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現象
韓德強
2004年8月25日
我最早聽到李慎之的大名，是聽朋友介紹李先生的“孫子戰略”。1979年，李先生曾經跟隨鄧小平訪美，據說得到鄧公的真傳：中國要當美國的“孫子”。美國是爺爺，中國是孫子。美國是國際社會的領導者，中國應該做順民。鄧公是否有此真傳，我們不得而知。但李先生則似乎吃了定心丸，到處傳達最高指示，鼓舞親美者的士氣。后來，李先生當了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的所長，致力于揣摸美國的心思，討美國的歡心，積極配合美國的和平演變政策，在推廣美國的民主與自由的價值觀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李慎之是怎樣從一個反美知識分子，轉變為一個親美知識分子？后來讀到李先生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心頭豁然開朗了。李慎先生此作，據說轟動海內外，震驚領導層，而李先生則置個人生死于度外，大義凜然，頗有當年譚嗣同的遺風。然而，通篇讀完，我卻沒有發現絲毫新意。無非是這二十多年來的主流話語的復述：歡天喜地鬧革命，革命卻吃掉自己的兒女。毛澤東獨裁專政，引蛇出洞把正直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發動文化大革命打擊老干部，鄧小平改革開放大快人心，但是政治體制還保留著毛體制。腐敗不是經濟改革的產物，而是毛體制的產物。今后要漸進改良，不要再搞革命。江澤民應該將鄧小平開始的改革深到政治體制領導，建立民主、自由、市場、法治的美國體制。
我很不解，李先生的這翻獨語，明明是二十多年來輿論界的主流話語，其水平并沒有超過《河殤》，為什么還會轟動？為什么還會震驚？是李先生親身經歷五十年風雨，有現身說法之功？還是李先生曾經身居高位，又與共產黨的傳統決裂，有當代清流之風？抑或是正當中國需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之際，李先生一馬當先，有身先士卒之勇？還是眾多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們自己不敢出頭，明著把李先生高高舉起，暗中拿李先生作擋箭牌？
一、兩種現身說法
親身經歷五十年風雨的人決不止李先生一人，但不同立場的人對這段歷史的解釋卻有天壤之別。曾經在廬山會議期間遭到批判的黃克誠將軍，革命的功勞遠非李先生可比，所受的打擊也遠非李先生可比，但是，在70年代末黨內中高層干部中掀起的非毛化浪潮中卻挺身而出，充分肯定毛澤東的功績、人格和思想。隨著時間的推移，王震、彭真、李先念、陳云、徐向前、聶榮臻等曾經支持鄧小平的元勛們，都逐漸感到改革開放有遠離初衷的危險，重新認識到毛澤東的高瞻遠矚，檢討自己身上存在的種種糊涂認識。事實上，到90年代初期，元勛們多數認為，鄧公走得太遠了，如果不加節制，會應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說法，從而使改革開放使去正義性。這才有鄧公孤注一擲式的南巡。南巡成功后，黨內一大批高級干部認清形勢，徹底拋棄殘余的信仰，“棄暗投明”，開始大規模、高層次的腐敗。輿論則認為，改革開放深化了，“春天來了”。究竟是誰的春天呢？
李先生最崇尚人權和自由，認為毛澤東時代是嚴重侵犯人權和自由的年代。然而，親歷毛澤東時代的工人和農民，卻在日益強烈的對比中體會到，毛澤東時代是工農權利最大、自由最多的時代，而目前卻是工農地位一落千丈、只能任人宰割的時代。親歷同一個時代，而感受如此不同，這究竟是為什么？李先生究竟爭的是誰的自由、誰的人權？
讀到這里，李先生地下有靈可能會感嘆：看來，有人中毛澤東的毒太深了！中國只有徹底批判毛澤東，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這種感嘆不是我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熟悉李先生思路的人都會承認類似的“一聲長嘆”！問題在于，為什么是黃克誠、彭真或工人、農民中毛澤東的毒太深，而不是李先生中美國的毒太深呢？憑什么把別人的思想當成是中毒，而把自己的思想當成是真理呢？這是不是一種獨裁心態呢？李先生如果掌握權力，會不會要清洗別人頭腦中的毒素，實行思想改造呢？
李先生否定毛澤東的最具有道義煽動力的理由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這條殘酷的真理居然應驗到了我身上！”
既然“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是一條殘酷的真理，那么結論就很清楚，永遠不要革命，也不要參加革命。然而，李先生如果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話，應該懂得，革命從來都是改良不成的產物。沒有戊戌變法的失敗，那有辛亥革命的發生？沒有蔣介石的“4·12”大屠殺，那有共產黨的井崗山斗爭？沒有日本的侵略，哪有破壞交通、搶奪物資的鐵道游擊隊？沒有以色列的侵略，哪有哈馬斯的人體炸彈？沒有美國侵略伊拉克，哪有伊拉克的城市游擊戰？李先生當年為什么會投身革命？恐怕并不是相信了什么共產主義，而是受蔣統區民不聊生、國破家亡、任洋人宰割的現實所迫。提倡漸進主義和改良主義，恰恰是使統治者可以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權、扼殺自由、專制獨裁。相反，提倡革命，才可以使統治者有所畏懼，對人民大眾的人權、自由和尊嚴有所忌憚而略有尊重。這就是毛澤東提倡斗爭哲學的辯證法：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同樣，以激進革命求人權，則人權存；以漸進改良求人權，則人權亡。
