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東：２００８--重新認識中國與世界
2008年12月30日 21世紀經濟報道
中國人在往前走的時候，沒有救世主，只有通過前所未有的集體實踐，在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條路來。所謂的真理，無非是這種集體實踐和集體智慧的階段性總結和自我表達。
《21世紀》：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這一年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這些事件既有助于我們重新回看過去的30年，也有助于我們展望下一個30年。我們就先從2008年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開始？
張旭東： 這一年跌宕起伏，讓人處在不斷的震驚狀態中。這一系列震驚為我們站在30年(改革開放)、60年(人民共和國)和90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當口向前展望，做了一個極好的鋪墊。
首先，我們原以為已經消失了或者被拋棄的一些價值又被“震”了出來。很多人認為當前中國社會已經充分商業化、“脫政治化”，樸素的鄰里關系、人際友愛和互助、樸素的愛國主義這些東西都已很淡漠，講這些不合時宜。但沒想到在抗震救災和奧運火炬接力反抗議過程中，多年潛藏在地表之下的熱情和能量又重新爆發出來。我們發現，這些基本的、樸素的價值、倫理、信仰、認同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堅固和深刻得多。這讓一個一心一意奔“小康”的經濟社會和商品社會不得不重新面對一些基本的情感、價值和判斷問題，迫使一些信奉“價值中立”的人回到情感、價值、道德、政治領域的“激情”、“投入”甚至“行動”中去。沒有這種國民的情感投入和價值參與，一個國家就談不上有真正的道德生活和思想生活，我們也就根本不配談什么總結過去和想象未來。所以2008年的意義絕不僅僅是中國又挺過一個多事之秋，而是它啟示了當代中國的價值基礎和思想能量的更為深廣的歷史落座。這個歷史落座可以同時把連續性和非連續性(斷裂)包含在自己的整體性之中。
其次，經過這一年，很多人不假思索假定為穩固、可靠的東西，卻一再折騰，最終卻證明不經折騰。特別是源自美國的金融風暴，讓我們看到美國的金融體制、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乃至發達資本主義的內在理性基礎和制衡機制都遠不如主流經濟學家和媒體宣傳的那么可靠。資本主義的內在倫理，也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富于自律性和生產性。相反，在這次1929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當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貪欲、不負責任、短視、爾虞我詐和對投機和不勞而獲的迷戀。這場危機還在擴大，人們看到，無論西方政府、金融機構的體制監管、程序、制度漏洞都非常多，更不用說資本的邏輯，非理性的成分至少同理性的成分一樣多。
這么說并不是暗示中國的市場經濟和金融制度更發達、更優越，而是說我們奉為圭臬、努力學習的西方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其道德基礎和理論基礎，要比我們想象的脆弱得多，它們不是可以一勞永逸地學習、模仿、依賴的東西，因為它們本身從來就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而同樣需要在現實的沖擊、挑戰中，在人性的弱點中不斷摸索、不斷受到檢驗和校正。就后一點而言，許多西方經濟學家比他們的中國學生更清醒。
這兩個問題合在一起，從正反兩面給當代中國人一個警醒：真正可靠的東西，只能從自己的實踐中得來；真正的路，只在自己腳下。這正是回顧過去30年、60年、90年走過道路得出的必然結論。但一個“初步小康”的社會，有時會不自覺地擁抱各式各樣的“絕對真理”和“普世價值”，因為這樣讓我們覺得安全。這正是當今的危險。中國人在往前走的時候，沒有救世主，只有通過前所未有的集體實踐，在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條路來。所謂的真理，無非是這種集體實踐和集體智慧的階段性總結和自我表達。
