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
岳德常
只有把具有了先進價值體系的人民群眾組織起來，行動起來，新的價值體系才能夠成為一種改造現實的力量，才能打破由于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控制而形成的自組織過程，改造舊社會。組織起來，行動起來，這是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各種庸人的根本區別。組織起來，就有了一切，不組織起來，就一無所有。一步實際行動勝過一打綱領。
在馬克思看來：“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1]雖然馬克思在他的有生之年沒有看到舊秩序被推翻，但他所劃定的歷史發展邏輯卻是不可超越的。如果具有了先進價值體系的人們不能組織起來以自覺地實現這個邏輯過程，那么原來的價值體系就會控制社會運行過程，把人類社會推向毀滅，這個過程就會以盲目的自然必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要想扭轉這個過程，就必須正確運用國家權力，以及先進價值體系的影響力，把硬實力和軟實力結合起來，打破社會運行過程中的原有的路徑依賴，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美國人也是這么做的，比如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就有文章說：“美國的冷戰策略高明地把軟硬實力結合起來。美軍阻止了前蘇聯的侵略。同時美國觀念從鐵幕后削弱了共產主義。柏林墻最終倒塌了，它不是由火炮摧毀的，而是由那些不再信仰共產主義的人揮舞的鐵錘和駕駛的推土機摧毀的。”[2]所以我們必須借鑒人家的成功做法，制定針鋒相對的策略，反其意而用之，倡導新的價值體系，把人民群眾從低級趣味、無知愚蠢中走出，進入人生的新境界。在用新的價值體系來引導教育的同時，還要運用國家權力，依法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危害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犯罪活動。
在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之所以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在于新的價值體系的成長需要有一個保姆、監護人。在精神文化領域，也和自然界一樣，越是高級的物種，就越是有較長的幼兒期，此即所謂大器晚成。舊的價值體系不需要照顧就可以自發地成長起來，新的價值體系就需要執政黨精心看護培育。如果聽任兩種價值體系自發地競爭，新的價值體系肯定不是對手。在價值體系的沖突中，也如戰爭時代的爭奪陣地一樣，共產黨人必須牢牢堅守陣地，后退只能是死路一條。今年重慶打黑，比較深入地揭開一些內情和細節，讓人們更加具體地了解到當前各種問題和矛盾的復雜性、嚴重性。官商勾結，警匪一家，已經到了明目張膽、肆無忌憚的地步。為了攫取非法利益，不惜使用各種殘忍的手段，對“被侵害人”的掠奪甚至殘害，無所不用其極，絲毫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實踐證明，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黑惡勢力就是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最極端的表現，它不講什么“費爾潑賴”，更不知道什么中庸之道，他們所知道的只是得寸進尺，一直要逼到共產黨人忍無可忍的程度，來一次嚴厲的打擊。我們如果要想避免這種激烈的沖突，那就要在黑惡勢力剛剛露頭的時候就及時治理，而不是等到矛盾沖突發展到不得不對之采取專政手段的程度。
因而執政黨不能回避價值沖突，回避的結果就是養癰遺患，導致更大的沖突，使沖突的結果進入難于控制的階段。所以執政黨要積極地面對沖突，要掌握價值沖突的主導權，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運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把沖突控制在小范圍內，控制在容易掌控的階段。所謂正確處理價值沖突，也就是通過價值沖突以取得積極的成果，促進個人價值體系的進步，達到開悟聞道，從而推進社會價值體系的進步。在先鋒隊與人民群眾之間保持適度的差距，差距過大會使沖突難于掌控，差距過小又會使先鋒隊失去引導力，只有保持適度的差距，不提過高的要求，循序漸進，才能使每一次沖突都取得積極的成果，都使人民群眾受到教育。這樣才能積小勝為大勝，從而推動社會整體價值體系取得大進步。
價值體系的進步是全人類的事業，與之相應的，價值體系的退化也需要大家一塊退化。西方人急于把他們的價值體系強加給我們，可我們不可能退回去接受叢林法則，這就逼著我們不能繼續韜光養晦，而是必須亮出旗幟，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僅要把它修之于國，而且要修之于世界，用它來影響和改造世界。我們相信這代表著人類的根本利益，所以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社會主義制度應當鼓勵和促進這種新的精神文明的產生發展。執政黨必須審時度勢，積極引導。為人的健康成長創造物質文化條件，在工作中心上來一個轉換，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到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面對當前腐敗現象和違法犯罪現象大幅度增長、已經絕跡的社會丑惡現象的重新猖獗，我們應當反思一下原因；這就是因為我們忽視了人民群眾的引導教育，沒有做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工作。只要我們能夠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及時地鼓勵人性中向善的傾向、抑制其作惡的傾向，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為促進這種轉變，我們必須掌握話語權，提高人性的坐標，同時還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把矛盾控制在人民內部矛盾的發展范圍內，在矛盾剛露頭時就及時治理，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而不是等到矛盾發展得很尖銳、成為敵我矛盾之后再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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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5頁.
