態勢。《2030年的中國》是看到這種不良態勢的，認為目前已出現“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公共服務獲取上的嚴重不公平，以及征地引發的矛盾沖突”等“社會失衡”，還有“嚴重的環境污染”和“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費國”等問題(第86頁)。《2030年的中國》的中方作者來自政府的重要智囊機構，本該遵循黨中央關于“自覺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的要求，[13]在經濟改革領域，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刻認識公有制被嚴重削弱是造成不良經濟態勢的根本原因，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并提出相應的科學對策。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不妨簡要分析一下《2030年的中國》所謂“轉變政府職能”將產生何種誤導作用：

　　——它將誤導政府放棄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本來，新中國已經形成科技力量、物質基礎都占優勢，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國有經濟。事實上，人民政府只有通過國有經濟，帶動集體經濟，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成分，才能控制經濟全局，發揮計劃調節國民經濟的職能。可是，報告卻把政府運用國有資本所有權控制國有企業經營權，從而控制經濟全局的統籌秩序，說成是政府“直接參與資源配置”，要求改變“政府依然直接參與資源配置和商業事務”的現狀(第92頁)。同時，報告十分具體地反對人民政府制定維護國有經濟的產業政策，說什么“在中國，政府干預競爭和施加行政壟斷最易引起問題的一種方式，就是制定正式的產業清單，對一些產業賦予國有企業完全控制權或優先地位”(第117頁)。它明確反對“國有經濟對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這7個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明確反對國家對“裝備制造、汽車、信息技術、建筑、鋼鐵、基礎金屬和化工產業”這些產業“保持較強控制力”(第117頁)。這樣一來，面對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在國內市場國際化的現實條件下，等于要中國的民族經濟失去國有經濟的支柱，在西方強大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跨國公司面前，丟盔卸甲，解除抵御能力。

　　——它將誤導政府放棄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所有制結構調整。本來，面對宏觀經濟運行出現的收入差距拉大、產能過剩等不良態勢，作為智囊機構應當建議中央政府統攬全局，著眼于問題產生的最深層原因，采取經濟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著力調整所有制結構，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根據憲法規定，應在生產要素的全局配置上，堅決確保和促進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應當大力總結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與市場有效結合的成功經驗，在深化體制的改革中推而廣之，振興公有制經濟，擴大按勞分配的生產關系，進而從根本上改變收入差距拉大的不良態勢，促進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可是，《2030年的中國》卻認為，“隨著形勢發展，政府的強有力干預，特別是對生產要素配置的干預，已經無助于解決日益嚴重的經濟失衡和社會摩擦”(第85頁)，要求政府進一步縮減國有經濟。這難道不是飲鴆止渴嗎?

　　——它將誤導政府放棄通過金融控制來調控國民經濟全局。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揭示了市場經濟形態的一般運行規律。即社會總資本的生產和流通由生產資本、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三種資本形態構成，三者有著空間并存、時間繼起的相互聯系，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全社會生產資本、商品資本的正常運行，將通過“貨幣流回規律”得到表現。[14] 在存在中央銀行的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流回規律將通過中央銀行的信貸(包括貨幣資本和貨幣兩種性質不同的信貸[15])狀態表現出來，因此，政府可以通過中央銀行的信貸是否平衡，發現整個國民經濟運行是否正常，并通過中央銀行調控金融系統，進而調控金融系統和生產系統、商業系統的關系。在產業結構失衡、通脹或通縮壓力顯現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對金融體系的控制尤其關乎國民經濟全局。可是，《2030年的中國》卻反而提出，對于金融體系，“政府干預較多”(第35頁)。這種“新戰略措施”對于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難道不是南轅北轍嗎?