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用的“不折騰”三個字已經在網絡上引起廣泛討論。這種把過去30年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態度透出一種自信。一旦作為一個整體看，這30年的激變也包含著一種內在的穩定性——不是沒有矛盾，而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矛盾統一體。這個整體中有許多東西是值得“守”的；而作為整體的這個30年又必然同更早的30年具有內在的、結構上的關聯，因為改革的30年，本身就是從處理同毛澤東時代30年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關系起步的。對30年乃至60年“整體性”的肯定性思維也是一種對自身歷史經驗及其正當性的價值辯護。
《21世紀》：您怎么理解這種自信？
張旭東：經過過去30年的風雨，一些具體、扎實的觀察和理念逐漸積累起來，在經過劇烈的搖擺和簡單化、極端化傾向之后，一種新的社會主流和價值主流逐漸成形。這個主流的自我認識和自我理解，大體上界定了中國人在可見的將來的活動范圍和想象力邊界。
無論革命的中國還是改革的中國，在集體生存焦慮和變革的緊迫感的壓迫下，都處于長期的、半永久化的“緊急狀態”之下，時間都是高度壓縮和同質化的。無論是“把一生獻給為共產主義奮斗的偉大事業”還是“摸著石頭過河”，都像憋著一口氣潛水，不到對岸不能抬頭。哈貝馬斯說現代性的根本特征就是時間的壓縮，而20世紀中國的革命和改革無疑是這種現代性的集中表現。在此沒有經驗，只有體驗；沒有歷史，只有“永恒的此刻”；沒有“優美”，只有“崇高”，社會生活和文化價值系統都趨同，“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強調“萬眾一心”。
今天的中國盡管還問題重重，但“不折騰”卻暗示了自我內部的和解，它在承認自身歷史的合法性的同時，事實上也承認了這種合法性所面臨的種種內部的問題。通過排除一個半永久化的“緊急狀態”的單一性，中國社會不但具備了進一步在自身合法性框架內處理復雜局面的多面性和靈活性，也更有信心把自己的歷史作為經驗、先例、傳承和積累接受下來并發揚光大。
沒有這種基于歷史積累和歷史傳承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意識，任何自我認識和自我理解都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只能使當代中國人處在無休止的自我否定、自我疑慮狀態中，生活在一個價值的真空狀態和意義的無言或“失語”狀態。而沒有意義和價值領域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辯護，實踐層面上的行動也走不了多遠。
30年：連續與斷裂
我強調連續性并不是要否定斷裂，因為斷裂在某種意義上是非常正面的東西。屬于尼采所謂的“積極遺忘”和“創造性破壞”的范疇。
《21世紀》：能否就30年與60年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展開談談？
張旭東：在20世紀中國，后代總要否定或者顛覆前代：“現代”的兒子要殺掉“前現代”的父親； “后現代”的兒子又要殺掉“現代”的父親；“革命”的兒子要殺掉“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父親；“后革命”的兒子又要來殺掉“革命”特別是“繼續革命”的父親；“民族國家”的兒子殺掉了“天下”或“天朝”的父親；“全球化”和“普世價值”的兒子又要來殺掉“民族國家”的父親。這種“精神弒父”貫穿21世紀中國歷史，也是一種消耗極大的“折騰”。
我相信目前還是有相當多的人習慣性地從“斷裂”而不是“連續”的角度來理解改革30年，即把過去30年視為同1979年前30年決裂的結果。但只要尊重歷史事實，我們就能看到，在物質和體制層面，兩個30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實際上前30年在許多基本方面為后30年奠定了基礎。在這個前提下，斷裂和連續性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在這個整體性框架內，任何理論、歷史觀，價值論方面爭論和可能性，都是良性的。
我強調連續性并不是要否定斷裂，因為斷裂在某種意義上是非常正面的東西，屬于尼采所謂的“積極遺忘”和“創造性破壞”的范疇，但當這種創造性破壞必須把自己的集體歷程作為“歷史”和“存在”確立下來的時候，我們就必須在連續性和斷裂之間達到一個辯證的妥協和平衡。
今天的中國變化之快、之深刻，造成了一個極為動態、不穩定的局面，在“變”和“改革”早已深入人心，成為時代的徽記的前提下，“積極的遺忘”和“創造性破壞”并不是問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商品經濟的內在規律本身就是“積極遺忘”和“創造性破壞”的標準形態，但它們又是當今意識形態和價值領域里單一化、教條化的主要危險。
《21世紀》：您對“連續性”和“斷裂”理解，好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帶有不同的側重——您所強調的“斷裂”如果不在30年前，又在哪里呢？
