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價值學說與茅于軾的虛偽和諧

剩余價值學說與茅于軾的虛偽和諧

茅于軾說：共產黨改名字，有不少人響應。這是名正言順的。改稱為和諧黨也比共產黨好。我們改革三十年，并沒有改變仇富的社會。它的理論基礎就是從剩余價值論導出的剝削理論。

那么現實中國是如所茅于軾說嗎？近三十年來，在國有企業改革中，自從實行廠長（經理）責任制，黨委（黨組織）就處于從屬的地位，慢慢的失去了監督和政治領導的作用，腐敗也就從國有企業領導層中蔓延開來，國有企業便從此逐步陷入困境。后來的股份制改造（或叫改制），6000多萬工人頃刻下崗失業，工人的民主權利消失殆盡。廠長（經理）責任制斷送了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改制使官僚、買辦和半殖民經濟體系成為現實。正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他們的資改促進了官僚階層的形成和權力擴大，他們也是先造譽論，他們先是打出階級斗爭熄滅論，一心一意建設論，階級斗爭熄滅了嗎？沒有，正是在階級斗爭熄滅論中官僚資產階級大肆處置國有資產，造就了新的資產階級和賣辦資產階級。在這些年他們任意處置國有資產，他們通過各種途徑私有化，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這樣就使中國處于官僚資產階級與新生資產階級的控制之中，他們又與外國資本主義相勾接，形成賣辦資產階級，官僚、賣辦和新生資產階級統治下所出現的勞資矛盾所反映出來的種種問題，是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難道不是干真萬確的現實嗎？盡管人們加上許多名詞，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存在是第一性，生產資料掌握在誰手里這個歷史事實是否定不了的；資本家支配著工人的命運這個歷史事實是抹殺不了的，他們有不與工人訂合同還用饑餓紀律要工人工作的權利，有不承認工傷、塵肺的權利，不給工人上任何保險的權利，不發工資或克扣工資的權利，以及開各種血汗工廠的權利，等等；各種資本勾接財產暴發這個歷史事實也是抹殺不了的！

他們在不爭論、不缺錢和讓工人叫資本家爸爸的輿論中和諧，去掩蓋下崗職工之痛，血汗工人之死和難，農民工之討薪，塵肺工人之開胸，博士研究生因老娘一個床位而自殺，大學生被金錢所迫去賣淫，無家可歸者之露宿凍死，…：他們取消四大，在主要防左聲中，不讓人民講活，把原來的黨、工會等各種組織逐漸變為一言堂，并禁止工人重新組織起來，他們取消了工人罷工自由，…。人民在溫飽線上徘徊著，但卻失去了保障線。人民承受的所有這些沒保障、受壓榨、受欺辱、被奴役、被剝削，如今的官卻真的像官了。那真是個個腰纏萬貫，有的甚至幾百萬、幾千萬、數十億。不僅自己花不完，甚至不需要花，因為還在源源不斷地廣收博采著。就連自己的三親七故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所謂“老子大官兒（女）大款”。而人民則是承受著“失業、下崗、官剝、商欺、黑社會、流氓、地痞、無賴、警匪”等的重重壓迫和欺負，資本家的黑工廠、血汗工廠、黑磚窯等的殘酷壓榨，新三座大山（住房、醫療、養老）的無奈，婦女姐妹的被迫賣淫（已經很不幸了，還要同時遭受警察的打擊和盤剝）。拆遷自焚，他們居家不知道開發商何時來扒屋，出門不知何時盜賊來偷竊；在家說不定何時遭到毒打與搶劫，出門不知啥時遇車禍。

當今中國難道真如有些人所歌頌的和諧嗎？正如某些人所說改稱為和諧黨也比共產黨好嗎？當今的歷史事實難道不是已證明“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制度(注：特色社會也不例外)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就像以前的各種社會一樣真相大白：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不同的階級答案當然不同！

這一點人們需要再溫習一下恩格斯《卡爾·馬克思》一文在中的論述。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

*（注：《卡爾·馬克思》一文是恩格斯應威·白拉克的請求為《人民歷書》寫的馬克思傳略，寫作時間為1877年6月中。
《人民歷書》是由白拉克主編的社會民主黨的年鑒，1875至1878年在不倫瑞克出版。——328。）

