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革多角度多層次思考

關于文革多角度多層次思考　　

田忠國　　

文革是毛主席一生中辦過的兩件大事之一，而且，他曾經把自己---辦第二件大事時---的角色定位在教員上。這個定位就值得思考、研究，因為，我們認為這不是簡單的定位，而是進入文革價值機制的一扇大門。研究文革的文章可以說車拉船載。從反面研究文革的，大多對毛主席自己的定位避而不談，從正面研究文革的，有人雖然多次提到主席自己的定位，但均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我們還注意到，毛主席曾說文革是一場大演習。　　

對這句話，有人認為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大演習。這一說法，文革期間的說法，正面研究文革的也延襲了這一說法。但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并非靠說說就能做到的，而應該有如下條件：　　

一、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如果你連資本主義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甚至全力復辟資本主義還以為搞社會主義呢。所以，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首要的是建立資本主義價值判斷標準和社會主義價值判斷標準。有了這兩個價值判斷標準，人們才可能識別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有了識別能力，才可能有預防。而建構資本主義價值判斷標準和社會主義價值判斷標準，必須是無產階級理論家，也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文章立足點只有一個：勞動大眾。而勞動大眾的對立面，是滋生剝削思想的官僚機制。由此可知，文革旨在建立：　　

1、構資本主義價值判斷標準和社會主義價值判斷標準。　　

2、建立無產階級價值秩序，也就是思想文化的繼續革命。　　

3、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也即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大眾民主的價值機制。　　

4、建立勞動大眾對官僚階層的動態糾錯機制。而這個糾錯，并非是簡單的對工作失誤的糾錯，而是方向路線上的糾錯。　　

5、如果前面的防火墻失去效果，最后一道防火墻就是“造反有理、革命無罪”。　　

而這個價值機制的總綱，是75版憲法。　　

所以，我們認為，75版憲法是對文革實踐的總結。有人可能說，文革是一場浩劫，你的觀點不對，對于這個問題下面我們還有專門論述，不贅。有人也可能說，毛主席根本沒說過什么價值機制，所以你的觀點不對。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思考另一個問題：自為階級和自覺階級。大家知道，勞動大眾人數眾多，本應力量最大，但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卻一直處于弱勢地位。　　

為什么力量最大的階級一直處于弱勢地位呢？　　

因為，整個階級處于自為狀態，也就是各想各的、各干各的，形不成共同意志，形不成共同意志，也就形不成階級力量。這就象大海，如果取出一滴水，什么力量都沒有，如果一滴滴水匯大海，就會掀起掀天巨浪，其它力量再也無法阻擋。這就需要從自為到自覺。有了自覺意識，勞動大眾才會融合到一塊。　　

光融合一塊還不行，還需要價值秩序和價值機制，不然刮什么風都掀起掀天巨浪，即可能起到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助推作用，也可能起到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破壞作用，所以，這就需要社會主義的價值秩序和價值機制。所謂社會主義價值秩序、價值機制，就是起到刮什么風，風往哪個方向刮的樞機作用的。　　

但勞動大眾即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價值秩序，什么又是社會主義價值機制，怎么辦？毛主席只得當教員。起初，或許他只想培訓一部分培訓師，由培訓師操作（退居二線），但想不到，培訓師有自己的培訓計劃，而且朝相反的方向培訓，這才有了“炮打司令部”。有人認為，“炮打司令部”是毛劉分道揚鑣的主要標志，我則認為是對一線培訓師的大聲斷嚇：回到正確路線上來。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么有人復出。　　

讀　張宏良　先生“準確驚人的歷史預見，曠古絕倫的理想悲劇”一文和符文，我們才知道主席生前明確意識到中國存在趙高，這才建構了一個制約趙高的機制，但想不到因人的一念之私，打破了這個制約機制。也就是說，制約機制在，趙高存在也只能為無產階級服務，不能為資產階級服務，制約機制不在就朝相反的方向發展了。　　

