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毛的誤讀——論階級和階級斗爭

對毛的誤讀——論階級和階級斗爭

保羅•希利 （新英格蘭大學人文學院，阿米代爾，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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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背離。這種背離通常被認為是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并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所堅持的經濟第一性的觀點被毛澤東強調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唯意志論”所取代；二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層面來定義階級，而毛澤東則從政治行為和意識形態上來定義階級。本文不同意第二個方面的說法。本文認為：毛澤東在1955年以后關于階級、階級斗爭的理論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著基本的連續性，他也是把階級視為一種經濟范疇，這和經典馬克思主義是一致的；而且，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把階級視為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所決定的上層建筑領域階級斗爭的積極參與者；最后，毛澤東也同意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經濟層面上的階級由上層建筑領域一定的政治機構和意識形態形式來代表。

近三十年來，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困境令人感到遺憾。馬克思主義作為整體陷入了困境，尤其是其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講，出現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并不奇怪。因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終結，隨著中國和越南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放棄，隨著大多數西歐共產黨的式微，馬克思主義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上都走向了衰落。但伍德認為，危機的源頭還可以再往上溯至20世紀60年代，更為明確的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熱衷于毛主義的時代。

伍德認為，在經濟落后和工人階級不成熟的歷史條件下，毛主義的特征就是強調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相對于客觀物質條件的“自主性”。毛澤東認為，政治行動、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的斗爭具有相對于經濟領域的“極大的自主性”。這種認識在大躍進和文革時期達到頂峰，并形成了一種“極端的唯意志論”。而“自主性”也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現問題的根源。毛澤東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革、特別是關于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洞見”，激發了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經典馬克思主義進行重新解釋。這些解釋主要包括：普朗查斯關于階級、社會主義和國家的相關論述；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辛德斯和赫斯特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主義”和“簡化論”的批評等。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經濟發展和階級斗爭的思想被描繪成了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背離。對于這種“新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伍德語）而言1，毛澤東對傳統的背離成為他們所尋求的診治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的一種萬能藥。而對伍德而言，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令人遺憾的背離，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中的階級退卻。

伍德在論述中使用的是含糊的“毛主義”的概念，而不是含義確切的毛澤東的思想。在其他從事毛澤東研究的學者的著述中也存在相似的問題。這些著述中反復出現的一個觀點就是認為毛澤東明顯地背離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者中的多數人認為背離主要發生在1957年，起始點是1955年。他們通常認為背離體現在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一是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關系上的偏離，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第一性論點在毛澤東那里變為強調政治、意識形態和人的主觀意志起決定作用的“唯意志論”；第二個方面也是本文將所討論的核心問題，即毛澤東對經典馬克思主義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的背離。他們認為，經典馬克思主義把階級視為一個經濟的范疇，毛澤東則是從上層建筑領域政治行為和意識觀念的角度來定義階級，而這種階級的定義正是根源于毛澤東所說的上層建筑的第一決定作用。斯圖爾特•施拉姆和理查德•克勞斯都持這種觀點。

例如，施拉姆就認為毛澤東在界定階級成員時更為強調主觀因素而不是客觀因素。經典馬克思主義按照人們和生產資料之間的關系從經濟層面來定義階級，而毛澤東則是從“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層面來定義階級。這種階級定義來自毛澤東“對政治首要地位的強調”。施拉姆認為，1957年對于毛澤東從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定義階級以及對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階級斗爭問題進行思考的關鍵一年，也是和經典馬克思主義發生分歧的關鍵一年。作為其思想基礎的“唯意志論”傾向常常出現。在1955年毛澤東關于農業化合作化問題的7•31講話以前，這種“唯意志論”傾向還是潛在的。1955年到1957年之間，“唯意志論”傾向日益加劇，最終引發了被稱之為“極端唯意志論”的大躍進和文革。因此，施拉姆認為，1955年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年，是“唯意志論”從潛在走向顯著的轉折點。2 克勞斯也進行了類似的分析，他認為從1957年開始，毛澤東對階級問題的認識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統發生了分歧，和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層面定義階級不同，毛澤東開始從上層建筑層面、尤其是從政治表現上來定義階級。

如果毛澤東對階級的認識確實是這樣，那么就表明毛澤東思想的確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背離，因為這種對階級的認識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社會結構理論的否定，是對“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就是或反映著經濟領域的階級斗爭”這一傳統理論的拋棄。和以上觀點不同，我認為毛澤東在1955年以后關于階級、階級斗爭的理論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著基本的連續性。大體上，我的觀點可以概括為相互聯系的幾個方面。首先，和經典馬克思主義相一致，毛澤東也把階級作為一種經濟范疇。他認為，階級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形式中占特殊地位的人類集團，階級劃分的原則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支配權。其次，毛澤東和經典馬克思主義都把階級視為上層建筑領域斗爭的積極參與者，雙方都認為階級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所產生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組織。第三，毛澤東和經典馬克思主義都同意這樣一種觀點，即經濟領域的階級是由上層建筑領域的政治組織、意識形態的機構和形式來代表的。國家、政黨、觀念和意識形態都具有階級性，它們代表特定階級的利益并維護特定階級的利益。簡言之，毛澤東和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范疇是相同的。本文將對此進行詳細的闡述。由于普遍和長期存在著的對毛澤東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誤解，這種闡述是非常有必要的。我首先從毛澤東關于階級的經濟定義入手。