[2]《參考消息》2009年7月5日第3版文章：《美國成為“高明大國”途徑：巧實力》.
奈撰文強調美應利用巧實力重建應對全球挑戰所需的框架
奈撰文強調美應利用巧實力重建應對全球挑戰所需的框架
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但是優勢并不等同于帝國和霸權。美國能夠影響，但不能控制世界其他地方。當今的世界政策就像一盤三維的國際象棋比賽。在頂層，在各國的軍事實力上是美國獨大的單極；在有關國家之間經濟關系的中層，世界是多極的，在有關跨國關系的底層，實力的分布是無序的，并且擴散到非政府組織。因此美國可以通過向軟實力投入更多資本來補充軍事和經濟力量，以重建它應對一些全球嚴峻挑戰所需的框架。這就是真正的巧實力。
【本刊訊】美國《外交》雙月刊7—8月號刊登《領導的實力》一書作者、哈佛大學杰出貢獻教授約瑟夫S奈的一篇文章，題為《變高明》，全文如下：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批準任命的聽證會上說：“美國無法單獨解決一些最緊迫的問題，而世界要想解決這些問題也離不開美國……我們必須利用所謂的‘巧實力’，即我們可以利用的所有手段。”自那以后，報紙的社論版面和博客中充滿了“巧實力”的引述。然而，“巧實力”是什么意思呢？
“巧實力”是我在2003年提出的一個名詞，以反駁只要有軟實力就能產生有效的外交政策這一錯誤看法。實力是一個人影響他人的行為以獲得自己所需的能力。有3個基本的實現手段：強制、酬勞和吸引力。硬實力是使用強制和酬勞的手段。軟實力是通過吸引力獲得期望結果的能力。如果一個國家能夠替它國制訂議程，或者塑造它國的喜好，那么這個國家就能省去許多的胡蘿卜和大棒。可是，就算這樣也很少能做到完全包辦。因此，需要把硬實力手段和軟實力手段結合起來的高明策略。
在一本就其他方面而言值得稱道的新書《實力規則：常識如何能挽救美國的外交政策》中，萊斯利蓋爾布認為，“軟實力如今看起來幾乎意味著一切”，因為經濟和軍事資源都能對它國產生影響。（蓋爾布最近在本刊上發表的文章《必需、選擇和常識》［2009年5—6月號］節選自該書。）可是蓋爾布把一個國家尋求實現所期待結果的行動與用來產生這些結果的資源搞混了。軍事和經濟資源有時既可以用作吸引力手段，又可以用作強制手段———例證是，美軍在2004年的印度洋海嘯后在印尼開展救援行動，這積極地影響了印尼對美的態度。這意味著，許多不同種類的資源可以有助于軟實力，但這并不意味著“軟實力”這一術語可以表示任意一種行為。
蓋爾布在他的書中給實力所下的定義是“讓人們或一群人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情”，這一定義過于狹窄。他忽視了有大量文獻論述了可以利用實力的其他方面來說服他人做實際上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事情。正如美國前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所說的，領導能力是指讓人做事，“不僅因為你讓他們這樣做，你在強制推行你的命令，而且還因為他們本能地想要為你做事。”有時這是可以做到的，有時不能，不過這無疑是實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即便軟實力很少能獨自擔當重任，它還是能有助于創造一種有利或不利的政策背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主要因素包括文化（如果令人愉悅）、價值觀（如果有吸引力和始終如一地遵循）和政策（如果人們認為它是包容和合理的）。在過去10年，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歐洲、拉美，尤其是在伊斯蘭世界，美國的聲望嚴重下滑。調查對象一般引用美國政策，而非美國文化和價值觀來解釋這種下滑趨勢。由于一個國家改變政策比改變文化更容易，因此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應當把重點放在選擇有助于恢復某些美國軟實力的政策上。
