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主词},&

民主是根治腐敗的“不二法門”嗎？

——選自司馬南新書《民主胡同40條》

俞可平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在我看來，民主是個最不壞的東西，它并不是天然的康莊大道，它是溝通四面八方的小胡同，當然，這里面肯定有死胡同。

——筆者鄉黨，媒體評論員老梁（梁宏達）

后夾道1

為什么新加坡領導人對自己政治模式有信心？

問：剛才會議主持人介紹您屬于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好像生活在真空里，要戴著墨鏡上街，所以您看不到社會真實的情況。您不認為中國今天的腐敗問題十分嚴重嗎？您不認為民主是世界上已經被反復證明了的解決腐敗問題唯一有效的方式嗎？如果是為了人民解決今天的官府腐敗問題，一些人對投票的事癡迷一點，盼著通過投票把貪官投下去，把好官投上來，這有什么不對的呢？

司馬南：中國今天的腐敗問題“相當嚴重”的說法，我同意。通過投票把好官投上來，把壞官投下去，我非常贊成。

我怎么會生活在真空里？我就生活在人堆里。今天，我是起個大早，乘2號地鐵，換4號地鐵，再打車，才來到北大的。平日里，我路近，騎自行車；路遠，乘地鐵；地鐵夠不著，打車。有時，順路，也乘公交車。為什么公交車乘得少呢？因為公交車小偷多，車又晃悠得厲害，不便于看書。我最喜歡地鐵了，尤其是13號線、八通線、4號線、5號線，新地鐵又寬敞又明亮視線又好，適合讀書。

我們家在外地的親戚朋友，下崗的、吃低保的、連低保都沒有的大有人在。因為前些年揭穿神功大師江湖騙局的事情大家印象比較深刻的緣故，也常常有人找我打官司，維護自己的權益，申述個人的主張。聽他們的故事，我常常被感動，更常常憤憤不平。告訴諸位，我在重慶等電視臺是“農民工”節目的主持人，幾百期節目啊，講的都是弱勢群體農民工本身及其家庭的故事，與我搭檔的女主持是演員方青卓，一個感性而真誠的女人，幾乎每一期節目，方青卓都要揮灑眼淚……對于中國社會，對于腐敗問題，我了解的不一定比在座的年輕的朋友們更少，對于腐敗，我也有切膚之痛。

所以，當有人期待、主張用民主的方法來根治腐敗的時候，我投贊成票，這是沒有疑問的。

但是，我必須以一個成年男人的理性思考，告訴持有這種想法的年輕的朋友，你們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們的想法卻未必周延，亦即我不太認同所謂的“民主方式是解決腐敗問題的唯一方式”。我們的認識不能僅僅停留在“民主”二字的表面上，這幾天，我連續地反復地講過，民主有各種各樣的面貌，不能只看表象。

請諸位不妨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新加坡，這個被某些西方人視為“家族式獨裁”，或為“亞洲價值”，或“另類民主”的國度里，腐敗的情況嚴重不嚴重？

……

西方學者變換不同角度來觀察新加坡的政治體制，均認為其是“不折不扣的威權政治”，既不自由，也不民主。但是新加坡的經濟成就，足以使最挑剔的經濟學家閉嘴；新加坡的廉潔指數，足以令“標準版的民主國家”妒忌。

1959年建國，1965年獨立，四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四百美元上升至三萬八千美元。新加坡國民人均收入已經超越了西班牙和新西蘭，是其近鄰馬來西亞的五倍之多，甚至略高于日本，居亞洲之冠。新加坡屬于發達國家，但擁有一般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時才可能有的發展速度，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它沒有民主政體，又沒有石油出口，但是不可思議地使人民擁有高收入，國家有尊嚴有地位。

看資料啊，新加坡約四百五十萬人，面積僅有六百九十九點四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六千二百人，乃世界人口密度第二大的國家，僅次于摩納哥。除了交通便捷以外，可以說，沒有任何資源和能源可資利用。

金融危機打破了美國普世價值的神話，新加坡領導人對自己的政治模式更有信心。李光耀老頭很倔，骨頭很硬，說話也給勁：“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一定會不斷演變，但是這些改變啊，不是為了滿足人權組織、非政府組織、西方媒體的要求”——這句話牛啊，值得中國的個別的見了洋人總是直不起腰來的外交家、政治家參考。

諸位看到了新加坡的經濟成就，也承認它是世界上廉政指數比較高的國度之一，那么，拜請諸位再作思考：中國的香港在1997年之前，有沒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呢？香港同胞有沒有什么民主權利呢？

