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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亂將使社會徹底喪失公正

——選自司馬南新書《民主胡同40條》

民主，在我看來，應須納入中國的“體”、“道”、“術”格局。體為基礎，道為根本，術為方法。民主無基礎，道之不存也；民主偏于術，道之安在哉？民主之為道，道行在于妙。妙也者，循循善誘因勢利導者也。

——臺灣著名藝人、民間哲人凌峰

后夾道1

“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會天下大亂”

問：司馬老師講民主，反復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請問，這是一個結論、一個禁區，還是一個議題呢？我的意思是，共產黨領導的問題是不是可以討論的？如果不允許討論，誰討論誰就叫居心不良，那這個民主我個人就不接受。

司馬南：當然是可以討論的，今天所涉及的都是議題。哪有課堂上不能討論的議題呀？北大固有好傳統，從陸定一到丁關根，再到劉云山，共產黨理論新聞戰線有一條規矩叫“理論探討無禁區，新聞宣傳有紀律”。

您的問題似乎隱含著把共產黨的領導與民主建設對立起來的意思。首先我要聲明的是，處心積慮地在中國試圖制造顏色革命，取共產黨而代之的那些勢力，他們普遍地打著民主的旗號，這種意在“非共化”的偽民主的滲透宣傳，對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一種顛覆性的破壞，有人卻不假思索地隨聲附和，這是我們不贊成并且要堅決反對的。

但是，共產黨與人民民主的關系，作為一個理論問題，我們完全可以討論，甚至也可以作出理論假定：“非共化的中國民主”可行之。

只是進入這個議題，需要首先思考一系列問題：

——民主建設為什么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為了什么樣的民主建設要取消共產黨？

——誰有能力取消共產黨？

——謂共產黨與民主不兼容的根據何在？

——付出什么代價才能取消共產黨？

——人民答應不答應取消共產黨？

——依照產權理論，誰有足夠能力、誰有足量資產與共產黨“置換產權”？

——依照革命理論，誰有“革”共產黨命的資本與膽略？

——依照憲法原則，共產黨領導的法律地位如何撼動？

——依照托管理論，后共產黨時代誰對共產黨承擔的責任負責？

——依照功能學派的觀點，共產黨消失后的功能由誰替代？

——依照公地悲劇理論，人民利益變作“公地”荒蕪之后如何是好？

……

我沒有期望這一系列尖銳的問題，馬上有人給出答案，我只希望大家認真思考這些問題。

……

大家沉默，不吭氣，說明這些問題呀，要么大家想得不多，要么大概不那么容易回答。

一旦取消共產黨將帶來什么樣的結果，其實持此主張者當中的一部分人也并不知道。我很理解，與某些背景可疑的人不同，大多數隨聲附和的人，他們只不過是表達一些不同的聲音，這些聲音乃為不平而鳴。他們看國家存在著很多不盡如人意的現象：住房、看病、上學、吏治不力、兩極分化、環境污染等等。

沒有人否認這些現象的存在，這正是我們今天要著力于解決的問題。

而且，解決這些問題，除了共產黨別人沒有這個能耐。

但是如果聽信普世價值的鬼話，取消共產黨，像蘇聯那樣宣布共產黨為非法，鬧起所謂的西式民主來會怎么樣呢？

鄧小平的判斷是：“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會天下大亂。”我對這一結論篤信不疑。基于此，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志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核心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小平同志再三強調，沒有黨的領導，勢必天下大亂，勢必四分五裂，中華民族將徹底喪失掉偉大民族復興的歷史機遇。歷史一再證明了這一點，沒有黨的領導也就沒有了社會主義。

后夾道2

開國領袖，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寫在心上

當然，上述問題都是從有人主張取消共產黨的角度來分析的。

我們也可以從正面來談共產黨的地位問題。回顧中國的民主政治起步，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而非新中國成立之后。根據地的民主、軍隊建設的民主先不談了，就拿新中國成立前，1949年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來說吧，那是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啊。《開國大典》大家都看過了，在這個片子中，大家可以看到，中共在建國的問題上，完全不是有人丑化的那樣，農民起義軍，打天下自己坐天下，而是虛懷若谷，抱定民主建國理念，與各個民主黨派共商國是，許多的耄耋老人、辛亥革命先驅、當年同盟會員、討袁護國英雄，包括孫中山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都是中共苦口婆心請來的。