由此進一步，則可以說，盡管革命的確會吃掉（比如說李慎之連降若干行政級別）一部分自己的兒女，但是沒有革命，則反革命會吃掉（即奴役）全體人民。因此，真正的革命者懂得，寧可以革命的名義被吃掉，也不愿作奴隸而被奴隸主吃掉。革命并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是在與公開的與暗藏的反革命的斗爭中進行的，是在革命者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中進行的，是在多數革命者身上還殘存著幾分投機、幾分自私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就會有誤解、誤押、誤殺，也會有假公濟私、恩將仇報，會有冤假錯案。革命者不是圣賢，而是受壓迫、受剝削最深的大眾。把革命想象成完美無缺，一旦個人受到誤解、批判或者關押，就仇恨革命領袖，甚至仇恨革命，這只能說明此人以自身利益的損益為標準來判斷革命，是一個革命的投機者。
李慎之恐怕就是這樣一位革命的投機者。1978年以后，李慎之到處顯示革命給自己留下的瘡疤，以人道主義的面目批判革命，博得了一大批涉世不深的青年，一大批涉世較深而自私自利的知識分子，一大批當官做老爺享特權搞腐敗的干部，一大批涉世很深的、被共產黨鎮壓或被剝奪土地者的同情和喝彩，影響著輿論，影響著政界，成為自由主義的中國教父。豈有他哉！
二、為什么革命會吃掉自己的兒女？
革命是階級斗爭的產物，階級則是兩極分化的產物，兩極分化是弱肉強食的競爭邏輯的產物，弱肉強食則是人人自利的產物。因此，歸根結蒂，只要人的價值觀仍然以自身利益為中心，則階級的形成、發展、斗爭將不可避免，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反抗和革命將不可避免。
問題的另一面是，正是由于革命是階級斗爭的最激烈的形式，因此，絕大多數的革命參加者都將是受壓迫、受剝削最深的階級，他們將為捍衛自身利益而斗爭。只有少數革命者是出于各種形式的革命理想，例如愛國救亡，或共同富裕，或共產主義而奮斗。即使這些有著長長短短、形形色色的革命理想的人，也不見得都是有著徹底而清晰的奮斗目標，更不見得能夠為目標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樣，每當革命取得局部、一時的成功時，每當壓迫者被打倒，被壓迫者開始掌握權力和財富時，總會有一批批的革命者從激進變保守，從反壓迫變為壓迫者，從反剝削成為剝削者。如果承認這種變質，那么革命者就會轉變為反革命，革命就會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如果看到這種變質的可能性，想方設法預以阻止，力圖在革命成功以后保持革命的激情和理想，保持革命的追求和目標，那么革命就將開始吃掉自己的兒女——革命方和保守方、無私者和自私者、革命派和走資派就將以各種方式展開斗爭。
這是一個兩難困境。毛澤東充分預見到了這一難題。他要求閱讀《甲申三百年祭》，他把進入北京看成是趕考，他宣布新中國的建立只是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要求黨員干部們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一句話，保持革命性。然而，事實上，大多數黨員干部都沒有能夠經受住考驗。盡管受劉青山、張子善案的震懾，腐敗的數量和質量都還處在初級階段，但是，不關心群眾疾苦、貪圖享受、濫用權力、壓制群眾意見、發展裙帶關系等不良現象卻在社會深層不斷蔓延，侵蝕著黨的革命性，嚴重地損害著經濟建設的進展。對此現象，毛澤東憂心忡忡，各級領導中都有少數真正的革命者憂心忡忡。盡管有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干部隊伍的大部分都帶著輕重不等的官僚主義、投機主義、物質主義問題，徹底的革命理想主義者則寥寥無幾。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資產階級對黨的干部的腐蝕已經不再成為問題。干部隊伍權力進一步增大，濫用權力造成的危害也進一步增大。因此，毛澤東才要求整風，即整頓黨的作風。誰來整頓？依靠群眾、相信群眾是毛澤東的一貫信念，他理所當然地號召群眾給黨員干部提意見。具體到一個單位，一級機關，群眾給黨提意見，就是給單位的書記、領導提意見。顯然，這并不是什么陰謀。如果單位的領導們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本來群眾也不會有多少意見。如果單位的領導們是正在變質或已經變質的官僚特權分子，那么群眾的意見就會特別多。如果只有群眾對干部工作的具體意見，本來整風運動有可能平穩進展。問題在于，少數被打倒、被鎮壓的剝削階級分子，少數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要求共產黨下臺，輪流執政，這就超出了整頓黨的作風的范圍。站在新生人民政權的立場上，這少數人的確可以稱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實際運動中，右派分子要求輪流執政的意見與絕大多數群眾的正確意見混雜在一起，不容易分辨。反右斗爭誰來執行呢？是本屬整風對象的各級領導。結果，有著官僚特權傾向的各級領導公報私仇，借反右的名義把大批的左派，即正直誠實、嫉惡如仇的少數干部和大量群眾，打成了右派，從而鞏固了官僚專政。