“在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學史冊的許多重要發現中，這里我們只能談兩點。
第一點就是他在整個世界史觀上實現了變革。以前所有的歷史觀，都以下述觀念為基礎：一切歷史變動的最終原因，應當到人們變動著的思想中去尋求，并且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最重要的、決定全部歷史的又是政治變動。可是，人的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政治變動的動因是什么——關于這一點，沒有人發問過。只有在法國歷史編纂學家和部分英國歷史編纂學家的新學派中，才產生了一種信念，認為至少從中世紀起，歐洲歷史的動力是新興資產階級為爭取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而同封建貴族所作的斗爭。現在馬克思則證明，至今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在全部紛繁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問題的中心僅僅是社會階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即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新興的階級要爭得統治。可是，這些階級又是由于什么而產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當時存在的粗鄙的物質條件，即各該時代社會借以生產和交換必要生活資料的那些條件。中世紀的封建統治依靠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規模的農民公社的經濟，這種經濟自己生產幾乎所有必需品，幾乎不進行交換。農民公社由好戰的貴族保護它們不受外敵侵害并使它們具有民族的或者甚至是政治的聯系。當城市產生，而獨立的手工工業和最初在國內后來在國際上的商業交往也隨之產生的時候，城市資產階級就發展起來了，這個資產階級早在中世紀時期，就已經在反對貴族的斗爭中爭得了在封建制度內同樣躋身于特權等級的地位。可是隨著15世紀中葉以后歐洲以外的世界的發現，資產階級得到了一個更廣大得多的通商區域，從而也得到了發展自己工業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產部門中，手工業被已經具有工廠性質的工場手工業所排擠，工場手工業又被大工業所排擠，而這種大工業是由于前一世紀的各種發明，特別是由于蒸汽機的發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業又反過來影響商業，它在落后國家里排擠舊式手工勞動，在比較發達的國家里，創造出現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輪船、鐵路和電報。這樣，資產階級日益把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雖然它在長時期內還被排除于政權之外，政權仍然操在貴族和靠貴族支持的王權手里。但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在法國是從大革命起——它把政權也奪到手了，于是它對于無產階級和小農說來就成了統治階級。從這個觀點來看，在充分認識了該階段社會經濟狀況（而我們那些歷史編纂學家當然完全沒有這種認識）的條件下，一切歷史現象都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明，同樣每一歷史時期的觀念和思想也可以極其簡單地由這一時期的經濟的生活條件以及由這些條件決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來說明。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礎上；一個很明顯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的應有之義此時終于獲得了承認。

這種新的歷史觀，對于社會主義的觀點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證明了：至今的全部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中發展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數人總是注定要從事艱苦的勞動而很少能得到享受。為什么會這樣呢？這只是因為在人類發展的以前一切階段上，生產還很不發達，以致歷史的發展只能在這種對立形式中進行，歷史的進步整個說來只是極少數特權者的事，廣大群眾則注定要終生從事勞動，為自己生產微薄的必要生活資料，同時還要為特權者生產日益豐富的資料。對歷史的這種考察方法通過上述方式對至今的階級統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釋，不然這種階級統治就只能用人的惡意來解釋，可是這同一種考察方法還使我們認識到：由于現時生產力如此巨大的發展，就連把人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最后一個借口，至少在最先進的國家里也已經消失了；居于統治地位的大資產階級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領導社會，甚至變成了生產發展的障礙，如各國的商業危機、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潰（注：指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這次危機于1873年席卷了奧地利、德國、北美、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意大利、俄國和其他國家，這次危機的特點是猛烈而深刻。——336。）以及工業不振的狀態就是證明；歷史的領導權已經轉到無產階級手中，而無產階級由于自己的整個社會地位，只有完全消滅一切階級統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才能解放自己；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以便確立這樣一種狀態，這時社會的每一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

