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徹底地批判資產階級，這是“前三十年”的基本原則;推進改革開放不能不擁抱和利用資產階級，這是“后三十年”的流行曲。那么，進入共筑“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歷史階段了，應該對資產階級采取怎樣的態度呢?
如何對待資產階級，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不容回避也無法回避。“前三十年”打翻批倒了它，但沒有沒能批死也沒能批臭，是一件遠沒完成、半途而廢的事情;“后三十年”擁抱利用了它，但起勁也未分清是敵是友，還是一件爭議頗大、左右為難的事情。所以，今后應該怎樣對待資產階級，在中國這是一個差不多人人都需回答的大問題。當然，利益決定立場，立場不同，觀點自然五花八門。
筆者認為，對待當代中國的資產階級必須繼續進行強有力的批判。這是因為:
第一，資產階級客觀存在
當今中國不但是中國資本家與富豪的樂園，而且還是國際資本家和買辦的樂土，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在這塊沃土上蓬勃生長，這大概是不爭的事實，沒有誰會對此提出異議。但是，如果說在當今的中國存在一個資產階級，則要引起相當大的爭論。一些人認為，現如今中國沒有階級之分，只有階層之別，資本家也好，富豪也好，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只是階層不同，不能將其說成是資產階級;另外一些人則堅持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不但客觀存在，而且正在做大做強，日益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的重要力量，其思想綱領、路線方針已然成型并登堂入室，已經有能力開始爭奪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主導權。
究竟哪種說法是正確的呢?
筆者以為，資產階級在中國的存在與發展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有階層無階級”論不過是一種概念游戲。當代人類社會階級問題復雜化，階級關系出現一系列空前復雜的變化，但人類社會仍然沒有跳出階級社會的藩籬，階級仍然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中國也不例外，當今中國不僅出現了嚴重的階級分化，而且還處于明顯的初級階段，帶有相當原始的特點，階級界限清晰明了，遠不像現代資本主社會那般復雜。如果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的資產階級經過幾百年演化真有些面目模糊的話，那么新生的中國資產階級則棱角分明、摸樣清晰，活脫脫就是當年老資產階級的現代再版。
當今中國資產階級客觀存在，這是有關批判資產階級這一問題的首先必須明確的前提。
第二，資產階級必須批判
接下來的問題是，借助于改革開放而發展起來的中國新資產階級到底是怎樣的一個階級呢?
坦率地說，有關這一新資產階級的評價現在就想得出全面的結論為時尚早，筆者這里只想強調的是，批判資產階級是“中國道路”的邏輯起點，是發展中國、壯大中國的必經程序。必須批判資產階級的理由有千條有萬條，但核心不外乎以下幾條：
一是政治上的需要，不能讓資產階級取得政權。
資產階級有自己的政治倫理，它必然有理論上的代言人與政治上的代理人。在當代中國的政治框架中，資產階級及其各種形式的代理人往往被人們稱作是右派，并與左派和執政集團構成三足鼎立之勢，這是一個簡明劃分法，只是一個大概的描述。現如今的發展趨勢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倫理日益強烈地沖擊和否定著主流意識形態，資產階級正吶喊著向權力的殿堂進軍，其目的就是要在吃完經濟盛宴后繼續切分政治蛋糕，甚至獨享政治蛋糕。因此，如果不想讓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就必須批判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理論體系與價值取向，就必須批判資產階級對中國的改造方案和路線圖。
二是經濟上的需要，中國不能資本泛濫。
公有制與私有資本，這是中國目前經濟體系中既有聯系又相互否定的一對二元組合矛盾體。各種形式的私有資本是新資產階級的溫床，是其賴以生存發展的經濟基礎;各種形式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脊梁，是“中國道路”的筑路機，二者共同鑄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但同時二者又截然對立、互相否定和互相排斥。私有資本的發展要求沖毀公有制的堤壩，奪取公有制的世襲領地，徹底淹沒公有制，建立以資本為基礎的社會模式，走一條以資本為主脈絡的發展路線。如果這樣做，結果必然是國家被資本所綁架，中國不但成為國內資本的奴仆，也同時將成為國際資本的仆人。經濟自主是國家自主的前提與基石，因此，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必須拒絕資本在中國的泛濫，因而就必須批判資階級。
三是精神文化上的需要，中國不能金錢萬能
曾幾何時，古老而文明的中國即使說不上視金錢如糞土，但至少也是見利思義，金錢只能服從而不是支配倫常關系。但是，資本來到中國，就像當年資本來到人間一樣，不但從頭到腳都滴著骯臟的血，而且無孔不入地腐蝕瓦解了中國社會。現如今中國社會從思想到文化的全般墮落，資本之功當據首位。資本與權力茍合，孕育了無孔不入的腐敗;資本與封建聯姻，派生出無所不至的丑惡;資本給流氓撐腰，黑社會就在中國公然肆虐……從許多側面看，當今的中國就是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就是一個精神沉淪的濁世，就是一個道德缺失的國度，歷史和人民可以為了長遠目標容忍這些現象暫時存在，但不可能允許這些東西持續地泛濫，否則，換來的將不是什么偉大復興而是可恥的墮落。中國既要發展經濟，又要拒絕資本支配一切和金錢萬能，因而就不能不批判資產階級。
總之，從根本上說，不批判資產階級就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不批判資產階級就不能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不批判資產階級，所謂的“中國道路”就將成為一句空話。
第三，誰來批判資產階級
那么誰來批判資產階級，誰能擔當這樣一個歷史性的任務呢?