看來大家同意香港1997年之前沒有什么民主的說法，因為那是英租界，是殖民地。可是，香港的廉政指數高不高呢？

香港的廉政指數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后一直比較高。在全世界范圍內，毫無疑問，香港地區的廉政指數是名列前茅的。

一個香港，一個新加坡，舉這兩個同屬于華人世界的小例子，我試圖說明：第一，投票不投票，與腐敗不腐敗之間，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一種簡單的因果聯系。第二，民主與不民主，真民主與假民主，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可以離開社會文化環境與條件，單獨提出來論斤論兩，上秤稱個明白。

李光耀1992年提出一個概念“亞洲價值”，他將東亞社會的經濟發展成就歸功于亞洲獨特的價值觀，核心為儒家文化。李光耀堅定地認為：“犧牲個人利益來追求群體利益，是亞洲地區快速發展的一大動力”。

也許有人記得，1993年，中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在聯合國人權會議前，擬訂簽署了一個“曼谷宣言”。該宣言的核心就是提出了一個原則——人權議題必須要考量到各個國家在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及經濟發展上的差異。亦即說，“曼谷宣言”就是張揚“亞洲價值”，而“亞洲價值”理所當然地不屑、不受、反對“普世價值”。拿糧票打個比方，亞洲價值乃為地方糧票，兼具濃厚的文化相對主義色彩。

大家可以想見，隨后在維也納召開的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民主普世不普世、人權普世不普世，人權高不高過主權，等等一系列問題，該有多么激烈的爭論。每個人都坐在自己的那把椅子上講個不停，決定嘴巴的是腦袋，決定腦袋的是屁股，決定屁股的是那把椅子，決定那把椅子的是利益。

李光耀牛啊，他的椅子無人撼動。因為他領導的新加坡，在經濟發展、文化建設、社會治理，尤其是腐敗治理問題上有令人信服的成績。

歐美代表惱了，你，你們以“亞洲價值”為名，行威權統治獨裁專制之實！

亞洲代表應該反唇相譏：你，你們以“普世價值”為名，行弱肉強食的強盜規則！

后夾道2

富翁俱樂部的大款和街頭流浪漢是不可能平等的

問：您會說話，就等于您有道理嗎？“巧言令色，鮮矣仁”知道是說什么人的嗎？投票即使不能直接清除腐敗，也和自由平等有最大的相關度。一人一票關乎自由，一人一票體現平等，您憑什么貶低一人一票的民主權利？

司馬南：這位小哥，請息怒。沒有人貶低一人一票，前提是有人夸大一人一票的作用，神話一人一票。

我只是在說，一人一票只是具體的民主形式之一，它不是民主的實質性問題，在其他條件尚不具備的前提條件下，一人一票鮮有意義。

說到自由，說到平等，依照河清先生轉述的法國學者的分析，當今的社會當中無非是三種平等：一是政治上的平等；二是民事權利上的平等；三是社會財產權利上的平等。

“一人一票”的形式，可以理解為是政治上平等的表征；到法院起訴某人，主動當原告，被動當被告，可以理解成是一種民事權利上平等的表征。但是我請問，作為一個老百姓，擁有了投票權和到法院起訴某人的權利，你在加油站打工，你在店里送外賣，你剛找了一個打更的活干了兩個月又被老板炒了，與那些腰纏萬貫的紐約證券商人石油大亨，真的是平等的嗎？

想一想什么地方不平等？

對呀，財產權利不平等、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所控資源的不平等。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啊。這后一條不平等，即社會條件不平等才是問題的重點甚至是問題的全部。離開這個問題，奢談什么政治平等、民事權利平等，有什么意義？

所以，在今天的西方社會，人們窮的窮，富的富（中國也有人主張沿著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小徑，徘徊于這條小平同志生前千叮嚀萬囑咐絕對不能走的路），一人一票的平等權利能夠彌合這種社會財產權利上的不平等嗎？如果沒有社會財產權利上的平等，止于一人一票的所謂政治的平等，在我看來，這種華而不實的東西非但不是平等，反而是對平等的一種嘲弄。

