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多人都在夸張地談論“九一一”的作為“歷史轉折點”的意義，可是，對于我來說，“九一一”不過是以極端的、令人震驚的方式使事情變得更加顯豁了而已。與現代傳媒的結合，震驚成為了現代的“思考”和“審美”方式，尤其以好萊塢大片為代表的現代藝術工業早已經把震驚轉變成為了當代審美的最高形式。美國總統用“十字軍東征”、“無限正義行動”、“誰不站在我們一邊，誰就是站在恐怖主義一邊”這種中世紀的語言發動了21世紀的宗教戰爭。這場新的宗教戰爭同時又變成了一種21世紀的政治正確，使得“一夜美國人”成了精英們的時髦，成了“文明”的身份標志。似乎非此就會淪為人神共憤的“野蠻人”,并且被排斥于“文明”世界之外。但是，令人驚異的是，在“九一一”之后，在無法被徹底壟斷和控制、因此相對自由和民主的媒體——互聯網上出現了“當世貿大廈倒塌以后，我的視野突然變得開闊起來……”這樣的帖子。也是在“九一一”之后，在西方重新有人為殖民主義招魂。確實，在某種意義上，“九一一”勾連起已經斷裂了的歷史記憶之鏈，使我們的視野重新開闊起來。
在“九一一”的前一天，一位剛剛從英國回國的朋友和我談論遠在南非班德召開的聯合國反種族主義大會。班德反種族大會在“九一一”前兩天閉幕，美國和以色列退出了反種族大會，西方拒絕了非洲殖民賠償的要求。我們由班德大會談到歷史和文明的反思，談到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的前途和走向。
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半小時，一位朋友打電話來告訴我：發生大事了。我追問：什么事情，怎么可能？我從床上爬起來，電視上正在反復播送世貿大廈受到襲擊的鏡頭。
“九一一”重新召喚出來了殖民主義這樣一個歷史的幽靈，這樣一個從歷史書寫中褪色了的幽靈。殖民主義在現代歷史的過程中一直在場；可是，在我們對于現代化的理解中和對于現代歷史的理解中，殖民主義卻又是經常缺席的。實際上，如果離開殖民主義，一部現代史就會變得不可理解，甚至我們現代的“自我”也會變得不可理解。離開了殖民主義，我們怎么能夠理解第三世界的民族國家的出現，怎么可能理解第三世界個人的建構？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現代民族國家和個人都是一種建構，都帶有“殖民”的痕跡。
王中忱在《殖民空間中的日本現代主義詩歌》的論文中重新探討了日本現代主義的發生，以及它與殖民主義的關系：“日本的現代主義詩歌為什么首先在遠離本土的大連發生”？[1]他指出，諸如超現實主義那樣一種超乎尋常的、放肆的想象力并不是孤立地、自律地存在于文學之中的；而相反，正是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殖民“越界”之后所帶來的。日本現代主義作家的想象力與殖民的經驗有著密切的關系，例如在中國大連生活了十五個年頭的安西冬衛，“殖民地的主導意識，其實主導了安西‘放肆的想象和雜亂的意象’的秩序。”他指出，“現代主義”本來就是一個“后設”的概念。通過對現代主義文學起源的重新探討，他的研究顛覆了原先有關現代主義的文學史敘述，說明它與殖民主義歷史有著深刻的聯系，并且指出對于殖民主義歷史的回避，“這與其說是無意的疏漏，毋寧說是有意識的擱置?！盵2]在《殖民主義沖動與二葉亭四迷之旅》中，通過對埋骨新加坡受到中國文人誤解的日本小說家二葉亭四迷的詮釋，他提示民族主義如何成為了現代日本知識分子的普遍意識以及現代化與殖民主義的密切關系：日本和俄羅斯從19世紀開始都按照西方重新來塑造自己，“這兩個國家，不僅通過自身的轉變，建立抵御西方殖民主義的能力，同時，也按照歐美模式，把擴張領土、攫取殖民地作為近代化建設必不可少的日程?！盵3]
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所謂“現代”都無法離開殖民主義的問題。英國的工業革命和“自由貿易”是和殖民主義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工業化、現代化和全球殖民化的過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隨著英國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建立了超過其本土自身一百五十多倍的龐大的殖民帝國，在當時被稱為“日不落帝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并不是先有了工業化和現代化以后，然后到全世界來推廣現代化的；相反，英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首先必須以摧毀印度民族工業的基礎、把印度納入英國的國內市場為條件。我們不能簡單地以工業化等指標來定義和評價現代化，如最近有關機構的中國學者所作的那樣。他們搞了一個所謂“現代化進程表”，可是實際上所謂“現代化”沒有一個絕對的和固定的標準?！艾F代”是動態的，難道工業革命時代的英國和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比今天的中國和印度還要更為“現代”和“現代化”嗎？“現代”不是一個可以從具體的時空關系中抽離出來的靜止的標準?！艾F代”首先是東西方關系的一種表述，首先意味著西方對于東方的支配地位。直到19世紀英國殖民者來到中國的時候，中國的國民產出遠遠高于歐洲，英國人用來和中國交換的物品唯有在印度種植的鴉片。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這些到達中國海岸的海盜和鴉片販子較之幾個世紀之前在中國沿海出沒的倭寇沒有什么區別，而早在鴉片戰爭之前，葡萄牙在澳門已經建立了據點。難道當時的中國人應該把這些帶來了梅毒、毒品的海盜和鴉片販子稱為文明的使者嗎？
