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
（一）所謂的“兩個文革”
曾經有人提出了“兩個文革”的觀點，即一個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一個是人民群眾自己的文革。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是自上而下的；而人民群眾自己的文革，則自下而上。甚至人民群眾自己的文革被解釋為對毛澤東所發動文革的反抗，而這顯然是很成問題的。在我看來，人民文革確實存在，1976年的“四五”運動即是明證，但是，把人民文革和毛澤東所發動的文革尖銳地對立起來，就不對了；因為這實際上，就是把毛澤東和人民對立起來。毛澤東和人民并沒有處在對立的狀態。相反，毛澤東是人民的旗幟，是人民的救星。毛澤東所以發動文革，那還是為了人民。也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才可以理解毛澤東對官僚機
構的仇視，才可以理解文革中對官僚機構的宣戰。歷史的經驗不止一次地證明，官僚機構有可能走到人民的對立面，甚至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所謂的“官逼民反”，這幾乎在任何時代，都具有真理的意義。毛澤東發動文革，實際上也就是為了造就人民文革的局面。我們甚至也可以講，毛澤東的文革就是人民文革。如此說來，那“兩個文革”的觀點，就無法成立了。抬出來所謂的人民文革，與毛澤東所發動的文革相對立，這并不是幼稚的，而是別有用心的。它潛在的含義，就是毛澤東背離了人民。其實，毛澤東是否背離了人民，并不能由搖筆鼓舌的知識分子說了算，而是由千千萬萬的人民說了算的。知識分子以為手中有筆，就可以隨意地歪曲歷史，那也太狂妄了。用人民群眾的力量去揭露社會的陰暗面，向整個的官僚機構宣戰確實是一個偉大的創舉。當然，這偉大的創舉，在官僚機構看來，就是難以原諒的錯誤。可以說，毛澤東并不是人民的對立面，而是官僚機構的對立面。有人說了，把毛澤東和人民對立起來不對，那把官僚機構和人民對立起來，就對么？難道只有毛澤東才代表人民嗎？在毛澤東時代，官僚機構還是比較廉潔的，并沒有走到人民的對立面去，但是走到人民對立面的可能性卻是存在的，并且當時已經露出了許多苗頭。見微知著，防微杜漸，這是古人講的，而毛澤東在這里，又有著最大的警惕性。毛澤東是想把所謂的腐敗，消滅在萌芽狀態。文革的整套方式，可以說帶有極大的創造性，它確實有利于克服社會主義國家的弊端。然而，對于這種天才的創造，我們不僅沒有最起碼的尊重，相反，卻以最大的惡意去詆毀它。毛澤東的文革就是人民文革，并沒有另外的一個文革存在。毛澤東是依靠人民的，但毛澤東的依靠的人民，在某些人眼里卻成了暴民，群眾永遠那么愚昧、落后、迷信、兇殘、容易沖動、報復心強、沒有理性；然而，
這是準確的判斷嗎？與這攻擊、詆毀相比，毛澤東卻在更高意義上，贊美了群眾，贊美了人民。在群眾中間，有著創造歷史的偉力。人民群眾并不像某些知識分子誣蔑的那樣愚昧、落后，相反，他們是有覺悟的、先進的。毛澤東時代的群眾，是最有覺悟的。當然，在我們現在看來，這種覺悟成了傻、憨。偉大的道德理想，就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中，這是落后呢？還是先進呢？我相信，任何一個還未泯滅是非之心的人，都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有人想用毛澤東晚年的孤獨，來證明他脫離了群眾。這實際上很好笑的。如果孤獨是脫離群眾的標志，那活在熱鬧場中、燈紅酒綠，就是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了。其實，偉大的人物，總不免孤獨的；孤獨成就了他們。在心境上孤獨些，并不是脫離群眾的明證。然而，在許多人的理論臆想中，毛澤東好像離群眾愈來愈遠了。我想，這是毛澤東被圣化的緣故。毛澤東利用了這種圣化；如果沒有這種圣化，文革是發動不起來的。千千萬萬的人都曾經追隨毛澤東，進行這場文革，難道這僅僅是愚昧，或者上當受騙？就像有的人講的，難道這么多人都錯了不成？當然，一個人犯錯，叫錯；大家犯錯，那就不叫錯了，正所謂法不責眾。但是，把大家的錯都推到一個人頭上，又對不對呢？然而，更為關鍵的問題是，這究竟是不是錯呢？如果沒錯，卻被當做錯，那豈不是蒙冤了。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那就把文革的千秋功罪交給人民評說吧。
（二）人民文革