一、作為經濟范疇的階級

毛澤東認為，社會生活的主要區分就是階級的區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分成不同的種類，而人是由階級所區分的。” 毛澤東在1956年的講話中也曾這樣談到：隨著對馬克思主義掌握的不斷深入，黨在對農村問題的認識上也不斷提高，從最初“平面地”看農村轉變為“立體地”看農村。通過自覺地運用階級分析法，看到了農村“有富的，有貧的，也有最貧的，有雇農、貧農、中農、富農、地主之分”3。被剝奪了土地的貧農、擁有土地的富農等說法意味著毛澤東是從經濟層面來定義階級的。在中共八大的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更為明確地指出：中國農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群眾廣大的國家，這些小資產階級群眾的眼睛“經常看到的是他們那一點小財產”，小財產既包括生產工具也包括土地。他還談到了小資產階級在城市和農村中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4

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稿）》中重申了這種對階級的經濟分析方法：“因為這個時候，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剝削者，所有制是全民的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沒有私人的資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廠所有者、企業所有者”5。這里，毛澤東明確地從所有權關系方面來定義資產階級。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又把農民稱為“他們自身的勞動力、土地、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池、森林、化肥等）以及他們的產品的所有者。”6 毛澤東還指出，農民“要過渡到工人階級那方面去”，隨著所有權從個人所有變為集體所有再變為全民所有，工農差別將會消失，農民將變成“集體化的農民”，最終成為“國營農場的工人”。7

在中蘇論戰中，毛澤東以生產關系中所處地位作為階級劃分標準的觀點更為明晰。論戰伊始的“二十五條”8，毛澤東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幾種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他這樣說道：“從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來看，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毫無例外地都存在著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差別，也還存在著個體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兩種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兩種生產關系。在全民所有制企業中勞動的工人和在集體所有制農莊中勞動的農民，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兩類勞動者。因此，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毫無例外地都存在著工人和農民的階級差別。”9

在以上這段話中，毛澤東對工人和農民兩大階級的區分，不是根據其政治行為或意識觀念的差異，而是根據城鄉所有制形式的不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時期經濟結構多元性的觀察十分敏銳。他認為，只要這種多元結構存在，階級就會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一直存在。只有到了所有制差別消失時，社會中的階級才會消失。可以看到，階級在這里指的就是被生產關系尤其是被所有制關系所劃分的經濟集團。
在稍后的論戰中，毛澤東在《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一文中再次提到社會主義時期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共同存在。他認為，在南斯拉夫，能夠雇傭工人和購買各種生產資料的私人企業越來越多，這些企業主就是 “典型的私人資本家”。從他們所掌握的生產資料、所得到的利潤以及他們和工人之間的關系來看，他們無疑是“不折不扣的資本家”。作為剝削階級的農村資本家在南斯拉夫的農村也處于支配地位，這個階級和大批靠出賣自己勞動力過活的農民之間的差別正是在于他們所擁有的土地所有權和生產資料，在于他們對雇傭勞動者的“資本主義剝削”。10

文章也談到了南斯拉夫“公營企業的蛻化變質”問題。這些公營企業名義上是工人自治，實際上卻被新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所占有：

“在這些所謂‘工人自治’的企業內部，經理同工人的關系實際上是雇傭同被雇傭、剝削同被剝削的關系。

實際情況是，經理有權決定企業的生產計劃和經營方向，有權處理生產資料，有權決定企業收入的分配，有權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權否決‘工人委員會’或‘管理委員會’的決議。

南斯拉夫報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證明，‘工人委員會’只是一個徒具形式的‘舉手機器’，企業的‘一切權力都操在經理手中’。

由于經理掌握和支配生產資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業收入的分配，這就使他們可以利用種種特權，侵占工人的勞動成果。”11

生產資料實際上“屬于”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這一階級掌握著“公營”企業的財產和人員，并從中攫取好處。在這篇文章中，生產關系的三個方面，即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或不占優）、勞動過程中形成的關系以及分配關系都被用來作為階級劃分的標準。

對階級的經濟界定也出現在《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一文中。這篇文章分析了蘇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蛻化。分析表明，這些企業在法律上的名義所有權和實際占有關系之間并不一致。社會主義只是名義上的，企業實際上已經落入了新的資產階級手中：

“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這些蛻化變質分子所把持的工廠，名義上是社會主義企業，實際上已經變成他們發財致富的資本主義企業。他們同工人的關系，變成了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像這樣的蛻化變質分子，他們占有和支配著部分生產資料，剝削別人的勞動，難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資產階級分子嗎？……所有這些人，都是屬于同無產階級相敵對的階級，屬于資產階級。”12

農村地區的情況也是如此：

“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這些農莊領導人所把持的農莊，實際上變成了他們的私產。他們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變成為新的富農經濟。他們在上級領導機關中往往有著自己的保護人。他們同莊員的關系，同樣變成了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像這樣的壓在農民頭上的新的剝削者，難道不是貨真價實的新富農分子嗎？

顯而易見，所有這些人，都是屬于同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相敵對的階級，屬于富農階級也就是農村資產階級。”13