二、我們注意到　張宏良　先生在“準確驚人的歷史預見，曠古絕倫的理想悲劇”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在此，我們十分真切地看到了理想主義者的內在悲劇：不是不能為之，而是不去為之。如同哲學家培根所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這既是中國歷史上所有變革者悲劇的共同根源，更是當代中國左派擺脫困境最大的道德障礙，是中國左派與右派相比最大的選擇劣勢。左派受內在道德的約束，往往只堅持選擇那些高尚手段，而對明知成功有效的那些卑鄙手段，往往是連想都不想地便棄之不用；而右派則沒有任何道德約束，在政治斗爭中完全是不擇手段。”其實，這個道德缺陷是整個無產階級的缺陷，即，利勞動大眾，但又不損害剝削階級，比如說“勞動改造”、“要文斗不要武斗”、“雖然有車子有廚師，但是沒權了”等等。這種道德體系的不完整，或許源于無產階級對階級改造和社會改造認識的不全面、不深刻，應該反思。　　

文革即是對無產階級政權和無產階級利益的捍衛，也是對剝削思想者的救助。有人可能說，你說的不對，文革是浩劫。我說是對剝削思想者的救助的原因，有毛主席寫給周總理的信為證：“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由此可知，毛主席把有剝削思想的人，還是當作人民內部思想矛盾處理的。大家知道，無產階級只所以消滅剝削階級的原因，在于剝削階級的剝削與壓迫，如果一個人放棄了剝削壓迫思想，放棄了剝削壓迫行為，無產階級還會革他的命嗎？不會了。無產階級不革他的命了，他還有生命之災嗎？　　

遠的不說，就說楊佳案和通鋼事件吧，如果上海公安系統能平等公正的對待楊佳，楊佳會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嗎？我想這個問題人們都能回答出來。通鋼事件那個命喪黃泉的資本家呢？如果他不是剝削壓迫通鋼工人，而是為通鋼工人造福，通鋼工人恐怕感謝他來不及呢，怎么會送他去極樂世界呢？　　

所以，思想文化的繼續革命，即是保持無產階級政權純潔性的需要，也是避免用刀子講理的途徑。從這個角度說，勞動大眾需要感激毛澤東，感激他建立的那個大眾民主的價值機制，那些怒斥毛澤東不給他享受權和剝削權的人，那些恣意解體無產階級政權和大眾民主價值機制的人，也應該感謝毛澤東，因為，沒有毛澤東建立的大眾民主價值機制對他們的保護，陳勝、吳廣們就有可能用他們的血祭旗。所以，系統思考是人們走出思維誤區的關鍵。　　

試問那些稱文革是浩劫的先生，文革是浩劫呢？還是對剝削階級的救助？　　

有人認為這是個道德問題，所以一再說企業家要流著道德的血。　　

其實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個剝削制度問題。在剝削制度下企望企業家流著道德的血液，就等于把刀子送到兇手手中，企望兇手扔掉刀子。　　

三、左右之爭的焦點，一是認為剝削壓迫勞動大眾的思想文化、剝削制度是反動的、落后的，所以應該消滅；一是認為剝削壓迫制度是社會發展所必須的，因為，沒有剝削壓迫，社會發展就沒有動力，所以，到目前為止，剝削壓迫制度雖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也是社會發展最有效的制度。前者被主流社會認為是文革余毒，是毛的余毒沒清除干凈的產物，是極左或者毛左，必須殂殺，為“改革開放”掃清障礙，也是主流媒體清剿的對象，后者則是當今主流媒體熱捧的對象。　　

我曾在“奧巴馬的戰爭威脅和中國的應對策略”一文中這樣寫道：　　

“如果我們再聯系到2007年，美國財長鮑爾森就說的“今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什么進展，如果中國停滯改革開放的步伐，將會對中美關系造成實質性傷害”，“如果中國停止改革開放，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的話，我們不難發現美國對中國的戰爭意志正趨于強烈。不僅如此，鮑爾森的話也直白的告訴世人，中國是為美國利益而改革開放的。”　　　

主流媒體的熱捧，也是美國財長鮑爾森的期望。　　

但問題是，一個主權國家為別國的利益而“改革開放”，而且成為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共識，成為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努力奮斗的目標，這正常嗎？如果四人幫中國會為美國利益“改革開放”嗎？如果不是為美國利益“改革開放”，而是為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文革就是中國建國不到二十年開始的一場最大的改革）、為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改革，那就證明四人幫是對的。如果相反，四人幫的改革是為美國利益的改革，而不是為　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為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改革，四人幫就是錯的。　　