即使從最簡單、最普通的日本為什么不可能像德國一樣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于亞洲國家侵略的歷史尤其是對于朝鮮長期殖民的罪惡這樣的問題，也不能僅僅局限于日本的民族性，而必須放置到更深遠廣闊的現代殖民主義歷史體系中來加以討論。美國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在二戰結束以后迅速重新武裝日本，沒有像對于德國納粹的審判那樣徹底肅清軍國主義和右翼勢力，美國將日本侵略最大的受害者中國排除在戰后談判和舊金山條約之外，實際上構成了美國與日本單獨媾和的局面。從根本上來說，作為美國和日本在“遠東”和亞洲沖突和決戰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基本上替代了戰前日本在亞洲的殖民結構和勢力范圍中所充當的角色。這也是后來美國介入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中國的內戰和臺灣問題的根本實質。事實上，戰后，美國把韓國和日本變成了被占領國。由于殖民主義的結構并沒有從根本上被否定過，所以對于殖民主義的根本批判從來就沒有真正被提起過，而且在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對于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離開殖民地的歷史，怎么可能談論他們的“現代歷史”？離開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怎么可能談論自由、民主和人權這些東西？
在“五四”時期有關中國問題的討論中，胡適強調中國的災難與帝國主義毫無關系。費正清等有關中國的研究中也一再指出，中國現代化的延誤和失敗的原因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其內部：“中國現代化之所以一誤再誤，首要的原因不在于外來挑戰本身力量的強大，而在于中國作出的反應太軟弱”。他們指出，“19世紀之前使得中國如此偉大的東西，恰恰被證明也就是后來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實現現代化轉換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今天面臨的困境乃是先天注定的。中國作為‘中央之國’，其自我獨立的政治和文化運轉體系，以長期以來未受到外來挑戰而聞名于世。”[4]如果從中國和西方是兩種不同的、不可簡單地進行比較的文明和價值體系而言，并且由于悠久的歷史傳統，因此中國難以輕易地接受西方文明，以致于中國在現代一敗再敗而不承認失敗。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能直接得出“優勝劣敗”和“文明戰勝野蠻”的結論，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并不缺乏野蠻戰勝文明的先例。但是不論是胡適，還是費正清等人，都是將中國置于現代化的坐標上來加以審判的。我不排除甚至完全認同中國之所以無法戰勝西方是由于中國內部的原因而不是外部的原因這樣的解釋。但是，如果將中國的問題作為現代問題來看，那么，我們應當看到，中國的災難和落后主要是或者首先是由西方所帶來的，比如我們可以想象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給中國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巨大打擊。又比如，國民黨教育部長蔣夢麟在《新潮》里描述了抗戰時期國民黨“抓壯丁”的情形，“抓壯丁”這種需要與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殖民侵略不能不說有著直接的關系。在貴陽的一個壯丁收容所，蔣夢麟發現從廣東動身的700壯丁到達貴陽后只剩下17人，其余都在死于運轉的途中。蔣夢麟說，這并不是特殊的例子，這樣的比例“只會多不會少”。這些將要被送往抗日前線的壯丁們被繩子拴著，毫無行動自由，更無逃跑的可能?！坝幸惶煳铱匆妿装賯€人，手與手用繩子穿成一串。他們在山上，我們的車子從山下馳過。他們正在集體小便，好像天下雨，從屋檐流下來的水一樣。他們連大便也是集體行動，到時候如果沒有大便，也非大便不可，若錯過這個機會，再要大便，是不許可的?！盵5]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由此引起的民族戰爭嚴重地破壞和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日常生活。這種由于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所產生、直到30年代才真正深入到中國內地的“現代性”給中國的日常生活帶來了不可想象的壓迫性、強制性和殘酷性。