那次會議形成了《共同綱領》。

在《共同綱領》基礎上，選舉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大家看看，共產黨的政府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是民主協商與選票結合的方式通過一系列復雜的程序產生出來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在民主協商與票決式民主相結合的基礎上確立的。

請問，這能叫不合法嗎？

如此領導地位不合法，什么樣的才合法呢？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樣，后來，由毛主席親自主持，全國人民共同討論，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從此，中國人民政治上的、經濟上的、生活上的、外交上的，所有最重要的原則，悉由此派生出來。這就是新中國的制憲過程及其制憲的結果。

制憲之后，依照憲法，才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今天我來非常粗線條地重述這一過程，僅在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具有合法性，附帶著也說明了，是歷史事實與中國的文化雙重結果，造就了中國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具體的民主形式。我們的開國領袖，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寫在心上落實在行動上的。

后夾道3

解放區支前的民工為什么舍生忘死？

問：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是毛主席的原話吧？當年不就是共產黨給人家國民黨搗亂才把蔣家王朝斷送了的嗎？如果為了求得民主，亂也是必要的。亂必然會結束，大治的局面必然會到來。這不是革命的辯證法嗎？

司馬南：實在不能同意您的觀點。您有點“為亂而亂”，而且想當然地認為，亂了還能回到大治的狀態。理論上并非不能，但是，中華民族要再次淪入苦難，誰能承受得了亂起來的代價？

請問，民主是為了什么？

我替你回答：民主是為了公正。對嗎？

可天下大亂將使社會徹底喪失掉公正。

試想，天下大亂的時候，有錢的人承受的風險與普通百姓能一樣嗎？他們可以把資產轉移到國外（事實上今天有人已經這樣做了），可以花錢買平安，可以三十六計走為上，可以偏安一隅。在天下大亂的時候，失去了穩定，沒有了秩序，物價飛漲，治安混亂，黑社會猖獗，倒霉的還不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哪里躲？老百姓怎么拿得出錢來買平安？

中國一亂，國外勢力必然趁機插手。讓我們把目光投向70年前，透過歷史的隧道，我們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帝國主義列強紛紛在中國尋找代理人，每個軍閥每一個政客的后邊都有外國勢力的操控和支持。到那個時候，即便達成共治與妥協，那也是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與豪強劣紳之間的政治交易，與民主、與中國人民的民主沒有任何關系。

當年可不是共產黨人搗蔣家的亂啊，是蔣家王朝代表地主大資本家的利益對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對外則投降帝國主義，所以才被人民所推翻。當年，打老蔣的情景甚為戲劇：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100多天時間，共殲滅國民黨軍隊150余萬人。

具體數字和部隊番號長官姓名很長，我不念了，今天看來這個名錄又長又啰嗦，人民解放戰爭作為威武雄壯的世界戰爭史上的偉大奇跡，其創造的過程充滿了傳奇不可思議。

國民黨部隊無心打仗不會打仗，解放戰爭中常常整建制整建制地被共產黨的軍隊俘虜。可是，到了共產黨的部隊，解放軍基層政工人員三天思想政治工作做下來，剛剛被解放軍抓到的國民黨兵，原來的國民黨的軍服都來不及脫，調轉槍口就打國民黨，他們立刻變得英勇善戰了。這是為什么？

共產黨得道多助，蔣家王朝不得人心啊。

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陳毅說過，“是解放區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那時，部隊打到哪里，解放區的老鄉自發組織起來的擔架隊救護隊糧食棉被軍鞋后勤補給就跟到哪里，僅僅華北、東北兩大解放區的人民為平津戰役的勝利，直接支援前線的民工有30萬，二線民工150余萬，出動擔架2萬副，大車40萬輛，小車2萬輛，牲畜100萬頭，運送到前線的糧食達31億斤。這些支前的老百姓可不是抓壯丁抓來的，他們本不懂什么大道理，那為什么要舍生忘死地支持解放軍呢？

