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毛澤東親手設計的資源分配規則和國家管理模式――重讀《論十大關系》和《正處》講話

毛澤東親手設計的資源分配規則和國家管理模式

――重讀《論十大關系》和《正處》講話

作者：老田

為紀念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誕辰113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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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既有來自于戰爭年代的“動員經驗”，又有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特殊性的深刻把握。在一九五六年前后，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建設和管理的思想逐步成熟，開始系統規劃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戰略和國家管理制度，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間，毛澤東作了兩篇非常重要的講話，一篇是符合新中國特點的建設思路《論十大關系》，另一篇是根據革命時期的管理經驗和新中國資源動員特點提出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本文對于《論十大關系》前后的思想傳承關系進行集中梳理，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體現在《論十大關系》中間的思路，被毛澤東后來總結提煉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而相關的快速工業化戰略目標――“大躍進”，以動員農村豐富的勞動力為目標的基層政權建設過程――以人民公社化運動為頂點，這三者共同成為中國早期工業化二十多年歷史進程中的基礎性經濟制度。在毛澤東看來共產黨內部兩個最主要的分歧，也是在執行總路線過程中官員們在管理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消極方面所引發的，如何解決這個結構性的難題，是毛澤東晚年思考的重點。

關鍵詞：超積累動員 總路線 三面紅旗 黨內分歧

對社會主義經濟特點的深刻把握和總路線的提出

根據沃勒斯坦的概括，資本主義制度的特點和關鍵就在于：“在以前的體系中，資本積累這一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幾乎總會在某一點上受阻，甚至在其基本條件已經存在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比如，少數人手中擁有或積聚了一批以前未被消費的物品。這位假定的資本家總是想要得到勞動力的使用，這就必須要有人被誘或被迫去完成這項工作。一旦得到工人，生產出產品，這些產品必須以某種方式銷售出去，這就要有一個分配體系和一批具有購買這些產品的必要財力的買主。產品必須以高于賣主出售時投入的總成本價格銷售出去，再進一步，這個差額還必須大于賣主維持他本身生存所需的費用。用我們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要有利潤。利潤的所有者還必須保存住這些利潤，以便在適當時機用來投資，隨后，整個過程必須在生產這個環節上重新開始。”“歷史資本主義則是一個普遍商品化過程，它不僅涉及交換過程，而且涉及生產過程、分配過程，以及投資過程。這些過程在以前都不是通過‘市場’進行的。再者，在追求更多資本積累的過程中，資本家總是力圖在經濟生活的所有領域把越來越多的社會過程加以商品化。由于資本主義是自顧自的過程，結果必然是，從本質上說，沒有任何社會交易能夠被排除在這個過程之外。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沖動是把萬物商品化。”（沃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社科文獻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2-3頁）從這兩段話中間可以得到資本主義生產循環的一般特點：一是要各種生產要素充分地市場化，這樣才能使得積累的資本能夠方便地透過市場來主導生產要素的整合，二是要有剩余在私人手里的逐步積累，這樣生產才得以維持和擴大。

私人資本主導的條件下，市場供求關系和價格對于資源配置的作用是基礎性的。新中國完成“三大改造”之后，國家政權就全面接管了解放前由私人資本積累過程所主導的經濟建設事務，而政權主導條件下資源分配，則主要受制于經濟發展目標優先順序和能夠動員的人力物力資源數量。實際上，政府主導下的資源動員和分配模式，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區別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殊性，在中共高層只有毛澤東對這一特殊性有著深刻和全面的認識：政府主導模式下人力物力的動員模式、能夠動員的資源數量、以及資源對于發展目標的響應程度。根據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特點，毛澤東后來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雖然總路線最后是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被通過的，但在《論十大關系》最初的講話稿中間，就已經有了總路線的近似表述：“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為著一個目的，為著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動員一切可用的力量，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年卷，“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等群眾組織1968年翻印，第90頁）更早在1955年12月，毛澤東在反對右傾保守的講話中間，也提出了一個很接近的表述。

