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等級制度的顛倒——倒金字塔形的文革

對等級制度的顛倒——倒金字塔形的文革

辛若水

（一）對等級制度的顛倒

如果要問文革最大的特點是什么？我想，就是對等級制度的顛倒吧。我們知道，歷來的等級制度都是金字塔形的。最高的等級是國王、皇帝或者國家元首；其次丞相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軍隊，再其次是士、農、工、商，也就是人民群眾；如果是在奴隸社會，下面還有奴隸、戰俘等。也就是說，等級制度是金字塔形的，國王高高在上，大大小小的官吏、軍隊為人民所供養，也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而下層的群眾呢，則受剝削，受壓迫，整年累月辛苦勞動，卻又食不果腹。等級制度的害處，我們是很清楚的；然而，最為可怕的也許倒不在等級制度對人現實的來縛，而在于等級制度深入到了人們的觀念里、靈魂中。在精神上被等級觀念來縛之后，便以為等級制度是天經地義的，自古皆然的，從來如此的。然而，從來如此，就對么？實際上，等級制度并不是天經地義的，也不是自古皆然的；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它就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在古羅馬，有斯巴達克思起義；在中國古代，也有盜跖的反抗。奴隸的反抗動搖了奴隸制度，農民的起義也動搖了封建制度。在德國，有閔采爾領導的農民起義，在俄羅斯有普加喬夫領導的農民起義，在中國農民起義更是風起云涌，從陳勝、吳廣的大澤鄉起義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起義，難道這些農民起義都像某些學者所講的，阻礙了歷史的進步？要我說，不但沒有阻礙歷史的進步，反而動搖了等級制度的基礎。封建的帝王將相不是宣稱他們是最為尊貴的嗎？可陳勝、吳廣們偏生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有人說，農民起義不是被撲滅，就是成為了改朝換代的工具，所以，他們的歷史意義不是很大。但什么是歷史意義呢？我以為，歷史意義實在根基于一種歷史的精神。真正的歷史精神，必然是反抗強權，反抗等級制度的。既然反抗等級制度，那就必然去追求平等。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絕對的是平等，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那就滿足于相對的平等吧。但這相對的平等，相對上一陣子，就不平等了。老子說過：“天之道，損有余以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既然“損不足以奉有余”，那結果只有，財富向極少數人那里集中。全世界都是大款、富豪，那是不可能的，大多數人只要吃飽飯就行了，跟人家挨餓、受凍的比，我們已經很幸福了。正所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們固然可以有這樣的心態，但關鍵的卻是等級制度又回到人間了。經濟上的不平等，必然導致政治上的不平等；而相伴隨的又有文化、教育等等各方面的不平等。那么，對于人神共憤的等級制度，有沒有好的辦法呢？馬克思曾經講過他的宏愿，那就是建立沒有等級的等級；可以說，沒有等級的等級，就是平等。但是，什么時候，平等才能夠真正降臨人間呢？大抵也只在共產主義抑或黃金世界里吧。那么說，這平等，就永無實現之日了？我可沒這么說，即便真的這樣，也要給人們留下一點希望吧。但是，文革對付等級制度，卻是極有手段的。等級制度不是金字塔形的嗎？文革把這金字塔形的等級制度從根基上顛倒過來，原來處在最高等級的，一下子成為了最低等級。也就是說，等級越高，在文革中，他的地位就越低。而原來處于最低等級的人民群眾，則成為了最高等級。誰最有可能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呢？也只有那些統治者。因為統治者掌握著權力，而權力是可以制約別人的。為官作宰的都會說，權力是人民給的，所以要為人民服務；這是一種道德的自覺，非常高尚；但是，普天之下的人，都是這么高尚的嗎？這可說不準。其實，不僅高尚的人是少數，而且還有許多卑劣的人。把為人民服務寄托在道德自覺上，保險系數并不是很大；但若把等級制度從根本上顛倒過來，讓人民群眾高高在上，那掌握權力的人就不敢懈怠，就真正的為人民服務了。因為他們不為人民服務，他們手中的權力就會失效，他們的號令就會失靈。也就是說，文革是從根本上確保人民群眾利益的；它決不容許出現一個新的貴族階層。我覺得，也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才可以真正理解毛澤東，真正理解文革。可以說，文革是在真正意義上做到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