共產黨得道多助，蔣家王朝不得人心啊。

用政治學家房寧先生的話說，“支前的小車就是選票”！

同理，被俘虜調轉槍口就變成勇敢戰士的國民黨士兵槍管里噴出的烈焰是不是選票呢？

……

后夾道4

論排序，民主理應在“大治”概念之下

問：我請問一個問題：您就直說，民主是不是衡量社會文明不文明、進步不進步的標準？難道民主標準之外還有別的標準嗎？

司馬南：前面我講過。1978年，關于政治體制好不好的鑒別方法，小平同志是這樣表述的：“評價政治體制好不好，評價政府結構正確不正確，就看三條。政局穩不穩，是否增進人民團結、改善人民生活，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

小平同志所說的三條，其實就是兩個字——大局。

為穩定大局、發展大局的所有的努力，謂之“治理”。

治什么？

——治亂。

治亂之后呢？

——有序、和諧、發展，簡而言之“大治”。

“大治”，是諳熟中國歷史的中國政治家獨特的政治倫理概念。

民主則是一個舶來的大概念。民主概念排序應該在“大治”概念之下。

“治理民主”則是一個排序在民主概念之下的“分概念”。

就“治理民主”而言，當然應該排序在“亂與治”的概念下。

故此，民主只能作為天下大治的手段和目標，不能作為“治”的過程當中衡量一切的具體標準。民主所服務的價值是“天下大治”。天下大治之后方有民生、民享、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等等可言。

對“民主”的這個定位取位，并沒有貶低民主。恰恰相反，它體現了民主的工具性價值與善治者的政治智慧。

中國歷史長期處于落后的分散的農業社會農民社會，政治上“暴政”與“暴民”交替的循環不已。后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帝國主義又在其機體上瘋狂地敲骨吸髓。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連蔣委員長領導的那一段算上，也不足百年。對于這樣一個獨特的國情來說，第一位重要的是喚醒人民、動員人民、團結人民，將人民的力量集中起來統一起來，對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實行政治整合、政治組織，使其用心一也，從而改變人民的命運、國家的命運。這一偉大的歷史性任務，已經由中國共產黨在基礎的意義上階段性的意義上完成了，共產黨自己也在這一個過程當中發展和壯大了自己。

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民主。

這一民主的特色不是簡單投票，不是照搬什么代議制、一府兩院，而是致力于在經濟上改善民生，即使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亦是如此；在政治上則動員人民、幫助人民，真心實意服務于人民，讓人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實現了社會的有效治理。

客觀地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60年里，基本上沒有持續的混亂局面，沒有造成治理無能、無效，更沒有失敗。這種人民有序參與社會有效治理的局面在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取得這個成就相當不簡單。

反復強調“民主”的概念排序應該在“大治”概念之下，強調“治理民主”是一個位列在民主概念之下的“分概念”，其理論根據并非僅僅來自中國古人的主張和共產黨人的實踐。羅爾斯在其思想成熟的晚年格外看重法治的重要性（他的“法”與“法條”之法基本沒關系，乃為“萬民法”），他認為在任何“秩序井然的社會”（wellordered society）都應該認可他的萬民法（Law of Peoples），其道理在于“組織良好的人民”（wellordered people）可能超出西方已經流行的自由主義民主社會。其《正義論》認為，“組織良好的人民”不但是實現正義的根本途徑，也與社會制度與民主樣態的“本土多樣性”有一定關聯。

不知我的回答，您是否滿意？

后夾道5

“10個人11個想法，連餓三天，只1個想法”

問：這樣的民主，叫“有中國特色”，我表示同意。

看來人家說的“中國社會控制太緊”，“中國不民主”的結論不是假的。

現在有一個詞很流行，“被”什么什么。司馬南先生是否意識到，您正在努力說中國人民“被民主”？當然，“被民主”也沒有什么不好，只是希望給我們一個更細化的概括。

司馬南：您說的貶義的“被”，在我看來是褒義的“由”。

您所說的“控制”，正是“共產黨非凡組織力”的另一種褒義的說法。

“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在經歷了長時間的積貧積弱的歷史之后，終于有曙光照耀的日子。經過六十年的建設，我們更加看清，在社會治理方面，中國的民主有它的獨到之處，它基本保障了人民的權利，較為適合中國的國情，基本體現了人民的意愿。