“抓先進的批評落后的，發現新的生產力，群眾潛力，這是一個領導法則，是領導方法，才能說服人。坐辦公室，不接近群眾，不抓先進，不行。公事要辦，但只辦公事是不行的，出去跑也要抓先進的，不能只搞落后的回來。一個負責人七至十周，接近群眾。辦公室式，只能常規法。先進經驗是要突出常規的。客觀事物，天天突破，不平衡是經常的，平衡是暫時的，這是前進規律。平衡了不可改變的觀點是不對的，不平衡中抓先進的，帶動其他，才能前進。不怕突破、出矛盾。永遠太太平平必出錯誤。沖破而又求平，才是辯證法。這才能鼓舞群眾積極性，提早社會主義建設，快、多、好，十五年以前超額完成，穩步前進。”（關于反右傾反保守的講話，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年卷，第81頁）

“多快好省”是毛澤東最為看重的一個發展思路，在八月二十四日對八大政治報告的批語和修改中間，他再次給報告加上了多快好省的字句：“目前我們黨的中心任務，就是要依靠業已組織起來的勤勞勇敢的六億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來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國經濟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狀態，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富裕起來。”（對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

由于黨內許多領導人社會主義建設在政府主導下的特殊性，缺乏適當的認識，就此引發了共產黨內對經濟發展的不同看法和分歧，最集中的是體現在對“總路線”的不同認識上，這一重要分歧，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分別表現為“積極平衡”和“消極平衡”的爭論，表現為發展速度問題上的“反冒進”和“‘反’反冒進”的爭論。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的正式文本中間，這一個接近總路線的關鍵表述，被胡喬木刪掉了，改成“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樣的刪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黨內那些對于社會主義制度根本特點缺乏認識的另一類看法。毛澤東對于多快好省這個總路線的堅持，是與黨內其他高層領導人的重要分歧之一，在他后來多次批評“反冒進”的時候，所列舉的重要理由就是：吹掉了四十條、促進委員會和多快好省。

我們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除了提出“多快好省”的口號，還提出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四十條，這個綱要，是一個多快好省發展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綱領。我們還提出了一個“促進派”的概念，就是說，大家都應當作促進派，不作促退派。由于有了這幾個東西，一九五六年我國整個經濟文化事業有了一個很大的躍進。當然，也出現了一些缺點，多用了點錢，多招收了一些工人，市場供應有某些緊張。這個缺點并不大，很容易克服。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績，夸大了缺點，說一九五六年“冒進”，了。吹起一股風，把“多快好省”的口號、“四十條”、“促進會”這幾個東西都吹掉了。結果就影響今年經濟建設的進展，特別是農業的進展。這個經驗教訓很大，不能不接受。總之，給群眾潑了涼水，損害了他們的職極性，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論作什么事總要發揚群眾的積極性，保護群眾的積極性。對于工作中的缺點也要批評糾正，但是要在保護干部和群眾積極性的條件下批評糾正，既批評他們的缺點也批評我們的缺點，這樣他們就有一股勁了，我們的工作就可以作得更好了。我看，一個“多快好省”，一個“四十條”，還有一個“促進派”，都是好東西，不能吹掉，必須恢復。（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等群眾組織翻印，第236頁）“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沒有把指頭認清楚，十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是屬于政治，不屬于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干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769頁，后文簡稱《毛傳》）

原始講話中間，使用了“動員一切可用的力量”這個句子，明顯體現了對政府主導不同于私人資本的特色的認識。對于私人資本而言，除了在勞動力市場、設備和原料市場進行“等價交換”的購買行為之外，不存在其他的“調動”積極因素和動員“可用力量”的可能。正是因為這樣，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流通過程嚴格受制于資本積累的數量，不存在超過資本購買力水平之上的發展空間。而社會主義制度下，由政府主導生產過程，人力物力資源的利用水平，并不完全局限于政府掌握的貨幣購買力數量，而是存在著動員更多人力物力資源投入建設的可能。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相比，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間存在一個“超積累動員”的潛在空間――就是政府可以以超出積累資本數量的購買力水平去動員人力物力資源，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夠理解什么是“多快好省”和總路線。