毛澤東之所以把社會主義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稱為一個階級（不管是城市的還是農村的），主要依據是它掌握著生產資料。官僚資產階級對生產資料的有效地占有和控制形成了事實上的資產階級私人占有制。在以上這些相關的論述中，毛澤東幾乎完全是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含義上來定義階級的，即從占有或沒有占有生產資料的經濟集團的含義上來定義階級。在事實占有而不是法律占有意義上的所有權制度是毛澤東對階級進行界定的根本出發點。

此外，毛澤東關于“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的理論也表明他是從經濟層面來界定階級的。毛澤東用“自在階級”描述那種沒有意識到自身是作為階級存在、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階級形態。自在的階級是指這樣一些人類集團，它們在經濟結構中處于特定的位置，即從經濟地位上而言是一個階級，但它們并沒有意識到自身所處的經濟地位。這種“分散”的階級在一定條件下會發展成為“自為的階級”，即一種認識到自身階級地位和階級利益的“有組織的”、“自覺的”集團。階級意識是否形成和發展是區分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的關鍵。這里必須注意的是，階級意識并不是界定階級的出發點，經濟的決定性才是其出發點。從階級的最直接的意義上來講，不管階級意識是否已經形成或仍處于潛在狀態，也不管階級意識的程度如何，階級始終是一種經濟上的客觀存在。

總之，從1955年以后的著述來看，毛澤東是把階級作為一種經濟實體來認識的，并用經濟結構中所處的不同地位來界定階級。毛澤東界定階級的根本出發點是實際所有權，即對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或是實際不占有，而不是人們在勞動過程中的關系和分配過程中的關系。這樣來看，那種認為毛澤東是從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來定義階級的說法是成問題的。

二、作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組織的階級

毛澤東對階級的經濟規定性的堅持并不妨礙他也把階級作為一定條件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組織來看待。關于階級作為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參與者的問題，毛澤東有很多的評論，其中多數是和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上層建筑領域的階級斗爭相關。我們首先考察毛澤東關于階級作為上層建筑領域沖突參與者的前提的論斷。毛澤東從經典馬克思主義出發明確指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不平衡是階級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組織的前提。

毛澤東認為，自為階級和自在階級只是代表著階級在政治和意識形態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在階級形成初期，階級意識是“分散的和無組織的”，既沒有形成對社會結構本質特征的認識，也沒有形成對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認識。在談到工人階級時，毛澤東這樣說道：“在實踐初期，工人階級還是一個所謂的‘自在的階級’，他們還不理解資本主義”14。由于沒有形成對自身階級身份和階級利益的認識，自在階級的斗爭是孤立的、自發的和局部的。斗爭不是直接指向現存的社會體系，而是為了解決個體或局部所遭受的苦難。在這個時期，階級成員并沒有作為一個階級采取政治行動。阻礙他們在政治上形成階級的原因是他們還停留在對資本主義的感性認識上。毛澤東并沒有糾纏于一個階級內部可能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觀念（尤其是在其形成初期），堅持認為意識形態總是帶有特定階級的印記。一個階級的成員可能會采取另一個階級的“立場”，或許是由于政治和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意識形態霸權所致。

雖然一個階級的意識形態并不是必然地表現出同一性，但是具有相同階級地位的人類集團在思想觀念上總是會朝著系統化的方向發展。在經過一個時期以后，“自在的階級”會變成“自為的階級”，形成一個對階級身份和階級利益自覺的組織。由于認識到自身處于被壓迫的地位，他們開始聯合起來進行有組織、有目的的斗爭，這種斗爭不再是僅僅對個別剝削者的反抗，而是針對整個剝削制度的斗爭。當斗爭轉向政治斗爭階段時，斗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爭得政治權力，因為只有擁有這種權力，才能對現存的社會秩序進行有利于被壓迫階級利益的改造。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把“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理解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階級意識是一個階級成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組織的必要前提。一旦認識到這個前提，政治的“基本內容”就是聯合起來同“階級敵人”作斗爭。15

當階級斗爭成為聯合起來的共同行動時，這一階級就會逐步地改造自身，改造其“主觀世界”。但是，這種覺悟不是憑空產生的，它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總的來講，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后面。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16 所謂物質運動指的是生產力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束縛。毛澤東認為，由生產力的發展所引起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推動社會形態更替（社會性質的根本改變）的基本矛盾。

這一矛盾促使階級分化，促使被壓迫階級在上層建筑領域為現在已經意識到了的自身利益而斗爭。這就是階級社會上升和下降的歷史：

“自從人類社會裂為幾個利害不同的階級以來，經歷過奴隸主的專政，封建主的專政，資產階級的專政，這些專政繼續了幾千年……人類才開始經歷無產階級的專政。前三個專政都是剝削階級的專政……這些在社會發展史上曾經起過一定進步作用的剝削階級，總是在很長的時期中犯過無數歷史性的錯誤，而且是反復地一犯再犯，才能積累他們的統治經驗。但是隨著他們所代表的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尖銳化，他們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錯誤，激起被壓迫階級的大規模反抗和他們自己內部的分崩離析，以至促進了自己的滅亡。”17