這不是司馬南的觀點，也不是什么新鮮的觀點，看看100年前馬克思的著作吧，正是基于這樣不平等的現實，馬克思寫出了工人階級的圣經——《資本論》。

有錢人和窮人是不可能真正平等的。

富翁俱樂部里邊出來的大款和街頭乞討的流浪漢是不可能平等的。

王熙鳳和白毛女也是不可能平等的。

到投票站去每個人一票，兜了一圈回來，以為一人一票就是平等了，至多是一種“虛假的認同感”。

后夾道3

我們要建設的民主，是“窩里窮橫的”民主

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先生把那些癡迷選舉的人所獨愛的一人一票的競爭性選舉方式概括為“選主”，我以為這個概括堪稱點睛之筆，極為準確、形象。王紹光是在咱們北大講演民主問題時提出這個概念的，但是形成這個概念據王紹光自己說要更早一些。

“選主”的本質有兩條：一是虛假的認同感，以形式替代掉了民主的內容；二是“金主”，也就是財富在這當中頑強地體現著資本的意志。這種“選主”很容易淪為有錢人的游戲，是有錢人忽悠著窮人玩，窮人以為自己在里邊真起了作用，屁顛屁顛很高興。

×××等人津津樂道于美國民主光鮮生動，可以全國直選總統，投出神圣一票，決定誰當總統，還可以隨便罵總統，但是，諸位想過沒有，這一票其實沒有那么神圣，我寧愿世俗一些。

那么，怎么才叫世俗呢？請問，你敢跟自己的頂頭上司、老板說個“不”字嗎？對所在公司的老板，你張貼大字報批判批判民主一下試試？你到網上給他來個人肉搜索，臭他一頓再告訴他“就是爺爺我干的能咋地”，你敢嗎？

你為什么唯唯諾諾往后出溜呀？要說民主，這才是真正的民主，這才是與自己利益切實相關的民主！

經驗告訴我們，真正的民主就要“窩里橫”，巧言令色，卻就是不敢窩里橫的民主，很可疑，沒有用。我們要建設的民主是“窩里窮橫窮橫的”民主——最普通的百姓有話語權。真正的民主就是要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些不敢關心下層百姓切身利益的民主，那些飄在天上的民主，只是虛假形式感而已。

后夾道4

中國美國，誰更腐敗？

問：一個自稱實行人類最先進社會制度的國家，為什么到處都是猖獗人民痛恨的腐敗?為什么到處蔓延著觸目驚心的社會罪惡?從來被認為勤勞善良樸素正直的中國老百姓，為什么竟然“良心大大地壞了”，包括司馬南在內的所有虛弱的解釋都無法消除我們內心深處的疑惑不解。

不談制度，不談價值，不談新加坡，也不談聯合國，別扯那么遠，我的問題非常簡單集中——請您回答：中國和美國，到底誰最腐敗？

只要您一句話的回答！

然后，再請您給我們解釋一下，為什么會這樣？

……

謝謝大家的掌聲鼓勵。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是大家的心愿。

司馬南：大凡這類“最”之類的問題，是電視臺、報社新聞實習生（對不起，沒有貶低您的意思）最喜歡提的問題，而人家回答起來，要么是敷衍您，要么將您的問題所涉及到的所有方面統合運算得出“最”來，這實在是一個巨量的運算，不使用“云計算”技術，短時間里斷難答出。

要認真比較兩國之間的任何一方面的情況，必須要有第一手的事實，有公開明確的標準，有公正的評價體系方法，甚至需要一個班子，較長時間的工作，作為一個課題進行專門研究。這些我都不具備，所以，我一句話答不上來，兩句話也答不上來。

我讀到一位美籍華人寫的一篇文章，專門講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作為個案，也許值得參介。文章作者的話很肯定：“真正的美國比中國腐敗一百倍也不止”。

比中國腐敗一百倍不止的美國，是“真正的美國”，而不是媒體傳播的人們印象中的美國。可是怎樣感受到的美國才是真正的美國呢？作者寫道：當真正踏上美國國土以后，當我真正生活在這個傳說中的民主自由人權集大成的美利堅合眾國的時候，“我才發現，我長期向往的，彩虹似的美國在我面前坍塌了。我腦子里歷經十幾年反復思考形成的右派理論，民主自由人權理念堆積起來的右派理論坍塌了”。

作者看到的是：“一個赤裸裸的資產階級獨裁專政、一個赤裸裸輿論洗腦、種族中心主義、貪污腐敗濫用職權橫行、社會寄生蟲暴富的美國”。中國改革開放后新生的社會問題，社會丑惡現象，美國一個也沒有解決，而且比中國更嚴重。破舊的馬路、昏暗的城市、骯臟的貧民窟、饑寒交迫的乞丐、泛濫的毒品、毫無前途的黑人兒童，給白人擦皮鞋的老者……與此對應的是白人富人的奢華、懶散、揮金如土……