所以，判斷文革對錯并不難。　　

當然，如果站在美國利益的立場上，文革式的改革自然是錯誤的，而文革后的改革自然是正確的，但如果站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場，站在勞動大眾當家作主的立場，文革式改革自然是正確的，而文革后為美國利益的改革開放自然是錯誤的。如果文革式改革產生了官僚資本主義，文革后改革開放消滅了官僚資本主義，文革式改革就是錯誤的，文革后改革開放就是正確的，如果文革式改革消滅了官僚資產階級，文革后改革開放產生了官僚資產階級，文革式改革就是正確的，而文革后改革開放就是錯誤的。　　

有人可能說我陷入了兩元論的泥淖，但是試問，自然界的陰與陽、高與矮、長與短、上與下，哪一樣不是兩元對立的統一？整個自然界、整個宇宙是這樣，人類社會也是如此，因為，沒有對立，就沒有統一，或者說，對立是統一之因、之始，統一是對立之果、之終，而后又有新的對立、新的統一；沒有剝削壓迫，就沒有反剝削壓迫，沒有反剝削壓迫，就沒有價值目標趨同。對立是宇宙生生不息之本源，統一是宇宙生生不息之結果。　　

再比如說先進與落后問題，有人以為美國利益改革開放，損害中國利益和民眾利益為先進，反對為美國利益改革開放，維護國家利益和勞動大眾利益必然為落后，反之亦然。有人以剝削壓迫為先進，反剝削壓迫自然就是落后。如果以反剝削壓迫為先進，剝削壓迫自然就是落后反動的了。　　

從相對論的角度說，剝削壓迫既然在人類歷史上出現了，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同樣，反抗剝削壓迫也因剝削壓迫的客觀存在更為合理。也就是說，對于政治經濟理論的探討，在階級存在，或雖然消滅了階級，但剝削思想還存在的社會，首先要選擇一個立足點，也就是階級立場問題，其次才能在大歷史觀、全球視野觀的觀照下，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凡是能夠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都是正確的方法。　　

但正確的方法不等于沒有階級性，比如，在剝削壓迫制度下，工人反抗剝削壓迫，資本家拿出解放方案，在資本家和工人雙方相互讓步的情況下，工人不反抗了，問題得到了暫時解決。從解決現實問題的角度說，問題得解決，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正確的。但這個正確的方法是不是就沒有階級性了呢？顯然是有的，因為，它以剝削壓迫制度，維持繼續剝削壓迫為前提。　　

所以，解決問題的方法正確，并不等于人類發展的先進性。　　

但是有一點需要說明一下，不管是剝削壓迫制度下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還是消滅剝削壓迫制度下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不是先進，但有解決問題的方法總比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法好，更比助推問題朝更為嚴重的方向發展好。如果按照這個標準看，中國主流精英是中國災難的制造者，因為他們只會為撈取或者搶劫勞動大眾財富出主意，不會為解決問題也就是避免搶劫想辦法。那怕是減緩搶劫速度，延緩災難發生也總比助推災難發生好一點。　　

四、毛澤東曾經這樣說：　　

“提出這些標準，是為了幫助人民發展對于各種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為了妨礙這種討論。不贊成這些標準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但是大多數人有了明確的標準，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就可以用這些標準去鑒別人們的言論行動是否正確，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這是一些政治標準。”　　

什么是標準？自然科學里有標準，社會科學里也同樣有標準。現在有人說社會科學里有標準的觀點落后了，沒有標準才先進，因為，社會科學里的價值標準帶有意識形態色彩，不利于同世界和諧。其實，他們所說的不要標準，并非真的就沒有標準，而是他們自有自己的標準，比如，資本家入黨領導共產黨、建立剝削制度就是先進，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建設就是落后。他旗幟鮮明的改變黨的性質就是先進，你弱弱的質問一聲，改變黨的性質真的是先進嗎？他就會裝貓變狗，以少有的才子風格，排比句猶如連發炮彈，證明你如何如何落后，然后，又加一句“你是黨內即得利益者”。　　

其實，一個是共產黨的高官，學者，而且是腰緾億萬的高官學者，一個是平民百姓，而且是非黨派平民百姓，而且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平民百姓。一個參與起草十七大報告的高官學者，而且是腰緾億萬的高官學者，一方面主張資本家入黨，代表黨的“先進性”，一方面連誰是“黨內即得利益者”都分辨不出來。　　