李慎之被打成右派的經歷非常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李慎之出生于一個記者之家，聰明勤奮，但缺乏艱苦生活的鍛煉，博覽群書但又不求甚解，讀馬列但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讀西方的自由主義，但又困惑于中國深重的社會矛盾。1944年作為黨的外圍組織成員，在課堂上宣講馬列主義而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為了保護他，黨組織派他到《新華日報》國際版當資料員和編輯，從此靠著個人的小聰明和博聞強記的能力步步高升。1944年以后的中國共產黨迅速壯大，李慎之也就借著東風升到了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的重要崗位。李慎之既沒有感受過強烈的階級剝削和壓迫，又沒有經歷過血與火的戰場考驗，卻一帆風順地得到重用，不免驕傲起來，原來思想中的混亂和幼稚逐漸膨脹，對西方形式民主和自由的心向神往。李慎之不知道在一個自私自利的階級社會中，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客觀上會成為大資產者聯合統治的工具；也不知道私有意識正在中國社會內部演化為官僚特權階級專政。毫無疑問，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干部必須一輩子艱苦奮斗、為人民服務，李慎之也不例外。但是，李慎之可能發現這種要求是太高了，自己做不到，想象著別人也做不到。還是形式自由和形式民主好，大家都可以隨心所欲。如此，李慎之內心的軟弱、動搖、投機和名利思想就可以被自由和民主的旗號包裝成全社會的利益。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報告為李慎之思想的演化提供了最好的突破口。李慎之提出：“請毛主席除了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之外，還要制定一個還政于民的五年計劃”，“我們也要開放新聞自由”，“應當建立憲法法庭”。
不妨推敲一下，還政于民的“民”是誰？在一個分工細致、結構復雜、層次眾多的社會中，能夠掌握主導權的絕不可能是老百姓，而是各級官僚、資本家、專家學者、記者編輯、各類明星。還政于民，很可能是工農群眾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被逐漸侵蝕，而重建各類自利精英的統治。無論我們主觀上是多么希望人民能夠當家作主，隨著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也的確有可能當家作主，但在客觀上、至少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人民的政治意志的表達的確離不開人民領袖。但是，以李慎之小知識分子的順利經歷和紙上得來的思想，以李慎之出風頭、耍小聰明卻想博天下人贊揚的投機性和局限性，無法認識社會改造中深刻的兩難困境。后來，李慎之甚至如此誣蔑這個新生的人民政權：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中國的傳統專制變成了極權主義。”（《懷念李慎之》，第19-20頁）
李慎之的建議客觀上將使新中國的社會性質發生變化，客觀上將受到中外資產階級的歡迎。從這個角度看，把李慎之定成右派，并不冤枉。李慎之自己也承認：“被劃為右派后，頭兩年思想不通，59年底60年初‘算是徹底覺悟了’，悟出自己的思想‘根本與毛澤東思想背道而馳，不可能調和。這樣一想也就心安理得’”。（見《懷念李慎之》，第23頁）
太陽并不因有人仇恨而停止照耀大地。盡管李慎之的言論在客觀上將為資產階級重新統治張目，盡管李慎之后來將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結為毛澤東的專制，但是，毛澤東卻在批評了李慎之以后，特意囑咐吳冷西轉告王飛和李慎之：“這兩個同志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評他們”，“這不僅是幾個人的思想問題，而是一個思潮。”（《懷念李慎之》，第192頁）
究竟是誰把李慎之劃成右派的呢？戴煌的敘述是：
“據說在正式下結論之前，吳冷西正七奉召參加中央整風五人領導小組關于討論某些‘右派’定性問題的座談會。他原來很想在這個會上為慎之兄的問題說幾句好話，懇望中央不要把慎之兄也定為‘右派分子’；但是當他到達中南海那個會議室剛坐定，拿到一份打印好的文字材料，鄧小平就率先講話了。鄧小平揚揚手中的材料說：請大家看看有關李慎之的這份材料，對這樣嚴懲的右派言論，新華社還有人說李慎之是位很有才華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大家說說，李慎之究竟該不該被定為極右分子？