張旭東：說到斷裂，有一種斷裂我覺得是我們必須作為歷史前提接受下來，這就是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帶來的物質和“社會存在”意義上的現代性所帶來的世界歷史范圍里的斷裂。無論我們在主觀上如何眷戀過去，在器物層面和精神層面上，我們都早已經是“現代人”——連我們對古代中國的想象也是現代人的想象，是現代性問題的一個表征。所以我這里談的連續性問題是有一個歷史界定的，嚴格講是“新中國”的歷史連續性問題。
古代中國作為一種文化源泉仍然在滋養當代中國人，作為生活世界的中國仍然在情感世界和語言世界保留某些“傳統的”因素，古代中國的政治經驗和思想成就仍然能為我們今天所用，這都是不爭的事實，但古代中國同現代中國之間的歷史實質的斷裂，是無法彌合的。在這個斷裂之后，在現代中國的歷史連續體中，“新中國”標志著又一次斷裂，即政治文化的斷裂。
把“新中國”作為歷史實質和文化主體來理解，能為把握連續性和非連續性問題提供新的可能。說到底，“連續性”和“斷裂”是分析和理解現代中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的一種“敘事策略”。毛澤東時代鼓勵矛盾的充分發展甚至激化，因為那是一個必須通過斗爭實現新舊轉換，完成自我否定的時代，所以“破”字當頭，“立”在其中。
過去的30年，從“四個基本原則”到“和諧社會”，都側重矛盾的調和與緩和，以求在“立”，即發展和建設的前提下，把“破”控制在新中國歷史合法性和整體性的內部。在今天，我們如果仍然不能把過去60年看作一個整體，我們就無法把握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歷史矛盾。
價值領域里的自我定位
如果“無產階級”在變為“小康”的過程中無法把自己的行為論述為價值，無法在理論上確立自己的屬性或規定性，當代中國就無法把自己的特殊道路和特殊經驗提升到“普遍”的高度。
《21世紀》：改革開放30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本身是否也能為當代中國價值領域的自我理解提供一個新的起點？
張旭東：在過去30年或60年里，中國人總體上從“普羅”階級變成了“小康”階級。中國的“小康社會”像是美國“中產階級社會”的世界歷史意義上的影子，兩者間既有驚人的家族相似，又有深刻的根本性質上的不同。 “小康”固然沒有“無產階級”和“世界革命”所包含的改天換地的英雄氣概，但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本來絕不是要把無產階級永遠“無產化”，而是讓無產階級掙脫鎖鏈，獲得自由、占有和享用自己的勞動果實，是通過國家權力和所有制的轉變把無產階級從“一無所有”變成“天下的主人”。
“新中國”雖然有史詩一般的開幕，但隨后面對的問題更多是柴米油鹽，即“先進的生產關系同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偉大的過程，也是一個危險的過程。因為這個從無產到有產的轉變不是“無產階級”在國家形態、文化和價值領域向“資產階級”繳械投降；不是對革命正當性的全盤否定；也不是對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全球秩序的消極認同。這場轉變不能以一種既有的、陳舊的概念和價值體系去描述一個全新的社會試驗和歷史實質，因為這是“無產階級”的自我轉化，不是它的自我否定。
同美國革命相比，中國革命有一個歷史主體內部的復雜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問題。美國的創始者同今天美國的社會主體在歷史實質上沒有任何不同，他們都是“市民階級”或“中產階級”——生意人、律師、業主，等等；所以美國憲法有著自然的連續性。但中國革命和改革的主體意識，必須在自身的歷史實質中同時保持連續和斷裂，只有這樣，才能在從“無產者”到“有產者”的歷史轉變中保持自身政治、文化和價值上的根本的自我認同和創造性，而不是在這場轉變中用別人的歷史實質偷換、消解和否定自己的歷史實質。借用一個歷史類比，當年上升的歐洲資產階級并不是要通過革命來篡奪和取代國王、僧侶和貴族的特權，或以封建文化的繁文褥節裝飾自己的門面，而是要把“自由”“平等”的新價值確立為人的普遍意志。如果“無產階級”在變為“小康”的過程中無法把自己的行為論述為價值，無法在理論上確立自己的屬性或規定性，當代中國就無法把自己的特殊道路和特殊經驗提升到“普遍”的高度。
《21世紀》：您的意思是說，“中國道路”其實是沒有辦法把它放在既有的敘事框架里來認識和闡釋的？
張旭東：如果我們僅僅是把自己在實踐層面上的所有努力，拿到別人的符號體系里面去兌換成“意義”和“價值”，我們就永遠只能在別人的敘事框架里搜尋自我形象，此時如果我們抱怨這個形象是“局部的”、“零碎的”、“扭曲的”、“丑化的”，那只是對已被接受的格局的“感傷的注腳”。