馬克思的第二個重要發現，就是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換句話說，就是揭示了在現代社會內，在現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是怎樣進行的。自從政治經濟學提出了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價值的源泉這個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個問題：雇傭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勞動所生產的價值總額，而必須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給資本家，這一情況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是社會主義者都力圖對這個問題作出有科學根據的答復，但都徒勞無功，直到最后才由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兩個社會階級的存在為前提的，一方面是資本家，他們占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另一方面是無產者，他們被排除于這種占有之外而僅有一種商品即自己的勞動力可以出賣，因此他們不得不出賣這種勞動力以占有生活資料。但是一個商品的價值是由體現在該商品的生產中、從而也體現在它的再生產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的；所以，一個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勞動力的價值，是由體現在維持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量中的勞動量來決定的。假定一個工人一天的生活資料需要6小時的勞動來生產，或者也可以說，它們所包含的勞動相當于6小時的勞動量；在這種場合，一天的勞動力的價值就表現為同樣體現6小時勞動的貨幣量。再假定說，雇用這個工人的資本家付給他這個數目，即付給他勞動力的全部價值。這樣，如果工人每天給這個資本家做6小時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償了資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時的勞動抵償了6小時的勞動（注：在1891年紐約《先驅者。人民歷書畫刊》上發表時，這里的“勞動”一詞改為“報酬”。——編者注）。在這種場合，這個資本家當然是什么也沒有得到；因此，他對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說，我購買這個工人的勞動力不是6個小時，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據情況讓工人勞動8小時、10小時、12小時、14小時或者更多的時間，所以第7、第8和以后各小時的產品就是無酬勞動的產品，直接落到資本家的腰包里。這樣，給這個資本家做事的工人，不僅再生產著他那由資本家付酬的勞動力的價值，而且除此之外還生產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起先被這個資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經濟規律在整個資本家階級中進行分配，構成地租、利潤、資本積累的基礎，總之，即非勞動階級所消費或積累的一切財富的基礎。這樣也就證明了，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徭役勞動的封建主一樣，是靠占有他人無酬勞動發財致富的，而所有這些剝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這種無酬勞動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這樣一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制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就像以前的各種社會一樣真相大白：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

對于馬克思的二個重要發現,“理論”們是同意還是反對呢？你們的許多論調，例如：貓論、先富論、市場經濟論、資本家入黨論、人本論，是符合馬克思的二個重要發現呢，還是與茅于軾們的論點相同或相似呢？你們的學習型，是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學習茅于軾們呢？

革命的人民我們應當多多學習馬克思、毛澤東等的原著，這里抄錄以下語錄以共同學習之！用以研究和識別當今的人和事，以便明確斗爭目標，采取正確的斗爭方法和策略去爭取勝利！

毛主席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14日、16日、18日）:“問題是不能用鋼鐵數量多少來作決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來作決定的。歷史上從來就是如此。歷史上從來就是弱者戰勝強者，沒有槍的人戰勝全副武裝的人。布爾什維克曾經一支槍也沒有。蘇聯同志告訴我，二月革命〔１６〕的時候，只有四萬黨員；十月革命的時候，也只有二十四萬黨員。聯共黨史簡明教程那本書上的第一頁第一節〈段〉寫了一個辯證法：從小組到全國。開頭是稀稀拉拉的幾十個人的小組，后來變成整個國家的領導者。蘇聯同志，你們修改《聯共黨史》的時候，我希望不要把這幾句話修改掉了。我們中國也是如此，開頭是稀稀拉拉幾十個人的共產主義者的小組，現在也是領導著整個國家，領導著六億四千萬人口的大黨。幾十個共產主義者的小組，現在發展成一千二百萬黨員。我這話是特別想同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同志們交換意見的，因為他們現在還處在困難中；有些黨很小，有些黨有成批黨員退出黨。我說這不足為怪，也許是好事。我們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在團結問題上我想講一點方法問題。我說對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敵對分子，破壞分子，那就要采取團結的態度。對他們要采取辯證的方法，而不應采取形而上學的方法。什么叫辯證的方法？就是對一切加以分析，承認人總是要犯錯誤的，不因為一個人犯了錯誤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寧曾講過，不犯錯誤的人全世界一個也沒有。我就是犯過許多錯誤的，這些錯誤對我很有益處，這些錯誤教育了我。任何一個人都要人支持。一個好漢也要三個幫，一個笆籬也要三個樁。這是中國的成語。中國還有一句成語，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你赫魯曉夫同志這朵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我毛澤東這朵荷花不好，更要綠葉扶持。我們中國還有一句成語，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合乎我們赫魯曉夫同志的口號——集體領導。單獨的一個諸葛亮總是不完全的，總是有缺陷的。你看我們這十二國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現在文字上的修正還沒有完結。我看要是自稱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樣，那種思想是不妥當的。因此，對犯錯誤的同志應該采取什么態度呢？應該有分析，采取辯證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學的方法。我們黨曾經陷入形而上學——教條主義，對自己不喜歡的人就全部毀滅他。后來我們批判了教條主義，逐步地多學會了一點辯證法。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就是對立面的統一。承認這個觀點，對犯錯誤的同志怎么辦呢？對犯錯誤的同志第一是要斗爭，要把錯誤思想徹底肅清；第二，還要幫助他。一曰斗，二曰幫。從善意出發幫助他改正錯誤，使他有一條出路。