這樣，等于給吳冷西當頭潑了一盆冰水，嚇得他只好尊口免開為上策了。就這樣，慎之兄也被扣進了‘右派’大囚籠，經受了21年磨難。”（《懷念李慎之》，第80頁）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鄧小平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總書記并沒有今天的核心大權，他是大政方針的具體執行者。但是，執行經常比決策更加重要。鄧小平是搞政治的好手，做具體的工作說卻缺乏耐心。這說好了是舉重若輕，說壞了剛愎自用、粗糙武斷，有懶漢嫌疑。鄧公深知，整風運動沖擊了黨內有官僚特權傾向的大多數干部，他們希望趁著反右運動，打擊異己，鞏固自己在每個單位里的領導地位。因此，鄧小平縱容這些人的情緒，使反右運動從重、從嚴、劃比例，搞反右斗爭擴大化，不但將可劃可不劃的右派，如李慎之定成了右派，而且將絕大多數真正的左派干部和群眾打成了右派，鞏固了官僚專政。（如果李慎之不被劃成右派，他也放就不會如此強烈地仇恨新中國和毛澤東。）
因此，如果真正要抓反右擴大化的責任人，恐怕第一責任人應該是鄧公，最大的受益者也是鄧公，他在官僚隊伍中確立了自己的代言人形象。正是由于官僚專政得到鞏固，當大躍進運動起來后，官僚們才會大面積地虛報、浮夸、瞎指揮、一平二調，才會出現大面積地饑荒，把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變成少慢差費的官僚專政的自我暴露。
實際上，共和國歷史上最大的冤案莫過于此。把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說成是千古罪人，而把一心一意為私利服務的龐大的官僚（走資派）集團打扮成救人民于倒懸的落難英雄；把最歡迎群眾鬧事、最主張大民主、最提倡大辯論、最要求人民關心國家大事的毛澤東說成是獨裁專制，而把最害怕群眾鬧事、最害怕任何形式民主、堅決不允許爭論、讓人民只關心自己、不關心國家的鄧公說成是民主自由寬容；把真正為工人農民辦了實事，提高了政治權力和經濟福利的毛澤東說成是讓人民受窮，而把剝奪了工人農民的政治權利，讓工人下崗、農民種糧虧本的鄧公說成是工人農民的貼心人。世界上的冤案還能比這更大嗎？李慎之在制造這場最大的冤案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李先生是不是將個人的一時冤屈凌駕于近十億工人農民的生命和尊嚴之上了呢？果如此，李先生是否有資格自認為“以提高人的地位為平生志愿”呢？我不懷疑李先生“生活在真話中，做一個說真話的人”的愿望，但是，由于李先生受自身的經歷和視野的局限，受思考能力的局限，客觀上，李先生在為一個巨大無比的謊言添加美麗的金線。
三、李慎之和張欽禮
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去世后，京城內外的一大批知名學者聚集在自由主義旗幟下，撰文懷念李慎之。
2004年5月17日，河南蘭考大地10余萬群眾自發地沿路哭祭張欽禮亡靈魂歸故里。
張欽禮何許人也？一位抗日英雄，一位勞改釋放犯，一位27年前的蘭考老縣長。一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成走資派，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又被當作“四人幫”的殘渣余孽的老縣長。一位被河南搞浮夸風的干部們恨得咬牙切齒，被蘭考的廣大群眾深深愛戴的老縣長。張欽禮和焦裕祿并肩治理蘭考“風沙、鹽堿、內澇”，帶領蘭考干部群眾引來黃河水、重新安排蘭考大地，極大地改善了蘭考自然生態，根本改變了蘭考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他不但是一位焦裕祿式的拼命干部，而且還是人民的政治家。他曾經受河南省委的委托，巧妙地平息了開封和平頂山兩地的各派斗爭，實現了大聯合，恢復了生產秩序。張欽禮嫉惡如仇，觸動了蘭考、開封乃至河南省的一個當權派網絡，是周總理先后三次將張欽禮從被批斗、被勞改、被監禁、被軟禁中解放出來。但1977年，該網絡恢復元氣，終于以子虛烏有的“文化大革命煽動罪”將張欽禮逮捕入獄，判了13年徒刑。同時逮捕了和張欽禮一同戰天斗地、改造蘭考的1207名縣、公社、大隊三級干部。這是他們第三次陪同張欽禮受折磨。張欽禮的故事在蘭考大地家喻戶曉，與焦裕祿齊名。張欽禮冤情至深，功績至大，精神至高。這才有10余萬蘭考群眾哭祭張欽禮的動人場面。（張欽禮事跡可參見《周恩來三救張欽禮》，趙偉浩著，香港銀河出版社，2003年11月。亦可參見《新華社記者國蘭所撰寫的〈我為張欽禮所做的申訴——焦裕祿身后鮮為人知的一樁大冤案〉，刊登于《中國焦點》2004年第1期》我曾經到蘭考見過一些關鍵當事人，知書中所言不虛。）
張欽禮的故事說明了什么？說明了新中國的干部隊伍的確存在著兩種人，一種是打江山、坐江山，貪圖權力、名位、享受，利用各種政治運動打擊異己，結黨營私，他們是腐敗的淵藪，是真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于這一派重視自身物質享受，也可以叫物質派，或者壞人派。另一種人是真正用好權力為人民服務，愛民如父母，嫉惡如仇，以身作則，毫不在乎個人的榮辱、享受乃至生命，他們是反腐敗的中流砥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于這一派完全忽視自身的物質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可以叫精神派，或者好人派。1976年以前，這兩種人自覺、不自覺地技術、經濟、文化和政治領域相互較量，打了一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難解、看不見的戰爭，互有勝負。1976年以后，由于精神派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去世，物質派掌握黨政軍大權，精神派大部分被殺被關，才會有現在連片成網、前赴后繼、無所不在的腐敗。
