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理論中，我們大多是這樣描述紙幣流通規律的，也即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屬貨幣量決定紙幣需要量，紙幣發行量決定紙幣實際代表的價值量的規律。顯然，這種表述是在以金、銀為本幣的情況下作出的，但是隨著貨幣體制的改革，這種表述顯然已經不符合實際了。實際上的紙幣流通規律是指，流通中的商品價值量決定流通中的紙幣需要量，紙幣實際代表的價值量由流通中的商品量和紙幣發行量所決定的規律。假如流通中的商品量少于紙幣流通量，紙幣的幣值就有可能下降，商品價格水平就有可能上升，或者紙幣發行量超過了流通中的商品量的需要，造成紙幣流動性過剩，其結果也相同；反之，如果實際流通的紙幣量少于商品流通量，由于流通中紙幣量不足，因而將導致商品流通速度下降，紙幣的幣值就要上升，商品價格總水平就有可能向下波動，形成流動性不足。實際上，在現代市場中，由于流通中的紙幣量只是貨幣流通中的一部分，因而要影響紙幣的幣值和商品價格總水平的變動，還需要有信用貨幣的支持。也就是說，紙幣發行量如果同信用貨幣流通量同時擴大，并且高于商品流通量的需要量，價格總水平才有可能普遍上揚，也就會發生我們經常講到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是否是貨幣運動的一種客觀規律，對于這一點，目前理論界尚有爭議，但至少從貨幣發展史來看，只要存在貨幣流通，通貨膨脹就是不可避免的。自從一般商品市場得到充分發展之后，通貨膨脹就如同干旱和水災等自然現象一樣，經常困擾著人們。通貨膨脹單從現象上看，是指物價總水平持續的、全面的上漲和貨幣的不斷貶值，然而，真正導致通貨膨脹的動因是什么？西方經濟學者一般都把它歸咎于需求拉上和成本推進兩種原因。
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是指因生產成本的普遍提高，而推動物價總水平普遍上漲。引起生產成本提高的原因有很多，如生產物耗的增加，流通費用的提高，負稅加重，利息率上升等等。所謂成本推進，就是說因生產成本的提高引起連鎖反應，從而導致商品價格水平普遍上漲。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大多同結構失衡相聯系，特別是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隨消費結構進行調整時，因商品之間的原有比價關系被破壞，在新的調整過程中，通貨膨脹就以其調節分配的作用，在貨幣價值的運動中，重新建立起新的商品比價關系。
所謂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主要指因市場總需求大于總供給，在買方競爭中推動價格徐徐上升。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多數與總量失衡相聯系，也即市場有支付能力的總需求大于市場可供交換的商品量，在商品總量不足的條件下，必然引起賣方相互攀比而紛紛提價，以實現供求運動新一點的均衡。從本質上看，無論是成本推進型還是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都是價值規律在現代市場中的現實表現。也就是說，人們要想得到一定量的商品，必須付出一定量的有效勞動，市場交換不管是微觀的還是宏觀的，都必須貫徹等價交換的原則。價值規律無處不在約束著人們，要求人們的生產必須同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相適應。通貨膨脹就是要使價值規律得到貫徹，是強迫人們按價值規律辦事的特殊方式。其實，在現代條件下，通貨膨脹的動因往往是混合型的，既有成本推進也有需求拉上，但從通貨膨脹的成因來看，主要有信貸膨脹型、財政赤字型、貨幣貶值型。也就是說，市場失衡既有結構上的原因也有總量上的原因，二者很難加以區分。
形成通貨膨脹的基礎是貨幣的超量供給，也就是貨幣流通量大于商品流通量，特別是信用交換的發展又為貨幣超量供給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在我國當前，還要作具體分析。在兩種市場形態并存的條件下，小生產者沉淀的巨額貨幣，常常造成市場流通貨幣的相對緊缺，這就為信用擴張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外在力量。被沉淀的貨幣退出了流通，就使得市場貨幣流通量尤顯不足，而沉淀的貨幣不僅遲滯了貨幣流通和商品流通，同時又為市場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因為沉淀的貨幣是作為現實的購買力而存在的，一旦投向市場，必然對市場供給造成巨大的、而且是無法承受的壓力，這種壓力是任何一個市場都無法忍受的，如果再加上財政透支和信貸膨脹，這一境況就可想而知了。
一般在敘述通貨膨脹時，都以顯性通貨膨脹為主，也就是以人們覺察到的物價上漲和貨幣貶值為主，而與其性質相同的，但表現相反的就是隱性通貨膨脹。隱性通貨膨脹的主要表現是：在對市場進行嚴格統制的條件下，為保持市場供求平衡和價格穩定，對極端匱乏的商品實行配給，貨幣流通量中的相當一部分貨幣被強制沉淀，市場需求得到抑制，商品價格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這種隱性的通貨膨脹，實際上是以市場的外部干預為前提的，其表面貌似平穩，而其代價則是經濟的衰退和就業率的下降。