（二）群眾至上

對等級制度的顛倒，最核心的問題是什么呢？大抵就是群眾至上吧。如果群眾至上，那誰還敢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呢？所以顛倒等級制度，就是不讓任何人凌架在人民群眾之上。說實在的，在中國古代就有民本、民貴的思想，孟子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但是，這種民貴的思想，是自上而下的，是那些權貴們俯下身子來看民眾。雖然講民貴，但事實上卻是民賤。賤民養育了權貴，可權貴從來不知感激，甚至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歷史本來是人民群眾的歷史，但實際上，卻搞成了帝王將相的歷史。所以，文革宣稱，以往的歷史都是被顛倒的；既然如此，那就要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顛倒歷史，顛倒等級制度，最大的成果就是確立了人民至上的原則。人民群眾大抵是最有力量的吧，革命戰爭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毛澤東人民戰爭的思想，確實非常厲害；其實，正是全民皆兵，鍛煉出了一支戰無不勝的力量。陳毅元帥曾經講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推車給推出來的。美國人則宣稱，他們不怕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因為在這方面中國永遠趕不上美國；他們就怕中國軍隊的毛澤東化。在毛澤東的一生中，始終是依靠人民群眾的；他的勝利，他的輝煌，都來源于人民群眾。而在文革中，毛澤東的群眾觀點顯然取得了一個飛躍。也就是說，他把人民群眾凌架在了官僚機構之上。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的。因為歷來都是一個王朝腐朽透頂，人民群眾起來推翻它；而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為了自己的萬古長存，號召群眾造自己的反。在官員們看來，把人民群眾凌架在官僚之上，那無疑于自殺；哪一個人愿意自己被別人打倒呢？所以真正有骨氣的人，是打而不倒的。而打而不倒本身，就是一種鍛煉，也可以說是：“經風雨，見世面。”在這里我想舉彭德懷的例子。我覺得，彭德懷所以對我們現在還有影響，也許并不是因為他打了多少勝仗，而是因為他留下了一部《彭德懷自述》。他的骨氣，他的忠誠，他的光明磊落，將永遠為我們所折服。他在文革中，大抵也只是挨批挨斗，不過在挨批挨斗的時候，卻也記起了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有一件事很讓人困惑，在挨斗的時候，他喊出了“我是彭德懷”，但周圍的人卻沒有任何反應。如果是在戰場上，他這樣喊一句，就會有成千成百的人為之沖鋒陷陣。可為什么，在文革中，這話卻失靈了呢？我想，這是和文革的特點分不開的。文革是反權威的，不過，雖是反權威吧，人們心中還是有一個權威的，那就是毛澤東。人們心中只有一個毛澤東，誰又知道彭德懷是何許人也呢？再則群眾革命的浪潮，讓除了毛澤東之外的權威全都倒臺了，所以權威們的號令也就失靈了。把群眾凌架于官僚機構之上，確實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問題。我們知道，在文革時代，所謂的官僚主義并不怎么嚴重，但是，毛澤東就是要防患于未然，把官僚主義消滅在萌芽狀態。當然，任何領導者，除了毛澤東，都不會喜歡文革。文革是官僚主義的最大災難。領導總要有領導的權威，但文革卻把領導的權威打得蕩然無存。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對領導者，當然是壞事，對革命群眾，恐怕就不是了。那么，把人民群眾凌架在官僚機構之上，會導致什么結果呢？也就是群眾專政。在文革中挨批挨斗的領導者、知識分子，自然對群眾專政痛心疾首了。也許，在他們的觀念里，所謂的群眾，就是暴民吧。法國大革命是暴民的革命，那文革想來也是如此吧。我發現，自己漸漸懂得毛澤東與大多領導者的分歧了。大多領導者，也是講依靠群眾的，但是他們更看重黨的民主集中制，而不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解決官僚主義、腐敗問題。但毛澤東則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腐敗問題，所以便采用了發動群眾，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方式。當然，把人民群眾凌架在官僚機構之上，確實有點左；但對人民群眾來說，又左得可愛。群眾至上的觀點，大多人還是接受的，但把人民群眾凌架在官僚機構之上，就很難為領導者所認同了。正是群眾至上的原則，造就了轟轟烈烈的文革。我們現在總愛講文革是大災難、大浩劫；為什么不講講它是官僚主義的大災難、大浩劫呢？