這里所說的“被壓迫階級的大規模反抗”指的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所發動的暴力革命。在“舊的階級社會”如資產階級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不平衡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18。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發展將會“激發它本國人民的革命”19。即便生產力的發展已經使統治階級成為累贅，他們也決不會自愿讓出政權，而且還要利用國家機器維護其特權。因此，“國家權力”是革命的“基本問題”，被壓迫階級為了奪取政權被迫進行長期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斗爭，最后被迫進行武裝斗爭。無產階級革命當然也是這樣，因為只有通過暴力手段粉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才能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這是一個“普遍規律”。

盡管革命過程中會有一些“曲折”和“倒退”，但從長期來看，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相容所引起的被剝削階級的暴力革命一定會爆發。毛澤東通過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說明了這點：

“教科書在327頁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社會中的階級斗爭的整個進程，‘不可避免地’會使社會主義用‘革命手段’代替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沖突，在帝國主義時代達到了空前尖銳的程度。無產階級發動的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客觀必然性。……這些提法很好，不能不這樣講……既然是客觀必然性，就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也就是不管你是贊成還是不贊成。你不贊成，它也還是‘客觀必然性’。”20

縱觀人類歷史也是這樣。奴隸制度被封建制度所取代，封建制度又被資本主義所取代。在這些過程中，不管反動階級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最終統治階級被消滅，被統治階級取得了革命的勝利。21

在取得了上層建筑領域的勝利之后，被壓迫階級還要利用剛剛掌握的政權按照自己的階級利益來改造生產關系，主要是消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那部分生產關系。這也正是中國革命所經歷的：

“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我們的革命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開始的，宣傳是為革命造輿論。此外，在革命過程中，在我們推翻舊的上層建筑之后，再來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是可能的。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22

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是遵循同樣的規律。新興資產階級是作為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組織出現的。它在推動生產關系變革之前就已經實現了上層建筑領域的變革，掌握了國家政權：

“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23

我們必須注意到，這里所說的作為上層建筑組織的階級，是生產力“一定程度發展”的結果。雖說這種生產力發展的程度相對于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變革之后的要小，但也足以引起社會結構內部的矛盾，通過上層建筑領域的階級斗爭來推動矛盾的解決。在這種認識中，生產力的發展及其與現存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引起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經濟上的階級通過參與這種斗爭才得以形成。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遲早將導致階級意識的發展，被壓迫階級開始意識到自身作為階級的存在，意識到階級成員處于相同經濟地位中的共同利益。階級意識使孤立的、自發的個體斗爭轉變為有組織的、聯合起來的斗爭，轉變為上層建筑領域中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斗爭。

這也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層建筑領域的斗爭被看作是經濟關系上階級對抗的結果，而經濟關系上的階級對抗根源于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之間的不平衡發展。上層建筑領域斗爭的發展，特別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發展，從根本上講是經濟層面上的階級和他們經濟利益的反映，是生產力發展程度的反映。

三、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階級斗爭

毛澤東認為，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其復雜性。社會的一般發展趨勢是舊的階級被消滅、新的階級產生并取而代之；舊的社會形態被消滅、新的社會制度取而代之。但這個過程中的一切都不是那么“純粹”。舊的因素會在新的社會形態中存活并發展，比如“奴隸制度的一些因素”會在封建社會中存在。因此，即使經過了激進革命，先前存在的社會結構也不能被完全消滅，舊的意識形態、生產關系和階級仍然存在。雖然不再占據統治地位，但是它們的存在說明了社會結構中的各種矛盾并沒有完全解決。中國革命也是這樣。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但并不徹底。生產關系的其它方面、“思想戰線方面和政治戰線方面”的問題都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有待于以后的努力。24

這種無產階級革命所推動的社會變革的不徹底性，說明了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決沒有結束”。而且，這一斗爭還要經歷“長時期的、曲折的”過程才能最終決出勝負。按照毛澤東的觀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在“整個過渡時期”都將存在。他在1962年的講話中強調指出：反動階級殘余和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威脅意味著“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的階級斗爭將會貫穿“整個社會主義階段”。25 同年的晚些時候，毛澤東又談到了這些問題，并指出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具有長期性，資產階級復辟的威脅也時時存在：

“那么，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斗爭？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斗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革命勝利后，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為國際上有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殘余，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了的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要復辟的。……我們一定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斗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26

毛澤東在1955年以后的著述中反復地強調“階級和階級斗爭將貫穿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這一觀點。

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革命以后階級斗爭仍繼續存在的原因包括：外部資產階級的存在；反動階級的殘余；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多種所有制體系的存在；小商品生產產生的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和“不平等”等等。對于第一個原因即外部資產階級的存在，毛澤東這樣評論道：國際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包圍以及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顛覆活動，是社會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繼續存在的外部條件。國際間的階級斗爭，“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來”。國內被打倒的殘余勢力同國際資產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外部條件成為他們尋求幫助的源泉。他們不甘心失去國家權力，繼續在政治領域同無產階級進行較量。他們在經濟領域企圖破壞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27

毛澤東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特別關注。他指出，由于都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斗爭持續不斷。28 資產階級思想的有效傳播是其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影響持續存在的重要因素。客觀條件發生改變之后殘余勢力繼續存在，加上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內在本性，結果就是在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仍然持續地發揮著作用：