總路線是毛澤東最常用的通俗表述方式，體現的是他所把握的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根本特點，所以也最為他所堅持和看重，他在南寧會議上甚至講到“八年來我為這樣一個工作方法而奮斗”，這個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毛傳》，769）。后來他還對人講：“什么‘三面紅旗’，這是三元論，我們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元論，只有一面紅旗，就是總路線。”（《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0年第1版，302）從這個角度看來，人民公社是總路線的一大支撐點（是動員農村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投入建設的基層政權要求），而大躍進作為快速工業化戰略則內含了重工業優先的資源分配順序。

勞動力資源的動員要求――強化農村三級基層政權

在修改《關于正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間，對于利用中國特有的豐富人力資源問題，毛澤東再次反復強調：“為什么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于這樣一種思想是抵觸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并且將一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服務。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是我們的本錢。”（《毛傳》683）“我國有六億人口，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們做計劃，辦事，想問題，就要從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我國有六億人口，好處在這里，困難也在這里。困難就是矛盾，矛盾總得去解決，也總是可以解決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可以設想另外一種方針，就是照舊社會那樣，對于大批有困難的人拋棄不管。人民政府不能這樣做。這是制造矛盾的辦法，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毛傳》679）

動員中國豐富勞動力參與經濟建設的方式，除了強化基層政權之外，就不可能有別的出路，因此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在毛澤東本人的親自推動下，農民從互助組開始進行合作協調的努力，經過初級社和高級社的過渡，最后于五八年建立人民公社，至此農村三級政權的雛形就已經具備了，基層三級政權的管理職責和事務劃分，最后是在一九六一年穩定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上。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只是把廣大的農村勞動力組織起來這個目標過程中的最后階段，不是組織過程的全部，公社也不是唯一的組織形態。

農業合作化的實現，除了許多大家已經熟悉的好處之外，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好處，就是我國農村中極為巨大的勞動力有了充分發揮作用的機會。農村中的男勞動力，在黃河淮河一帶，有些地方，從前每年只能作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作工二百多天，女勞動力過去不使用或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因此，合作化之后，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以及其他副業的生產就必然會大大增加。合作化之后，從前無法做全面規劃的農村，就可以做出全面規劃了。除了農、林、牧、漁、副業的生產規劃外，小型水利和地方性的流域規劃，增加肥料的規劃，改良種子的規劃，改良土壤的規劃，消滅各種病蟲害的規劃，消滅地方疾病的衛生工作規劃，消滅全國文盲的文化工作規劃，建設大小道路、電話網、有線廣播網的規劃，消滅蚊蠅鼠雀的規劃，綠化的規劃，以及其他必要的規劃，就變成可能作出的而且可以有力量來實施的事情了。這樣，在農村中，出現了從前所沒有想象到的巨大的生產力。（《人民日報》1956年元旦社論，這個元旦社論按照毛澤東的思路寫出的，后面列舉的種種措施，出自毛澤東主持制訂并下發征求意見的《十七條》，此時《四十條綱要》還沒有最后成型。）

由于中國人力資源豐富，又主要是分散在全國農村大地上，數量龐大，就需要相應的組織和管理力量，也同時這個動員過程由于是屬于“超積累動員”性質，缺乏可資支付的報酬，勞動投入的利益只能是在未來的系列年限里才逐次受益，因此管理手段的選擇就要受到這些特點的限制。被動員起來的人力物力資源，特別是活勞動投入，在政府掌握的購買力水平之上的超額投入部分，會對應著“沒有對等勞動報酬”的問題，這就需要“鼓足干勁”和“力爭上游”的精神鼓勵起作用了。與物質刺激相比，精神鼓舞不能不是更為優先的選擇。

在完成全體人民的組織工作上，在以非物質刺激手段進行組織和動員方面，都有著共產黨人在戰爭年代動員群眾的豐富經驗在內，這也是毛澤東認為在建國后必須繼續認可和加以借鑒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動員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們歷來的方針。過去實行這個方針，是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現在為了新的革命，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不論在革命中間，或者建設中間，同樣應當實行這個方針。”（《論十大關系》，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年卷，“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等群眾組織1968年翻印，第90頁）無獨有偶，這一部分的表述在公開發表后，也被大大刪減了，淡化了革命和建設年代的必要的經驗繼承關系。