（三）所謂的新貴族階層

文革就是為了防止出現所謂的新貴族階層的。首先，新貴族階層，享有特權，凌架于人民群眾之上；其次，如果真有了新貴族階層，那“紅色江山萬萬年”就是一句空話了。其實，爭論在文革時期，是不是出現了新貴族階層，意義并不是很大。我們甚至可以說，那時候雖然有些人有一些特權，但新的貴族階層并沒有出現，因為在那個時代可以說是共同貧窮。不過，正因為貧窮的緣故，所以大家似乎比較平等，而且社會風氣也非常好。當然，我這里所謂的社會風氣好，主要是指沒有偷的、搶的、坑蒙拐騙的，至于緊張的階級斗爭空氣，那是不在其中的。我們現在都講文革時期的階級斗爭是人為的階級斗爭；但是，那個時候為什么要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呢？是吃飽了，撐的沒事，還是有著非常崇高的目的？顯然，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也是有著崇高目的的。有的人可能非常奇怪，覺得難以理解，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里面有什么崇高目的呢？而實際上，這也沒有什么難以理解的。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就是為了防止現出新的貴族階層。如果我們不從這一點去理解，就很難明白當時為什么講“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些顯然荒唐的觀點、做法，實際上是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的。如果看不到這深刻的歷史根源，我們就會覺得那時候人們的智力水平太低下了。而實際上并不是那個樣子。在那個時代，人們幾乎是把富裕等同于腐化墮落的，而清貧才是道德高尚的象征。我們雖然清貧，但比那些花天酒地的敵人高尚多了。西方的媒體不也講嗎，肥肥胖胖的共產黨要比面黃肌瘦的強多了。他們所以希望共產黨肥肥胖胖，那也就是想讓他們腐化墮落，好復辟資本主義吧。在文革的視野里，防止新貴族階層的出現就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但是，人們也很奇怪啊，都講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然而人民為什么總是受窮呢？都把資本主義視為洪水猛獸，可為什么人家總是吃香的，喝辣的呢？不是說資本主義就要滅亡了嗎？可為什么一點敗象也沒有，而且大有“錦上添花，烈火烹油”之勢呢！而這也就孕育著思想的變革或者說解放。當然，我們現在思想解放的水平已經很高了，也就是說意識形態的爭執已經被淡化了，姓資還是姓社，已經不再是根本性的問題。從把資本主義視為洪水猛獸，到現在的投懷送抱，這飛躍確實不小。一句話，我們的觀念變了，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變了。社會主義不是讓人受窮的，社會主義要實現共同富裕。怎樣實現共同富裕呢？共同富裕并不是同步富裕，而是鼓勵一部人先富起來，讓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種想法自然是很好的，但是，貧富分化卻是很難避免的。人們過的是好了，但是貧富差距拉得更大了。如果說新的貴族階層，在文革時期還處于萌芽狀態的話，那到現在，我們就不好這樣講了。那么多的大款、富豪，也只能讓我們疑心；新的貴族階層是不是存在，我們是不知道的，但人們卻在開始認同貴族的精神。當然，在認同貴族精神的時候，要加一個前提，那就是否定貴族的特權。其實，既然認同了貴族的精神，那離認同貴族的特權也不遠了。不過，更大的可能是因為認同了貴族的特權，才去認同的貴族的精神。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的文革確實失敗了。因為他所致力的就是防止新貴族階層的出現，盡而維護社會公平、社會正義。毛澤東的文革成為災難，成為浩劫，就是他失敗的明證。但是，在毛澤東的心中，文革又決不是災難與浩劫的，它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史無前例的革命。在否定文革的人看來，毛澤東的文革失敗了，這自然是天大的好事，因為在毛澤東是失敗，在另外一些人就是勝利，像有的農民兄弟講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但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卻勝利了。其實，農民兄弟講話，雖然證明了他們的覺悟，但實在是不合時宜的。現在哪些人不夢想著當大老板，或者成為大款富豪呢。季羨林先生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是就人生來講的，而就大的歷史來說，實在是“三百年河東，三百年河西”啊。我只擔心，三百年后，還是會有人懷念毛澤東的文革。