是分辨不出來？還是別有用心？　　

試想，如果是文革期間，如果四人幫沒被打倒，這樣“先進”的高官學者會被留在黨內么？如果文革期間這樣的高官學者留在黨內，而且代表了中國的“先進性”，而且四人幫支持了“先進性”，文革就是錯誤的，四人幫就是人民的敵人，如果文革期間這樣的高官學者不會留在黨內，即便混進黨內，而且不允許他代表中國的“先進性”，四人幫“先進性”進行了堅決斗爭，就說明文革是正確的，而且說明四人幫是資產階級的敵人，人民利益的保護者。　　

　孫立平　先生在“中國社會潰敗的趨勢日益明顯”一文這樣說：　　

“……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減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試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許多家庭是3個孩子的話，其生活是一種什么樣的生活？因此，可以說改革開放是沾了計劃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開放的光（加快了技術進步）……”雖然我們對　孫　先生最后一個判斷不完全贊同，因為，不開放技術照樣會進步，甚至我國的天空飛得不是波音的大飛機，而是中國的大飛機，計算機的CPU也不是英特爾的，而是中國自己的心。但　孫　先生前面的判斷是完全正確。不要說一般百姓，就是被稱為白領的白領們，如果他們現在不是一個孩子，而是三個孩子（　孫　先生最低的估算，因為，前三十年的家庭一般四、五個孩子的居多，當然還有更多的，想想他們會如何？還能白領起來嗎？　　

假如白領們在文革期間，假如和現在一樣只有一個孩子，假如白領們的收入水平是文革時的平均水平，今天的白領，就可能比昨天的白領差得多了（當然，那時沒有白領之說）。當然，有人會說，昨天的白領再好也坐不上小車，這是事實，假如一百年或者二百年后，每個人都擁有了水、陸、空三用汽車，最窮的窮人也擁有了，試問，你說是現在好還是一百或二百年后好呢？　　

如果一百或二百年后好，人類全部進入休眠狀態，一百或二百年后再醒來，一百或二百年后會如何呢？當然，歷史沒有假設，只有事實，那么，一切研究歷史的理論、思考，同樣不能以假設作為社會判斷的標準。　　

小結　　

文革是中國革命歷史在建設時期的歷史繼續，是無產階級管理社會主義的新探索，是樹立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豐碑，無論是否定者也好，贊美者也罷，任何人都無法否定它的客觀存在。當然，否定者自有否定的理由，贊成者也自有贊成的原因，但不論是否定還是贊成，都是由個人的階級立場所決定的。因為，超越價值判斷標準的判斷是不存在。同樣，超越意識形態的國際標準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科學除外），因為，意識形態是一個國家的價值判斷體系，所謂的去意識形態就是去自己國家的價值判斷體系，以它國的價值判斷體系代替之。而以別國的價值判斷體系代替之，是一種比賣國更可怕的行為，因為，如果說賣國是一種獲取個人利益的自覺，以別國的價值判斷標準代替之，人們就會陷群體無意識當中，也就是說，賣國反而以為沒賣國。從這個角度說，不論是無產階級執政的國家，還是資產階執政的國家，價值判斷標準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一個國家失去了價值判斷標準，就如一只船在大海中失去方向，結果如何可想而知。當然，我們也常常看到代表“先進性”“創新”理論，常常以超越價值標準為理論創新的標準，比如說，超越黨的性質，讓資本家入黨為“先進”，以維護美國利益為國際規則，其實，他們所謂的超越價值標準也即意識形態的“創新”并非無標準，而是以剝削壓迫和美國利益為標準。　　

最后，我們重新學習我們在前面引用的毛主席的話：“提出這些標準，是為了幫助人民發展對于各種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為了妨礙這種討論。不贊成這些標準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但是大多數人有了明確的標準，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就可以用這些標準去鑒別人們的言論行動是否正確，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這是一些政治標準。”　　

重新學習這段話的目的，旨在提醒人們，文革期間中國已經建立起完整的社會主義價值判斷體系，經過三十年的改革實踐，已經檢驗了那套價值判斷體系是否正確，并將繼續接受未來的檢驗。由此可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并非是為了否定歷史的概念，而是對概念的驗證。　　

20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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