因此，新中國的歷史，與其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斗爭，與其說是左派和右派的斗爭，與其說是造反派和走資派的斗爭，與其說是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斗爭，與其說是反腐敗和腐敗的斗爭，不如說是好人和壞人的斗爭。在蘭考，這兩種人之間的斗爭表現得特別鮮明。反右運動期間，省委組織部長趙文甫指示將給縣委組織部長孫躍堂貼大字報（孫躍堂利用權力霸占他人的未婚妻）的200多名干部劃成右派，張欽禮堅決不同意。結果張欽禮被劃成中右分子，限制使用。而趙文甫則步步高升。1976年以后，趙成為負責“揭批查”運動的河南省委副書記，將張欽禮送進監獄。大躍進期間，張欽禮堅決反對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虛報浮夸，被下放勞動；四清期間，一直敵視焦裕祿和張欽禮的開封地委宣傳部長秦一飛和新任蘭考縣委書記周化民擔任蘭考的四清工作團的正副團長，動用260人審查張欽禮的四不清，撈不到任何證據而被迫將張釋放；文化大革命起來了，矛盾本來應該對準的是吳芝圃、趙文甫、秦一飛、周化民等壞領導，但是，秦一飛和周化民又搖身一變成了蘭考文革領導小組組長，組織了造反派，以反對文化大革命罪將張欽禮逮捕；到1970年，林彪死黨、河南省委副書記王新又以“劉少奇的生產黨”名義將張欽禮調離蘭考，并在蘭考對張開展大批判。如果沒有周恩來的一次次了解冤情，一次次從中央直接營救，張欽禮早就被壞人整死了。然而，1976年毛澤東和周恩來相繼去世，最高領導層中好人受清洗，而那些一再迫害張欽禮的秦一飛、周化民之流卻彈冠相慶，加官進爵了。
張欽禮的故事還說明，每當好人當道，生產就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就提高，權利就增長；每當壞人當道，生產就停滯，腐敗就滋生，人民地位就下降。從1957年算起至1977年，張欽禮在蘭考五落四起，實際主政的時間不過9年。9年時間里，蘭考人民大干苦干，徹底消滅了風沙、鹽堿、內澇，林成網、田成方、土肥沃、糧高產、河流渠道密布，成為魚米之鄉、錦繡江南。張欽禮靠邊站、受批判、遭關押期間，則蘭考的渠、壩、閘、橋建設統統停頓、荒廢。1977年以后，蘭考的壞人失去約束，逐漸原形畢露，在社會大氣候的配合下，貪污腐化，損公肥私，將張欽禮時期建設的國有企業分凈賣光，蘭考群眾重新過上流亡、打工、受人剝削、遭人歧視的日子。
有的讀者可能會想，好人和壞人之間不斗行不行？行。或者壞人完全掌握主導權，邪壓住正，好人根本抬不起頭來，剝削壓迫是常態。五千多年來的古今中外的歷史就是如此。大多數時候，好人們在沉默中死亡。到民不聊生的時候，好人們在沉默中爆發。或者好人完全掌握主導權，正控制邪。例如在蘭考，張欽禮每次復出時，對那些迫害他的壞人總是不計較、不打擊、不報復，安排工作，團結前進。不過，邪惡力量也總是在悄悄集結，再一次將張欽禮打倒。
新中國成立后，掌握最高領導權的是好人毛澤東。他深知這支革命隊伍腐敗墮落的可能，希望通過整風、反右、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來教育挽救干部，挽救黨的革命性。但是，所有這一切政策都需要靠這支良莠不齊的干部隊伍來執行（事實上，即使在放手發動群眾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真正掌握著政權，能夠調動人、財、物的，仍然是這支干部隊伍）。結果，每次整頓壞人的路線和政策都被壞人利用來整頓好人。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因為壞人利用了好政策，好政策就成為壞人做壞事的擋箭牌。最后，毛澤東逝世，壞人逐步掌握政權，將他們當初干的壞事全部都推到毛澤東身上，似乎他們只是政策的執行者。更進一步，他們將好政策、好路線妖魔化，將之批判為極左路線。從此，他們的權力就可以不再受人民監督，也不再受黨內張欽禮式的好干部的監督，可以自由地以權謀私，化公為私，貪污腐敗，結黨營私，將工人農民的社會主義國家，變為大官僚、大買辦、大資本家、大地主擁有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
如果李慎之的確有勇氣面對歷史真實，他也會同意上述基本事實的敘述。但是，李慎之可能會認為，毛澤東要想使人變好，這違反了人的自私本性，違反了客觀規律，因而是極左路線。怎么辦呢？還是順應人的自私本性，讓自利成為人們的工作動力，讓惡推動歷史前進。當然，自利的人相互爭奪、相互殘殺、相互剝削、相互壓迫，一個人的自由會壓迫另一個人的自由，一個人的人權會侵犯另一個人的人權。怎么辦呢？李先生的辦法是，讓民主和法治來約束。這樣，人們既有自由，追求個人利益的自由，競爭的自由，爭權奪利的自由，但是，又不超過限度。然而，李先生不會不知道，形式民主有時候可以成為實質專制的外衣，而法律更可能淪為權力和財富的幫兇，“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樣，階級斗爭又會尖銳化，內外戰爭又可能爆發，社會又可能淪入大動蕩。對此，李先生還有一個絕招，就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旨在培養遵守李先生所希望的公民，即堅決捍衛個人的自由和尊嚴，但又遵守民主、法制、市場競爭的游戲規則，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尊嚴的人。