（四）為階級斗爭所掩蓋的

我們現在看文革中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大抵非常好笑。就像許多人所講的，世界上根本沒有階級斗爭這回事；階級斗爭是馬克思編出來忽悠人的。然而，真的是這個樣子么？我們也不希望有激烈的階級斗爭，因為我們向往的是消滅階級，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理想社會。但是，階級斗爭又是在人類歷史上存在的，否則那風起云涌的奴隸起義、農民起義是怎么來的呢？難道在馬克思未出生以前，他們都受了馬克思的騙嗎？可以說，沒有階級斗爭，就沒有中國革命的。而作為中國革命頂峰的文革，不可能也決不會丟掉階級斗爭這個法寶。所以，那個時候講“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否定文革的人，自然是用了釜底抽薪的法子，在文革時期，階級斗爭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所以階級斗爭便成了人為制造的，而且是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人民內部矛盾當做敵我矛盾來處理。不過，細想想，這樣說也頗有道理，而且這還是用毛澤東自己的理論去否定毛澤東的文革。但我認為，文革時代有沒有階級斗爭的基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么要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可以說，階級斗爭只不過是工具、手段，它是服務于一個更高的終極的。這個更高的終極又是什么？很顯然，所以要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就是為了防止新貴族階層的出現。也許，最大的災難，并不是文革，而是新貴族階層的出現。新貴族階層，也就是特權階層；雖然講人人平等，但如果有了新貴族階層，那這種平等就是沒有保障的。那新貴族階層會出現在哪里呢？出現在街上要飯的人哪里，不太現實吧；出現在無權無勢的平頭百姓哪里，好像也不怎么可能。那也只有出現在掌握權力的人那里。可以說，文革所以要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就是在向官僚主義、貪污腐敗宣戰。毛澤東的文革確實有高瞻遠矚的一面。他在開始的時候，就想到結束了。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夠最終勝利？一方面固然是革命志士、人民群眾的浴血奮戰，另一方面也由了反動派的腐朽透頂。國民黨在北伐的時候何嘗不是一呼百應呢？但短短二十幾年后，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已經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了。興亡誰人定，盛衰豈無憑？毛澤東的文革也是總結歷代興亡教訓的結果。官僚主義，貪污腐敗，在萌芽狀態的時候，算不了什么，也只不過肌膚之患，但當肌膚之患成為心腹大患的時候，恐怕想治都力不從心了。蔡恒公諱疾忌醫的故事，我們是知道的；難道我們也像他一樣病入骨髓，才能夠覺悟嗎？即便覺悟，又能怎么樣呢?已經太遲了，神仙也救不了了。我們從來沒有講過官僚主義、貪污腐敗是人民內部矛盾吧。沒有人會明著支持官僚主義、貪污腐敗，大家都是要反對官僚主義、貪污腐敗的。但問題的關鍵是怎么反？毛澤東的文革是采用的徹底除根的法子。用群眾革命斗爭的方式，去解決官僚主義、腐敗問題。把人民群眾凌架在官僚機構之上，這確實是一個創舉。不過，這個創舉，對官僚機構來講，確實是災難性的。官僚主義、貪污腐敗，大抵并不是蜻蜓點水的小事，因為它關系到生死存亡。堡壘總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所以，文革便想用激風暴雨的革命手段，來純潔自己的內部，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當然，我們現在是否定文革的，所以在文革中，被強調的反對官僚主義、貪污腐敗，防止出現一個新的貴族階層，便完全被淡化，甚至忘記了。我們現在只是講“以階級斗爭為綱”，怎樣不好，卻根本不知道這階級斗爭是針對的什么。可以說，文革是在向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黑暗因子開戰；革命革到自己頭上，擁護的人，自然就不多了。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所謂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那就全部成為笑柄了。可以這樣講，文革本身是具備魯迅那種深刻的。雖然魯迅如果活在文革，也要挨批斗，但是，文革確實激蕩著魯迅的精神。當然，文革的歷史，已經在人們的否定中，變得面目全非了。但是，文革又是自有其精神的。如果人們在病入骨髓的時候，才記起文革，那是不是太遲了呢？