我在想，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本意，也許就是為了造就人民文革吧。文革是要整黨內的走資派的；但誰是走資派呢，毛澤東又認識多少呢？能認識1%就不錯了，可以說99%都不認識的。不認識，不了解，又怎么區別誰是走資派呢？但是，毛澤東卻相信一點，那就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群眾是可以識別走資派的。但是，群眾在這一點上，似乎也不很清楚。社會主義的朗朗乾坤，誰又死心踏地走資本主義呢？但既然說，走資派混進了黨內，那自然是有人的；即便沒人，也要找出來。于是，所謂的當權派便被當做走資派打倒了。在徹底否定文革的時候，走資派、修正主義，這些概念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了。也許，在文革中，就沒有清楚過，而只不過是一些人的疑神疑鬼罷了。“葫蘆僧判斷葫蘆案”，這樣的事，在歷史上經常出現的。我不敢說，否定文革就是這種做法；但是，還是難得糊涂的好。最近，聽到明白人說，毛澤東的文革，用一招“亢龍有悔”，使黨內資產階級的崛起推遲了三十年。對照現實來看，這話也太明白了。不過，我總覺得，還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的好。1949年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那一招可以叫做“飛龍在天”，畢竟人間正道是滄桑嘛。“飛龍在天”，會讓許多人仰慕；但后來的“亢龍有悔”就大不相同了。雖說是“亢龍有悔，”但在毛澤東卻是不悔的，可以說“雖九死其猶未悔。”毛澤東在文革中是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的，而這種決心就根源于把生死置之度外。毛澤東是在用文革，來捍衛他的終極。我們現在總愛講，并沒有一個終極，這樣說的時候，仿佛便“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即毛澤東有些糊涂了。實際上，文革中的毛澤東不僅沒有糊涂，反而大徹大悟了。毛澤東當然知道并沒有一個終極，否則也不會有持續革命的理論了。也就是說，正因為沒有止境，沒有終極，所以才講持續革命的理論。我們的問題是，是誰在持續革命？是
毛澤東個人？是黨？還是人民？我想，這三個方面都有。我覺得，毛澤東個人就是持續革命的靈魂。文革時的毛澤東，對于黨，大抵有許多不滿，以至于采取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甚至粉碎黨本身的做法。當然，這種做法，現在來看，早已失去了合理性，因為這是把個人凌架在了黨之上。但是，我們若反過來想一下，如果不這樣做，就沒有文革本身了。也許，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真正神圣的，并不是黨，而是人民。是人民在黨之上，而不是黨在人民之上。所以，黨應該成為人民的公仆，為人民服務。沒有終極，但這就是終極。問題的關鍵，也只是在于，如何保證黨永遠為人民服務。依靠道德的自覺，是很難的，并不是每個人都有崇高的道德境界，相反，大多人的境界，并不那么崇高，想來，也只有制度的保證了。在文革中，毛澤東創造了一種“大民主”的方式；也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但是很明顯，這已經超越了民主的界限，而成為了暴力革命。沒有統治者愿意暴力革命的利劍時時刻刻懸在自己的頭頂上，但毛澤東這樣做了。毛澤東，是一個永恒的例外，一個只屬于人民的例外。文革被否定，大抵也是歷史的必然。但是，總有些東西，是無法否定的。可以說，文革十年確實造就了人民文革。而人民文革，也就是毛澤東的文革；因為人民，是毛澤東的人民。把人民文革作為對毛澤東的文革的反抗，那是天真幼稚的。因為人民在懷著崇高而又神圣的感情追隨毛澤東，又怎么談得上反抗呢。如果人民文革在反抗著什么，那也是在反抗反對毛主席的力量，譬如“四人幫”。我在想，人民文革的頂峰——“四五”運動，也可能被歪曲的。這場運動大抵只是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至于其它，恐怕是沒有的。當然，“四五”運動為粉碎“四人幫”，提供了群眾基礎。但是，粉碎“四人幫”的時候，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了。如果從人民文革的角度來看十年動亂，恐怕也是波瀾壯闊的，但要說，波瀾壯闊的十年動亂，恐怕就有點不倫不類。但是，這不倫不類，是因為污蔑，還是別的什么呢？人民文革是波瀾壯闊的，但是這種波瀾壯闊，會讓很多人不舒服的。當然，這些不舒服的人，在文革后可以大有作為；但在大有作為的同時，也不會忘記，把文革完全抹黑。
