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太陽升——日神精神光照下的文革

東方紅，太陽升——日神精神光照下的文革

辛若水

（一）日神精神

所謂的日神精神，實際上來源于希臘文化。日神精神代表著光明，而日神就是阿波羅。與日神阿波羅相對的則是酒神狄俄尼索斯。酒神精神代表著醉狂，或者說狂歡。希臘文化就是典型的酒神文化。實際上，希臘悲劇就是酒神文化的產物。尼采說，悲劇誕生于音樂，這也許和歷史事實不怎么符合，但是從哲學精神上講，卻是大致不謬的。有人說，中國文化是非酒型的文化，這大抵是對的；因為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是沒有什么醉狂的。西方有狂歡節，但我們卻沒有。大抵我們也狂歡不起來，因為我們畢竟是崇尚溫柔敦厚的君子，即便內心深處有什么歡喜，也要隱藏起來，而不會喜形于色。東晉的宰相謝安，在得知淝水之戰勝利的消息后，并沒有手舞足蹈，而只是和朋友正常的下棋；當朋友問及，他也只淡淡地說：“小兒輩大破賊。”勝利了，內心的歡喜自是有的，只是把這種歡喜變成一種沉靜，而不是用狂歡的形式表現出來。但若在古希臘，打了大勝仗之后，自然是要狂歡的。而所以狂歡，說明希臘的民族性格是非常張揚的，也可以說是外向型的性格；而我們呢，把勝利的歡喜，用理性平復下來，則說明我們民族的性格是內斂的，也可以說是內向型的性格。我們的文化是非酒神型的，而這恰恰說明了另一點，即我們的文化是日神型的。我們所謂的日神精神，當然和希臘神話中的阿波羅并不相干；因為我們的日神不在奧林匹克山上，而是心中的紅太陽。在文革時代，心中的紅太陽，當然是指毛澤東。我們說日神精神光照下的文革，實際上就是說毛澤東光照下的文革。我覺得，毛澤東光照下的文革，是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的。如果我們意識不到文革是毛澤東光照下的，那就永遠無法接近文革的真實。誠然，文革的真實，是多方面的：有官僚、知識分子的苦難，也有全國人民的激情燃燒；有“全面內戰”，“打倒一切”，也有人們精神的無比純潔。無論試圖去掩蓋哪方面的真實都是徒勞無益的。但是，文革各方面的真實，也會匯集成一個大真實；對這個大真實，我們應該有自己清醒的判斷。其實，日神精神或者說毛澤東所以能夠光照文革，靠的不僅僅是權力，更在于他的思想。我們知道，那個時代，有很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他們不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更在那里活學活用。毛澤東講過的，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毛澤東固然重視思想的作用，但更重視思想所指導的實踐。思想要去掌握群眾，才能夠發揮出思想的作用。當然，那個時候，把思想抬到了非常高的地位，講思想政治工作是黨的生命線。但是，我們現在就想了，思想真能夠發揮改天換地的作用么？毛澤東思想固然是戰無不勝的，但是，背一遍《毛主席語錄》就可以無往而不勝么？《毛主席語錄》應該說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據說，這紅寶書比西方《圣經》的發行量都要大。而《毛主席語錄》也獲得了類似《圣經》的神圣地位。可以說，文革是把神圣日常化；但是神圣的日常化，很大程度上意味著神圣的庸俗化。實際上，神圣的庸俗化是對神圣的最大褻瀆，當然，這是就內在的精神來講的。其實，毛澤東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那幾本小書，像吹噓的那樣神乎其神。毛澤東自己是很清醒的，只不過他在有意識地利用個人崇拜罷了。最偉大的思想，到最后，都不免凝聚成一尊神的。毛澤東思想也凝聚成了一尊神。毛澤東思想光照下的文革，究竟是一番怎樣的圖景呢？全國山河一片紅，這不是詩人的想象，而是活生生的現實；但是，這活生生的現實，又凝聚了多少人的美好想象呢？我覺得，只有把文革放到共運史中，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講，毛澤東所光照下的文革，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中國。當然，我們可以說，共產主義中國，不過一個神話；但是，創造共產主義中國這個神話的人們，難道不是真正偉大的么？真正讓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是共產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毛澤東思想光照下的文革，才是文革最大的真實。至于官僚、知識分子的苦難，在我們今天看來，是感天動地的竇娥冤，甚至比竇娥還要冤，但在文革的歷史進程中，這一切畢竟是微不足道的。