以此而論，完整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繼承了共產黨在革命戰爭積累起來的寶貴管理經驗，它包含了兩個部分的內涵：一個是以政府主導去追求“超積累動員”潛力和更快速的經濟發展速度，與此同時，對于沒有報酬的超額勞動投入伴隨著精神激勵這樣一種特殊的管理手段。而沒有報酬的精神激勵要能夠起作用，關鍵在于經濟發展的目標是為了整體利益“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富裕起來”，不是為了少數人發家致富，沒有真正的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作為基礎，超積累動員就是無代價的純粹剝奪，而且，如果沒有一個基于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可信承諾，實際上也沒有可能動員群眾進行“無報酬的勞動”。總路線在政治上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制度要超越資本家與工人利益的對立，不容許有區別于多數人利益的特權階層形成和資本向少數人手上集中，這是“超積累動員”的歷史正義性和現實可能性所在。

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著“超積累動員”的潛力，這一點在城市和工業中間也能夠部分實現，例如服務于工業和城市的許多基礎設施工程可以通過人力動員來完成，但這一發展空間主要是在農業中間實現的。因為工業的發展，要涉及到機器、廠房和原材料的投入，還需要交通等基礎設施的支持，要更多地受制于物力資源的積累。而中國的農村由于擁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通過強化基層三級政權的組織能力，可以利用很簡陋的手工工具進行農田和水利的基本建設工作，在缺乏現代工業投入物的支持下，通過動員勞動力進行有組織投入，仍然有實現高產和穩產的巨大農業發展潛力，對于如何實現這個巨大的發展潛力，毛澤東主持起草的“四十條綱要”作了完整的展望和規劃。根據四十條綱要的安排，通過各種傳統資源和現代方法的結合，即便是沒有更多的化肥投入，估計糧食單產提高一倍多也是有可能的，并提出目標：“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在十二年內，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在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地區，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嶺、自龍江以南地區，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P637-638）

實際上，如果沒有穩定的農業剩余增加以支持城市和工業人口增加的需要，快速工業化戰略和重工業優先就成為無本之木。為了實現農民的組織化努力，為了實現農業剩余的穩定增長，毛澤東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從毛澤東一九五五年九月主持編輯了《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一書（1956年1月人民出版社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名正式出版發行）開始，他深入研究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特點，確信農民能夠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也能夠通過集體的努力實現穩產高產以支持快速工業化。他在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上講：“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幾篇報告，包括改文章寫按語在內，我就‘周游列國’，比孔夫子走得寬，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農業合作化的全面規劃和加強領導問題，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六集）正是在這個“周游列國”的基礎上，1955年十一月毛澤東在杭州和天津主持了省委書記座談，先在杭州制訂了十七條，在天津擴充為十七條，然后以中央文件形式下發征求意見；在1956年一月的杭州省委書記會議上擴充為四十條，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青島會議之后，先是刊登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上，后經過數次修訂和討論，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八大二次會議上“基本通過”，并加以修改之后形成的修訂草案，交付于一九六○年四月十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討論并通過。毛澤東自己后來回顧的具體的制訂過程是這樣的：

四十條，開頭無所謂四十條，不曉得怎么在杭州一次會上七議八議搞出十五條，然后天津一次會加了兩條，十七條。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識分子會議上講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會議才形成四十條。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島會議上有各省同志參加，中央也有同志參加，提出修改意見。然后經過去年九月三中全會，大家覺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見，加以修改，就形成現在這個草案。（《毛傳》，406-407）

這個四十條綱要對于指導中國集體農業的發展，在協商過程和通過程序的復雜性上，都是空前的，受到毛澤東格外重視，后來在實際的經濟建設中間也是長期起著基礎性的指導作用，筆者在一九七○年代開始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的時候，當年的口號仍然是“學大寨、趕昔陽，糧食生產過《綱要》。”一些人為了把浮夸風的責任轉嫁給毛澤東承擔，所以長期以來貶低甚至屏蔽這個綱要的意義，今天的年輕人只知道浮夸風跟毛澤東有關，幾乎沒有聽過說毛澤東極力提倡的“四五八”。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規律性認識通過八大上升為國家意志