“社會經濟制度變了，舊時代遺留下來殘存于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們頭腦里的反動思想，亦即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思想，一下子變不過來。要變需要時間，并且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是社會上的階級斗爭。”29

資產階級雖然相對弱小，但它的意識形態卻能滲透到其它階級之中。無產階級成員會被資產階級思想所腐蝕并采取資產階級的立場。因此，無產階級只有被迫發動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使其階級成員擺脫掉資產階級的侵蝕，并對資產階級思想意識進行改造。

所有制改造的不徹底性也是階級和階級斗爭持續存在的重要因素。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多種所有制形式——有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這是階級存在的一個原因，也是階級斗爭持續存在的經濟基礎。毛澤東在1957年講話中這樣指出：“我們說基本解決了所有制問題，并沒有說完全解決了。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 30 蘇聯的情況也是這樣：“他們現在有三種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有三種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和斗爭。”31

多種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和社會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分子的出現密切相關。生產關系的不完全改造給新資產階級分子的產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國有著城市的和農村的小生產者、農民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按照毛澤東的觀點，這些小生產者的存在“不斷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從南斯拉夫和蘇聯的情況來看也是這樣。他們社會中存在的個人所有制和小商品生產在“新的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資本主義的復辟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例子都說明“個體經濟、小生產每日每時都在產生著資本主義”。農業集體化運動也不能解決這一問題。雖然農業集體化使個體農民變為集體農民，為徹底改造農民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只要集體所有制還沒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程度，農民就不可避免地保留著原來“小生產者的某些固有的特點”。而這種小資產階級本性將會導致“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32

分配關系對社會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分子的不斷出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在1964年的著述中較為詳細地闡述了這一點，并引用列寧的話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存在著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差別，還存在著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資產階級法權還沒有完全取消，還‘不能立即消滅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費品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現象’，因而還存在著富裕程度的差別。要使上述這些差別和現象歸于消失，要使資產階級法權歸于消失，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必然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33

相似的觀點也出現在毛澤東1975年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指示中。他指出：社會主義的中國實行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這些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受到限制”34。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再加上資產階級法權和分配領域的不平等，都給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不斷產生提供了經濟基礎。正如毛澤東在1964年曾指出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影響•••••帶來••••新的資產階級分子”35。只有消除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差別，消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影響，才能消滅“階級重新出現和資本主義復辟”的經濟基礎。

一旦多種所有制形式被同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所取代，一旦分配體系的不平等被超越，“新資產階級”問題就會得到解決。同一的生產關系是阻止新的資產階級產生的關鍵因素。生產關系的差別一旦消失，持續產生資產階級分子的經濟基礎就會消失。

以上這些因素揭示了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持續存在的原因。這一時期的階級斗爭主要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

“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36

文革（的“藍圖”）就是從這些方面進行描繪的。它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其它剝削階級的一場偉大的政治革命”，當然也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革命：

“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37

因此，無產階級革命之后的階級斗爭是由上層建筑領域引導的有意識的斗爭。正如毛澤東所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是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的問題”，資產階級為了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就要為推翻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而斗爭。這首先需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做工作，“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38 為了防止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不得不通過不屈不撓的斗爭來維護和鞏固其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如果不這么做的話就會導致向資本主義的倒退。

盡管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是長期存在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也是長期存在的，但毛澤東認為斗爭的結果卻是毫無懸念的。來自生產力的壓力最終將會為自己開辟道路，無產階級將會勝利，資產階級將被消滅，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將會實現。

因此，毛澤東后期所頻頻強調的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繼續存在的問題，并沒有構成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背離。無產階級革命只是標志著不相容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矛盾的部分解決。生產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但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領域的完全改造卻仍待時日。資產階級被打倒但并沒有被消滅，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也沒有被消滅。多種經濟結構是新資產階級產生的基礎。在這種經濟結構中，舊的社會制度的因素（如小資產階級商品生產）和分配領域的不平等繼續存在。資產階級為了達到復辟目的要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最后一戰”，無產階級為了阻止其復辟也要在這些領域進行戰斗，因此，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階級斗爭將會持續存在。階級將會一直是上層建筑舞臺上階級斗爭的參與者，直到生產關系領域的進一步改造徹底消除了資產階級分子產生的條件，直到上層建筑領域的進一步改造徹底清除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四、階級的代表之——國家

毛澤東關于階級是一個經濟范疇、階級是上層建筑領域階級斗爭的參與者等觀點，看來是完全符合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認識。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相似，“代表”的觀點也在毛澤東1955年以后的著述中占據重要地位。毛澤東認為，各種代表機構如國家和國家機器、政黨、意識形態機構和形式等按照階級利益行動并表達出階級利益，“代表”之間的斗爭是經濟層面上階級關系和階級利益的產物。

在毛澤東所提到的各種不同的代表機構中，國家占據了最重要的地位。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來維持其優勢地位的主要機關，國家也是被壓迫階級試圖推翻剝削階級的首要行動目標。毛澤東堅持認為國家具有階級性：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來，沒有什么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國家。只要是國家，總是

具有階級性的；只要還有國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一旦社會沒有階級了，也就沒有什么國家了。”39

因此，國家的存在和階級的存在密不可分。只要有階級存在，就會有具有特殊階級印記的國家存在。毛澤東曾這樣說道：“國家是一個階級的概念•••••••只要國家還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階級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40