　　可見，《2030年的中國》提出的“轉變政府職能”，實際上是要改掉人民政府在公有制基礎上促進共同富裕、最大限度地減少市場總供求失衡的經濟職能。這樣的政府職能轉變，不可能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普遍的“高收入”，而是要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引向兩極分化，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附庸國。

　　四、照搬現代資產階級政府的經濟職能勢必導致經濟危機

　　我國從計劃產品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人民政府的經濟職能是必須轉變的。因為適應產品經濟形態(狹隘的、僵化的粗放分工制度)的政府管理方式高度集中，與適應市場經濟形態(本質上是一種間接實現的社會分工制度)所要求的政府管理方式，的確具有重大區別。但是，這屬于經濟管理方式的職能轉變，而不是階級性質和階級職能的消解或蛻變。這種政府職能的轉變，從屬于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求政府實現服務人民利益和適應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職能統一。這種統一只能建立在確保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經濟基礎上。

　　如果像《2030年的中國》所主張的那樣，在企業層面大力削減國有經濟，又要政府“退出對生產、分配和資源配置的直接參與”，而在政府職能上則照搬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措施，那就既背離人民政府服務人民利益的階級職能要求，又會放縱市場社會分工制度固有的自發性，勢必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

　　從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職能的角度看，問題的關鍵在于充分認識市場關系的本質。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把市場理解為進行任何交易的場所，把市場經濟理解為一種經濟的組織方式。[16]這種解釋并沒抓住本質，存在片面性。馬克思則依據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由表及里地對市場和市場機制做了科學透徹的闡釋，其中有兩個基本原理對于我們科學理解人民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能，至關重要。

　　其一，市場關系具有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和產生危機的可能性。馬克思揭示出，“市場是流通領域本身的總表現”，[17]流通領域的物質形式是商品流通;其本質是物掩蓋下的“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關系的總和”，[18]即買者和賣者的整個社會關系網絡。商品流通突破了狹隘的家庭內部和村社內部的自然分工，打破了個人和地方的生產限制，發展起廣闊的社會分工，能夠促進社會分工的細化、深化，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也就是市場資源配置方式具有積極作用的原因。不過，這種積極作用是與商品流通運動的自發過程結合在一起的。在商品流通中，銷售者和購買者相互獨立、彼此割裂，這就勢必發生供求不相銜接的狀況，要買的買不到、要賣的又賣不掉。這說明商品流通或市場買賣關系的自發運動，潛伏著危機發生的可能性。看不到這一方面，是片面的。當然，這種潛在的可能性還不是現實性，能否成為現實，還要看商品生產在全社會發展的廣度和深度;也要看社會能否對這種自發性實行有效的控制。馬克思說，商品流通“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但僅僅是可能性”。[19]馬克思深刻地論證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一旦市場的商品流通作為社會總產品價值實現的流通領域，相對獨立地成為社會總資本運動的關鍵組成部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和私人占有制基本矛盾的發展，這種危機的可能性必然變成生產相對過剩周期性爆發的現實性。今天，由中國社會的歷史條件決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必須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是既然存在商品流通，就有發生危機的可能性。要防止危機由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就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基礎。這就需要繼續理解下面的原理。

　　其二，市場機制的作用是與所有制關系緊密聯系的。市場或商品流通關系本身的確不姓“社”，也不姓“資”;但這只是市場經濟形態的表層關系。這個表層關系的狀態取決于市場經濟機制作用的全過程，包括由生產資本、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三種資本形態構成的社會總資本的整體運動。其核心正如馬克思所言，“經濟，即生產過程”，[20]因而市場機制是流通與生產相結合的運動過程，必須聯系生產和再生產過程，才能科學地理解市場機制及其背后的全部生產關系。馬克思深刻地指出，“供求還以不同的階級和階層的存在為前提”。[21]因此，以供求關系表現出來的市場機制，本質上是一種階級關系的表現形式。這是因為，操縱物質商品及勞務的市場供給者，是掌握企業、具有一定生產目的的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形成市場消費需求的，是有購買力的消費者，而消費者的購買力是由他們的收入決定的，收入屬于分配關系范疇，分配關系則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表現和結果。正如馬克思揭示的，“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22]“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23]。因此，市場供求機制與階級關系緊密聯系，歸根到底是由生產領域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的。這樣，全社會占主體地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性質，就決定了市場運行的基本狀態。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動狀態，證實了馬克思關于市場關系和市場機制的原理是科學真理。這些國家的市場供給方主要是無限度擴大物質商品生產、追求利潤的資本家階級，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市場需求方卻是雇傭勞動者，只能形成有限的有購買力。因此，供大于求的不平衡就成為市場供求關系或市場機制起基礎作用的常態，持續一段時間就會爆發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而引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階級關系的典型表現，就是社會財富和收入分配的貧富兩極分化。