從蔣夢麟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嚴酷的、生死存亡的對日民族戰爭中，中國的政府、精英和民眾也沒有形成“民族主義”的共識。國民黨政府由于無法用民族意識把人民統一起來，因此只能用鐵鏈把他們拴在一起。然而，大話自由主義者卻稱民族主義是現代中國的一大“病灶”。然而，精英們的這種夢話能夠大量印刷，成為人們的“歷史常識”。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因此，明顯地精英們不是用腦袋在思考，而是用屁股在思考的。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先后兩次受到日本的大規模入侵。一屆政府稱“寧贈友邦，不與家奴”；一屆政府稱“攘外必先安內”。滿清政府和國民黨政府都把階級的利益放在民族的利益之上。日本如西鄉盛隆所說的那樣，“將圖謀內亂的心思轉移到對外而振興國家的遠見”。日本的政界、思想界和知識界形成了普遍的民族主義共識。日本的現代化離不開民族主義（或稱國家主義，或稱國民主義）的社會動員，離不開對于朝鮮和中國殖民侵略的歷史。堀田善衛在《日本的知識》中說：“為了成為亞洲民族主義的先驅或盟友，在19、20世紀的弱肉強食的時代里，除了成為西歐帝國主義者的追隨者，保持本國的獨立以外，還有什么路可走嗎？”[6]而中國，長期沒有形成“民族意識”，因此在民族矛盾的壓力之下不可避免地激化階級矛盾。我們如果看一看了國民黨的教育部長蔣夢麟筆下被動地卷入民族戰爭的中國民眾是什么樣子，中國的軍隊是什么樣子，我們就知道這樣的國家沒有真正形成現代的民族國家。這樣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利益漠不相關甚至根本對立的國家，要抵抗日本這樣一個以民族主義高度動員的現代國家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樣的抗戰其失敗是注定了的。滿清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失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現代的民族主義意識，是由于嚴重的階級的分化和對立使得造成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的現代性方案失敗，或者說，從根本上就缺乏這樣一個現代性方案。
正如黃仁宇、鄒讜等歷史學家所注意到的那樣，只有共產黨才最終實現了民族的現代動員，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才真正完成了梁啟超在20世紀初所提出的“新中國建設”的任務。也只有這樣，才可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50年代的朝鮮戰爭中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以及號稱“聯合國軍”的軍事集團的進攻，從而真正確立了中國在現代世界上的地位。不僅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顛覆了有關西方東方、現代傳統、進步落后、殖民被殖民的歷史和論述。
讓我們仔細回味一下彭德懷元帥在朝鮮戰爭結束之后富有象征意義的話語：帝國主義在東方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個國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美國擔心“多米諾骨牌效應”，為了抵消中國革命的沖擊，不僅建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等反共組織軍事同盟，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世界的資源配置。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中國革命，圍繞中國的亞洲的“經濟奇跡”怎么可能發生？同時，我們還可以假設，如果“中國革命”不是發生在亞洲大陸，而是發生在非洲大陸，那么，“經濟奇跡”和“經濟起飛”就可能會發生在非洲而不是亞洲，“被遺忘的大陸”就可能會是亞洲而不是非洲。按照大話自由主義者的說法，像中國這樣后發展的第三世界國家，為了實現現代化，為了達到自由、民主，為了求得人權，必須先當三百年殖民地。從地圖上看以直線分割的非洲大陸，一目了然，這是一個完全是按照殖民者的意志，而不是按照自然、歷史而形成的國家邊界，這個最落后、最野蠻的大陸恰恰最不缺少的就是殖民地的經驗。
80年代初，錢理群等人提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和有關“文學現代化”的論述。王瑤追問道：“你們講20世紀為什么不講殖民帝國的瓦解，第三世界的興起，不講（或少講，或只從消極方面講）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俄國與俄國文學的影響？”[7]曾經隨著“第三世界”這一新的概念和話語的出現，形成了新的政治空間和歷史想象力。伴隨著“第三世界”政治的崩解和塌陷，今天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實際倒退到了巴黎公社之后、一戰之前的反動時期。這對于無產階級來說是最為絕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像死亡一樣平靜的時代；而對于資產階級來說，是太平盛世、黃金時代，同時也可能是蘊含著總體危機的不確定的時代。俄國十月革命由于沒有得到德國等先進國家工人階級革命的響應和支援，而不得不“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于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被致命地鑲嵌到資本主義的結構之中。一個落后的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嚴密包圍之中建設社會主義，本身就帶有左傾機會主義的危險。而“現實社會主義”也正是由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有力規范不得不轉變為修正主義以適應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生存。社會主義實踐不得不蛻變為國家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方案。在這些后發展的國家沒有建成革命敘事和想象所宣稱的社會主義天堂，但是卻有力地實踐了民族資產階級所無法勝任的建立一個統一的、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的使命。這就是歷史的吊詭。
