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者宜主動放開對文革的討論

 治國者宜主動放開對文革的討論

 ——并論文革的思想啟蒙意義　　

潘老師　　

對于當權的官僚資產階級和右派分子來說，當然不存在放開文革討論的問題，因為對文革的編輯權、審讀權、解釋權已經被他們壟斷了三十多年。所以放開文革討論的問題是針對廣大普通群眾而言的。普通群眾和青年學生，作為官方指定的“不明真相”的群體，被禁止自由踏入文革禁區，且在禁區外被強制接受批判文革教育，已經三十余年。但是面對著文革之后不可理喻的社會黑暗，“不明真相”的普通群眾和青年學生，越被動地接受批判文革教育，就越感到“不明真相”。他們迫切渴望了解文革前后的真相，希望能自由討論文革前后的真相，試圖借討論文革和改革的真相尋出一條救國救民之路。基于此，我建議治國者早日主動地徹底地放開民眾對文革的討論。　　

事實上，迫于無法壓制的民眾意志，當局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對民間的文革討論已不得不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但這遠遠不夠，因為文革討論問題關系到國運安危、民眾前途，治國者宜采取主動的公開的支持態度。　　

首先，放開文革討論是解放思想的需要。改革開放三十年，已到山窮水盡。民怨沸騰的地步。當局苦于局勢，感到有解放思想的需要；民眾苦于困境，更有解放思想的渴望。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什么？常識告訴我們，當然是認清事實，驗證真理，尋找出路。因此，解放思想不能夠設置文革禁區，解放思想不能夠只鼓勵改革中先富起來的那部分為強化利益再“殺出一條血路”，而不允許廣大普通民眾為改善生存處境沖開一條出路。違背人民利益、違逆人民意志的解放思想，從來就不可能有好結果，只能自欺欺人于一時。所以從解放思想、尋找出路的現實需要看，治國者宜主動地公開地放開文革（以及改革）的討論，允許甚至鼓勵群眾大鳴，大放，大辯論，大上帖（大字報）。　　

其二，是當前反腐懲惡的需要。與14億普通民眾相比，惡官、奸商、買辦等壞蛋只占人口極少數，但為什么14億人口還對付不了極少數壞蛋呢？原因可以從多方面尋找，其中當權者1978年后獨貶文革、獨尊改革，禁止民眾討論文革、肯定文革，在事實上也起到了保護壞蛋的作用。今天的治國者如果還不愿意為文革討論開禁，當自問是不是還在保護壞蛋。面對著當前已無法阻遏的民眾反腐懲惡怒潮，治國者無論是從安撫民心、維護民利，還是從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歷史聲譽的角度看，都應該主動地放開民眾對文革的公開討論。中國社會一旦形成熱烈討論文革、肯定文革的強大輿論環境，就會對貪官惡棍形成輿論圍剿，起到不可替代的反貪懲惡作用。這就是反貪懲惡的軟實力，是文化戰、心理戰。　　

其三，是消解當前政權與民眾僵持、對抗的緊張關系的需要。近期一系列對抗官警的群體性事件和非群體性事件，已清楚表明了各級政權與民眾到底處于什么樣的關系。真正的人民政府，是有責任有能力教會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府，而不是派大批貪官、惡棍、防暴警察來管理群眾的政府。當曾經與群眾打成一片的中國政府墮落到如今要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對付群眾時，應該羞愧自問：這個政府到底是人民政府還是強權政府？政府為什么要與群眾作對？群眾為什么要與政府作對？到底是政府犯錯還是群眾犯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告訴人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國家的主人，他們有權力也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有權力也有能力逐步提高自己管理自己的水平。文革是人類歷史上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的一次偉大實驗，是人類文明史的一次偉大飛躍。文革是有缺點，有失誤，但文革的缺點失誤絕不能夠成為全盤否定文革的理由，更不能成為野心家篡黨奪權、重新奴役民眾的借口。真正的人民政治家應該做的事情是在汲取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改進文革、發展文革，完善文革，使文革在推進人民民主的歷史進程中更好更大地發揮作用。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肯定文革，或者肯定群眾對文革的討論，就是肯定群眾是歷史的主體、國家的主人，就是肯定群眾可以學會自己管理自己。當前的中國政府如果還能感覺到應該調整自己與群眾的關系，乃至于愿意由強權政府回歸人民政府，那么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重新學會尊重群眾，而學會尊重群眾之前，必須學會尊重文革。　　

研究文革的奧秘，應該先研究1945年毛澤東同黃炎培討論歷史周期律時的一番說話：：“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一般人注意的都是毛澤東說話中的“民主”、“監督”等詞語，但依我看來，更值得注意的應該是“人人起來負責”中的“人人”兩字。“人人”兩字，最能體現毛澤東說話的真意；“人人”兩字，是毛澤東全部政治學說的點睛之筆，是毛澤東一生政治實踐的目標所系，是毛澤東之所以為毛澤東而區別于其他政治人物的根本思想行為特征所在。　　