　　資產階級新老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都對此采取“鴕鳥政策”，迷信市場自發的配置資源的調節方式和自我平衡機制，否定政府“干預”市場機制的必要性，反對宏觀經濟調控，實質上就是完全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商品流通的無政府狀態必定產生經濟危機的客觀必然性。這從理論上說，顯然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完全經不起實踐的檢驗。現代資產階級政府不是都在采用財政、金融和產業政策等宏觀管理手段，調節市場機制嗎?這說明，即使是資產階級政府也不得不承認，市場配置資源這個自發的供求平衡器靠不住，政府需要對市場經濟進行一定干預和調控。但是這些政府干預或調解的出發點，乃是資產階級階級的整體利益，尤其是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

　　應當明白，凱恩斯主義作為現代資產階級政府用以指導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旨在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凱恩斯自己就毫不諱言地宣稱：“如果當真要追求階級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屬于我自己那個階級的利益”，“在階級斗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24]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羅同樣無所顧忌地承認：“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具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的傾向以及一切種類的價值判斷。但是，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材料力學或化學分子結構的研究不同，都與上述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有關。不論社會科學家的意愿如何，不論他是否覺察到這一切，甚至他力圖回避它們，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有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25]具體來說，凱恩斯主義的基本范疇“有效需求”，以維護“企業家”即資本家的正常利潤為基本前提;以“投資 = 儲蓄”這個科學上站不住腳的公式，來為宏觀決策提供依據。凱恩斯主義者不懂馬克思揭示的商品社會的社會再生產規律，弄不清社會總產品各部門、各行業必須在使用價值和價值兩方面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才能使全社會市場的供需實現平衡。[26]用這種理論指導宏觀調控實踐，只能把由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社產社會化這種對抗性的基本矛盾必然導致的生產過剩，暫時掩蓋起來，而使市場供求失衡背后的經濟結構失衡越積越深，結果必定走向“滯脹”，即生產衰退和通貨膨脹并發的深刻危機。1973—1975年爆發的戰后首次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就是以“滯脹”為特征的。

　　盡管現代資產階級政府為了緩和由基本矛盾引起的社會階級對抗，紛紛采取公共財政赤字的再分配手段，實施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福利政策，也取得了某些成效，但是，只要私有制經濟基礎繼續存在，基本矛盾導致的經濟危機或遲或早必定會發生。2008年以來，美國“次貸”(主要是住房領域的貸款)危機為發端的世界性金融、經濟危機，至今尚未走出艱難復蘇的陰影。這有力地證明，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資產階級政府的宏觀調控不可能成功。西歐國家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長期福利政策導致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美國發生全國性“占領華爾街”群眾示威(由于99%的人和1%的收入差距太大)，“財政懸崖”導致的政府關門兩周(由于增加公共福利的“醫改”撥款受到黨派之爭阻撓)，日本安倍經濟學的捉襟見肘，無不預示著，現代資產階級政府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上實施所謂公共服務的經濟職能，也正在走向盡頭。

　　至此可以知道，《2030年的中國》一方面根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要求政府不要干預經濟資源配置，放任并支持私營經濟發展，放任外國資本馳騁中國的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報告又參照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實施的經濟職能，要求中國政府轉向“為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資金”(第18頁)，“努力提供更加廣泛和深入的一系列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第57頁)，“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以及確保機會平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第93頁)。這些娓娓道來的所謂“政府轉變職能”，或是照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或是模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經濟職能，僅此而已，豈有他哉。它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的，更是違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一旦實施，經濟危機在中國將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可避免。