大話自由主義者是這樣一種知識精英，他們與其說是教條主義的英美自由主義者，不如說是自由、民主和人權的無厘頭演員，對于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概念就像擁有麥當勞的特許經營權一樣。他們不是把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實踐放到歷史的脈絡里來加以理解，不是放到人民現實的、艱巨的斗爭過程中來加以理解，相反從一種買辦的地位在根本上遮蔽了歷史的視野和社會的理解，因此必然地缺乏歷史和整體的眼光。當前學術常常有所謂“國際的”與“本土的”的分歧。實際上無所謂國際的或者本土的問題。不僅今天而且自現代以來中國的問題就不僅僅是中國內部的問題，而是同時也是一個國際的問題。與此同時，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僅僅是國內的而同時是國際的。重要的是我們的立場和視野，我們的經驗和方法。問題是如何找到我們自己的歷史理解的脈絡和歷史理解的方法。
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規定了民族是最基本的利益單元，馬克斯·韋伯在《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中指出：“說到底，經濟發展的過程同樣是權力的斗爭，因此經濟政策必須為之服務的最終決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權力的利益?！褡鍑也⒉皇裁葱中臇|西……民族國家無非是民族權力的世俗組織?！诘聡洕叩囊磺袉栴}上，包括國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應當干預經濟生活，要否以及何時開放國家的經濟自由化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拆除關稅保護，最終的決定性因素端視它們是否有利于我們全民族的經濟和政治的權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們民族的擔綱者—德國民族國家?！比欢捎谫Y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使得后發國家和被壓迫階級為捍衛他們自身的利益的斗爭變得越來越復雜和困難。正如韋伯所說的那樣，“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展只不過是各民族之間相互斗爭的另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并沒有使各民族為捍衛自己的文化而斗爭變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這種斗爭變得更困難，因為這種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喚起當前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的沖突，并使既得利益者與本民族的敵人聯手而反對民族的未來?！盵8]韓國漢城大學教授白樂晴指出：“韓國的‘現代文學’就應該是‘民族文學’……我們的現代文學是在意識到外來勢力的侵入并不是給部分地區或部分階層，而是給全體民族帶來侵略之威脅的時候萌生起來的。”[9]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在抗日戰爭中，一切必須服抗日的利益，這是確定的原則。因此，階級斗爭的利益必須服從于抗日戰爭的利益，而不能違反抗日戰爭的利益。但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有些人否認這種事實，否認階級斗爭的存在，這是錯誤的?！覀儾皇欠裾J它，而是調節它?！盵10]也因此，在這樣終結了殖民主義和基本上完成了民族主義的現代性任務這樣的意義上，孔慶東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是最偉大的白話文。這體現了深刻的歷史洞察。白樂晴在對“民族文學”的持續的思考提出了令人警省的在第一世界之外的當代的“知識的買辦化”的問題。在今天，甚至“專業性”實質上會成為“買辦性”的代名詞。[11]