一般說來，通貨膨脹總是和物價上漲以及貨幣貶值相聯系，但物價在一定幅度內的上漲并不一定就是通貨膨脹。某一商品市場的物價上漲并不能說明整個市場的物價上漲，因為相互抵消的作用總會把物價水平加以平均。只要貨幣投放及貨幣流通量的增長與商品量的增長相適應，即使是適當的擴張，也不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出現。反而，適當的貨幣擴張在需求不足的條件下，往往具有刺激經濟發展的作用，特別是在經濟復蘇的初期尤為如此。但在我國目前，在投資擴張和財政信貸雙超前的經濟狀態下，實行通貨緊縮政策將更有利于穩定市場。
在傳統理論中，人們總是把通貨膨脹視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產物，不承認社會主義經濟中也存在通貨膨脹，客觀上說，這種看法不免帶有一定的偏見。通貨膨脹是市場交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產物，它同社會形態沒有必然的聯系，無論哪一種社會制度，只要存在商品貨幣交換，通貨膨脹就是不可避免的。這已為歷史所證明。
根據通貨膨脹在市場中的作用，可進一步劃分為過渡性通貨膨脹和惡性通貨膨脹。過渡性通貨膨脹是市場由非均衡態向均衡態轉換時期所不可避免的。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價格上升和貨幣擴張中，調節市場供求關系，抑制市場需求；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加速貨幣周轉速度；重新構造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以適應變化了的消費結構；通過調節利益分配，重新調整和平衡市場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調節資源流向，實現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總之，過渡性通貨膨脹并不是洪水猛獸，它常和市場活躍結合在一起，它不僅可以刺激經濟發展增加國民收入，特別是財政收入，同時也為社會再生產的進一步擴大奠定了基礎。然而，事物一旦走向反面，就轉化為惡性通貨膨脹。惡性通貨膨脹是以對市場有序性的破壞為其主要特征的。伴隨著惡性通貨膨脹的首先是信用危機，由信用貨幣支付職能引起的連鎖反應也即“三角債”，推動市場走向全面崩潰；物價在短期內的跳躍式地輪番上漲，使得貨幣宛如一張廢紙，象燙白薯一樣催促人們盡快拋掉；工廠倒閉、工人失業以及購買力水平的急劇下降，標志著經濟危機的全面到來；由此而引發的社會動蕩又為政治的不安定準備了條件。但當經過一系列陣痛之后，市場必將逐步由無序態向有序態過渡，然而代價卻是十分慘重的。美國于2007年底發生的次貸危機，就是因為通貨膨脹引起的，通貨膨脹像賊一樣悄悄偷走了人們的收入，當人們發現自己的收入無法承擔償還房貸本息的時候為時已晚，在沒有信用保證的前提下，必然引起金融系統的連鎖反應，如何從中汲取教訓，簡單地說，就是為我們的房貸政策敲響了警鐘。
由此可見，通貨膨脹作為價值規律貫徹的現實表現，既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又可以破壞社會生產力，以至停滯和倒退社會進步。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和人們對市場規律的深刻認識，人類對市場的控制能力將不斷得到加強，適度的通貨膨脹完全可以作為調控手段為人們所利用。當然，能夠在價格大體穩定的條件下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再理想不過的了，然而在1992年以前，這只是人們的幻想而已。但是，在克林頓執政的10余年間，美國經濟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高就業共存的經濟現象，人稱克林頓經濟現象，特別是1992年以來，美國的年通貨膨脹率始終控制在3%以內，同時，失業率不斷下降，到1997年4月降至4.8%,達到24年來的最低水平。1997年美國GDP增長率達4.5%,1998年為4.3%,但通貨膨脹卻一直處于休眠狀態,從1991年的3.4%一路下降到1998年的1.2%。與此同時，失業率也一路走低，從1991年的6.8%下降到1998年的4.5%，1999年則下降到4.1%。衡量美國政府經濟影響力的財政部營業帳戶，1996年財政盈余高達1300億美元，財政赤字從1992年的2904億美元減少至1997年的226億美元，僅占GDP的0.3%，為1970年以來的最低點，追求預算平衡的目標基本實現。駕馭美國經濟一路走好的“美聯儲”功不可沒，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認為，通貨膨脹是經濟活動的萬惡之源，它不僅擾亂投資秩序和生產經營，而且會破壞職業道德和社會穩定，危害性極大。他時刻保持對通貨膨脹的警覺，及時用利率作杠桿，對經濟冷暖進行預測和微調，成功地將通貨膨脹控制在3%以內。