　　五、人民政府調控市場經濟的職能必須以公有制為基礎

　　弄清了關于市場關系和市場機制的科學原理，對照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的經濟危機，我們就會深刻認識，必須結合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來分析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必須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上研究和實踐政府職能的轉變。既然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要求商品供給與占人口大多數勞動人民有購買力的消費力相適應，政府就絕不能放棄對市場供求結構的干預，就必須堅定不移地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目前已經出現私營及外資經濟過度擴張、市場供求失衡的態勢下，政府更應當科學地發揮經濟職能，運用多種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促進國民經濟實現良性循環。所謂科學，就是既要糾正過去搞計劃產品經濟，主要靠指令性計劃實施宏觀經濟管理的方式，又要防止照搬現代資產階級政府的宏觀調控方式。應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尊重客觀存在的價值規律和社會再生產規律，創造中國特色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客觀要求的宏觀經濟調控方式。從宏觀經濟角度看，人民政府在經濟職能的轉變上，至少應當在下述方面積極探索和實踐。

　　一是要建立、健全控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全局的中央調控中心機構。在計劃產品經濟時期，存在政府經濟機構多頭設置、“政資不分”(行政管理與公有資本管理不分)、實行縱向指令性管理等弊病;并要求企業與之對應，造成企業管理機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是經濟運行出現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要使中央政府科學發揮調控市場機制的經濟職能，就必須在公有制經濟占主體的基礎上，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轉向自主經營的同時，改革政府職能機構，把政府的經濟管理與行政管理二者的職能分開，把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機構和對國有資本整體管理的機構區分開來;[27]并在精簡金融、財政、工農業和商業服務業等各類經濟管理職能機構的同時，在這些原先一定程度上存在各自為政的機構之上，構建一個具有指揮權威的、綜合性的、精干的中央指揮和調控機構，協調各類具體職能機構，從總量上對國民經濟實施統籌兼顧、計劃安排。

　　二是政府在宏觀經濟職能上，要把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與調整市場供求關系緊密結合起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對大多數勞動者實施按勞分配，這是消除居民收入兩級分化、實現市場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因此，政府調整宏觀經濟結構，要把完善所有制結構、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放在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地位。中國開放性的國內市場要實現供求平衡，顯然不能允許任由國內外的資本家階級主導市場供給，也不能讓廣大勞動人民分配所得只能形成有限的市場購買力需求。為此，一方面，要培育和發展能夠服從整體利益、自覺與人民政府計劃調節保持步調一致的商品生產者。這樣的市場供給方，占主體的只能是政府可以有效控制的國有經濟和政府有把握控制的集體經濟;而私有制經濟的“自利性”決定了它不會自覺服從政府的調節。換句話說，人民政府調節市場，促進供求平衡，不能不依賴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要促進市場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能與商品生產的供給相適應，這需要縮小使雇傭勞動者只能獲得以勞動力商品價格為收入最高限度的私營經濟成分，擴大自主勞動者按勞分配獲得收入的公有制經濟成分，這樣才能使市場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帶動整個市場需求，適應社會生產的增長。這也要求堅持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目前經濟學界普遍主張“擴大內需”，為的是實現市場供求平衡，這是因為近年來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使我國的出口“外需”遇到了麻煩。其實，目前的“內需不足”，主要是占人口大多數的廣大勞動人民的消費需求購買力不足。要提高“內需”，從根本上說，唯有盡快扭轉私有化造成的公有制經濟被嚴重削弱的態勢。

　　三是政府在計劃調控方式上，堅持從指令性調控向科學的指導性調控轉變。完全或主要用指令性計劃調控，不適應企業面向市場的自主經營，因而必須轉向主要由指導性計劃調控。但是，也不能絕對否定指令性計劃調控，在必要時仍可發揮其特殊作用。同時，指導性計劃調控必須講科學，應當對具體產業、行業有一定的約束力，否則就不可能抑制市場機制的自發性。值得提出的是，要堅持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基本觀點，從商品的實物形態和價值形態兩重性上進行計劃指導性調控，而不能只從價值形態單方面進行調控，以GDP論英雄。例如，對房地產業、汽車行業，就應當從實物形態或使用價值角度，對“高檔房”、小轎車進行計劃控制。目前這些商品在中國仍屬奢侈品，一般群眾買不起。而占人口少數的富裕起來的人們，卻給這些高檔商品生產提供了需求刺激。由于高檔品、奢侈品的生產，可以通過高額定價取得超額利潤，所以往往成為企業生產的追求。而且，價高商品又能給地方政府提供較多稅收，往往容易得到支持。于是，地區結構就逐步形成房地產業以建設高檔房為主，汽車產業以小轎車為主，由此助長起與市場多數人購買力相脫離的畸形宏觀產業結構。由于私有化造成的富人畢竟是少數，個人消費量有限，而高檔房、小轎車不斷產出，這就必然發生產能過剩。這些最終消費品一旦過剩，就必定影響與之緊密聯系的整個產業鏈的諸多上游和中游行業，如鋼鐵、水泥、鋁合金、平板玻璃、機械設備等等。現在的產能過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引起的。這足以說明，政府不能放棄從使用價值角度對宏觀經濟的直接調控。[28]