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特點的認識，經過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后上升為國家意志。根據相關人士的回憶，八大政治報告就是以論十大關系講話為藍本的起草過程是：

“劉少奇聽完匯報正式提出來起草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首先找陳伯達，陳伯達又找了幾個助手，我算其中一個，陳伯達大概用了個把月時間寫出了報告的草稿，其中要點是講社會主義國家要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引證列寧的意見，引證蘇聯的經驗，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有高速度。”“陳伯達這個月里還是很用心思的。搞出的那個稿子，少奇同志好像不太滿意。他找胡喬木說，你看看這個稿子行還是不行。胡喬木看了以后跟少奇同志講，這是個學術報告，不是政治報告。少奇同志還是老辦法，就是陳伯達不行就用胡喬木，胡喬木不行再用陳伯達，對胡喬木講，‘那你去搞一個稿子’。胡喬木接受這個任務以后，相當一段時間，他的稿子還沒出來。”“到4月上旬的一天晚上10點來鐘，少奇同志把陳伯達、我等人找到他家里去，非常高興地說，‘今天毛主席向我們講了，他聽完三十幾個部委的匯報以后，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講了十個關系，也就是講了十個矛盾’。他明確、肯定地說，‘就以毛主席所講的十大關系作為綱來寫八大報告’。”（鄧力群：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與階級斗爭問題的講話（二），轉引自烏有之鄉網站）“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間，一次劉少奇開會回來，大約是晚上十點多鐘了，打電話找我和陳伯達等去他那里。劉少奇非常高興。他說：主席作了調查，講了十大關系，十大關系應當成為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的綱。這說明劉少奇對毛主席很尊重，毛、劉之間在政治上當時完全一致。隨后，胡喬木按照劉少奇以十大關系為綱的意見起草了政治報告。后來聽喬木說，起草時他最費斟酌的就是十大關系這個問題在政治報告里如何安排，如何體現，哪一個在前，哪一個在后。”（訪問鄧力群談話記錄，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７日，引自《毛傳》，第511頁）

劉少奇后來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指出：“毛澤東同志的這個報告，為實現多快好省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總方針規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其中的第一項和第五項，提出了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的原則，以及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互相結合的原則。第二項和第三項，指出了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地集中資金在經濟建設方面。第四項指出了必須正確地處理個人和集體、局部和整體、消費和積累的關系。其他的幾項，主要地是圍繞著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樣一個在后來繼續發展了的觀點。”“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工作報告，就是根據毛澤東同志關于處理十大關系的方針政策而提出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１１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版，第３００頁。）

從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到八大政治報告，再到關于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經濟特點的認識以及由此確立的發展戰略，上升為國家意志。在關于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間，對于中國工業化過程中間的資源分配順序選擇是：

第一“繼續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第二，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我們必須根據原料、資金的可能和市場的需要，積極發展輕工業。”“第三，農業對于工業化事業有多方面的極其重大的影響。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地影響著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輕工業發展的速度，而且也影響著重工業發展的速度。我國目前農業生產還不能適應日益增長的需要，今后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但是，在最近的將來我國還不能有很大的農業機械工業和化學肥料工業，還不能進行很大規模的墾荒，水旱災害也還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業已經基本上實現合作化這個優越條件，依靠合作社的集體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復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蟲災害等項措施，來增加單位面積產量。此外，還應當根據可能條件，積極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糧食生產是農業經濟的基礎，必須優先發展；同時也必須按照適當的比例發展棉花和其他各種經濟作物的生產，并且發展畜牧業和副業生產，發展農業的多種經濟。為了發揚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除了國家必須實行正確的稅收政策、糧食政策和物價政策以外，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堅持勤儉辦社和民主辦社的方針，正確地處理合作社內部集體和個人的關系，進一步鞏固集體所有制。”（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八大會議依據《論十大關系》所確立資源分配準則：重工業優先和生產資料優先增長、適當發展輕工業、農業生產主要依靠有組織的勞動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上升到國家意志并作為國家發展戰略被堅持執行了20多年，直到1970年代初步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為止。

