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科學社會主義共命運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科學社會主義共命運

——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60周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

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侯惠勤

　　上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以來，西方乃至世界上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即不管你是否喜歡資本主義，你必須得接受它；不管目前和未來還有多少思潮在碰撞、在挑戰現實，可最終還是無法逾越自由民主的制度架構。也就是說，你可以批判資本主義，卻無法取代它。齊澤克是這樣描述的：“正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極具洞察力地論及的那樣，再也沒有人嚴肅認真地考慮可能用什么來取代資本主義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態災難的境況下，自由資本主義也仍然是一個注定存在下去的‘實在’。”樂觀也罷，悲觀也罷，資本主義不可超越，這就是一個時期以來西方哪怕是左翼思想界也無法擺脫的一種普遍情緒。

　　西方反華勢力一直試圖把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其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圖謀捆綁在一起，以便從社會存在和社會認同兩方面顛覆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而今天我國意識形態建設面臨的嚴峻形勢就在于，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在有的地區和有的部門未能充分有效地轉化為對于社會主義的認同，相反的認同還大有市場；思想理論界和學界，在許多重大的政治理論問題上還嚴重缺乏共識；在有的部門和報刊上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力和導向力不強，而對于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各種思潮則缺乏有效的批判和抵制方式。歸結起來，這就在這些地方和部門從根本上構成了對于社會主義制度合法性的動搖。因此，我們思想理論工作的一個著力點，就是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為依據，充分闡明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科學社會主義共命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使改革開放的實際成果轉化為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從政治層面上說，我們必須充分闡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基本屬性。在這方面，有兩種說法需要特別加以澄清：

　　一種說法是把黨領導的改革開放片面歸結為排除“左”的干擾，提出所謂“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不斷排除‘左’的干擾的過程”的斷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是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統一，而根本區別于那些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瓦解、共產黨執政地位喪失甚至國家解體的“改革”。因此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包含著對于自由化思潮干擾的排除。正如鄧小平同志在平息“六四”風波時明確指出的：“肯定的一點是，不論工人也好，農民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學生也好，還是希望改革的。這次什么口號都出來了，但是沒有打倒改革的口號。不過，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黨的十七大將改革開放30年來的寶貴經驗概括為“十個結合”，即“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充分表明把改革開放片面歸結為反“左”，本身就是對于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堅持改革開放的干擾。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是一條嶄新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它雖然是在毛澤東同志等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開拓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新探索，卻不是原先道路的簡單重復，更不是照搬任何現成社會主義模式。至于對資本主義的學習借鑒，對于我們而言，從來就不是從道路和發展方向上的意義說的。這就是鄧小平同志所說的決不走“回頭路”（即不回到任何以往的社會主義實踐方式上）和決不走“邪路”（即不照搬西方、搞“全盤西化”）的實質。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過程，就必然是不斷地排除“左”和右的錯誤干擾的過程。從習慣和感情偏好上說，黨內容易認同“老路”，這是干擾改革開放的障礙；但是，由于西方在當代世界的優勢地位，以及西化、分化我國圖謀的始終存在，力圖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化的傾向也就始終存在。因此，鄧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后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黃克誠同志講，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贊成他的意見。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今天和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時相比，“左”和右的表現都更具典型性。恩格斯曾說過“兩極相通”，歷史一再印證了這點。“左”和右都一致把以改革開放為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視為搞資本主義，都極其相似地割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今天講堅持改革開放、繼續解放思想，同樣也要既反“左”，又反右，同樣要做具體分析。

　　另一種說法是當今在關于“斯大林模式”、“蘇聯模式”問題的討論上有個被一些人一直視為至寶的假命題，即“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斯大林模式’、‘蘇聯模式’的根本突破”。這是一個制造混亂而又包藏禍心的提法。我們姑且不談“斯大林模式”這一提法的可疑，單就“根本突破”而言，就是一個含混的、可以任由發揮的空間。執此種說法者擺出一副捍衛中國改革開放原創性的架勢（其陷阱也在這里，誰否定這一提法，誰就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貶低，就可以將其一棍子打死，或者將其拖入一場曠日持久的筆墨官司），蓄意把爭論的焦點引導到如何評價中國的改革開放上，在掩蓋真實意圖的同時，使自己披上了“改革的捍衛者”的唬人外衣。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照搬任何現成的外國模式是常識和共識，不算什么有創見的觀點，也不存在什么大的爭議。況且眾所周知，不僅中國的改革是這樣，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整個革命和建設的道路都是這樣。難道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不是對于任何國外革命（包括十月革命）模式的突破嗎？難道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的道路不是對于所有現成的社會主義模式的突破嗎？對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其它重大原創性成果一概沒有興趣，單挑出改革來說，起碼說明論者關注的并不是中國改革的已有成果，而是中國改革的何去何從；說明問題爭論的實質不在于對過去的評價，而在于對未來的把握。