有不同看法很正常，爭論下去沒完沒了。張文木先生有一句名言：“十個人有十一個想法，餓上三天，十個人一個想法”。這不是一個笑話，而是一個真理。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先吃飽飯，先有安定的生活，在保證社會不出現大的動亂的前提下，在政治上有序地逐步地實現人民民主。

這有什么不好嗎？認真對比一下中國百多年來的歷史，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不難理解并贊成這一點。

中國的民主政治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我贊同中國民主政治白皮書中的論述：

——中國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人民民主，這是被歷史證明了的客觀事實。中國人民當家做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實現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建的。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根本上保證了人民當家做主。

——中國的民主是由最廣大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在中國，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就從經濟基礎上決定了中國的民主不受資本的操縱，不是少數人的民主，是最廣大人民的民主。在中國，享有民主權利的人民范圍包括一切不被法律剝奪政治權利的人。

——中國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可靠保障的民主。人民民主專政，一方面要求在人民內部實行最廣泛的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國家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為人民服務；另一方面要求對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危害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貪污賄賂和瀆職等各種犯罪行為，依法使用專政手段予以制裁，以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的民主。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國家政權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原則。實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充分發揚民主，集體議事，使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到充分表達和反映，在此基礎上集中正確意見，集體決策，使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以落實和滿足。實行民主集中制，還要求“尊重多數，保護少數”，反對無政府主義的“大民主”，反對把個人意志凌駕于集體之上。

后夾道6

“共同善”是民主的終極價值

問：您是否知道哈耶克其人？您同意不同意哈耶克這樣的說法：所謂民主“并非是為了一個良好的公共管理才被需要的，而是為了保障對市民社會和私人生活的最高目標的追求。民主本質上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手段。……只要民主不再是個人自由的保障的話，那么它也可能以某種形式依然存在于極權主義政體之下”。

司馬南：哈耶克的話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如果您的引用意在暗指今天的中國社會是“極權主義政體”并以此為前提展開討論的話，我首先要為中國的政體而辯……

（提問者：不不，本人沒有這個意思。）

司馬南：對哈耶克，我們不能只聽其一不聽其二。

哈耶克的這段話，無大礙，也無甚創建，換一種表達方式的法國人盧梭的民主原意而已。

我倒是更愿意欣賞哈耶克關于民主另外的一種表述：

“無論贊成民主的理由多么有力，民主本身不是一種終極的或絕對的價值。必須根據它所獲得的成就來對其進行評價。民主可能是實現某些目的的最好方法，但卻不是目的本身。”

羅爾斯也有過類似的表述，民主屬于“共同目標”，我們在追求民主嘛，但是，只有選擇“共同善”（羅爾斯非常重要的范疇）高于“共同目標”的社會才是合宜的。“共同善”即是民主的終極價值，民主所服務的價值。

看看人家哈耶克的境界，看看人家羅爾斯的境界。民主到底好不好，說到底“必須根據它所獲得的成就來對其進行評價”。這個成就從社會層面看，毫無疑問必須是良好的社會治理，如若沒有良好的社會治理，一盤散沙一團亂麻談得到什么個人自由個人的權益保護？

克服一散盤沙一團亂麻，只能依靠社會治理。

如果說當時年輕的哈耶克，看到了民主“共同善”的目標價值，這一發現值得我們今天反復回味的話，大家也許想不到，那個臭名昭著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者墨索里尼對民主，也有天才的發現，當然他是大獨裁者，他對于民主政治保持輕蔑的態度：法西斯主義拒不承認多數人，僅僅因為他們是多數人就可以統治人類社會，……我們所說的民主政體，指的是那樣一些政體，在這些政權中，人民不時被引起一種他們是統治者的錯覺，而真實有效的統治權則掌握在其他一些也許是不承擔責任的和神秘的勢力手中……法西斯主義在民主政治方面駁斥了政治上平等主義的荒謬絕倫的傳統謊言……