對待另一種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１９〕那種人，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高崗〔２０〕那種人，對他們無法采取幫助態度，因為他們不可救藥。還有像希特勒、蔣介石、沙皇，也都是無可救藥，只能打倒，因為他們對于我們說來，是絕對地互相排斥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沒有兩重性，只有一重性。對于帝國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在最后說來也是如此，它們最后必然要被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

意識形態也是一樣，要用唯物論代替唯心論，用無神論代替有神論。這是在戰略目的上說的。在策略階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協了。在朝鮮三八線上我們不是同美國人妥協了嗎？在越南不是同法國人妥協了嗎？”

1966年7月8日毛主席信中就指出：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一九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澤東指出:“事物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規律發展的，不依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者和半修正主義者的意志為轉移。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知識分子，在革命政黨領導之下，如果他們認識了客觀事物（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規律，從而采取了正確的斗爭方法，并將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從事堅決的斗爭，如果他們是這樣的話，那末，他們的斗爭就一定會勝利。階級斗爭如此。生產斗爭也是如此。總之，人們必須在自己的實踐中，精心地去尋找客觀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觀地臆造出來的規律，并利用這種由客觀反映到主觀的規律，亦即客觀真理轉化為主觀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觀世界，實現人們的理想。否則是不可能的。一切反動派和機會主義者總是脫離人民群眾，違反客觀規律，因而他們遲早要失敗。這一點還有疑義嗎？完全沒有了。全世界的勝利都是我們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節選）:

“資產階級民主派在社會民主黨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資產階級民主派都是“誠實的人”，他們就根本不可能有參加該黨的愿望；如果他們竟然希望加入這個黨，那也只是為了挑起爭吵。”

“如果他們所想的正是他們所寫的，那么他們就應當退出黨，至少也應當放棄他們的顯要職位。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就是承認他們想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來反對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所以，黨如果還讓他們占據顯要的職位，那就是自己出賣自己。”

2010/1/28

附：茅于軾說：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會上有了一些富人就變成眾矢之的，就被剝奪，被侵犯。這一傳統幾千年沒變，而集中反映在文革時候。其結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徹底的窮人國。誰也不敢變成富人。萬一變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連子女都不能上大學，不能參軍，不能入黨。九億人口彼此監督，不讓任何一個人變富。幸虧鄧小平提出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才打破了僵局。現在許多人批評鄧小平這個政策，是不明白當時的背景。我們要讓全國人民最后都變成富人，目前如果我們沒有齊步變富的辦法，只好先讓一部分人致富。我們正在走上這條路。如果我們見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結果就是又回到窮人國的狀況去。我相信這不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愿望。