國家的階級性通過它的鎮壓功能表現出來。國家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它通過鎮壓反對派來為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服務。41 在另一篇文章中毛澤東把國家定義為“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42。 這就是國家的結構，這種結構使國家按照特定的方式運行。盡管國家和它所代表的階級并不是同義語，但是“國家是由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出一部分人（少數人）組成的”43。國家的工作人員可能會犯一些“個別的”和“暫時的”錯誤，但是從長期來看，特定的階級結構使國家行為和它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之間保持一致。

具有強制性是國家的一個主要特征。為了維護它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國家必然要壓制任何實際存在的或是潛在的對這一利益的威脅。毛澤東把國家稱為“暴力機關”，國家機器主要就是那些實施和掌握暴力的機構：“國家的性質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所謂國家的形式，不外軍隊、監獄、法院、捉人、殺人，等等”44。法院和安全機構通過強制執行旨在維護現存社會秩序（包括現存的生產關系）的法律來服務于統治階級的利益。軍隊是“國家機器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保衛著統治階級的基本利益。“軍隊是階級的實力”45。當統治階級的統治可能面臨著嚴重挑戰時，軍隊會采取行動阻止上層建筑或生產關系中發生的任何變革。

國家所具有的階級性和強制性，意味著不存在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可能。陶里亞蒂的“結構改革”論，即認為無產階級能夠通過選舉取得政權并對上層建筑領域進行改造、引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最終還是以失敗而告終。因為軍隊作為“上層建筑最重要的和基礎的環節”，會為了資本的利益阻止任何可能發生的有目的的社會改革。與之相似，赫魯曉夫的“議會道路”論也是由于這一原因遭到了失敗。這種認為在當代政治形勢下能夠實現和平過渡的說法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雖然馬克思在19世紀70年曾把英國和美國作為一種例外，認為這兩個國家具有和平過渡的可能性，但是他認為產生這種可能性的條件在于“那時候這兩個國家的軍國主義和官僚制度還不大發展”。到了20世紀初這一條件就不復存在了。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開始加強他們的“軍國主義和官僚制度的壓迫機器”，尤其是他們的軍事機器，這就排除了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任何可能性。46 因此，“議會道路”論忽視了作為國家機器主要部分的軍隊及其它強制機構，而把僅僅是作為“資產階級統治的裝飾品和屏風”47的議會錯放在了重要位置。無產階級即使能夠獲得議會多數，國家的強制機關和官僚機器也將會迅速通過修改憲法、宣布選舉無效、解散議會、宣布共產黨不合法、排除政府內的共產黨成員、用暴力鎮壓工人運動等方法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

因此，無產階級為了實現自身的目的，除了武裝斗爭沒有其它道路可走。毛澤東指出：“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無產階級必須經過武裝斗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48 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和以往存在的國家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以往的國家都是“代表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實行鎮壓的特別力量”。49 而無產階級國家不是代表少數剝削階級的專政，而是“被剝削階級的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通過無產階級國家的行動，無產階級利益得以體現：

“（無產階級專政在）國內方面的任務，主要是徹底消滅一切剝削階級，高度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高人民群眾的共產主義覺悟，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之間、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根絕產生階級和資本主義復辟的任何可能性，為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準備條件。”50

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這些任務，工人階級就不能實現自身的利益，也不能實現最后的解放。

主張用“全民國家”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會影響到無產階級利益的實現。這種觀點不僅沒有認識到國家不管形式如何、必然是建立在特殊階級的利益之上，而且也沒有認識到階級和階級斗爭將在社會主義時期長期存在。而在這些條件下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非常重要的：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51

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被迫要對反動階級進行鎮壓，消滅那些產生資產階級和向資本主義倒退的條件。要完成這些任務，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或缺的。

作為一種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在本質上是鎮壓性的，是一個“革命的暴力”機關。但是它具有一個與之前的國家類型相區分的重要特征，以前的國家的目的是維護特殊階級的長久統治。而無產階級專政則不同，它的目的在于階級和階級統治的消亡。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后一種國家形式”，它的目的就是為其自身的消亡準備條件，并逐漸走向消亡。毛澤東認為，這種消亡是有條件的，既有內在條件也有外在條件。從內在條件來講，國家應該達成其歷史使命，即階級差別消失、“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產生。從外在條件來講，國家消亡的前提是國際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剝削體系”的廢除。在這些目標實現以前，在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社會”產生以前，無產階級國家將會一直為了自己階級的利益而行動，為了無產階級的完全解放而斗爭。只有到了那個時候它才會退出歷史舞臺。

五、階級的代表之——政黨

國家只是階級利益在上層建筑領域的代表機關之一。政黨是階級在政治層面表達其利益的另一個主要載體。毛澤東指出：“黨是階級的組織”52。這一論斷并不意味著政黨處于社會結構的經濟層面上，因為毛澤東把政黨定義為政治上層建筑的重要構成；這一論斷也不意味著退回到階級的政治定義上。毛澤東的觀點是：政黨總是和社會經濟層面上存在的階級分離相聯系。政黨具有階級性，并代表經濟領域的特殊階級及其利益。