新中國經濟建設目標和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

根據毛澤東自己后來的看法：“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關系’，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有我們的一套內容。‘十大關系’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０日，《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第34頁）后面的幾條實際上都是共產黨政權內部的管理問題，而前面被毛澤東稱為“主要的”五條，則直接涉及到新中國的經濟資源分配問題：在安全目標和福利目標上的分配問題（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不同產業中間的資源分配問題（農輕重）、資源在不同區域之間的配置問題（沿海與內地）、不同管理層級的資源分配權與配合問題（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

新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選擇上，我們看到近代史以來國家飽受侵略的民族記憶，在重視內地工業的布局思路上、在項目選擇上都體現了對國防安全重視。而且，重工業優先的戰略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中國在朝鮮戰爭前后，呈現出對于社會主義陣營共同安全的巨大重要性，由此蘇聯援支援中國進行了“156項”（實際上只進行了150項）重點項目建設，并發動東歐國家幫助中國設計了68個項目，這些項目所形成的生產能力明顯與兵器工業相關。換言之，沒有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共同安全目標的實際存在，重工業優先戰略根本就無法起步，新中國不可能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進行第一輪重工業工廠的建設，中國的重工業優先戰略是建立在蘇東國家先行工業化的基礎上的，這些技術和裝備都是蘇東國家以較為優惠的條件供應中國的，援助的起點和援助的終點都是服從這個共同安全目標的。

以蘇聯援建中國的項目為例：“一九五三年五月，由李富春副總理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同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簽訂了關于蘇聯援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和議定書。蘇聯承諾援助中國建設一大批規模巨大的工程項目，其中包括鋼鐵聯合企業、有色冶金企業、煤礦、煉油廠、機器制造廠、汽車制造廠、拖拉機制造廠和電力站等，通稱‘156項’。后來，蘇聯陸續同意增加了一些援建項目。蘇聯先后共承諾向中國提供成套設備項目304個和64個單個車間及研究所的全套裝置。”“截至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完成和基本完成設計、設備交付任務的有149個成套項目，其中主要項目具有年生產能力為：煉鋼620萬噸、軋鋼460萬噸、發電設備60萬千瓦、發電813萬千瓦、重型設備和重型機床12萬噸、原煤2490萬噸、合成氨45萬噸、原油加工200萬噸、飛機1500架、坦克1800輛、各種炮9300門。”（沈覺人主編：《當代中國的對外貿易》，當代中國出版社、湖南遠景信息發展有限公司出版《當代中國》叢書電子版，第九章第一節）

另外一個體現在《論十大關系》中間主要思想是平衡發展、多種積極性動員的思路，很顯然，這個思路在現實資源分配中間不至于與重工業優先產生沖突的依據僅僅在于：農業的發展可以依靠豐富的屬于勞動力資源的有組織努力。沒有這個基礎，這個講話就只能體現為“面面俱到的官樣文章”那種“全面性”，有了這個認識和基層政權的逐步強化為依托，就可以體現為重工業優先得到資本金的積累，而農業主要依靠豐富勞動力的有組織努力，各有適當的資源保證而不至于相互沖突。

毛澤東曾經諄諄告誡，農輕重是一種相互支持關系：“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系。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著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于為人們所理解。”（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但是改革后某些專家教授，卻要撤銷國內各次產業之間的良性支持關系，搞什么“國際大循環”，最終的結果怎么樣呢？我國的工業化的優先目標是國家安全和民眾福利，到今天這兩個目標仍然是看不到解決前景的嚴重問題。我們對照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對張平化的告誡，就十分發人深省。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頁）