1957年，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

在市場經濟下，雖然會有人貧困，但是窮人可以變富人，現在很多的富人都是有過去的窮人變過來的，因為在市場經濟下大家都有機會創造財富、走向富裕。市場經濟是有它自身的問題，比如容易造成貧富差距過大。但是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要說新舊觀念的沖突，在經濟學中最繞不過去的應該是關于價值理論的爭論。馬克思終其畢生的精力撰寫了《資本論》，其核心理論就是勞動價值論，他試圖通過勞動價值論證明剩余價值的存在，證明資本家剝削了工人。這一套理論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統天下的絕對優勢。中國人讀書讀到高中以上的都要學政治經濟學，其內容就是勞動價值論。然而勞動價值論顯然和市場經濟相沖突。如果承認勞動價值論，就必然導致取消私人經濟，引入公有經濟的政策。所以經濟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會遭到勞動價值論的抵制。允許市場的供需定價，勞動者的自由謀職和簽訂勞動合同，準許私營經濟的發展，企業的運作以利潤為目標，無一不和勞動價值論相沖突。要推進經濟改革就必須放棄勞動價值論，接受交換價值論。

我們改革三十年，并沒有改變仇富的社會。它的理論基礎就是從剩余價值論導出的剝削理論。

仇視富人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前途的社會。這句話年輕人不大能理解。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國人應該能夠懂得。從1949年解放到1978年改革開始，這三十年就是仇視富人的社會。誰也不敢當富人。窮人最光榮，三代貧農才有資格提干，越窮越革命，越正確。一個人沾上一點富，立刻就倒霉。結果是中國變成了一個窮人國，絕對沒有一個富人。沒有誰有私人小汽車，有自己的住房，全都是無產階級。這樣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我們要鼓勵富人，致富光榮，幫助大家致富，這才有前途。可是剝削理論是懸在富人頭頂上的一把劍，叫他們不得安寧。這能是一個和諧社會嗎？