（三）人民的節日
有人把文革稱為人民的節日，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真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真實。論說人民的節日，應該是一片歡欣鼓舞，正所謂“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但事實上的文革，確有許多血和污穢，正如人們所說的“一半是歡樂，一半是血水”，甚至所謂的歡樂是從血水里來的。歷史許多時候，在為鮮血辯護。但鮮血，畢竟是從人的血管里流出的，即便有多么崇高的意義，那也不過一層虛幻。流血畢竟伴隨著死亡，而死亡卻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人總有著人道主義情愫，雖然人道主義情愫在鮮血面前，顯得很無力，但畢竟是人類最可寶貴的情愫。對于文革，這樣人民的節日，我并不喜歡。不是人民的節日本身不好，而是人民的節日不應該與血水相伴。我真不知道，什么時候人們才會珍視自己的鮮血。我突然發現，人們在文革中所流的血，并沒有那么崇高的意義。在打派仗中死掉的人，也許只是作了無主名的犧牲。因為我們已經否定了派仗本身，至于那些冤魂，我也不知道說什么。難道人民的節日，也需要祭品嗎？文革并不是真正的人民的節日，雖然人民參與其中。文革畢竟是一場革命，雖然我們找不出它的真正意義在哪里，但是它卻真的成為了一次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講，所有的革命，都是動亂。革命在打破舊的秩序，而在舊秩序的維護者那里，不是動亂，又是什么呢？動亂，會為人們所厭倦。這種厭倦本身，會導致動亂的結束。我想，少有人在真正意義上喜歡動亂；因為動亂，它傷害的不只是動亂的對象，更有動亂者本身。文革是一場引火燒身的革命。這場革命雖然是為了讓人們像涅槃的鳳凰那樣浴火重生，但所造就的現實，畢竟是人為的動亂。再也沒有比人人自危更可怕的了。我們知道，人活著，總要尋找安全感的。如果整天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惶惶不可終日，那感覺又豈止度日如年。心靈的痛苦，會成為人們最大的痛苦。難道讓很多人痛不欲生的歲月，會成為人民的節日。我知道，文革的對象，始終是“那一小撮”，它要整的是黨，是干部，而不是群眾。但問題的關鍵卻是，它在運用群眾革命的方式來整黨，整干部。究竟誰是“那一小撮”呢？許多優秀的人物，都成了“那一小撮”，這公平嗎？不僅不公平，而且是冤枉。人民的節日，當然有許多歡呼；而這歡呼恰恰來自于對“那一小撮”的批斗。我在想，所謂的人民，大抵不過充當了看客。看客，雖然未必盡是無聊，但若探尋更深的意義，恐怕是無有吧。“走資派”什么樣啊，“反革命”什么樣啊，大家是報著這樣的心態，來看歷史的鬧劇的。群眾的心態，大抵只有當自己成為群眾的一員的時候，才可以體察。但說實在的，我并不愿意體察群眾的心態。我總覺得，群眾的心態有些可怕；一看到大家義憤填腐的樣子，我就有許多悚懼，大抵所謂的愚昧，落后，非理性，并不完全是污蔑。所以，對于群體、群眾，我更愿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我不想被群眾的大潮所裹挾。我生怕被這種大潮所吞沒。我愿意獨立于群體之外，做一個孤獨的思考者。也許，有人會說，你不是群眾的一員，又怎么理解群眾；你不是偉大歷史的創造者，又怎么去理解偉大的歷史。我要說的只是“萬物靜觀恒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對于一段激情的歷史，我們應該以一種冷靜的態度去對待。有人說，中國文化缺乏西方文化那種狂歡的精神；但是，文革本身卻反駁了這一點，從某種意義上講，文革既是人民的節日，又是人民的狂歡。狂歡，很有那種醉酒的感覺。如果大家都醉了，干出點非理性的事，似乎可以原諒。但是，真正不可以原諒的卻是這醉酒本身。十年文革，十年狂歡，這是很不正常的。它的破壞性太大了，而更大的創傷，卻在人們的心里。我想，人們也終有厭倦狂歡的一日。如果人民的節日，不再屬于人民，那才是真正可怕的；然而，在文革，也確實出現了這一幕。有時候，我在想，雖說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但是，人民似乎也只是充當了歷史的工具。然而，即便人民只是充當了歷史的工具，但這工具依然會覺醒，而成為自覺的工具。不是講人民文革么？所以有人民文革，那就在于人民成為了創造歷史的自覺的工具。
（四）精神的圣殿
