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歐洲工人運動日益高漲。各國無產階級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迫切要求加強國際團結，統一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一八六四年九月，在高漲的工人運動推動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進行理論研究和參加革命實踐活動的基礎上，創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國際組織——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簡稱國際）。
“成立國際是為了用真正的工人階級的戰斗組織來代替那些社會主義的或半社會主義的宗派”（《馬克思致弗·波爾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4頁），“把歐美整個戰斗的工人階級聯合成一支大軍”（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3頁）。馬克思經過斗爭親自起草了《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制定了國際工人運動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
但是，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陳舊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復和鞏固，因此，“國際的歷史就是總委員會對那些力圖在國際內部鞏固起來以抗拒真正工人階級運動的各個宗派和各種淺薄嘗試所進行的不斷的斗爭”（《馬克思致弗·波爾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4-395頁）。
當時在國際內部，影響較大、猖狂地反對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的主要是蒲魯東主義者。
雖然蒲魯東在國際建立后不久即一八六五年一月就死了，但是他的機會主義思想并沒有消失，而是被以昂利·路易·托倫（一八二八——一八九七年）為首的他的黨徒們繼承了下來。
他們頑固地堅持蒲魯東的機會主義路線，并利用其參加了國際創建工作的有利條件和自己控制的國際巴黎支部，公然拒絕執行國際的革命路線，妄圖把他們的機會主義路線強加給國際，把國際工人運動引上投降主義道路。
因此，蒲魯東主義成了第一國際前期（一八六四——一八六八年）國際工人運動面臨的主要危險。馬克思指出“我認為，使法國人擺脫蒲魯東用對小資產階級的理想化把他們引入的謬誤觀點，是非常重要的”（《馬克思致路德維希·畢希納》·一八六七年五月一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6頁），“特別是必須防止可能把我們的協會引到片面性的道路上去的任何表現”（《馬克恩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1頁）。
可見，粉碎蒲魯東主義，捍衛國際的革命路線，引導法國和國際工人運動沿著正確的革命道路勝利前進，已成為當時馬克思主義者的首要戰斗任務。
第一國際前期，馬克思主義同蒲魯東主義的斗爭，主要是在一八六五年的倫敦代表會議、一八六六年的日內瓦代表大會、一八六七年的洛桑代表大會和一八六八年的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公開進行的；斗爭的內容已經從理論上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道路問題轉到實踐中關于工人運動的基本政治路線問題，其實質是堅持還是反對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斗爭的主要問題是：關于國際的領導權問題；關于國際的性質和任務問題；關于如何對待民族解放運動問題；關于所有制問題。
第一，關于國際領導權問題的斗爭
第一國際成立后，蒲魯東主義者為了對抗馬克思主義推行其機會主義路線，立即展開了篡奪國際領導權的陰謀活動。
蒲魯東主義者陰謀篡奪國際領導權采取的第一個手段，是進行宗派分裂活動。他們盤踞在第一國際巴黎支部，拒不服從總委員會的正確領導，拒不執行國際的革命路線，拒不繳納會費，大搞獨立王國。
他們還于一八六五年秋在倫敦建立了一個法國人支部，“事實上是反對派的支部”（《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一月五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2頁）。
這個支部的創始人勒·呂貝、韋濟尼埃同在布魯塞爾的整個一伙蒲魯東主義者相勾結，在比利時的報紙上發表匿名文章，惡毒誹謗總委員會，并拋出了他們另行制定的原則宣言和章程草案。
這個草案反映了蒲魯東主義者和某些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分子的聯邦主義觀點，妄圖把總委員會的領導作用化為烏有，使總委員會變成只具有通報和統計這些純粹技術性職能的簡單的代表機關。
他們企圖以這個支部的名義，把他們的草案提到代表大會上去，強使國際接受它。在馬克思的領導下，總委員會及時識破并徹底粉碎了他們的這一篡奪國際領導權的陰謀，使這個支部“拋開了它的創始人”（《馬克思致約·菲·貝克爾》·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三日左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95頁），轉而宣布擁護國際總委員會。