李先生的用心不可謂不良苦。不幸的是，培養有一定品質和操守，那怕是最低限度的品質和操守，也違反了李先生自己的初衷，而帶有“極左”路線的“改造人”的特色。更加嚴重的是，掠奪社會財富的統治者完全可能一邊違反游戲規則，另一邊要求人們遵守游戲規則，狼可以吃羊，羊必須配合！在弱肉強食的社會邏輯下，李先生的公民教育難道不會成為奴化公民的教育嗎？
與李慎之在書齋里想象著一個自由、民主社會不同，張欽禮實實在在地使蘭考的人民感到了自由和民主，享受到了尊嚴和財富，更多個張欽禮呢？按照李先生的邏輯，張欽禮領導下的蘭考，“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和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但是，蘭考人民絕不像李先生想象的那樣是傻瓜、蠢貨，可以被張欽禮任意專制、愚弄。沒有張欽禮為挖掉蘭考窮根而受大罪、吃大苦、流大汗，直到奉獻自己的生命，張欽禮能夠得到蘭考人民如此尊敬乃至崇拜嗎？能夠在蘭考一呼百應，實現“最最最專制”嗎？難道張欽禮不是蘭考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嗎？張欽禮在蘭考的意義，就是毛澤東在中國的意義。當一些人書齋里想象一個完美無缺的社會時，毛澤東們卻在進行著艱苦卓絕的英勇斗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一部分人的自由被剝奪了，一部分人的人權被侵犯了，但中國社會的大部分人卻贏得了自由，贏得了人權，贏得了解放、獨立和尊嚴。
在李慎之看來，這是個有缺點的社會，這是個有缺憾的歷史進程。最好是誰也別受損失，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一夜到來。因此，李先生最向往的恐怕還是解放前的書齋知識分子的生活。義憤填膺，冷嘲熱諷，風花雪月，一舉一動都能夠得到大眾媒體的關注，一言一行似乎都能夠改變歷史。能夠被稱為社會良心，能夠被譽為博通古今，有成群的知識青年圍繞膝下，有美元和大洋伺候左右，就像胡適一樣。有李慎之的言論作證：“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懷念李慎之》，第11頁）其實，李慎之恐怕是不好意思說，自己就是二十一世紀的胡適。二十世紀的胡適與蔣介石調情。二十一世紀的胡適與誰調情呢？
李慎之的社會處方最受誰的歡迎？最受中共干部隊伍中那部分貪婪腐敗、自私自利、玩弄權術的官僚們的歡迎。從此，再在不用躲在“斗私批修”的旗幟下謀私利了，再也不用躲在大躍進的旗幟下搞浮夸爭名利了，再也不用在群眾面前裝艱苦樸素了，再在不用到處金屋藏嬌了，再也不用受群眾監督了（按李先生的處方，還需要受法律的監督。然而法律監督實際上意味著官官相護）。對此，李先生能夠否認嗎？
四、點評《懷念李慎之》
李慎之畢竟是個書生，無論是利國利民，還是禍國殃民，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之所以被尊為自由主義的旗手，實在是自由主義者“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結果。絕大多數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學者有心反中共，卻無膽罵中共。于是，就在中共內部找到了一位差強人意的代言人。這位代言人在反右斗爭中受過委屈，在改革開放后得到當權者的欣賞，代表著當權者的內心活動，是當權者試探社會輿論的風向標，同時，又能夠讀點自由主義的書，雖然只是一知半解，但有溝通就行了。李慎之就這樣被社會潮流選中了。后來經常有人標榜李慎之“不在刺刀下做官”，其實不然。事實上李慎之即使在打成右派期間，也仍然是共產黨的官員，而且二十年“噤若寒蟬”。（《懷念李慎之》，第7頁）在1989年政治風波后，李慎之敢于放言“不在刺刀下做官”，無非他知道，他與當權者的內心其實是相通的，他的副部級待遇沒有受絲毫影響。
李慎之死后，自由主義學者們濟濟一堂，共譜挽歌。仔細一讀，無非是自吹吹人而已，并無什么真知琢見。茲舉幾例如下：
李銳：慎之以“大民主、小民主”一論受屈受罪二十多年，正如孫行者在八卦爐中煉成火眼金睛一樣，使他對歷史、對現實、對中國、對世界，能擺脫習慣的成說、定論，作更深刻的思考。（第1頁）
點評：其實是李慎之不過是從一種成說，落入了另一種成說，拾西人牙慧而已。李銳與李慎之一樣，都是經不起風雨的小知識分子，受了點委屈就仿佛天塌地陷了。兩人猩猩相惜，靠誹謗、辱罵毛澤東過完后半生，還自以為是清流，自以為是代表人民。狂犬吠紅日，可笑復可嘆！
李普：印象特深的是他侃侃而談，對自己的見解十分肯定，表現得自信心很強。侃侃而談可以改為夸夸其談，這是個貶義詞，不過我至今喜歡這種人。如果肚子里沒有一定的貨色，沒有見解或者要隱瞞自己的見解，他夸夸得起來嗎，特別是在我們這些人面前？（第7頁）