從根本上說，“共產黨”顧名思義就是要共別人的財產，建立生產資料的共有制社會。但是在實踐上我們已經放棄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而黨的名稱并沒有改，這成為一切混亂的根源之一。事實上，共產黨是從“communistparty”翻譯過來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沒有“共產”的意思。別人的財產，建立生產資料的共有制社會。但是在實踐上我們已經放棄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而黨的名稱并沒有改，這成為一切混亂的根源之一。事實上，共產黨是從“communistparty”翻譯過來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沒有“共產”的意思。Communist是從commune一詞演化而來，是公眾參與的意思。現在世界上還有不少communistparty，但是他們未必想共別人的產，而是追求平等參與。只有中國共產黨還堅持著“共產”。原來的名詞不改，新概念的確立會處處碰壁。聽說李瑞環前主席提議共產黨改名字，有不少人響應。這是名正言順的。改稱為和諧黨也比共產黨好。我國的憲法是一部只立不破的大雜燴，老東西和新事物并存，充滿著矛盾。好在沒有人會較真，也沒有人會認真執行。頂多只會給國際輿論界制造一點談資。在憲法序言中一再強調“人民民主專政”，并說明，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在憲法第五條中又說：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如果人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還有什么專政可言。如果講專政，就有專政者和被專政者的區別，它必定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實行專政。照字面上的解釋，是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應該是無產階級專資產階級的政，可是事實上作為專政的無產階級現在連影子都不見了，現在真正在實行的是政府專老百姓的政。政府手里有槍，有武裝，而老百姓是赤手空拳的。不像在美國，老百姓手里也有槍，是專門用來對付政府的。百姓有持槍權，這是美國憲法規定的。盡管因為人人都能持槍，美國每年出了無數命案，但是因為有憲法的規定，持槍權始終沒能被取消，怕的就是一旦政府拿槍對付老百姓，老百姓不至于束手無策。其實在美國政府拿槍對付老百姓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在我國倒是一個現實問題。但是中國的老百姓是不可以持槍的，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現實。為了減少憲法中的矛盾，有人多次建議取消憲法中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款。可能是為了鞏固政權，要保持對反政府力量的威懾，至今舍不得取消。有幾件典型的案件說明專政的后果并不有利于政權的鞏固。一個是發生在北京的城管被小販砸死的事，政府方面大張旗鼓地宣布死者為烈士，而對小販所受的委屈一字不提。全國范圍內有許多次政府的執法人員打死人的事，可是從來都是盡量掩飾，重罪輕究。今年貴州甕安發生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打砸燒擾。不但把公安局全燒了，連縣政府也一塊兒燒。這種事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公眾與政府的對立由來已久。其根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政府動輒以武力對付百姓，百姓只有被專政的份。現代國家的共和政體已經徹底取消了專政的觀念。所謂共和，從字面上看就是大家放棄武力講和平。不動用武力，就只有商量的一條路可走。所以共和國都一定是對內放棄了武力的國家，是民主國家，專政就只有槍桿子出政權的國家還在使用著。但其前途一點光明都沒有。要說新舊觀念的沖突，在經濟學中最繞不過去的應該是關于價值理論的爭論。馬克思終其畢生的精力撰寫了《資本論》，其核心理論就是勞動價值論，他試圖通過勞動價值論證明剩余價值的存在，證明資本家剝削了工人。這一套理論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統天下的絕對優勢。中國人讀書讀到高中以上的都要學政治經濟學，其內容就是勞動價值論。然而勞動價值論顯然和市場經濟相沖突。如果承認勞動價值論，就必然導致取消私人經濟，引入公有經濟的政策。所以經濟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會遭到勞動價值論的抵制。允許市場的供需定價，勞動者的自由謀職和簽訂勞動合同，準許私營經濟的發展，企業的運作以利潤為目標，無一不和勞動價值論相沖突。要推進經濟改革就必須放棄勞動價值論，接受交換價值論。于是是價值理論的大論戰。改革以來經濟學界所發表的學術論文，恐怕有三分之一都跟勞動價值論直接間接有關。這和世界上別的國家的經濟學界相比較算是一個顯著的特點。不過這不是什么好事，而是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費。在原體制之下中國培養了一批專門教勞動價值論的各個級別的老師，從中學老師到大學教授，進而到研究員和勞動價值論的專家。他們所熟悉的就是勞動價值論，要他們改講交換價值論是非常困難的。他們為了生存，就必然捍衛勞動價值論。所以對某些人來講，這場論戰是生死存亡之戰。到現在，大學里專門學經濟學的已經完全轉換到交換價值論，但是在中學和非經濟專業的大學里，還是勞動價值論的天下。這些課也是學生不愿意上，老師不愿意教，學生在課堂上打瞌睡，叫校方非常為難的事。黨的宣傳部門和教育部門的領導強調一定要學，而且要學好。可是現實生活卻強烈地抵制這種理論。這是另外一個例子，立了交換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沒有破，還照樣頑強地存在著。勞動價值論是和剝削理論相聯系的。不破掉勞動價值論，等于承認剝削理論。一個企業家投資創辦企業，如果賺了錢，似乎就是剝削所得。雖然現在沒有任何法律，說企業家賺錢是非法的，但是按照勞動價值論，這筆錢不具有正當性。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是可以清算的。這是當前社會最大的隱患。我國在傳統上有沒有仇富思想，各有各的說法。但是解放后培養仇富思想一直是階級教育的核心內容，這是不容置疑的。每次搞運動，發動群眾斗“壞人”的時候，都先要憶苦思甜，要控訴舊社會，把仇恨的種子引發出來，再集中到被斗人的身上。“壞人”有各種“壞法”，有國民黨特務，有共產黨叛徒，有里通外國，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有反毛澤東反江X，還有修正主義，名堂多不勝舉。牽連最廣的恐怕是剝削分子，包括地主富農和資本家。一旦和剝削分子掛上鉤，一輩子不得翻身，連子子孫孫也永遠沒有出頭日子，他們不能上大學，不能入黨，不能提干，不能參軍，一輩子做受歧視的另類。'文革”時，成批量地殺人，把人活埋，連小孩婦女都不饒過，這種仇恨心理普遍地存在于廣大群眾之中。有人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個恨從何而來？就是從剝削理論來的。至今，大部分人仍然認為Communist是從commune一詞演化而來，是公眾參與的意思。現在世界上還有不少communist party，但是他們未必想共別人的產，而是追求平等參與。只有中國共產黨還堅持著“共產”。原來的名詞不改，新概念的確立會處處碰壁。聽說李xx前主席提議共產黨改名字，有不少人響應。這是名正言順的。改稱為和諧黨也比共產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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