“新中國”的創造性，在實踐領域的方方面面有目共睹。在毛澤東時代，這種創造性在理論層面上被安置在創造新社會和社會主義“新人”的意義框架里。在今天，單純的經濟主義邏輯是不足以承擔這場意義斗爭和價值斗爭的使命的。這個使命同樣也不可能由“國學”來承擔。事實上，所謂“國學熱”，不過表明，中國社會在物質意義上的價值創造和財富積累，無形中會突然間讓固有“文化資產”或“符號資產”大規模升值。一個廢棄的老園子可以因為周圍的商業開發和消費趨勢的變化而迅速升值，但這種符號“不動產”的升值雖然在賬面上拉高了文化GDP，卻并沒有帶來新的“生產力”和新的價值。
我這么講絕沒有貶低傳統中國文史知識的重要性的意思，而只是想指出，今天的“國學熱”還沒有自己的歷史和學理基礎。我們今天對傳統中國的探討沒有范式上的突破，更沒有真正融入我們對于新中國歷史實質及其未來的思考之中。我們還沒有像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爾那樣的西方傳統內部的“國學大師”——他們不僅對自己的古典傳統和基督教傳統有著極為淵博、精湛的知識，更作為“現代人”為這個傳統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奠基。相比之下，我們的“國學大師”做的基本上還只是一些資料匯集和知識通俗化工作。不過，話說回來，文化消費和口味上變化，仍然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它既是本土情感、習俗、倫理和文化財富“符號資本化”的過程，也包含著對這個過程的心理和文化的抵抗。我期待真正的當代中國思想從“國學研究”里出現。
“讓我們為一個偉大的過程做好準備”
如果我們對過去30年和60年有真正的信心，我們在眼下就應該有一種耐心，為一個真正偉大的過程做好準備。
《21世紀》：面對中國的巨大變遷，我們現在特別需要一個關于歷史、關于世界和關于未來的一整套敘述。但我們的理論和思想界，似乎沒有與之相稱的對這一偉大轉變有深度的闡釋。
張旭東：一個社會處在上升狀態的時候一般會樂于用事實說話，它本能地相信自身歷史經驗的實質性，相信真理越辯越明。偉大的歷史經驗總是帶來屬于自己的偉大形式，實質總會創造出自己的概念和表象。如果我們現在還沒有偉大的理論和偉大的思想，那只是說明我們歷史經驗的偉大之處還沒有變成自明的東西。
今天我們所習慣的思路和話語方式，或許都還不足以描述和分析我們正在經歷的一切。如果我們對過去30年和60年有真正的信心，我們在眼下就應該有一種耐心，為一個真正偉大的過程做好準備。就個人而言，我覺得中國在未來的10年或20年或許創造不出震撼人心的理論。這么說并不是悲觀，而是鑒于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對“新中國”的歷史、對西方、對古代中國的了解，都還沒有達到一個能令自己滿意或者放心的程度。在知識上如此，在倫理、道德、政治和文化等主觀性方面，我們的確定性和堅定性也還是未經檢驗的。我們的思想取決于它對時代的把握，而我們面對的這個歷史過程又確實太宏大了。
《21世紀》：難道我們能做到的就只有“等待”？
張旭東：期待并不等于無所作為。如果我們在各自的區域性的舞臺上把戲做足，那這出戲里面自然包含著唯有中國環境下才具有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這是特殊的體制可能性、文化可能性和價值可能性的具體形態。這種可能性的集合將為真正偉大的當代中國思想提供資源和內容。哪怕我們今天在理論論述上只能走在半途上，但我們要在自己的工作中為這種可能性的發現、保存、印證和體現盡自己的所能。這要比構筑貌似龐大但實際上卻可能經不起推敲的煌煌巨制更重要。做一個合格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在學理的融會貫通之外，要有貓一樣的好奇心，狗一樣的嗅覺，每天在時代的大街小巷里轉悠，尋找活力和創造性的痕跡、線索和埋藏。說不定哪個村莊里面有創造性，一種新的生產組織和社會組織的雛形出現了；說不定某電視臺哪個制作部門非常有活力，他們的節目制作和同觀眾的互動是美國人做夢也想不到的；沒準兒哪所大學某系某教研室里某位老師和幾個弟子的讀書方法非常有效；說不定哪個城市的某個試點預示著某種重大制度創新。這種東西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國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在各個領域都在往外冒。但它們彼此并不通氣，也沒有在一個更高的全盤性的話語和理論框架里被人有意識地闡發或“翻譯”出來。
“特殊與普遍”的辯證統一
如果我們不相信中國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創造新的普遍價值,我們有關“中國”的所有思考和想象就都是多此一舉。在這個意義上，我反對種種特殊主義立場。