文革并不會成為知識分子精神的圣殿，相反，卻是知識分子精神的煉獄。知識分子只會述說在文革中經受的苦難，并且這苦難被夸大了，以致于我們分不清，究竟多少是真實的經歷，多少是添油加醋的編造。知識分子的苦難是以波瀾壯闊的人民文革為背景的。人民文革，給人一種汪洋大海的感覺，以致知識分子的苦難完全淹沒其中，沒有絲毫的意義。可以說，文革是人民精神的圣殿。人民在文革中，更多的是一種精神的朝圣。至于現在被強調的上層權力的爭奪，反而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那離人民畢竟太過遙遠。現在底層的很多人，都在懷念毛澤東時代，甚至懷念文革。其實，人們懷念的并不是那個時候的貧困，而是那個時候人們的相互關系、崇高理想、道德境界。有的人說，底層在美化那個時代，在虛構一個從來沒有過的美好的毛澤東時代。有這樣觀點的人，大抵真的被洗了腦子。與其說底層在美化毛澤東時代，不如說他們在還原那個時代的真實。而實際上還原那個時代的真實，對有些人來說，就是美化了。因為毛澤東時代已經被別有用心的人丑化了。就像西施吧，可謂天底下第一美人，但你若是把污泥涂抹在她的臉上，就是無鹽嫫母，也要比她漂亮許多。而實際上，毛澤東時代也擁有了同樣的命運。對于那些妖魔化毛澤東時代的人來說，一切力圖還原歷史真實的努力，那自然都是美化了。實際上，對于底層的民眾來說，還原毛澤東時代的真實，并不需要做什么研究，他們只要忠實于自己的記憶就夠了。我總覺得，許多煌文大著，好像與底層的民眾并不相干；他們所有的，只是他們經歷的。正因為忠實于自己的經歷，所以一切污蔑、謠言，才會隨風飄散。從精神圣殿里走出的民眾，總有一顆虔誠的心，這顆虔敬的心，也許是那些要搗毀神像的人，永遠無法理解的。有人說過，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上帝，但人民心中的上帝，和資本家、剝削者心中的上帝并不相通。毛澤東是人，不是神，這是常識。但是，誰又能改變毛澤東在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呢？而人民也正是利用這種神圣，才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利益。文革時代，確實給人們了一種精神的洗禮。這種精神的洗禮，在官僚機構、知識分子，固然是災難、浩劫；但在人民那里，似乎又形不成災難、浩劫的概念。在文革中，人民的利益、呼聲，不僅沒有被漠視，而且得到了重視。人民歡欣鼓舞的時代，居然是災難，是浩劫，這是超出人們想象的。當然，超出人們的想象，也并不是不存在；但問題只是，在何種范疇、何種意義上存在。我說過的，文革是在捍衛中國革命的終極。文革為什么要反對出現一個貴族階層或者說特權階層。因為它的終極理想就是消滅剝削、消滅壓迫、消滅特權，盡而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如果中國革命只是造就了剝削階級的更新換代，那革命先烈的血，豈不是白流了。實際上，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的思想，是少人理解的。因為在別人還陶醉在不可能出現修正主義的迷夢中的時候，他卻清楚地看到了未來。對于超越時代的思想，人們有兩種態度，一是無條件地擁護，然后反思，甚至反對，二是經過歲月的磨洗，重新認識它的價值。很不幸地，我們居然發現了毛澤東在文革時期思想的價值。我們真的希望，毛澤東當年的判斷是錯誤的、荒謬的。但是，歷史本身卻論證了他的正確。其實，我們即便認識到了他的正確，又能怎么樣呢？并不能怎樣的。文革是不能夠重復的。沒有愿意，也沒有人有這個能力。但是，文革的訴求卻有著永恒的意義。文革會成為寶貴的資源，不同立場的人會在這里開采出不同的礦石。當然，對文革的污蔑也會持續下去，但這也并不妨礙許多人對文革真實的還原。有人說，每過十年，對拿破侖的評價就會顛倒個個兒；實際上，對毛澤東的評價，何嘗不是如此呢？我在想，在精神的圣殿里，人們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虔誠，還是虛偽？是理性，還是狂熱？是匍匐在神像下，還是重新發現人的價值？在我看來，應該兼而有之。虔誠與虛偽，可能統一在一起，理性與狂熱，也可能交織；匍匐在神像之下的同時，也可能有人的自覺。
（五）永遠的祭壇