點評：正所謂“紅腫之處，艷若桃李”。其實，李慎之的夸夸其談是連自由主義學者們都有意見的。許良英就批評李慎之不了解培根、卻贊美培根。其實，李慎之不了解的太多了。李慎之不了解全球化，不了解自由競爭的兩極分化特性，不了解美國大企業的管理優勢，不了解當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依附，不了解中國歷史上的經濟和政治的關系，也不了解從混沌到有序的歷史大趨勢，更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矛盾性。本來，以此要求一位老人跡近苛刻。但是這位老人仗著老資格、老傷疤到處不懂裝懂，夸夸其談，這就得說一說了。
蘇仲湘：他結合時弊為中國傳統文化把脈，抉剔它的脈絡和內核。他秉著民族的良知進行天問式的探索。他在不斷開鑿一座精神大山的通道，而且已經鑿出了一段路徑，他還準備了多根鐵纖企圖繼續鑿進。誰知他卻靜靜地倒下了。哀哉！（第69頁）
點評：這些年社會喪失良知了，卻出來了很多個媒體良如，如吳敬璉，茅于軾，李慎之。什么良知？將社會推向男盜女娼、兩極分化的吹鼓手們，有資格談良知嗎？
資中筠：美國對于他來說，并不只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符號，代表著一種價值體系——“現代化”的參照系。（第109頁）
點評：這倒是實話。美國是李慎之心中的圣地。
戴煌：慎之兄繼續說，盡管許多加入共產黨的人，都作過愿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直至生命，但到頭來，某些人硬是不愿意“犧牲”個人的權欲野心。他們寧可制造無窮無盡的花言巧語，去蒙騙渴求翻身解放安居樂業的工農大眾去為他們火中取栗，甚至不惜上刀山、下火海為他們奪取皇冠。這樣的野心家，怎能不具有獸性？！
點評：我本來對李慎之還有幾分尊敬。有一位朋友曾經希望我能找李慎之直接溝通一下，或許左右派能夠增強理解，共同面對當前的現實問題。然而，看到這段話，這幾分尊敬煙消云散。聯系上下文，李慎之這里“某些人”是指毛澤東。事實上，解放以后，如果毛澤東想當皇帝，大多數干部恐怕求之不得。毛澤東當皇帝，大家可以當宰相、大臣、將軍、元帥，封妻蔭子。問題恰恰在于，毛澤東不但不想當皇帝，甚至不想要高工資，還想繼續保持革命理想，發動一場場運動，要求干部們艱苦樸素，受群眾監督，為人民服務。如此，毛澤東違逆了大多數干部的意志，違背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心中“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規律，挫傷了干部和知識分子為自己利益服務的積極性，這才使毛澤東背上了專制的罵名。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本來，李慎之死了，我并不想多加評論。但是，李慎之竟如此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竟不顧歷史的基本事實詛咒毛澤東，我也只好不客氣了。由此我還想到，近些年來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戰，其骨子里是肯定還是否定毛澤東的爭論。右派也好，自由主義也罷，從80年代至今，骨子里都以毛澤東作為最大敵人，以美國為最大親人。與此相反，無論老左派、新左派，都以毛澤東作為最大親人，而以美國為最大敵人。李慎之所以能成為自由主義的旗手，最根本的要素是仇恨毛澤東。只有毛澤東在最深層上觸動了五千年來的剝削壓迫制度，招致了右翼知識精英的絕望咒罵。相反，一切真正要求民主、自由、平等、人道、尊嚴的人們，當他們緬懷毛澤東一生時，都會灑下“壯志未酬身先死”的熱淚。
夠了，整本《懷念李慎之》就建立在仇恨毛澤東的階級偏見之上，幾乎逐句都可批判，就不多說了。
五、民主與專制
有人以為，當今的政治體制是毛澤東留下的專制政治體制。因此，如果肯定毛澤東，就會肯定腐敗專制制度。李慎之千錯萬錯，他呼喚民主，呼喚政治體制改革總是對的。
其實，毛澤東早就預見到，如果修正主義者上臺，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變成法西斯專政。后來的歷史進程證明了他的預見。取消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提倡不爭論，直到今天發展成警察治國，各級一把手獨斷專行，“堅決打擊非法上訪”，工人被買斷工齡（買斷作為主人翁的政治權利），農民變成一盤散沙，群眾有口難開，有苦難言。
問題在于，沒有無產階級專政行不行？這個問題實質上等價于不要革命行不行。有革命必有反革命，而且反革命的社會力量常常強于革命。革命勝利前，要求有一個集中領導的政治體制。革命勝利后，除了被打倒、被鎮壓的剝削階級還殘存外，自私自利性又成為反革命情緒和力量滋長、集結的根源，對干部進行教育、幫助，還是需要一個集中的政治體制。因此，要求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等于要求取消革命，從而維護人吃人、人壓迫人的剝削壓迫制度，工人農民不答應，作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中國也不答應。何況，這還違背了李慎之參加革命的初衷。