（五）依然存在的等級

雖然文革也在致力于消滅等級的事業，以建設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但事實上，文革并沒有消滅等級，它只是實現了對等級制度的顛倒而已。正是因為對等級制度的顛倒，所以才造就了倒金塔形的文革。文革雖然是倒金字塔形的，但是原來的金字塔形的等級，還是存在的；這就造成了等級制度的錯亂。人民群眾上升到了金字塔的頂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因為把人民群眾凌架在官僚機構之上，這是難以想象的事情，而在文革，卻是現實。要說文革最大的創舉，我想，也就在這一點吧。人民群眾有力量，這是不爭的事實；古人就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歷來都是官僚機構在人民群眾之上的；也正因如此，官僚機構到最后往往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而到人民群眾不堪苦楚的時候，就會起來造反或者革命。在人民革命的浪潮中，官僚機構的權力就會失效。而文革也正是用人民革命的方式，來消除官僚機構的弊端。也可以這樣說，毛澤東考慮問題不是站在官僚機構上，而是為了廣大人民群眾。讓人民群眾居于金字塔的頂端，這不僅是真誠，更是創舉。不過，倒字塔形的文革，也確實存在許多問題。人民群眾處在金字塔的頂端，會不會把這個金字塔壓垮呢？要知道，人民群眾的數量是最多的。所謂官僚、統治者畢竟太少。確實很容易壓垮的。但把等級制度的金字塔壓垮又有什么不好呢?等級制度被壓垮了，那豈不是人人平等了。但是，消滅等級制度，又真的太難了，絕對的平等是永遠也實現不了的。我們縱然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等級制度，也很難破除人們心中的等級觀念。人在社會上確實有等級，我們是很難超越自己所處的等級的。等級制度的金字塔，是高聳入云的；我們也只能在等級制度下茍延殘喘。至于顛倒等級制度簡直是不可以想象的，也許，只有毛澤東這樣的歷史巨人才可以做到吧。顛倒等級制度，卻不能夠消滅等級制度，這也是很可以悲衰的事情。既然不能消滅等級制度，卻又顛倒等級制度，這是不是徒勞的呢？也就是說倒金字塔形的文革，是不是徒勞的呢？我想，不是的。文革是深刻地影響了歷史的；雖然我們現在極力回避這種影響，要去徹底地否定文革，但這不正從反面證明了文革的影響之大嗎？可以這樣說，正是毛澤東的文革，重塑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不過正因為這種重塑，在知識分子的精神上、心靈上，留下了永恒的傷痕。知識分子會永遠地記住文革，因為那確實是文化的大災難、大浩劫。在倒金字塔形的文革中，雖然人民群眾處在最高的等級；但知識分子卻處在了最低的等級，甚至連階級敵人的地位都不如，人們所謂的“臭老九”，正是這種地位的明證。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為后來的用知識分子的血淚去否定由億萬群眾參加的文革，提供了合理性。在那個時代，對知識分子壓倒性的問題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而現在，我們已經在實質上，把這一點給淡化了，我們現在的文藝更注重個性的表達。我想，最為根本的原因也只是知識分子的地位提高了，不必整天對著人民群眾低頭哈腰了。倒金字塔形的文革是“亂”，而撥亂反正呢，就是現場恢復原來的金字塔形。而恢復了原來的金字塔形，那人民群眾就不處于最高的等級了。也就是說，毛澤東的創舉失敗了。把人民群眾凌架在官僚機構之上，會得到哪個領導的贊同呢？所以，毛澤東的文革注定是孤獨的。毛澤東的文革會成為遙遠的絕響，只不知猴年馬月，才會產生歷史的回音。在人民心中，毛澤東是永遠的神圣；而在毛澤東的心中，人民更是永遠的神圣。在毛澤東的天平上，人民是壓倒一切的。我覺得，文革中所謂的“以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那不過是表面現象罷了；它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一個新貴族階層的誕生。在當時并不存在的新貴族階層，自然是被視為洪水猛獸的；但現在呢，多少人想著擠進這個階層啊。毛澤東說過，將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這話是再真實不過的了。然而，他既然這樣說，顯然預料到了什么。毛澤東的旗幟，會不會褪色呢？我想，不會吧。那他的旗幟上究竟寫的什么，我們還辨的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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