在西方傳統經濟學中，宏觀經濟調控的四大目標是物價穩定、充分就業、經濟長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但幾乎所有的經典理論模型都假定，經濟增長會導致工資提高，工資提高會引起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線就斷定，失業率和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一種反相關關系：即失業率較低，通貨膨脹率就高；反之亦然。因此，美國經濟學家和政府決策者把2.5%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和6%的年失業率作為美國經濟調控的臨界點，即如果經濟增長率超過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失業率低于自然失業率，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反之，如果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就必然要付出低經濟增長和高失業率的代價。看來，那種認為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不可能同時下降的菲利浦斯曲線真的失靈了，人們的幻想終于變成了現實。
即使如此，我仍然認為，在人們還沒有充分的能力駕馭市場時，避免通貨膨脹的發生，或者在通貨膨脹發生之后及時采取恰當的控制措施，防止經濟惡化則是最為主要的，否則，市場將面臨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失業人數大量增加的考驗。任何經濟決策都不能離開市場發展的客觀實際，而現實對于我們的要求，仍然是治理通貨膨脹而非冒險地利用通貨膨脹。在治理通貨膨脹方面美國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經驗，但同時，我們也應認真總結自己的經驗和教訓，不斷豐富我們自己的宏觀調控實踐。
新中國建立之初，我國僅用兩年時間就成功地治理了舊中國遺留的惡性通貨膨脹，到1950年底，基本穩定了市場物價，獲得了全國各族人民的稱道和許多外國人士的贊嘆。1958年由于脫離實際地實施“大躍進”政策，在1960年至1962年三年困難時期，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如以1950年為100的話（以下同），1960年為126.5，1961年為147.0，1962年為152.6。經過實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經濟政策，以后逐年回落，至1977年為135.0。也就是說，在這27年間多數年份物價是穩定的。但這種穩定換來的是物資的極端匱乏和短缺經濟狀態。1977年我國開始調整凍結多年的工資，隨著人們工資收入的增加，終于喚起了1978年的消費熱潮，其后又出現了1979年至1980年的經濟過熱，1980年物價指數上升了6%，這對于長期物價穩定的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個很高的通貨膨脹率。支持這次通貨膨脹的動因是貨幣的超量發行和財政赤字過大，因此通過實施壓縮投資規模的貨幣緊縮政策，緩解了通貨膨脹的壓力。1983年至1986年，我國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通貨膨脹，1985年和1986年的零售物價指數分別上升了8.8%和6%，而引起這次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信貸規模膨脹。無法治愈的“投資饑渴癥”推動著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而同時實施的價格改革“闖關”又導致了全國性的“搶購風”，隨著消費需求迅速膨脹，引發了1988年至1989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次通貨膨脹。1988年的零售物價指數上升了18.5%，1989年繼續上升了17.8%，由于我們及時采取了以控制貨幣金融計劃為主的經濟調整，使過熱的經濟迅速降溫，但同時也出現了“市場疲軟”和嚴重的“三角債”。1993年至1996年，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又出現了改革開放后的第四次通貨膨脹。1993年零售物價指數上升了13.2%，1994年高達21.7%，1995年回落到14.8%，1996年下降為6.1%。針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房地產熱、開發區熱、集資熱、股票熱和高工業增長、高投資膨脹、高貨幣發行、高信貸投放、高物價上漲；資金緊、交通運輸緊、能源緊、重要原材料緊和經濟秩序混亂等問題，我國實施了以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宏觀調控，采取了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成功地實現了國民經濟運行的“軟著陸”，而且有效地抵御了“亞洲金融風暴”。概括地說，1984年出現的通貨膨脹達到1950年的160%，1991年達到190%，1996年超過413%。2007年再次出現的通貨膨脹又一次為我們上了一課，實踐告訴我們，通貨膨脹是市場交換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客觀經濟現象，它對經濟的負面效應是很大的，我們應該認真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吸取失敗的教訓。
通貨膨脹的防范和治理