從毛澤東所擔憂的黨內分歧看，解決中國國家安全和民眾福利的戰略安排，并未能夠在黨內取得共識。不利于這兩大目標實現的重大戰略轉向，在毛澤東眼里是隨時可能發生的。從蘇聯解體過程中間官員們所起到的決定作用看，毛澤東曾斷言蘇共變修并預言過蘇聯解體，以及他對中國演變前途的擔憂絕非杞人憂天：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茲在考察蘇聯解體的原因時，得出結論：“蘇聯精英分子的物質利益雖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精英相比，他們在物質上所享受的特權也就相形見拙了。正如我們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在蘇聯體制下，社會上層和底層之間的收入差別，比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差別要小得多。一個蘇聯大企業的總經理的報酬大約是一般產業工人的4倍，而美國企業總裁的報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大衛·科茲、弗雷德·威爾著：《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曹榮湘、孟鳴歧等譯，第４７頁）“當然，既然黨一國精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們也知道了這一點，那他們為什么不放棄對原有制度的捍衛呢?這個注重實際效益的、只注重個人利益的集團，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改變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支持以資本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就可以允許他們擁有生產資料，而不僅僅是對它們進行管理。他們就可以合法地積累個人財富。他們就可以不僅僅是通過自己的社會聯系和影響，而且可以直接通過財產的轉移，來保證他們子孫的前途。”“改變自己信仰的惟一障礙就是意識形態。那些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人，要實現這一轉變確實是不容易的。當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1991年下半年垮臺的時候，一些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人由于他們所獻身的事業的失敗，他們因感到巨大的精神壓力而自殺或者從此一病不起。但是，這畢竟只是一少部分人。大多數注重實際效益的人就像他們早年一樣，很快就改變了信仰。”（同上書，第150頁）而導致蘇聯變天的“親資本主義聯盟是從四個主要團體中獲得支持的――知識分子、經濟學家、沒有精英背景的私人業主、黨－國精英。事實證明，盡管知識分子的主張、經濟學家的設計、私人業主的金錢，通通對親資本主義聯盟的強盛作出了貢獻，但只有黨－國精英們的制度立場才是最關鍵的。”（同上書，第168頁）

回顧毛澤東當年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作為主要的“復辟勢力”來看待，對照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現實經驗，理論認識和歷史演變如此吻合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簡單回顧共產黨內部的“兩大分歧”

在毛澤東臨終的時候，他回顧共產黨內部的分歧時，特別提到了兩個重要方面：“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這兩個方面，一個涉及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選擇和方向問題，一個涉及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管理方面。從今天回顧過去，黨內分歧基本上不是認識上的，進行“三大改造”過程中，黨內的分歧只是關于速度的不同看法，沒有站出來直接反對的；但是在執行過程的嚴重問題引發了黨內分歧，并反作用于道路和方向選擇上。上個世紀最后四分之一葉，國家發展方向的根本轉折，也應該從這個方向上來看待。如果把分析的視角延伸到官員自身的個人利益動機上，毫無疑問，黨內分歧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美國研究公共選擇理論的權威唐斯認為，官員們有五種自己的“純”個人利益目標，主要表現為：權力（包括官僚組織內部和外部的權力）、金錢收入、聲望、便利（這表示要求增加個人努力的變化的抵制，以及接受減少個人努力的意愿）和安全（未來喪失權力、收入、聲望或便利的概率比較低）（安東尼·唐斯：《官僚制內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89-90頁）。官員們還會根據自身的利害關系選擇，總會呈現四種偏見：“所有官員都傾向于夸張地反映對其有利的信息，掩蓋對其不利的信息。”“支持有利于增強其自身利益的政策和他所提倡的項目，反對那些損害或者不能增進其利益的政策或項目。”“每一個官員在執行上級指示時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改變，這取決于那些指示是不是有利于自身的利益。”“他愿意從事對自己的目標比較有利的工作，而不是對他的目標沒有影響的工作。”（同上書，第82-83頁）