蒲魯東主義者陰諜篡奪國際領導權采取的另一奸險手段，是借口反對腦力勞動者參加國際，把矛頭指向馬克思及其戰友，妄圖把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馬克思排除出總委員會的領導，進而實現其篡奪領導權的罪惡目的。
早在一八六五年春季，馬克思和總委員會已經批判了蒲魯東主義者鼓吹的只有工人才能成為第一國際支部負責人員的錯誤觀點，并在有關的決議中明確指出：“堅決反對只有0uvrier（工人）才可以被任命為我們協會里的負責人員的原則”（《總委員會關于巴黎支部中的沖突的決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91頁）。
但是，蒲魯東主義者頑固堅持這一反動觀點，在一八六五年九月召開的倫敦代表會議上，他們仍然提議不讓腦力勞動者參加國際。他們胡說什么：國際應當是一個手工業性的、純粹行會性的社團，它僅僅具有與腦力勞動者毫不相干的職業上的目的。
這一提議除了反映蒲魯東主義者的狹隘的行會意識外，其罪惡用心主要在于妄圖排斥馬克思的領導。會議否決了蒲魯東主義者的提議，挫敗了他們的這一險惡陰謀。
在一八六六年日內瓦代表大會上討論第一國際的共同章程時，法國代表、蒲魯東主義者托倫、弗里布爾又一次提出被倫敦代表會議否決了的反動提議。
他們聲稱，必須把國際的會員資格限定為體力勞動者，或者無論如何也只允許體力勞動者作代表出席國際的代表大會。大會的多數代表堅決批判并否決了蒲魯東主義者反復提出的這一別有用心的反動要求。
他們在發言中強調說，國際本身的存在就有賴于許多不從事體力勞動的公民。他們特別稱贊了馬克思的功績。作為對法國蒲魯東主義者的荒唐建議的抗議示威，英國代表在日內瓦大會閉幕后不久，要求任命馬克思為總委員會主席。馬克思婉言謝絕了這一要求。
他在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說，“杜邦使我識破了托倫和弗里布爾的行為。他們從只有工人能夠代表工人這一‘原則’出發，企圖在1869年當立法團的工人候選人。因此，由代表大會來宣布這個原則，對這些先生來說是極其重要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6頁）這就揭穿了蒲魯東主義者再三堅持這一反動主張的可恥政治目的。
第二，關于國際的性質和任務問題的斗爭
第一國際前期，馬克思主義同蒲魯東主義斗爭的另一中心問題，是關于國際的性質和任務問題。
在馬克思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這兩個綱領性文件中，已經明確地規定了第一國際的性質和任務：它的性質是國際無產階級的戰斗組織，它的任務是領導國際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斗爭，奪取政權，實現“革命的最終目標——消滅階級”（《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8頁）。
但是，蒲魯東主義者卻處心積慮地陰謀篡改第一國際的性質和任務，妄圖把國際變為推行蒲魯東機會主義路線的工具，進而把高漲的國際工人運動引上改良主義、投降主義的道路。
第一國際一八六六年九月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是馬克思主義同蒲魯東主義就國際的性質和任務問題展開激烈斗爭的一次大會。法國蒲魯東主義者派遣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出席大會，企圖把蒲魯東的機會主義路線強加給大會，從而實現其篡改國際的性質和任務的陰謀。
為此，他們狂妄地向大會提出了一個充滿蒲魯東主義教條的所謂《備忘錄》。在這個共有十項原則的《備忘錄》中，他們公開兜售蒲魯東反對罷工、反對婦女解放、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民族解放運動的反動謬論；極力鼓吹建立合作社、確立平等交換原則、通過和平途徑使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蒲魯東主義的“靈丹妙藥”；并胡說什么國際的任務是研究“經濟問題”，“本協會的宗旨在于為會員在本國和歐洲各國尋找職業，協會將在世界各地設立聯絡局，聯絡局應盡可能開設商店，協會會員可以通過這些商店等價地交換商品”。
顯然，蒲魯東主義者拋出的這個《備忘錄》，是一個反國際的反革命綱領，是向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公開進攻。
馬克思由于從事《資本論》第一卷最后定稿的緊張工作，無法離開倫敦去參加日內瓦大會。但是他非常重視這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并為這次大會作了重要的組織和思想的準備。
馬克思預見到大會將有激烈的斗爭，所以在會前寫好了《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作為大會主要議程的正確決議的基礎。
“指示”規定了各國工人在罷工斗爭中應該互相支持；提出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口號，確定了工會和合作社的發展方向和革命任務；主張吸收婦女和少年兒童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堅持支援波蘭的民族解放運動，并為反對掠奪性戰爭及其工具——常備軍而斗爭。
這是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總結工人運動的實踐經驗而制定的國際的具體行動路線，是與機會主義路線針鋒相對的。馬克思在“指示”中著重批判了蒲魯東派鼓吹合作制度是救世萬能手段的空論主義，明確指出：合作制度“決不能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為了消滅雇傭勞動制度，把社會生產變為一種合作勞動制度，“只有把社會的有組織的力量即國家政權從資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轉移到生產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實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頁）。