與此同時，與那些貶斥民族主義，競相以全球化而夸耀的大話自由主義者所想象的相反，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是聯系在一起的。白樂睛指出：“正如真正的民族文學更是先進的世界文學那樣，殖民地形勢下的民族主義，同樣由于它所面對的斗爭對象的國際性特點，只能具有國際主義的特點?！盵12]正如孫中山1924年在《大亞洲主義》中對于日本帝國主義的批判和對亞洲被壓迫民族團結的吁求那樣。孫中山看到了俄國革命較之西歐資產階級革命的進步性。孫中山在《大亞洲主義》的講演實際上就是在俄國革命之后“接著講”：“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什么問題呢？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沖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道德做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亞洲民族便很在勢力?！盵13]章太炎同樣批評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西方文明“文明愈進者，其蹂踐人道亦愈甚。”章太炎夢想著中國和印度等被壓迫民族的國際主義聯合：“他日吾二國扶將而起，在使百行得職，無使蹂躪他國，相互毀傷為事，使帝國主義群盜，厚自慚悔，亦寬假其屬地赤黑諸族，一切以等夷相視，是吾二國先覺之責已！”[14]白樂晴指出，韓國等殖民地的民族文學較之西方的資產階級市民文學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進步性：“徹底批判和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是民族文學一個基本的賴以生存的基礎，這是先進國的文學無論如何也是達不到的境地?！北热绗F實主義經典作品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書寫了資產階級創業的神話，塑造了資產階級的理性主義、勤奮精神和堅韌斗志的形象，另一方面公然表現了種族主義和殖民意識。現代主義文學經典加繆的《局外人》的主人公沒有明確動機的殺人，為作者表達存在主義思想提供了機會。白樂晴指出，一個法國人在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無故”殺害了阿拉伯人，從阿拉伯人的立場來看會是完全不同的解讀，這是法國殖民統治以來所犯下的無數罪行之一，它盡管沒有什么正常的‘理由’，但是也并非特別的冤枉。實際上，白樂晴的解讀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從來都是被高妙的存在主義所遮蔽了的問題，為什么是一個阿拉伯人被“無故”地殺害了？用存在主義來解讀，表現了明顯的遲鈍。[15]聯接起斷裂了的殖民主義歷史記憶之鏈，重新恢復我們必要的視野，以主體的姿態、批判性地重新解讀西方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以及東西方現代的歷史，也是應該的。
[1]王中忱《越界與想象》4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2]王中忱《越界與想象》3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3]王中忱《越界與想象》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4]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634-63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5]蔣夢麟《現代世界中的中國》26-32頁，學林出版社，1997年。
[6]引見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5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
[7]錢理群《矛盾與困惑中的寫作》，《文學評論》1999年第1期。
[8]馬克斯·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92-93頁，三聯書店，1997年。
[9]白樂晴《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與人》212頁，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年。
[10]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491頁，人民出版社，1964年。
[11]白樂晴《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與人》59、345頁，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年。
[12]白樂晴《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與人》2224-225頁，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年。
[13]章太炎《記印度婆耆王紀念會事》，《太炎文錄初編》卷二，上海書店，1992年。
[14]章太炎《送印度缽邏罕保什二君序》，《太炎文錄》別錄卷二，上海書店，1992年。
[15]白樂晴《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與人》220-222頁，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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