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就是一種對政黨的錯誤理解：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識告訴我們，政黨和國家一樣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一切政黨，都是具有階級性的。黨性是階級性的集中表現。從來沒有什么非階級的、超階級的政黨，從來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階級利益的所謂‘全民黨’”。53

1955年以后的許多場合里，毛澤東多次強調政黨所固有的階級性，反駁“非階級”、“超階級”、“全民黨”等觀點。在1962年元月的中央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共產黨性質作了澄清：“有些人說共產黨是‘全民的黨’，我們不這樣看。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先進部隊……”54。在另一個地方，毛澤東也認為，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是無產階級意志的集中者。”55

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表，并不和其成員的具體社會背景相聯系。當然，共產黨不能憑空產生，它形成的前提是無產階級的存在。毛澤東曾指出在非洲“建立一個共產黨必須要看那里是否有產業工人”。但這并不是說共產黨的成員必須是無產階級出身。雖然把中國共產黨稱為“無產階級政黨”，毛澤東也指出其成員具有不同的出身和背景。毛澤東關于階級出身和階級立場之間的區分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那些非無產階級在加入共產黨時并不是作為其出身的階級的代表；而且他們必須要拋棄原來的階級意識，“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56 盡管共產黨的成員來自各個階級，但卻不能說無產階級政黨立于各階級之上或是說它不代表特殊階級的利益。政黨領袖的品質確保他們是“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這樣的領袖也是群眾公認的。57 另外，黨的意識形態傾向也反映了特殊階級的利益。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黨性”就是“階級性的集中表現”58。

無產階級政黨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它通過實施意識形態、政治、組織、軍事等行動，引領革命進程，促進階級意識發展，為革命鋪路。總之，它為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斗爭。無產階級政黨通過這些方式為客觀條件成熟時成功奪取國家政權打基礎。毛澤東認為，作為先鋒隊的政黨所領導的有組織、有意識的斗爭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和俄國的歷史經驗證明：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要有一個成熟的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59。

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之后并不意味著共產黨就要停止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努力。共產黨在無產階級國家中依然扮演著重要角色。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政權“處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來具體實現的。無產階級專政承擔著鎮壓階級敵人、消除階級差別、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體系等繁重任務。這些任務的完成對于實現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目標是非常重要的。毛澤東認為，黨在這一過程中不可或缺：

“列寧主義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同無產階級專政一起存在。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不能沒有無產階級政黨。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要反對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敵人，要改造農民及其他小生產者，要經常整頓無產階級的隊伍，要建設社會主義和過渡到共產主義，沒有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是不行的。”60

如果沒有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能力就會被削弱。要實現共產主義，實現無產階級最根本的利益和徹底的解放，黨在整個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繼續存在是十分必要的。

無產階級政黨的集中性是反動階級試圖破壞其無產階級性質并使其轉變為“資產階級政黨”的一個因素。無產階級政黨并不是立于社會各階級之上、且不受階級斗爭影響的中立者。階級斗爭總能在黨內得到“反映”。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腐蝕作用和黨的成員不同的社會背景，都是階級斗爭從黨外向黨內轉變的原因。所有的政黨成員不管出身如何，都潛在地具有拋棄無產階級世界觀、投向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可能。

無產階級的反對派總是在黨內尋求培養自己的代理人。毛澤東認為，新舊資產階級分子和新舊富農“構成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他們千方百計從共產黨內尋找自己的代理人”。61 這些代理人千方百計地在黨內進行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復辟活動，試圖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在1955年以后的著作中有很多關于黨內“資產階級代表”的論述。這些代表發出的政治聲音并不是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試圖通過控制黨達到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和恢復資產階級秩序的目的，他們為黨外的資產階級謀利益。他們的政治斗爭是有組織的，并在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派別，一個鼓吹不利于社會主義的政策的資產階級派別。

作為各自階級利益代表的社會主義派別和資本主義派別在黨內的斗爭會引起一些后果。一旦資產階級派別試圖控制黨的企圖取得成功，它就會蛻化成“資產階級政黨”。一旦他們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占據領導位置，就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這些已經成為南斯拉夫和蘇聯的現實，中國也出現了令人擔憂的類似的傾向。但是，盡管有這些挫折的存在，毛澤東仍然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最終必將勝利，共產主義必將實現。一旦無產階級政黨在黨內外的階級斗爭中取勝，清除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障礙，它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到那個時候，和國家一樣，黨也將會消亡。這些觀點中十分明確的一點是：即使政黨和派別遭到了內部的進攻且能“改變顏色”，它們也必然表達特殊階級的利益。在1955年以后的著作中，看不到毛澤東對政黨作為階級代表的機構有絲毫的懷疑。

六、階級的代表之——意識形態

另一個被毛澤東視為特殊階級利益代表的上層建筑實體是意識形態（包括機構和觀念兩個方面）。毛澤東指出，意識形態“反映階級關系”，不能不具有“階級性”。62 毛澤東并沒有討論同一階級內部成員意識形態的統一性問題，他仍舊是把不同的意識形態形式和不同的經濟地位相聯系。既可以說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也可以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表現出他們自己的思想觀念”，還可以說和資產階級“舊思想”相對立的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意識形態在這里指的是一種系統的、一致的思想觀念，毛澤東稱之為“世界觀”。在社會主義時期，有兩種基本的世界觀，即資產階級世界觀和無產階級世界觀。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意識形態上層建筑和特殊階級相聯系。意識形態表現了特殊經濟集團的基本利益、利害關系和思想觀念。