作為法西斯主義的創始人（一般人會將這一“榮譽”錯誤地歸于希特勒），墨索里尼說的是實話。他的話也有參考價值啊，老祖宗主張不能因人廢言。

后夾道7

民主當然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

問：您說的“治理”與“統治”的區別在哪里？請不要只回答“治理”的說法與“統治”說法只是措辭不同。

那么好，一個“被治理”而不是“被統治”的民主國家，他的人民為什么不可以“行使民主權利”游行示威，反對腐敗聲討貪官？……

司馬南：哈哈，這前一個問題像是政治哲學專業方向博士論文答辯。后一個問題嘛……當然，我愿意與您再行探討。

“統治”和“治理”都是手段。一般來說，沒有什么特別需要較真的地方。

但是，看這架勢，您拷問概念的功夫很是了得，我也就順著您的話說一段，以免被人嘲笑，說司馬老漢概念不清晰。

國家管理由“統治”走向“治理”，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即保證人民當家做主，按照人民的意愿、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需要來管理我們自己的國家。

就常識而言，存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人民不是主人，政府體現的不是人民的意志。在這種社會實行社會管理，只宜采用“統治”的管理形式。而中國既定的政治制度和中國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這兩大因素，決定了我們必須運用國家的力量，創建和實現有中國特色的公平公正，個人自由個人權益的保護盡在公平公正的治理模式之下，所以，當下中國的國家管理，屬于“社會治理”范疇，而非舊中國歷史上的“統治”。

當然，我再說一遍，這個詞沒有那么嚴格，一切依照屁股的預設位置而定。

西方輿論準備妖魔化別人的時候，通常稱某國是“統治”，而當自己有利可圖的時候，則可以完全不顧事實將獨裁的統治說成是“社會治理”。

把話扯回來，關于亂與治，說的最實在的我之見還是鄧小平，他強調的是國家治理的最基本的理念和步驟，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中國正處在特別需要集中注意力發展經濟的進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對這一點我們有深切的體驗，因為我們有‘文化大革命’的經歷，親眼看到了它的惡果。中國人多，如果今天這個示威，明天那個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會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談不上搞經濟建設了。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

“在當今中國，實現和保障人權，放在首位的是生存權、發展權。不致力于發展，不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去追求什么形式上的民主、人權之類，那就不要說實現小康，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就連最起碼的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

不錯，《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但是，我們讀憲法，不能只讀到三十五條，其后，譬如第五十一條就不看了。

《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像1989年的時候，社會動亂，鬧得烏煙瘴氣，連戈爾巴喬夫來訪的最重要的國事活動都不能正常進行，連市民走路上下班都成了問題，十里長安大街上行人隨便走，喜愛扎大堆就扎大堆，想逆行就逆行，想原地掉頭就原地掉頭，沒有交警維持秩序。

乍開始很過癮，嗨，瞧，我多牛呀，上大街沒人敢管，什么人行橫道，什么十字路口，爺隨便。

前幾個月，人們還能忍受，畢竟新鮮。

后來過日子的市民首先受不了了，不是誰都當得了“職業顏色革命家”，畢竟吃飯是第一道理。這事，泰國人民也會理解的，紅衫軍也罷，藍衫軍也罷，反正鬧騰厲害了，社會失去了秩序，利益受損害的終究是全體社會成員。

不是不可以“行使民主權利”搞游行示威反對腐敗，而是這么一個玩法不行，焚毀了基本秩序，不按憲法的游戲規則來，不僅反不了什么腐敗，可能正相反，有人渾水摸魚，恰恰有利于貪官……20年前，開始人們反官倒，反腐敗，不少人矛頭直指某高官的兩個兒子在深圳倒賣批文一類的事情。可是，隨著動亂升級，社會的輿論被一些人左右了，剛開始的那個人們聲討的對象，一個咸魚翻身竟然成了民主化的代表改革的歷史英雄了。今天也有這種傾向，有人的公子、夫人巨富，百姓對此有議論，他則高舉雙手，大講民主、大講政治體制改革，擺出一副一往無前的架式，老百姓立馬就糊涂了。

本文選自司馬南新書《民主胡同40條》。本站所有關于本書的書摘均來自經濟科學出版社，授權轉載。感謝出版社的常偉先生和本書責任編輯謝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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