《21世紀》：您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出版以后，引起了極大的關注，也引起了很多誤解。有人因此說您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或者一個特殊主義者。
張旭東：那本書的副題是“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歷史批判”。一些讀者大概一看到“批判西方”就判定我是從“特殊主義”(中國)立場出發去對抗“普遍主義”(西方)。這個假定很說明國內一二十年來的知識界心態。但我這本書里從頭到尾都在談普遍主義，是通過把西方普遍主義話語還原為它特殊的歷史實質，來破除那種“中國=特殊性”、“西方=普遍性”的認識誤區。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道路的思考，其實歸根結底是對普遍價值的探索和追求。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所有的努力都是在為重建中國社會制度和文化價值的普遍性而奮斗，而不是追求抱殘守缺、小國寡民式的特殊性。而“西方”同“普遍”的關系，同樣不是先天的，它同樣經過“特殊與普遍的辯證法”的磨練，是通過近代西方的歷史實踐而建立起來的。
普遍性不是脫離和凌駕于一切具體、特殊和個別的抽象概念，它也不是所有經驗的公約數，而是蘊含、貫穿落實在具體性、特殊性和個別性中的東西，是一切具體、特殊、個別事物中的積極因素的自我實現。近代西方的歷史實踐在它的具體性、個別性和特殊性中實現了一種普遍性，所以它給非西方世界帶來深刻而持久的沖擊，我們直到今天還無時無刻不在這種沖擊的影響下生活和思考。但這并不是說這種“普遍性”一經形成就可以脫離具體、個別、特殊的歷史實踐而變為新的不可變的“祖宗之法”。基督教固然同所有的宗教信仰一樣，在自己的教義內包含一種普世價值，但那種一定要拯救你的靈魂，你不從就要你下地獄的傳教士和十字軍心態，并不見得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倫理更具有“普遍性”。而后者的“普遍性”一旦被他人接受和承認，也就擺脫了它的特殊的中國規定，就像西洋“科學”一旦被非西方社會接受，也就不再僅僅是“西洋”的一樣。
普遍性之所以為普遍性，在于它內在的開放性和未來指向，在于它的流動性和不斷同具體、個別、特殊經驗相結合的自由和能動性，所以說普遍性是在個別事物中為自己開辟道路、使個別性能夠否定自我、實現自我的東西。我把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這場集體實驗看作重新激活“普遍與特殊”哲學討論的一個契機。在這個框架下，“中國”和“西方”可以說都是具體的個別性，也同樣都具有實現普遍性的可能。同時，不同的關于“普遍價值”的論述和自我伸張，彼此間形成價值領域內部的沖突和斗爭，但這本是普遍性問題的題中應有之義。
但那種“接軌”心態，卻把中國經驗武斷地判定為“特殊”，而把“西方”教條地定義為“普遍”，在哲學術語之下，其實是非常簡單化的意識形態思維，比如西方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觀念是“普遍”，中國的混合經濟是“特殊”，等等。這種思維其實還沒有進入關于“普遍性”問題的思考，因為它所謂的“普遍”，其實只是一種有關“歷史規律”和“國際標準”的想象。這種簡單化思維之所以常常以一種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面目出現，是因為這樣一個武斷的三段論：“普世價值”體現為西方體制；“改革”就是同西方接軌；所以反“普世價值”就是反改革。
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不相信中國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創造新的普遍價值，我們有關“中國”的所有思考和想象就都是多此一舉。在這個意義上，我反對種種特殊主義立場。文化保守主義、“國學熱”、“儒家文明”這些東西，如果它們不在自身的個別性中包含一種面向普遍之物的激情和可能性的話，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其實感覺不到它們有什么特別吸引人的地方。
我們對古代中國的情感寄托，不是對其“特殊”或“例外”的執迷，而是來自對它所帶給我們的人的形象及其普遍性的眷戀。唐詩里的一草一木都是特殊的、具體的；唐代的詩人都受制于歷史指派給他們的特定時空；他們都用漢語寫作，受一種嚴格的格律和成規約束，但他們富于個性的語言世界傳遞給我們的都是“普遍”的信息。這種普遍性同樣在中國革命的史詩性當中體現出來。作為改革時代的產物，我們在經驗和思考領域面對的終極問題，是這個時代能夠產生什么樣的人的形象，創造出什么樣的普遍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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