誠然，軟實力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辦法。朝鮮獨裁者金正日喜歡看好萊塢電影這一事實不大可能影響朝鮮的核武器計劃。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軟實力也無力讓塔利班政府遠離基地組織；美國在2001年利用強大的軍事實力結束了那一聯盟。不過，對于較為寬泛的目標，比如促進民主、保護人權和發展文明社會，槍炮并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我在2007年共同主持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的一個兩黨委員會，幫助推廣“巧實力”這一概念。該委員會得出的結論是，五角大樓是最為訓練有素和資源最為豐富的政府部門。然而，硬實力能單獨實現的目標是有限的。因此，人們求助于五角大樓因為它能把事情搞定，但這會導致一種過于好斗的外交政策。蓋爾布在《實力規則》一書中批評我們“把兩種觀點機械地結合起來，而非真正地融合起來，”可是我們從未提出一個“巧實力”的機械公式。想出如何把硬實力和軟實力二者的資源結合成“巧實力”需要我在《領導的實力》一書中提到的“背景才智”。在外交政策上，背景才智是一種天生的判斷能力，能幫助決策者把手段與目標結合起來，制訂高明的策略。在近代的美國總統中，羅納德里根和老布什具備出眾的背景才智；小布什不具備。
專家學者們經常錯誤地估計美國的實力。就在20年前，慣常的看法還是美國因所謂傲慢的過分擴張而受損，正在衰落。那時的國際關系理論受到一種唯物主義偏見的不利影響。這種偏見對實力的概念斷章取義，忽視可以通過吸引力影響行為的一切因素。這就是我在1990年想用軟實力這一觀點更正的看法。
10年后，隨著冷戰對抗的結束，新的慣常看法是世界以單極和美國霸權為特征。一些新保守派學者得出結論說，美國如此強大，以至于它可以決定什么是正確的，而其他國家別無選擇，只能跟隨。這種新的單邊主義甚至在令人震驚的“911”事件造就了防御性戰爭和強制民主化的布什學說之前就嚴重影響了小布什政府。
背景才智必須從既了解美國實力的優勢也了解其局限性開始。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但是優勢并不等同于帝國和霸權。美國能夠影響，但不能控制世界其他地方。當今的世界政策就像一盤三維的國際象棋比賽。在頂層，各國的軍事實力是單極的；在有關國家之間經濟關系的中層，世界是多極的，而且在10多年前就是如此。在有關跨國關系（涉及諸如氣候變化、毒品、流行性疾病和恐怖主義之類的事務）的底層，實力的分布是無序的，并且擴散到非政府組織。
在應對這些新威脅的手段中，軍事實力只占一小部分。這些新威脅使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之間必須開展合作。即便在頂層（在那一層面，美國的防御開支幾乎占世界防御開支總額的一半），美軍可能在海、空和外太空這些全球公共領地上是最強大的，但是它在控制占領區內信仰民族主義的民眾上卻很是無能為力。
背景才智對制訂結合軟硬實力的綜合戰略是必需的。許多官方的軟實力手段———公眾外交、廣播、交流項目、發展援助、救災和軍事接觸———遍布美國政府各部門。就連試圖把它們與硬實力整合成一個綜合國家安全戰略的寬泛政策都不存在。美國的軍費開支大約是廣播和交流項目開支的500倍。這一比例合理嗎？此外，美國政府應當如何與文明社會中的軟實力發生器相互作用———包括從好萊塢到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一切途徑？
信息時代的勝利
盡管有無數過錯，但是美國的冷戰策略高明地把軟硬實力結合起來。美軍阻止了蘇聯的侵略，同時美國觀念從鐵幕后削弱了共產主義。當柏林墻最終倒塌，它不是由齊射的火炮摧毀的，而是由那些不再信仰共產主義的人揮舞的鐵錘和駕駛的推土機摧毀的。
在當今的信息時代，成功不僅指誰在軍事上取得勝利，還指誰在言辭上取得勝利。當前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斗爭與其說是文化的沖突，不如說是伊斯蘭教內部的意識形態斗爭。除非穆斯林主流獲勝，否則美國無法取得勝利。以軟實力戰勝烏薩馬本拉丹之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要應對這種情況，需要硬實力。然而，在伊斯蘭世界存在千差萬別的觀點。許多穆斯林不贊同美國價值觀和美國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贊同本拉丹。如果極端分子征募的人員數量超過被消滅和被阻攔的極端分子人數，那么美國及其盟國就無法擊敗伊斯蘭恐怖主義。需要軟實力來減少極端分子的人數和在情感上贏得穆斯林主流的支持。
美國可以通過再次投資于全球公益———向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提供他們需要但無法靠自身獲取的東西———來成為一個高明的大國。實現經濟發展、保護公眾健康、應對氣候變化和保持一種公開和穩定的國際經濟體系都需要美國的領導。通過向軟實力投入更多資本來補充軍事和經濟力量，美國可以重建它應對一些全球嚴峻挑戰所需的框架。這就是真正的巧實力。（王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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