（二）日神崇拜

幾乎所有的民族都崇拜過太陽吧。太陽給我們以溫暖、光明；沒有太陽，生命大抵是不會存在的，正所謂“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大和民族，是最崇拜太陽的，所以他們的國旗都是太陽旗。而我們中華民族，也是追逐太陽的民族。雖然夸父逐日，并不可能，但卻體現了堅韌不拔的精神。至于后羿射日，對太陽似乎有點不敬，但那種戰天斗地的精神，現在想來，依然讓人心潮澎湃。太陽是最偉大的，它可以驅散黑暗，帶來光明；它普照大地，滋養萬物。也正因為太陽的偉大，所以那些帝王們總愛把自己比做太陽。而對于帝王這樣的太陽，臣民們自然要山呼萬歲，忠心耿耿；臣民們必須去維護帝王的權威，這一方面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另一方面則因為“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但是，既然帝王們把自己比做太陽，那就說明帝王們并不就是太陽。太陽就在天上懸著，亙古如一，且又光景常新，這和帝王又有什么相干呢？原古的人們把太陽神化了，而帝王們又把自己神化了。帝王們把自己比做太陽，實際上也是神道設教的意思。而神道設教。只是用來愚民，就是帝王自己也不信的。不是帝王們把自己比做太陽嗎？于是，人們便喊出了：“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的詛咒。所以，這日神崇拜，終究是靠不住的。因為只要惹急了眼，人們才不管你太陽不太陽呢；即便你真的就是太陽，又能怎么樣呢？我們反正是“見魔殺魔，見佛殺佛。”除了狂妄自大的，少有人把自己比做太陽的；尼采曾把自己比做太陽，然而終于瘋掉了；其實，瘋掉是所有狂人最好的結局。但最為可怕的卻是，在瘋狂這里，有人們思想的全部秘密。我覺得，文革時代太抵即是日神崇拜的時代。當然，文革時代的日神崇拜，和以往人們對封建帝王的崇拜全然不同。對封建帝王的崇拜是不得已，崇拜也得崇拜，不崇拜也得崇拜；就是整天高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最后也不免身首異處。但是，文革的日神崇拜，一則出于自愿，二則發自真誠。我們雖然把毛澤東當做紅太陽，但毛澤東自己卻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太陽。太陽，只是比喻，只是象征；如果有誰把比喻，把象征當真，那也只能說明他自己是傻子。可以說，文革中的日神崇拜，就是對毛澤東的崇拜。然而，毛澤東既不是太陽，也不是日神；他對自己的定位，雖然有時不免矛盾，但大致還是準確的。毛澤東本身就是無數矛盾的統一體，從他對個人崇拜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來。馬克思主義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的崇拜的，在漫長的革命年月里，毛澤東對這一點，始終保持著清醒的態度。但是，在文革中，毛澤東對個人崇拜有了一些讓步；他覺得個人崇拜，還是有一些好處的。一個班就應該崇拜班長，否則事情不好辦；一個廠就應該崇拜廠長，否則事情也不好辦。如果以歷史的態度來對待個人崇拜，會發現，它確實有許多積極的作用，甚至有一種魔力。其實，在革命戰爭的年月里，人們也形成了一種迷信；那就是只要跟著毛主席，就會取得勝利。不過，與其說這是一種迷信，毋寧說這是一種信念。正是這種信念，讓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革命的勝利，也必然伴隨著毛澤東的神化。“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取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為什么毛澤東能夠被神化呢？我想，這決不是因為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毛澤東為人民謀幸福，這才是他能夠被神化的根源。蔣介石不也在搞個人崇拜嗎？可為什么沒有人買帳呢？也只是因為他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文革中，對毛澤東的崇拜，縱然出現了許多荒唐的怪現象，但這種崇拜本身，并不荒唐。毛澤東這個名字，會與勞苦大眾永遠地聯系在一起。所以，也只有勞苦大眾，才能夠真正理解毛澤東崇拜的深刻內涵。從文革時代走過來的人們，并沒有因為后來對文革的否定，對毛澤東的“三七”開，而失掉他們神圣的情感。在他們的心中，毛澤東，是永遠的神圣；如果有誰說他們心中的神圣不好，他們就會痛罵現在的貪官污吏。這不由得讓人想起魯迅小說《風波》中的那句話：“若是趙子龍在世，天下斷不會是這個樣子。”那些堅定的毛派們，也只能想象著，若是毛主席還在……，但那只能是想象，并沒有誰能夠起死人于地下。