通貨膨脹的基礎是貨幣的超量供給，因而防止和控制通貨膨脹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正確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市場進行外部干預，一方面抑制市場總需求的增長速度，阻滯通貨膨脹向惡性轉化；另一方面實現穩定物價、穩定經濟、穩定市場的目的。貨幣政策的抉擇有兩種：一是權變的貨幣政策，二是規則的貨幣政策，兩者均可以根據市場的實際狀況為人們所選擇，也就是根據通貨膨脹的時間、強度作出相應的選擇。權變的貨幣政策主要指根據市場的變化，及時地實施貨幣擴張和貨幣緊縮政策。例如：抑制膨脹的市場需求，就通過貨幣緊縮政策以減少貨幣流通量；當市場總需求減少時就轉而實施貨幣擴張政策，通過擴大貨幣流通量以刺激經濟增長。規則的貨幣政策是指，根據市場供求及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相應擴大或緊縮貨幣流通量。一般地說，規則的貨幣政策要求同經濟增長相適應，經濟增長的幅度是多少，那么貨幣流通量的增加也就是多少，兩者之間盡可能地保持一定的幅度，而無須考察市場供求之間的偶然變動。其實，這兩種貨幣政策各有利弊，前者往往受主觀判斷的影響，在實施過程中容易導致市場大起大落；而后者則不考慮市場的實際發展，一旦市場的發展出現偶然的波動，其政策很可能形成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果兩者結合起來使用，效果可能會理想一些。當然，政策的選擇往往依賴于決策者的經驗和判斷，而市場發展也不像以上所講這樣簡單。
無論貨幣政策選擇哪一種，其途徑不外乎是通過財政、信貸渠道以及稅收、利率、準備金率等經濟杠桿的作用來實現。例如減少政府支出和增加稅收，可以有效地減少市場總需求，反之則可以擴大市場總需求。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和利息率，可以有效地抑制信貸膨脹，減少貨幣流通量，反之則可以擴大貨幣流通量，提高貨幣供給的能力。
總之，貨幣政策的實施必須根據市場發展的不同狀況來選擇，一般來說，使用財政政策抑制社會總需求，要比信貸政策來得更猛烈一些，見效也更快一些。而在通貨膨脹不十分嚴重的時候，則較易采用信貸政策，因為信貸政策的實施，對于市場的作用相對緩和一些，而且由于貨幣運動具有一定的時滯性，所以效果要較財政政策來得慢一些。但是，違背規律亂貸款的作法其惡果更嚴重。
通貨緊縮是通貨膨脹的對稱，其表現形式是物價的普遍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甚至出現負增長，市場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勞動就業率持續下降，失業率不斷上升。在這里，通貨緊縮不是指貨幣流通量的減少和實施的貨幣緊縮政策，通貨緊縮的危害實際上是由通貨膨脹引起的。如果根據英國《經濟學家》（1999年3月）的定義，通貨膨脹率（即價格指數上漲率）低于１％作為判斷出現通貨緊縮的標準，那么按商品零售指數上漲率來看，1997年我國就已經進入“通貨緊縮”，如果按居民消費指數上漲率看，我國1998年進入“通貨緊縮”。到2002年4月，這兩個價格指數上漲率分別為－２.１％和－０.３％。同時，在這期間，我國下崗職工不斷增多，就業壓力不斷增大，似乎可以表明，我國已經處于“通貨緊縮”之中。如果僅僅表現為物價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則不能說明出現通貨緊縮。通貨緊縮是對通貨膨脹的一種矯正，而且在通貨膨脹之后緊跟著就會出現通貨緊縮，這是自然規律，是很自然的事。1993年我國的通貨膨脹率曾高達13.2%，1994年更升高至21.7%，1995年有所回落，但仍然達到14.8%。在1996年實現“軟著陸”之后，“通貨緊縮”有顯露的跡象，特別是我國當前正處于產業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內，在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沒有明顯提高時，持續的時間將會很長。我們曾經于1998年開始實施了擴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直到2003年才走出了“通貨緊縮”的陰影。在這里需要提醒決策者的是，我國當時的物價總水平的下降是符合規律的，它是對前期高通貨膨脹和價格泡沫所實施的一種矯正，盡管這經濟增長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7%以上的較快發展速度，貨幣供應量始終沒有明顯減少，財政赤字逐年增加，城鎮居民收入水平仍低于GDP的增長速度，勞動就業率不斷回升。高增長、低通脹、高就業是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共同追求的目標。2002-2006年GDP保持在7%以上的增長速度，物價指數基本在低位運行，意味著我國的國民經濟已走出了多年形成的大起大落的局面，步入了健康穩定發展的軌道。但是，由于我們盲目樂觀，喪失了警惕，2007年以來財政赤字不斷擴大，信貸規模持續攀升，因此，不可避免地發生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在這個時候，我們應進一步加強財政和信貸政策的調整，警惕通貨膨脹的蔓延，否則，走進“膨脹—緊縮”的怪圈和“滯脹”的泥潭將更難自拔。前車之覆、后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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