而要達到這一點，必須依靠無產階級掌握武裝，進行暴力革命。因此，馬克思認為“代表大會不應該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8頁）。
馬克思的“指示”與蒲魯東主義者的《備忘錄》，反映了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和對國際的性質與任務的兩種根本不同的主張。在日內瓦大會上，擁護國際路線的代表以馬克思的“指示”為武器，在所有的主要議程上同蒲魯東主義者進行了尖銳的斗爭，否決了他們《備忘錄》中所提出的各項錯誤原則，通過了各項正確決議。
這樣，馬克思主義者就粉碎了蒲魯東主義者的進攻，擊敗了他們妄圖篡改國際的性質和任務的罪惡陰謀，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蒲魯東主義者并不甘心于自己在日內瓦代表大會上的失敗。他們又利用各種手段，糾集多數，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召開的第一國際洛桑代表大會上向馬克思主義發動了猖狂的反撲，企圖強使大會重新討論和修改日內瓦大會的決議。
在他們的操縱下，雖然大會通過了一些反映蒲魯東主義觀點的關于信貸和人民銀行的決議；但是由于馬克思的擁護者堅持斗爭，終于挫敗了他們妄圖推翻日內瓦大會決議的陰謀。
大會還通過了《關于工人階級的政治斗爭》的決議。決議指出：“工人的社會解放同他們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取得政治自由是首要的和絕對必要的事情”。
這就是說，工人階級要獲得徹底解放，必須首先參加政治斗爭。決議規定：“每年都要重申這種主張。”這是對一貫反對工人階級從事政治斗爭的蒲魯東主義的沉重打擊。
洛桑代表大會關于政治斗爭的決議表明，在關于國際的性質和任務這一根本問題上馬克思主義戰勝了蒲魯東主義。
第三，關于如何對待民族解放運動問題的斗爭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世界許多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其中波蘭、愛爾蘭爭取民族獨立的英勇斗爭，更加激起了歐洲無產階級的強烈同情和積極聲援。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待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便成了第一國際前期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斗爭的一個重大原則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兩條路線的根本分歧，是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還是奉行資產階級民族沙文主義。
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馬克思堅持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教育工人階級，明確指出，支持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總斗爭的一部分”，再次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5頁）。
馬克思主義同蒲魯東主義在民族解放運動問題上“爭論的真正中心是波蘭問題”（《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一月五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2頁），即如何對待一八六三年爆發的波蘭人民反對沙俄野蠻殖民統治的民族起義。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當時“歐洲工人一致宣稱恢復波蘭是自己政治綱領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最能表達他們對外政策的一種要求”（恩格斯：《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么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0頁）。
而蒲魯東主義者卻頑固地反對波蘭民族解放運動。蒲魯東本人在一八六三年所寫的反對波蘭的著作《1815年的條約已不存在了嗎？未來代表大會的決議書》中，公開表示反對修改俄、普、奧等國在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上作出的關于瓜分波蘭的反動決議，竟然為俄國沙皇政府的侵略擴張政策辯護，指責歐洲民主力量對波蘭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
馬克思痛斥了蒲魯東的這一卑鄙行徑，指出這是“他為了迎合沙皇而表現了愚蠢的厚顏無恥”（《論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7頁）。
在一八六五年九月召開的倫敦代表會議上，就是否應把波蘭問題列入會議議程，馬克思主義者同法國和比利時的蒲魯東主義者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蒲魯東主義者反對國際討論波蘭問題，他們認為波蘭問題與無產階級無關，無產階級只需要關心“社會革命”，不需要注意民族問題。