（三）純潔年代

在文革時代，人們的精神是非常純潔的，而這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日神精神的光照。也許，現在的人們會覺得不可思議；在浩劫與災難中，人們的精神又怎么純潔呢？那時候，人們的政治欲望膨脹到了何種程度，你能說他們是純潔的嗎？其實，政治欲望的膨脹，并不妨礙人們精神的純潔。并且，那時候政治欲望的膨脹，并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而是要實現全人類的解放。如此高尚的動機，不是純潔，又是什么呢？那個時候，人們追求的就是純而又純的東西。這種純而又純的東西，是簡單的、樸素的，也正是在這簡單、樸素中體現了人們高尚的精神。再也沒有哪個時代，像文革那樣重視人的精神。精神當然不是萬能的，但人總要有一種精神才好。干事業，沒有精神，大抵是不成的；尤其在艱難的事業中，精神會發揮人們難以想象的作用。我們現在所以不再相信文革時代人們精神的純潔，主要的在于我們對文革的構想中，已經是群魔亂舞了。在群魔亂舞的時代，又怎么會有精神的純潔可言呢？然而，歷史從來就是“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群魔亂舞，那是群魔的事，并且群魔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又算什么呢？文革時代的精神純潔，是一個大的社會氛圍，也可以說是人們總體的精神狀態。純潔是與真誠聯系在一起的。文革時代，有人們的真誠存在嗎？不了解那段真實歷史的人，當然會大搖其頭。如果那個時候，人們那么真誠，怎么還會有那么多的冤假錯案？難道制造冤假錯案也需要真誠嗎？真誠地制造冤假錯案，這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啊。但是，制造冤假錯案的，只是一少部分人；而大部分的革命群眾，也只是為時代的大潮所裹挾，并不知道真相的。其實，愈是不知道真相，愈顯出真誠與純潔。真誠與純潔是不必為歷史的災難負責的。那誰為歷史的災難負責呢？其實，歷史的災難是太大的重負，沒有任何人擔得起來的。誰也不必為歷史的災難負責，因為對待歷史的最好態度，就是讓歷史真正成為歷史。辛辛苦苦地去追求誰之罪，大抵是徒勞無益的。因為我們即便把幕后的主謀找出來，又能怎么辦呢？歷史的災難發生了，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既然如此，那就讓歷史本身為歷史負責吧。但我們發現，制造歷史災難的，竟是最真誠、最純潔的人們，又情何以堪呢？我們現在知道過分地真誠，過分的純潔，都是不好的。真誠與純潔，也會帶來災難。難道真誠與純潔本身就是罪惡的嗎？我可不敢這么說。那么，為什么最為美好的東西，能夠帶來災難呢？也許，最為根本的東西，也還在人身上。其實，災難并不可怕，關鍵的是要走出災難。如果我們走出了災難，那會不會去否定真誠與純潔呢？我想，是不會的；因為真誠與純潔，畢竟是美好的東西。但是，我們卻會對真純與純潔，保持警惕；因為我們畢竟不希望美好的東西帶來災難。無論什么東西，即便是天底下頂頂好的東西，都不能過度的；一過度就會走向好的反面。文革時代人們精神的純潔并沒有錯，但是太過純潔，并且用這種純潔制造了災難，就不好了；文革時代的真誠，也沒有錯，但是太過真誠，并且用這種真誠去踐踏生命的尊嚴，就有大錯了。在歷史的災難面前，誰不說自己是真誠的呢？誰不說自己是純潔的呢？但是，這又有什么用呢？真誠與純潔，大抵只能永遠埋在心里，而不能拿出來標榜，更不能用這為自己的罪惡辯護。在歷史上，真誠與純潔的命運往往是非常可悲的；真誠會為虛假取代，而純潔呢，則會為污穢沾染。“假做真時真亦假”，所以還是不那么真誠的好；“皎皎者易污”，所以還是和光同塵的好。文革時代，人們精神的純潔，是顯而易見的；可是這樣的純潔又有什么用呢？不僅這種純潔沒有用，就是它本身也跳進黃河，永遠洗不清了。我覺得，歷史的真實，也應該包括精神的真實。當然，文革時代，人們精神的真實，已經面目全非了。在災難與浩劫面前，講發自內心的真誠，講人們精神狀態的純潔，實際上，很無力的。不過即便如此，我們依然希望能夠葆有自己的真誠與純潔。真誠與純潔不應該背負起歷史災難的惡名。是與真誠、純潔截然相反的東西，釀成了歷史的災難。