讓“人人起來負責”，而不是僅僅讓一部分權貴精英起來負責，這的確是一個全新的政治哲學命題，有著豐富的涵義。在毛澤東之前，“人人起來負責” 的政治體制不存在，“人人起來負責”的經濟基礎不存在，“人人起來負責”的文化環境不自在， “人人起來負責”的道德境界不存在。毛澤東文革實踐所要做的，就是為“人人起來負責”的理想社會創造相應的政治體制、經濟基礎、文化環境、道德境界。從政治體制來說，文革要打破權貴專政、等級秩序，要人人參與、民主協商；從經濟基礎來說，文革要破除兩極分化、貧富對立，要共同勞動、共同擁有、共同分配；從文化環境來說，文革要改造弱肉強食、殘酷競爭的社會意識，樹立互助合作、友好競賽的文化氛圍；從道德境界來說，文革要改造自卑自傲、自私自利、冷漠封閉的心性，要挺立自尊自強、自覺自主、大公無私的心性。一句話，文革綜合改造社會、文化、道德的根本目標就是：讓卑賤者不再卑賤，讓高貴者不再高貴，人人平等，人人合作，人人自覺，人人起來負責。　　

從人類思想發展史的角度看，文革是繼封建地主階級思想啟蒙運動、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之后的又一次人類思想飛躍——無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從地主階級的思想啟蒙，到資產階級的思想啟蒙，再到無產階級的思想啟蒙（“人人起來負責”的人民民主思想啟蒙），這是一個既合乎歷史，又合乎邏輯，且合乎人性的人類文化進程。隨著這個文化進程，人類覺醒的范圍越來越大——由少數圣哲到廣大民眾；能夠當家作主的社會成員越來越多——由上層權貴到底層百姓；社會成員相互尊重的程度越來越高——由君主獨裁到民主協商。這是一個由“一部分人起來負責”到“人人起來負責”的人類文明進程，文革在此文明進程中的政治哲學價值在于：它合乎歷史要求地初步喚醒了全體社會成員的主人公意識、主體性精神、社會責任感、集體主義觀念、小我與大我一體的道德境界。文革無愧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場全新的啟蒙運動。　　

要看出文革的偉大意義，要有長遠而開闊的哲學眼光。癡迷于政治權力的野心家，不愿意也不可能去理解文革的文化價值；執著于文革恩仇的當事人，也難以跳出個人情感局限去發現文革的文化進步性；沉淪于人性自私的心性翳障的“自由主義者”和小市民，也無法理解文革的崇高文化境界。　　

1966——1976年的文革是成功的。這個成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政治上的成功在于主動地分化了權力集團，暴露了其中的腐朽分子及他們的腐朽思想，并為下一階段的文革準確打擊這些腐朽分子及他們的腐朽思想準備了群眾基礎和政治、文化條件；文化上的成功則表現為在人類文明史上第一次大面積傳播了人民民主思想，大范圍開啟了群眾當家作主、改造社會的民智，高水平開拓了互相幫助、大公無私的人類文化、道德新境界。如果說文革政治上的成功還可以因為其表面上的暫時“挫折”而為人們否定的話，那么文革的文化成功，則是絕對無法否定的。自從有了文革之后，廣大群眾就有了衡量社會、文化、道德發展狀況、發展水平的最先進的標尺，就有了人類文明前進的明確方向，就有了建立公平正義、自由平等、友好合作、自尊自強、活潑生動的理想社會的清晰藍圖。　　

文革是一個漫長的啟蒙過程，是一個喚醒最廣大民眾的主體性和自覺性的漫長過程，是一個通過喚醒人類而喚醒宇宙盎然生機、幸福境界的過程，是一個創造新文明新宇宙的過程。文革需要理想、青春、激情、汗水、奮斗、奉獻、無畏、開闊的心胸，需要隨時改正錯誤、隨時進步，需要教師。毛澤東就說過他的愿望是做一個教員，事實上，毛澤東的文化理想、政治風格、思想言說、為人處事富有教師的特征，證明了他是一個合格的人民教師，是一個嘔心瀝血的教育者、啟蒙者。　　

歷史會有反復。我們今天就處在歷史反復的階段。但是這個反復僅僅是人類文明前進路途中的小小回旋。走過彎路的人們終歸會認清前進方向的。中國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無法阻擋，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無法阻擋，文化大革命的新啟蒙照樣也無法阻擋。　　

因此，我再一次建議治國者為國家前途、人類文明計，當早日主動地放開廣大民眾對文革的討論。潮流已經開始奔騰，越禁制就越不能禁制。任何企圖禁制文革討論的荒唐言行，都是對未來文明犯罪，都會成為未來文明的笑柄。　　

同時，為充分理解文革的哲學意義、開拓文革的哲學境界，使文革學走出心地陰暗者形而下的陰謀學、權術學騷擾之境，我也提議建立一門“文革哲學”學科。  　　

        200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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