因此，既要無產階級專政，又要有人民民主，只有一個出路，就是防止修正主義上臺，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防止當政者居功自傲、脫離群眾、貪污腐化。這是一個世界歷史性的難題。事實上，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阻止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利用自身優勢攫取社會財富，而毛澤東千方百計想避免的就是這種局面。可以說，只有站到這個高度上，才有資格與毛澤東對話。否則，就是“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毛澤東的后半輩子干的這件大事就是怎樣防止這一政治體制成為法西斯體制，為此毛澤東設想的是大民主，把“四大”寫入憲法，讓人民群眾能夠有低成本、高效率的表達意見方式。
當然，毛澤東失敗了。但是，李慎之能夠干什么呢？李慎之看來是要給這一進程蓋上民主化進程的大印。他常說兩句話：“1、對中國之實現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見，比較悲觀；2、對中國能在21世紀上半期實現民主，我基本樂觀。”（《懷念李慎之》，第18頁）這兩句話聯系起來看意味著，專制化的前頭是民主。當然，對于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進程究竟是專制化，還是民主化，李慎之和我會有不同看法。在我看來，改革開放以來，形式自由、形式民主的確有所進展，但是實質自由、實質民主卻在不斷萎縮，各企業、各單位內部的專制性在不斷加強，企業老板說了算，機關一把手說了算。因此，這是一個專制化進程。但是，李慎之恐怕不會注意這些，而只會注意言論自由，即形式自由。因此，在李慎之看來，形式自由、形式民主的不斷增強，終將會導致民主制度的確立。在我看來，實質民主、實質自由的不斷削弱，將會導致日益嚴重的實質專制。這兩種結果可能是并行不悖的。未來的社會，可能是有形式民主，缺實質民主；有形式自由，缺實質自由的社會。因此，李慎之樂觀展望的結果，將是以形式民主為掩護的實質專制社會。專制者特別希望學者們只注意形式民主的一面，這樣，他們就可以欺世盜名了。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未來有形式民主的社會里，實質專制所維護的還可能是外國人的利益。道理非常簡單，跨國公司支持中國的哪一方政客，哪一方政客就有資金獲得媒體的支持，哪一方政客就為跨國公司的在華利益服務。發達國家資本家的力量遠遠高于第三世界各國的資本家。這是發達國家操縱第三世界各國政治的奧秘，也是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采取選舉政治這種形式民主制度的奧秘。
我們要爭取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但是，我們決不能滿足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決不能把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想象成解決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誰讓我們滿足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誰就是實質專制者的幫兇和說客。能夠從形式民主通向實質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盡可能多的公民要超越自身利益，關心國家乃至世界的大事，完成自身的思想革命。如果告別革命，崇尚墮落，跟著感覺走，那么中國就只能遭遇一場更加嚴重的社會動蕩。
六、結束語：爭論仍未有窮期
李慎之雖然不在了，但是，自由主義思潮卻正當紅。在一個權錢交易、買辦歡騰、兩極分化、道德淪喪的實質專制時代，不是主張形式自由、消極自由、形式民主、選舉民主的自由主義思潮走紅，又能是什么思潮走紅呢？其實，形式自由是動物世界的自由。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兔子吃草守則，狼吃羊的道德，狐貍行騙規則，松鼠跳躍路線圖。在動物世界里，一切行為都是自由的，一切權利都是天賦的，每個動物都只需要關心自身利益，都不需要關心動物世界的公共事務。羊群不需要，也不存在集體主義精神，不存在以羊群整體利益的需要壓制羊權的專制行為。如此形式自由而實質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誰高興呢？誰受益呢？是豺狼虎豹受益，是狐假虎威者受益。所以，狐貍們才編織出一套自由主義思潮，來掩蓋社會的動物世界本質。
本來，豺狼當道，安問狐貍。然而，我們畢竟還是有可能成為人類社會的動物世界。一旦狐貍理論被識破，動物世界的草、松鼠、羊、兔子都有可能覺醒為人，從而提高豺狼的捕捉成本，加大捕捉風險，進而使豺狼統治逐漸轉化為人類的合作。
然而，一些狐貍已經是狐貍理論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分享到了肥美的羊肉和兔肉，必然會堅決維護狐貍理論。他們會認為，弱肉強食是自然秩序，弱肉強食的社會生活豐富多彩、生動活潑、自由自在，團結一心的人類社會則單調乏味、沉悶抑郁、清規戒律，他們甚至還想在被捕殺的弱者的哀嚎中體會施舍和仁慈的快感。更重要的是，狐貍們掌握著擴音器和麥克風，可以將他們的聲音放大到整個森林和草原，而相反的人類聲音卻極其微弱，只能靠人遞人。
所以，爭論仍未有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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