意識形態是階級斗爭的重要載體，意識形態的沖突折射出階級力量的角逐。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間的斗爭稱為“長期的、激烈的階級斗爭”。他指出，在過渡時期，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總是和無產階級世界觀相對抗，每個階級都尋求“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這一沖突的結果直接影響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因此，通過宣傳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來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斗爭是十分必要的。毛澤東指出，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一直被用來創造有利于資本主義復辟的“公共輿論”，有必要通過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積極傳播來應對這一挑戰。只有通過這種方式，社會主義的根基才能得到鞏固。

意識形態首先通過各種組織機構來維護所代表的特殊階級的利益。這些意識形態機構中最為重要的是媒體。毛澤東認為，只有階級差別存在，報紙就是“階級斗爭的工具”63。上海《文匯報》的例子就說明了這點。通過發表“反映資產階級觀點”的新聞，《文匯報》具有資本主義報紙的“傾向”。簡單地說，它采取了“資產階級的立場”，并發起針對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斗爭。

因此，毛澤東認為，報紙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向讀者傳達一定的觀點，報紙作為載體表達了特殊階級的利益。毛澤東在1957年的講話中又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首先肯定了報紙屬于意識形態范疇，接著又繼續談到：“有人說，報紙沒有階級性，報紙不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這種話就講得不對了。至少在帝國主義消滅以前，報紙，各種意識形態的東西，都是要反映階級關系的。”64 劇場、圖書館、藝術團體、教育機構等文化部門也是這樣。文革期間，毛澤東十分關注這些意識形態機構的行動。他曾說到：電影院和劇院是完全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而不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文學藝術機構用資產階級意識“使大眾墮落”，因此，“為資本主義復辟鋪平了道路”。因此，無產階級的圖書館和藝術機關要和資產階級的領導人做斗爭，“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教育部門也沒有在意識形態斗爭中保持中立，它們被“資產階級掌握”并用來增進資產階級的利益。毛澤東指出，所有這些文化機構，“都是意識形態，都是上層建筑，都是有階級性的。”65

七、結論

毛澤東在1955年以后的著述中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政治力量、意識形態機構和形式代表著經濟上的階級和它們的利益。這些帶有特殊階級印記的上層建筑實體反映著特殊階級的利益、目的和利害關系。毛澤東的這一看法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完全一致。和經典馬克思主義傳統相似，毛澤東也認為，政治和意識形態是經濟上的階級利益的具體表達并作為階級的代表發揮著作用。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上的階級通過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中得到表現；同時也認為，經濟上的階級成為上層建筑領域斗爭的參與者根源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不相容性。毛澤東和他的歐洲前輩都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將在一定階段超過現存生產關系所能容納的范圍。而這遲早會喚醒被壓迫階級的階級意識，并促使他們為這些新近認識到了的共同利益而斗爭。無產階級的力量開始積累，上層建筑領域的斗爭也開始發生。統治階級試圖維護現存的、對其有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形式，同時被壓迫階級開始采取旨在消滅統治階級的行動。暴力革命隨之出現，被壓迫階級取得勝利并重新改造舊的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被束縛的生產力通過這種形式獲得解放。

但是，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改造是不徹底的。一方面是生產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和發展，另一方面舊秩序的特征還繼續存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的階級和階級斗爭也繼續存在。這一點在毛澤東的討論中尤為清晰（列寧和斯大林也是這樣）。經過無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被打倒但并沒有被消滅，他們的階級意識也是這樣。生產關系改造的不徹底性是資產階級繼續存在和重新出現的經濟基礎。因此，階級斗爭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后仍然存在。階級也作為階級斗爭的參與者也仍然存在，而這些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后期作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組織彼此對立的根源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斗爭會一直持續到生產關系的進一步改造完成，持續到上層建筑領域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被完全消滅，持續到新的資產階級產生的經濟基礎被完全消滅。

對于毛澤東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我的觀點是：毛澤東在1955年以后的思想和經典馬克思主義之間是基本一致的。雙方都認為，階級是一種經濟范疇，階級是與生產力——生產關系矛盾相對應的上層建筑領域階級斗爭的參與者，階級利益通過上層建筑領域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機構得以表達。因此，那種認為1955年左右或1955年以后毛澤東和經典馬克思主義傳統之間存在著斷裂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毛澤東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并沒有離開經典馬克思主義。

這并不是說“晚期毛澤東”和經典馬克思主義之間不存在小的差異（如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程度以及解決難度估計上的差異），也不是不相信毛澤東把1955-1966年作為他理論發展的重要階段來認識（毛澤東深信他提出的發展戰略對處于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中國是適合的）。但是，毛澤東在1955年以后提出的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主張，屬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概念領域。差異只是處于相同的理論框架和前提之下的差異。

諷刺的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所表達的觀點，被普遍視為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斷裂，并作為新馬克思主義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主義”和“簡化論”批判的理論來源。同樣令人費解的是：毛澤東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尤其是在1955年以后）至少是間接地啟發了新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而這種研究方法正是對馬克思主義核心理念的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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