馬克思主義者經過斗爭，排除了蒲魯東主義者的反對，使會議討論了“俄國佬對歐洲的威脅以及恢復獨立和統一的波蘭”問題，并通過了相應的決議，決定把“抵抗俄國對歐洲的威脅——恢復波蘭”這一要求列入下年度召開的日內瓦代表大會的議程。這表明，第一國際從誕生時起，在波蘭問題上就堅持了正確立場。
一八六五年倫敦代表會議后，在國際總委員會里，圍繞著關于波蘭問題的決議，繼續進行著斗爭。為了闡明國際在民族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恩格斯應馬克思的請求，于一八六六年春季寫了一組題為《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么關系？》的重要文章。
恩格斯從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出發，反復論證了波蘭獨立的恢復必將沉重地打擊以沙俄為首的歐洲反動勢力，促進整個歐洲的革命民主運動，并為無產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創造有利條件；因此，國際工人階級必須堅決支持波蘭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
恩格斯痛斥了蒲魯東主義者在反動的民族虛無主義的掩蓋下，在波蘭問題上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他們一方面“充當被壓迫的波蘭的審判官”“宣判波蘭是‘罪有應得’”（《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么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1頁），另一方面卻“稱贊俄國是未來的偉大國家，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強國”（《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么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1頁）；指出，這是欺弱媚強的可恥行徑，是“與大多數先進的有思想的工人背道而馳”的（《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么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1頁）。
同時，恩格斯還針對蒲魯東主義者誣蔑第一國際支持波蘭解放的正確立場是什么遵循波拿巴主義的“民族原則”的反動謬論，深刻地揭露了沙俄和法國反動政府利用所謂“民族原則”來吞并弱小民族、擴張領土的險惡用心。
他指出，“民族原則決不是波拿巴主義者為了恢復波蘭所搞出來的發明，而只是俄國人為了滅亡波蘭所臆造出來的發明。”（《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么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7頁）
馬克思主義根本反對這種為侵略擴張打掩護的反動“民族原則”。
一八六六年夏季，國際總委員會連續舉行會議，討論當時正在進行的普奧戰爭問題。當討論歸結到“民族特性”問題和國際對該問題的態度時，法國蒲魯東主義者又趁機宣揚其民族虛無主義，散布其否定民族解放運動的謬論，公然胡說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陳腐的偏見”。
他們主張各個地方的居民都組成自治的小“團體”，然后由這些小“團體”結合為“聯合會”，但并不是國家。
馬克思譏諷了他們的這些無政府主義反動空想，說“在人類的這種‘個體化’以及相應的相互性’向前發展的同時，其他一切國家的歷史都應當停頓下來，全世界都應當等候法國人成熟起來實行社會革命。那時他們將要在我們的眼前做這種試驗，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將會被他們的榜樣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樣的事情。”（《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0頁）
馬克思還揭露了法國蒲魯東主義者的這一謬論的沙文主義反動本質，指出他們實際上是“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為由模范的法國民族來吞并各個民族了”（《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0頁）。
可見，蒲魯東主義者的這種謬論，完全是為法國反動政府的侵略擴張政策效勞的。
鑒于蒲魯東主義者頑固地反對即將于一八六六年召開的國際日內瓦代表大會討論波蘭這個所謂“糾纏不清的民族問題”，馬克思在會前所寫的《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中，再次論證了支持波蘭恢復民族獨立的必要性。
他明確指出，沙皇俄國是歐洲的反動堡壘，“只要在民主的基礎上恢復波蘭，就會使這個強國真正被摧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2頁）。
日內瓦代表大會根據馬克思的指示，擊敗了蒲魯東主義者的反對，否決了他們在民族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路線，通過了《關于消除俄國在歐洲的影響和復興民主波蘭》的決議。這個決議充分顯示了第一國際在民族問題上堅持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立場。
第四，關于所有制問題的斗爭
所有制問題即是否廢除私有制問題，實質上是關于工人運動的最終目的的問題。它關系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性質和第一國際的根本方向。