（四）分明的愛憎

其實，純潔的精神是與分明的愛憎聯系在一起的。因為精神過于純潔，所以這分明的愛憎又有點過于簡單。那么簡單在哪里呢？也即是，好人就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對于好人當然倍加愛護；對于壞人呢，則是無比憎恨。純潔的精神，就是容易導致這種簡單化的愛憎。這種簡單化的愛憎好不好呢？我們不能說它不好，因為人就是要有所愛有所憎；但我們同樣不能說它就好，因為這種簡單的愛憎往往背離了真實。因為人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善惡分明。好人與壞人實在很難區分的。如果說好人全好，那為什么還有偽君子；如果說壞人全壞，那為什么壞人又可以棄惡從善。把人看的太過簡單，這是精神純潔最大的不好。而由精神純潔，所導致的分明的愛憎，也有許多強權的因素。純潔的精神會造就許多幼稚的理想，譬如把天下變成好人的天下，把壞人趕盡殺絕。說實在的，只要有人在，這天下就有好人、壞人的區分。好人，難道因為好，就應該高高在上嗎？壞人，難道因為壞，就應該當牛做馬嗎？世界上并沒有這樣的規矩。當然，在許多歷史情境下，是好人當牛做馬，而壞人高高在上。但是，如果區分人的好壞，只是為了造就新的等級程度，那這種區分就是不恰當的。我們很早以前就講平等的觀念了。平等，對于人來說，那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人；在做人的基點上，是平等的。好人，是人；壞人，也是人。朋友，是人；敵人，也是人。當然，只有在和諧的社會才可以這樣做；如果大動蕩中這樣說，那是既無原則也無立場的。超越道德的善惡，把壞人當做人來對待，這是人類的進步；超越政治的分歧，把敵人當做人來對待，這是政治的進步。只有在道德上，把壞人當做人看，才可以使他們棄惡從善，成為好人；只有在政治上，把敵人當做人看，才可以把他們從敵人轉化成朋友。我們總的目的，就是把壞人變成好人，把敵人變成朋友。如果天底下的壞人全都變成了好人，那這個世界上還有壞人么？如果天底下的敵人全都變成了朋友，那這個世界上還有敵人么？我們知道有個說法，叫做“仁者無敵”。只有推行仁義，才能夠化干戈為玉帛，變刀劍為犁鋤。其實，細想想“仁者無敵”，也是中了精神純潔的毒。“仁者無敵”，大抵也只是一種理想罷了；在現實的世界中，恐怕都想和仁者較量一下呢。甘地應該算仁者吧，他所推行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可以說為印度人的解放點亮了一盞明燈，可他自己卻被殺害了。不是說“仁者無敵”么？一顆子彈，就結束了這個神話。當然，這顆子彈會犯眾怒的，但是，眾人再憤怒，又有什么用呢？一個神話已經破產了。大抵任何理論都是有極限的，到了這個極限，它就會向相反的方面轉化，甚至導致理論本身的破產。其實，“仁者無敵”，這個神話，早就應該破產了；不過，它即便破產了，我們也還會信它。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美好的希望，我們每個人的精神都有純潔的一面。分明的愛憎，可以說是文革那一代人共有的特點。愛，要愛到骨子里，甚至匍匐在地，山呼萬歲；恨，也要恨到骨子里，甚至要食其肉，寢其皮。這樣的愛，讓我們熱淚盈眶；這樣的恨，又讓我們毛骨悚然。我雖然喜歡被愛感動，但并不希望恨像毒蛇一樣噬嚙自己的心。說實在的，我們這一代人，就沒有那么分明的愛憎。對我們來說，大愛無言，就仿佛蜻蜓點水；而恨呢，離我們更加地遙遠。讓我們去恨誰呢？恨壞人么？可誰是壞人呢？我們發現牛鬼蛇神比正人君子還可愛呢？恨敵人么？我們是要廣交天下朋友的，又哪有那么多恨呢。可以說，分明的愛憎，是大革命、大動蕩時代的產物；在和諧的社會里，恐怕愛憎就不那么分明了。我說過的，分明地愛憎是與精神的純潔聯系在一起的。既然我們現在不再有分明的愛憎，那只能說明我們的精神不再那么純潔。其實，精神過于純潔，也不是什么好事。我們說，文革是日神精神光照下的；即便是太陽，也有陰影，也有黑子。精神不那么純潔，大抵看事情就不再那么幼稚。二元對立模式，可能是深刻的，但也有很多幼稚。這個世界是很復雜的，精神的純潔，分明的愛憎，都把這個世界簡單化了。把復雜的世界簡單化，有時候是災難性的。