　　這樣，對“中國改革是對斯大林模式的突破”論的進一步解讀，必然使人們提出以下追問，即中國的改革固然是對蘇聯模式的突破，難道不更是對于當今“瑞典模式”、“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根本突破嗎？為什么單找一個蘇聯來說事呢？可見該命題實際上是有破有立，破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有機聯系，立的是企圖把中國改革開放與民主社會主義以及資本主義扯在一起。毫無疑義，由于時代主題和歷史條件的變化，原先那種封閉起來搞社會主義的道路已經是一條死路，社會主義只有在改革開放中才能闖出一條活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改革開放為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全新的探索，其創新性無論怎么估計都不為過。但是，通過改革開放搞社會主義，其前提是不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與資本主義趨同。因此，以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以共產黨的領導和1956年以后基本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基礎，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而這一點，恰恰是那些想通過改革開放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的人所力圖抹煞的。繞那么大的一個彎子，本意是要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定向，板子卻打在蘇聯和斯大林身上，可謂是避重就輕、聲東擊西，其良苦用心不外乎試圖繞過若不如此根本就無法繞過的“釘子”。

　　說到底，一些人之所以要舍近求遠、曲里拐彎，就因為有難言之隱、有難以擺脫的“緊箍咒”，這就是鄧小平同志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就是鄧小平同志及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判斷。1985年，鄧小平同志對中國的改革作了一個結論性的判斷，這就是“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所以堪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他同時非常鮮明地指出：“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剎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我們黨提出了要區分兩種改革開放觀的問題。“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

　　這就是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第一是姓“社”不姓“資”，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第二是這個“社”不是重起爐灶的“社”，更不是改弦更張向民主社會主義（實質是資本主義）看齊的“社”，而是始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帶領全國人民所開拓的社會主義，是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的社會主義，是黨的幾代領導集體不斷開拓和探索的社會主義。正因為這一問題是如此的簡單明了，沒有任何可以借題發揮的空間，因而別有用心的人就必須選擇其它的突破口。于是，“斯大林模式”及其相關的假命題就理所當然地被當成了這樣的突破口。在一些人看來，斯大林盡管與中國革命和建設有著密切關系，但對于他的評價畢竟沒有直接對中國自身經歷的評價那樣敏感，況且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畢竟已經解體，其本身又存在著許多歷史的懸案，留下了足夠的“六經注我”的空間，因而是借刀殺人的絕好把柄。有鑒于此，我們對于一些人蓄意歪曲蘇聯歷史和斯大林作為的偽造當然還要繼續地予以揭露，從事實上學術上證明其無稽和無知，但不能糾纏于此。因為這一討論本質上不是學術之爭，而是政見之爭，因而就不能單純訴諸學術，而必須訴諸政治分析。

　　因此，我們必須緊緊地抓住這樣一個重大問題追問，即中國的改革究竟是在基本制度不變前提下的變革，是在體制層面和局部范圍內的制度層面的變革，還是在社會制度層面的全面的所謂“革命性”變革？換言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意識形態，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為根基的國家政治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國家經濟制度，是通過不斷的改革加以完善，還是從根本上推倒？在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是根本在黨、關鍵在黨、因而必須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還是通過改革開放，最終終結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就是關于改革的全部問題的關鍵和要害所在。不能籠統地講“改革無罪”，關鍵在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還是什么別的“改革”，關鍵在于改革依靠誰、為了誰、利于誰。正如胡錦濤同志一再強調的，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毫無疑義也是如此。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落實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其落腳點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離開了這一點，一切就無從談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不斷發展，必將越來越充分地展示出科學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真理性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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