　　四是在宏觀經濟調控上，要尊重馬克思揭示的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撇開其所有制經濟基礎，是一種社會分工制度。資本主義經濟之所以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有較高的生產力，并不是私有制本身的功勞，而是如馬克思指出的，“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29]。市場社會分工制度存在一般規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遵循。例如，宏觀經濟中的無數企業分散、獨立經營，必然會導致在全社會每年用于固定資本實物更新的折舊基金價值總量和全社會的體現固定資本損耗價值的商品價值總量之間，出現不平衡;在某一時期，用于固定資本更新的商品生產會過剩，而另一時期又出現對這類商品的需求不足。這種因市場分工制度產生的商品過剩現象，不同于私有制兩極分化帶來的生產相對過剩。馬克思說，“這種過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禍害，而是利益;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下，它卻是禍害。”[30]原因就在于，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上，只要宏觀上出現任何大規模的商品過剩，就一定會引起許多相關私商破產乃至經濟危機。但是，如果社會生產以公有制為基礎，那么，由于公有制企業除了經營權的分散性外，還有所有權的整體統一性。只要不是人為的粗制濫造引致商品賣不出，宏觀經濟調控中心就可以設法在企業相互間進行資金和實物余缺的橫向調節，還可以進行不同時期社會再生產余缺的縱向調節。如可以通過建立專項社會再生產調節基金，購買這一時期的過剩商品作為社會儲備，去彌補另一時期必然產生的商品不足。這樣，在公有制基礎上，由社會固定資本再生產的不平衡，造成的這種市場經濟一般的商品過剩，就不至于造成經濟禍害。可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應當深化認識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一般規律，努力發揮公有制經濟基礎的優勢，克服市場固有的自發性，使市場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優點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

　　從上述要點的粗略分析中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尊重客觀經濟規律，人民政府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科學地轉變自己的經濟職能。必須結合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來分析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深入探究三者在市場經濟中的整體協同關系。可是，對于這些政府職能轉變的內容，《2030年的中國》卻不予研究。這也難怪，因為它提出“新戰略”及“轉變政府職能”的初衷，根本不想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發展，報告的目的只是要把中國推向在現代歷史條件下根本無法實現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而其實際后果，只能是將中國變成帝國主義國家壟斷資本的附庸。中國人民對這樣的“頂層設計”，必須看清其“廬山真面目”，予以堅決的揭露和批判。

　　(本文先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4年第2期；然后在《管理學刊》2014年第2期公開發表)

　　[①]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頁。

　　[②] 參見《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演講》，2013年10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08/c_125490697.htm.

　　[③]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課題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中文版)，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年。

　　[④] 參見何干強：《經濟學“西化”：蘇聯亡黨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由500天綱領引發的思考》，《山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7期。

　　[⑤] 筆者檢索《2030年的中國》中文版，只有在第341頁一處講“前社會主義國家”時，順帶地提到“社會主義”;只在第28頁提到“以股份制為公有制主要實現形式”、第309頁提到“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市場競爭格局”時，順帶地提到“公有制”;全書從“內容概要”到正文未見“人民政府”概念。

　　[⑥] 參見百度百科“院外活動集團”，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2302.htm.

　　[⑦] 這里需要指出，“民營經濟”、“民營部門”并不是什么新經濟范疇，人們早已從廣泛推行的“MBO”(經理層購買)等出賣公有制企業的“改制”實際操作中，認識了這些概念的實質內涵，它們不過是私營經濟這個范疇的代名詞。

　　[⑧] “The share of SOEs in industrial output would decline from the current 27% in 2010 to around 10% in 2030.” in The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p. 110.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2/02/28/000356161_20120228001303/Rendered/PDF/671790WP0P127500China020300complete.pdf.