文革成為永遠的祭壇，這似乎成為了不爭的事實。然正如同文革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義一樣，這祭壇對不同的人，同樣具有不同的意義。在知識分子，文革是災難，是浩劫；所以，文革會是知識分子精神的祭壇。對知識分子來說，最可寶貴的是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然而，在文革中，這一切是蕩然無存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集體失語，這同樣是不爭的事實；至于所有的批判、反思，那不過是馬后炮罷了。當然，知識分子的集體失語是由于政治的高壓，但知識分子自身，就一點責任也沒有嗎？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居然成為后來夸耀的資本，這是很可以悲哀的。真正可以悲哀的似乎并不是他們在文革中的遭遇，而是后來的夸耀。雖說苦難可以成為資源，但并不值得夸耀啊。知識分子自然可以拍著胸脯說，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是真實的，但是除了自己的記憶，似乎找不出什么旁證。就算知識分子是真誠的，但記憶本身也會把他們欺騙。我不知道知識分子的痛定思痛，究意是真實的想象，還是想象的真實。如果是真實的想象，那和真實就有很大的距離；如果是想象的真實，那不過是夢囈。我們看了所謂國學大師文懷沙的真實經歷，就不免對知識分子回憶的真實，產生了懷疑，甚至警惕。文懷沙說自己在文革中遭受政治迫害，但實情卻是在文革前，因為流氓罪被判入獄。文懷沙說自己是在胡耀邦的干預下釋放的，更是子虛烏有。知識分子在文革中遭受了苦難，這自然值得同情；但是，我們在同情之前，首先應該確定這苦難是否真實。如果這苦難是想象或者編造出來的，我們的同情豈不是遭到了欺騙。我知道的，所謂的知識分子，并不那么崇高，相反，他們有著各種各樣的缺點、弱點，甚至卑鄙齷齪的地方。把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想象得那么崇高，其實是一廂情愿的，否則便不會有所謂的無恥文人了。如果看看現在一些知識分子的表現，就會覺得，毛澤東改造知識分子的做法，并不曾錯。我們當然可以說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報有偏見，但偏見，又實實在在地根源于知識分子的弱點、缺點。我雖然不同意知識分子的靈魂是骯臟的，但是對個別人來講，這并不曾錯。然而，不管事實究竟如何，文革成為了知識分子精神的祭壇。在文革中，知識分子本身便是獻祭。獻祭有兩種命運，一是成為犧牲，一是成就神圣。可以說成為犧牲的很多，但成就神圣的很少。文革中有圣徒，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會成為圣徒，也是勿庸置疑的。知識分子中的圣徒是很少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成為了獻祭，所以會世世代代地詛咒文革。詛咒文革的結果，就是文革的妖魔化。妖魔化文革自然是走到了極端，但是，歷來都是物極必反，把文革變成妖魔鬼怪，那必然導致文革的真實浮出水面。文革不只是知識分子精神的祭壇，而且還是人民的祭壇。從知識分子對待文革的態度，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并沒有長勁多少。如果把文革比做一位歷史巨人的傷口；而那些肆意污蔑那段歷史真實的人，就是飛來飛去的蒼蠅。實際上，我們也并不會因為蒼蠅的嗡嗡叫，就聽信了它們的夢囈。文革是人民的祭壇，這大抵并不錯。“四五”運動的花圈，大抵即是這祭壇的最好象征。我們可以想見波瀾壯闊的人民文革，但是想見，又有什么用呢？一切已經成為永遠回歸的不存在。在許多人眼里，根本就沒有什么人民文革的；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人民文革又被解釋為對毛澤東文革的反抗。而實際上，這樣的觀點太離奇了。如果從精神的角度講，人民文革并沒有貢獻什么，它不過是潮起潮落的政治運動而已。我個人不喜歡政治運動的。所以波瀾壯闊的人民文革，大抵不過過眼煙云。我不知道歷史的真實，究竟是什么；但是，即便知道，又能怎么樣呢？十年的歷史，留下的不過是一個祭壇。祭壇上的犧牲雖然不多，但是它又刺激了多少人的狂熱啊。狂熱，祭壇，血色的記憶，這一切，真的有價值嗎？如果沒有價值，那個時候又為什么會如此狂熱呢？我在想，是不是應該把所有的祭壇都埋葬了。但如果把所有祭壇都埋葬了，那就真的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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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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