在戰爭年代不成為問題的東西，在戰爭年代積累起來的豐富群眾工作經驗，在和平年代官員們為了追求“便利”，就把這些寶貴的經驗看作“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而傾向于放棄了。毛澤東對此洞若觀火，他在1957年二月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從正面闡述社會主義國家的管理模式應該是說服而不是壓服，目的都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活潑的國家，欣欣向榮的國家，一個使人可親的國家。”(《毛傳》，652）1958年他提出“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這是再次從反面反對等級森嚴和上下級之間“貓鼠關系”。結合唐斯的分析，就很容易理解毛澤東這個講話在黨外反應熱烈和黨內反應冷淡的原因，毛澤東在與人談話時說：“我這個報告毫無物質基礎，與大多數同志的想法抵觸嘛。”與黨外報紙對講話的熱烈反應不同，“《人民日報》對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聲不響”（《毛傳》，659）。

應該說，建國后許多干部偏向于采取壓服的簡單手段來執行政策，目的是追求“減少個人努力”的“便利”，而不管毛澤東如何苦口婆心的勸說：“不能靠歷史吃飯，不能靠威勢吃飯。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勢力大也不能解決問題。以力只能服敵。敵人是不和你講理的，你跟他講理他不聽，他只講力。對人民只有說理，只要沒理，不管勢力多大，資格多老，也輸了。因此給我們一個任務，要研究，要學習，要教育我們的干部和黨員靠道理，靠學問，別的都不靠。這一點要進行廣泛的教育，干部靠資格、靠勢力是很危險的。”毛澤東對此憂心忡忡：“現在我們勝利了，自己掌握政權，很容易強調專政，忽略民主的一面。”（《毛傳》656-658）

官僚們追求自身的個人利益目標，要求降低風險和管理事務，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利害關系起作用的結果，體現的是官員們的共同選擇，不管這些官員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都一樣。毛澤東的講話在黨內“毫無物質基礎”，原因在于使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來管理國家不符合官員們的利益和偏見。毛澤東長期為此而奮斗，正面引到的《正處》講話不管用了，就從反面從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最后發展到文化大革命來動員群眾自下而上地揭露“我們的陰暗面”，都是與這個結構性利害關系搏斗的結果。執政黨的地位，使得官員們的蛻化變質成為普遍的痼疾，這一點并非處于毛澤東獨有的極左思想和錯誤判斷，而是一個在共產黨內部具有高度共識的問題。

“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過去七年，一般說來，我們黨經受住了這種考驗，我們國家在各方面的進步是很顯著的，我們絕大多數黨員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是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七年的經驗同樣告訴我們，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于黨的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而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結果，必然發展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這種錯誤在我們黨內也不是比前幾年減少而是比前幾年增加了。”“ 執政黨的地位，還很容易在共產黨員身上滋長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有一些黨員，稍稍有點工作成績，就自以為了不起，就看不起別人，看不起群眾，看不起黨外人士，似乎當了共產黨員，就比非黨群眾高出一頭，有的人還喜歡以領導者自居，喜歡站在群眾之上發號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眾商量。這實際上是一種狹隘的宗派主義傾向，也是一種最脫離群眾的危險傾向。”“針對著這種情況，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經常警戒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官僚主義也表現在有一些干部有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他們夸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只能聽人奉承贊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甚至有些品質惡劣的人，還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我們黨內還有一種人，他們把黨和人民的關系顛倒過來，完全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在人民中間濫用權力，做種種違法亂紀的壞事。”“官僚主義傾向還有一種比較大量的表現，就是命令主義。不少黨的組織和干部，在作出決議、指示以前，既不同群眾商量，在執行決議、指示的時候，對群眾又不是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圖一切依靠命令行事。犯這種錯誤的同志，他們在主觀愿望上也許是想把工作做好，但是，在實際上卻是把工作做得很壞。”（鄧小平：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毛澤東已經離開我們三十年了，他在1965年提醒張平化注意的那些不利后果，今天都已經成為中國最迫切的現實問題了。毛澤東在1950年代中晚期的思考，他所發現的問題以及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我們民族最優秀的思想遺產，我們今天如果不能進一步總結和提煉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找出克服官員們結構性利害關系對國家發展選擇的障礙作用，正確的選擇就不可能出現，中國的未來還將在值得憂慮的困境之中繼續下滑。所幸的是，新的中央集體對此已經有所察覺，并開始著手進行調整，在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嚴峻問題方面，毛澤東思想對今天的價值和作用與日俱增，所以胡總書記講：“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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