這個關于是否廢除私有制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同蒲魯東主義長期斗爭的一個原則問題。馬克思主義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歷史發展的方向，堅決主張消滅一切私有制，使全部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必要條件。
蒲魯東主義代表小生產者的利益，逆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潮流而動，頑固地力圖永遠保存小生產者的私有制及其商品生產的所有權，瘋狂地反對科學共產主義關于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原則。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蒲魯東主義的這種反動倒退主張曾譏諷地說“蒲魯東把永恒的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同資本主義所有制對立起來，想以此來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對他的這種機智不能不感到驚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4頁）
第一國際前期，由于一八六六——一八六七年經濟危機的嚴重侵襲，歐洲許多國家的資本主義矛盾日益加深，農業衰退，投機盛行，食品價格空前上漲，工人群眾急劇貧困化，這就促使覺悟的工人進一步意識到私有制的危害性。
因此，在一八六七年召開的第一國際洛桑代表大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廢除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集體所有制的問題。
當時，比利時代表德·巴普還建議把土地交給集體所有。這正觸犯了頑固地維護小私有制的蒲魯東主義的要害，引起了蒲魯東主義者的強烈反對。
他們的頭目托倫跳出來大肆宣揚個人所有制的優越性，狂妄地聲稱：“我的公式是：土地歸農民，貸款給產業工人”。大會就這個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激烈爭論。由于贊成和反對的雙方相持不下，大會決定把這個問題交給下一次代表大會繼續討論。
洛桑代表大會雖然沒有解決得了所有制問題，但是這場大辯論卻是馬克思主義者同蒲魯東主義派在國際舞臺上就所有制問題、特別是土地所有制問題進行的第一次交鋒。
這次交鋒具有重大的意義，即在所有制這個根本問題上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路線與蒲魯東機會主義路線的界限，促進了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加速了蒲魯東主義的破滅。
馬克思說：“我早就確信，社會革命必須認真地從基礎開始，就是說，從土地所有制開始。”（《馬克思致路·庫格曼》·一八六八年四月六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7頁）
洛桑大會的爭論表明，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社會革命的基本觀點，正在國際工人運動中逐步獲得勝利。
一八六八年九月六——十三日，第一國際在布魯塞爾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在討論洛桑大會遺留下來的關于所有制問題時，德·巴普提出關于金屬礦、煤礦、運河、鐵路、電訊、森林和土地實行公有化的決議草案。
蒲魯東主義者仍然頑固地反對土地公有化的建議，認為這是對私有制的空前未有的侵犯，并誣蔑它是“粗暴的共產主義”。托倫再次聲嘶力竭地叫嚷：土地個人所有制是“幸福和進步的最主要的前提”。
會上，贊成集體所有制的代表紛紛批駁了蒲魯東主義者對共產主義的誣蔑和反對廢除土地私有制的謬論。他們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明確指出，只有消滅土地私有制，過渡到土地的集體耕種，才能消滅剝削，才能采用科學技術消滅農業的落后狀態，減輕農民的繁重勞動，使農民獲得真正的解放。
大會經過激烈的論戰，以絕大多數票通過了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的關于實行包括土地在內的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化的決議。這是對蒲魯東主義思想體系的致命打擊。它表明在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遠大目標問題上，馬克思主義戰勝了蒲魯東主義。
布魯塞爾大會還根據德國代表的提議，通過了一項專門決議，感謝馬克思出版了他的巨著《資本論》，號召各國工人學習和掌握這部偉大著作中的理論。
這個專門決議的通過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經過第一國際前期馬克思主義同蒲魯東主義的斗爭，不僅使蒲魯東主義者遭到徹底失敗，而且也促進了其內部的分化，出現了以瓦爾蘭為首的左派蒲魯東主義者。他們日益接近馬克思主義，積極參加和領導法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斗爭。從此，蒲魯東主義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影響逐漸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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