（五）永遠的懷念

文革雖然已經遠去了，人們再也不會為文革唱頌歌，相反，每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在進行血淚控訴。在血淚控訴面前，文革似于也成為了罪惡滔天的；既然罪惡滔天，那被漫畫化、妖魔化，似乎也就理所應當了。然而，文革只存在于這此血淚控訴中么？難道災難與浩劫，就是文革的全部嗎？實際上，并沒有人去細細地思索這些問題。但是，在大多人心中，文革畢竟留下了永遠的懷念。其實，懷念文革的人，不只包括那些堅定的毛派們。你若問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群眾，他們依然對毛澤東，甚至對文革懷著深厚的感情。所謂的災難與浩劫，并不能夠消解這種深厚甚至神圣的感情。不過他們也不承認，知識分子在文革中被整得太慘了。但是，他們并不想用知識分子的血淚去否定億萬群眾參加的文革，因為他們就是群眾的一員。經歷過文革的革命群眾，他們不只會懷念那激情燃燒的歲月，而且會講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美好的時代。日神的精神光照大地，人們真誠地崇拜著心中的紅太陽，人們的精神多么地純潔，人們的思想多么地高尚，人們的愛憎多么分明。也許，這才是真正的盛世。人們會為生活在毛澤東時代而自豪，因為毛澤東時代是讓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時代。那個時代的人們，就是有一種精神，就是有一種骨氣。難道這些東西，是災難與浩劫兩個詞，能夠掩去的么？如果災難與浩劫不能掩去這些東西，那災難與浩劫又在怎樣的范圍內具有意義呢？我覺得，文革的災難與浩劫，只是對著文化界，對著知識分子的。說心里話，我并不喜歡文革；如果讓我生活在文革時代，我也是十萬分的不愿意。但是，我卻不能因為自己的好惡，把歷史的真實掩去。研究文革，我當然會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因為我就是他們的一員。他們的痛苦、眼淚、鮮血、生命，不應該被漠視。個體的生命不應被卷入歷史的絞肉機；因為個體的生命本身就是神圣的。我也很愿意加入知識分子血淚控訴的大合唱；但是，在這大合唱中，我突然對所謂的血淚控訴有了一種警惕。雖然文革中有災難與浩劫，但災難與浩劫決不是文革的全部。災難與浩劫本身掩蓋了文革的另一種真實，并且這種真實可能是更大意義的真實。難道文革中就沒有一點美好的東西可言么？執拗地把文革的全部污蔑為災難與浩劫的人，如果敢說文革一點兒美好也沒有的話，那就是把千秋萬代的人們都當做低能兒或者傻瓜。如果文革沒有一丁點的兒美好可言，那又怎么可能動員起成千上萬的人參加這場運動呢？文革并不是沒有一丁點的美好可言，而是文革太過美好。文革有著美好的諾言，但是，為實現這諾言，文革并沒有許諾田園牧歌式的詩意，它告訴人們，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最終進入理想的社會。它的目的決不是培養嬌生慣養的溫室里的花朵，而是要他們經風雨，見世面，鍛煉成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文革的邏輯是強捍的。也許，正是這種強捍的邏輯，造就了知識分子的災難。我們知道，知識分子也是追求美好的；而文革也把知識分子卷了進來。但是，知識分子卻是文革的靶子，從挨批到自相殘殺，這似乎都是自然的。對于文革，我們似乎不好說誰是有罪的，誰是無辜的。如果要追究罪責，似乎也只有推給林彪、“四人幫”。但是，古人就知道，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更何況我們呢？那也只好歸罪于時代了。可是在許多人的心中，文革畢竟是中國歷史上最美好的時代。如果最美好的時代都有罪惡的話，那什么時代沒有罪惡呢？我終于覺得，人們對于文革，是永遠也說不清楚的。人們會不停地爭論它，但在爭論中，文革的真實更加撲朔迷離了。歷史會在這里沉思，我們也會沉思。但是，這種沉思，并不影響許多人懷念文革，懷念中國歷史上最美好的毛澤東時代。有個詞叫做“強奸民意”，知識分子的聲音，大抵并不就是民意。真正的民意在哪里？也許，就在對毛澤東的懷念里吧。有人寫過一本書，叫做《為毛澤東辯護》，然而，他卻不知道毛澤東是不需要辯護的。毛澤東曾經像太陽一些光照過大地，是他重新塑造了一個民族的性格。作為信仰的毛澤東，會為一代又一代的人們懷念，這難道還值得懷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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