中國人歷來看重官方態度，往往一切事情都指望官方出面加以解決。在意識形態領域，過去也是這樣，思想價值導向基本取決于官方立場。但現在則完全不同了，一方面，由于僵化、呆板以及信任等方面的原因，官方的話語權在無情地衰落，另一方面，新媒體的發展壯大徹底顛覆了既往的輿論格局，不可避免地造成官方話語體系的矮化和邊緣化，更重要的是，執政集團與資產階級存在一系列共同利益，彼此之間在思想、隊伍以及價值取向方面存在密集的利益交織，與資產階級是斬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因而，來自官方的對資產階級批判一定是一批二哄、一批三讓，而且輕描淡寫，這差不多就像貪官與二奶的關系，非到大難臨頭之時，兩個人之間的恩怨始終都是一筆爛帳。
其實，這一想象老百姓看得很清楚。他們肯定不善于做什么理論概括，但他們能夠充分地感受得到，當今中國的官員們聯系群眾不過是例行公事，而聯系資本家大款富豪那才是全心全意的。所以，現實一點說，以今日中國官方的精神狀態與行動方式，不可能指望他們去徹底批判資產階級，他們所要做的，是要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中繼續擁抱和利用資產階級。
如此一來，批判資產階級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在了中國左翼力量的肩上。筆者一直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當代中國左翼力量的歷史使命與政治價值究竟何在。這一疑問在這里得到了部分答案。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中國左翼力量必須責無旁貸地擔負起批判資產階級這個歷史性的任務，這是一件功德無量光照后人的大好事，正所謂“道濟天下之溺”，左翼力量將以此為契機，彰顯自己的責任、價值與歷史使命，這也是對中國革命歷史傳統最好的傳承與延續，左翼將因為這一歷史擔當而彪炳史冊。
第四、怎樣批判資產階級
但是，批判資產階級還有一個戰略策略的問題。因為資產階級不但是龐然大物，而且權勢熏天。在前三十年的時候，主導這一批判的官方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下還只能批倒而不能批死，現如今總體情況如此不利，批判資產階級更是一個空前艱巨的任務。對此，有兩點策略性的考慮似乎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是理論批判并非當務之急。現在有一種傾向，左翼力量急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做正本清源，力圖在理論高度上重新取得優勢，但結果往往是曲高和寡，沒有什么明顯的效果。鑒于這樣的情況，筆者建議應更加重視在實際社會生活層面揭露資本的罪惡與殘暴，這是啟發基層群眾覺悟，提高大眾認識水平的妙方。這一點，是比較能夠做到的。資本泛濫在中國制造了新的不平等，官二代、富二代猖獗的基礎是資本權力的結果，而不是別的原因;勞動人民再一次淪為社會底層，官僚機構腐敗在深度廣度兩個方面迅猛發展，根本原因還是金錢關系決定一切所造成的，至于花天酒地、金迷紙醉的社會丑惡，則更是資本泛濫金錢至上的直接后果。所以應該更多地通過文學文藝以及簡明易懂的一切形式說明資產階級是如何禍害中國的，使廣大群眾在知道資本在帶來市場和生產繁榮的同時，更知道資本所帶來的罪惡與墮落。或者換句話說，不應只在紙面上理論上批判資產階級，還應該在實際社會生活上批判資產階級。從這個角度看，今日的左派離真正的革命派還有相當的距離，因為像當年工人夜校、農民運動教習所那種深入群眾的活動還不見蹤影。
二是批判的主要矛頭不能指向現行體制。批判資產階級，矛頭當然要指向資產階級。但在實際上，許多時候有人把矛頭指向現行體制，筆者以為，這是相當失策的。把對資本和資產階級的憤怒發泄到執政集團頭上，既偏離了大方向，也擴大了打擊面，屬于情緒用事，純屬發泄。當然，這樣的事情難以避免，但從長遠看，如果不加以糾正則是相當危險、也是十分有害的。
現在，中國發展的路線之爭越來越公開化、表面化了。這樣的事實再次告訴人們，資產階級只能走資產階級的路線，不可能走社會主義路線，而超階級的路線是不存在的。“中國道路”說到底還是社會主義路線，資產階級在這條路線上不可能感到舒適愜意，因而一定會充滿批判的精神，也就是說，對于資產階級，你批不批它，它都批你;你不批倒它，它就要批倒你。這是一條無法更改的歷史規律。
因此，筆者不得不提出批判資產階級這一話題，但只是提出建議拋磚引玉，沒有也不可能有本事拿出具體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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