　　[⑨]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9頁。

　　[⑩] 以美國為例，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計劃。如1980年的《史蒂文森—威德勒技術創新法》，明確了政府在推動產業創新中的作用。美國政府本身設有聯邦實驗室。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宣布，把美國GDP的3%投入研究和創新，成倍增加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能源部科學辦公室等3家國家主要科研機構的經費。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動政府、企業、高校和研究機構加強科研合作。參見孫昭鉞：《美國政府引導建立科技創新體系的主要舉措》，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網站，2010年5月，http://www.idcpc.org.cn/globalview/sjzh/85.htm.

　　[11] 毛澤東指出，“中產階級。這個階級代表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頁)。這個判斷從生產關系角度闡釋“中產階級”，至今仍然是科學的。

　　[12] 參見何干強：《論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最低限度》，《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10期。

　　[13]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09年9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2009-09-28，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0128764.html.

　　[14] 在社會總資本的流通運動中，各生產部門的單個資本互為條件，相互交換產品，以實現價值補償、實物更新。如果交換正常，作為交換主體的生產者預付到流通中用作媒介商品交換的貨幣，將按照他們投入的數額流回到自己手中。這就是貨幣流回規律。關于貨幣流回規律，《資本論》第2卷第三篇“Ⅴ.貨幣流通在交換中的媒介作用”一節做了專門闡述。

　　[15]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銀行貸款性質時，都把獲得貨幣性質的貸款與獲得貨幣資本性質的貸款區分開來。參見《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5、516—518頁。

　　[16] 例如，美國《現代經濟詞典》把市場經濟解釋為：“一種經濟組織方式，在這種方式下，生產什么樣的商品，采取什么方法生產以及生產出來以后誰將得到它們等問題，都依靠供求力量來解決。”詳見D. 格林沃爾德主編：《現代經濟詞典》，《現代經濟詞典》翻譯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275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頁。

　　[18] 《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7頁。

　　[19] 《資本論》第1卷，第135頁。

　　[20] 《資本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2頁。

　　[21] 《資本論》第3卷，第217頁。

　　[22] 《資本論》第3卷，第998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頁。

　　[24] 轉引自吳易風:《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述評》，《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4年第1期;原文見《凱恩斯：《勸說集》，蔡受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245頁。

　　[25] 轉引自吳易風:《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述評》，《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4年第1期;原文見Robert M. Solow，“Science and Ideology in Economics,” in Crandall Eckaus, e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Economics, Boston: Little Brown Inc., 1972, p. 11.

　　[26] 參見何干強：《論馬克思宏觀經濟分析的科學特征——兼與凱恩斯主義比較》，《經濟縱橫》2010年第10期。

　　[27] 參見何干強：《論國有資本的整體性監管》，《當代經濟研究》2010年第11期。

　　[28] 《國務院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國發〔2013〕41號)指出，要通過“消化一批、轉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過剩產能，“有效地化解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矛盾”，如“2015年底前再淘汰煉鐵1500萬噸、煉鋼1500萬噸、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億噸、平板玻璃2000萬重量箱”。文件要求“各省級人民政府對本地區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工作負總責，結合實際制定具體實施方案并組織實施”。國務院從商品的使用價值性能出發，詳細制訂了遏制五大產能過剩行業的“分業施策”指令性指標。如鋼鐵工業須“壓縮鋼鐵產能總量8000萬噸以上”，“在建筑結構縱向受力鋼筋中全面推廣應用400兆帕及以上強度高強鋼筋，替代335兆帕熱軋帶肋鋼筋等低品質鋼材”;水泥業需“盡快取消32.5復合水泥產品標準，逐步降低32.5復合水泥使用比重”;電解鋁業需在“2015年底前淘汰16萬安培以下預焙槽”;等等。2013年10月15日，http://www.gov.cn/zwgk/2013-10/15/content_2507143.htm.

　　[29]《資本論》第3卷，第96頁。

　　[30] 《資本論》第2卷，第5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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