他根據自己的體驗給美國定義：我眼前的美國，是一個富人的樂園，是一個充滿欺詐、缺乏誠信的社會；是一個無產階級根本沒有翻身機會的社會；是一個法律只維護富人權益，漠視窮人利益的社會；是金錢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的現實已經被老百姓無可奈何地接受了的社會；是一個對腐敗、濫用職權熟視無睹的社會。

我知道，這樣的話，很容易被反駁。今天的中國與美國早已經不是30年前的隔絕狀態了，人員交往頻繁，經濟貿易數量巨大，真實的美國到底怎么樣，不能只聽這位美籍華人一家之言。即使美國就是如此，大家也會問：為什么你筆下這個“毫無民主自由可言的資產階級專政國家，居然可以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呢？難道這不是證明了民主、自由、人人平等是國家強大的根源嗎？”

對此，作者的回答很令人吃驚，他說，

——反正我不再相信了。

——到了美國以后，我越來越多地發現新聞封鎖的正面作用。

——我越來越覺得專制獨裁、媒體洗腦、愛國主義教育、種族中心主義才是國家強大的根本。

——而毛澤東才是真正讓中華民族崛起的英雄。

——美國人一生下來，第一件學會的事情也許是叫“媽媽”，第二件事情就是愛國，第三件事情就是陪伴他們一生的傲慢的文化優越感。

后夾道5

美國制度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

問：是的，但是美國新聞自由這一切可以報道出來啊？

司馬南：美國的電視新聞遠不如中國開放，對國外發生的事情是“只報憂不報喜”。中國出現了非典、艾滋病、車禍、水災，美國新聞是很樂意報道一下的，至于中國取得了什么建設成就，美國從來就不會宣傳這些。美國電視里所說的“國際新聞”往往只是美國在國際上又干了些什么，美軍又在中東干了什么而已，美國人從骨子里就認為這世界就是他們主宰的。美國的公共圖書館里介紹中國的資料也基本都是丑化，都是民運、“臺獨”、漢奸們搞出來的成果，電影、回憶錄應有盡有。美伊戰爭之前，CNN、ABC、FOX一天24小時不停地轟炸洗腦，丑化薩達姆政權，編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謊言，而正是這種新聞媒體的輿論一致，維護了美國資產階級政府對外戰爭的合法性。美國這種近乎于偏執狂的教育方式維持了美國的大國地位。也正是這些不折不扣的洗腦手段，驅使著單純的十七八歲的孩子們上戰場打仗，坐著飛機去國外殺人和被殺。而對外戰爭又進一步給美國帶來大量武器訂單，和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完成資本主義生產，消費，再生產，再消費的循環。當我親眼看到這些現實的時候，我的民主自由夢被徹底擊垮了，是美國，這個偉大的國家使我越來越傾向于支持中國。

一個讀者是我的朋友，經常跟我辯論，他是挺美派。我把網上這篇文章拿給他看，他的評論是：“這個SB為什么在美國呆著呀，美國那么腐敗，你為什么不回來呀？”

文章作者似乎料到了有人會這樣提問，所以他答道：

“生活在國內的中國人，對中國社會現實不滿，對腐敗現象不滿，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不滿情緒。我對中國的現實社會也有不滿。但是，第一，我反對崇拜美國，理由是美國的制度根本解決不了中國的社會問題。第二，我也反對推翻一黨制。多黨制大選只能使中國走向分裂。第三，我認為中共應該向美國學習，但是首先就要學習美國怎么給老百姓洗腦，學習美國的厚顏無恥，說一套做一套，學習美國的好勇斗狠，學習美國搞世界霸權，獨裁暴政。”

第一、第二、第三，是我加上的。

作者的這個觀點要大家都贊同，未必能做到，但是關于中國和美國腐敗誰最嚴重的問題，這是一種直接直白的回答，這個獨特的逼近的特寫式的回答值得我們參考。

后夾道6

美國的政治體制如今在公司的牢籠中運作

問：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輿論上，中美雙方都傾向于認定對方的腐敗是體制性的腐敗，有點老鴰落到豬身上，只見到別人黑，看不到自己黑的味道。中國腐敗我們了解比較多，美國腐敗我們了解不多，司馬先生可以介紹一點。

司馬南：美國指責中國“一黨專制”，因為一黨，所以腐敗。并且，中國的腐敗，是“共產主義的原罪”。這種指責顯然很“講政治”，講“冷戰政治”，講得讓人心寒齒冷。中國批評美國，本質上是富人政治，大財團寡頭主宰著內外政策。“小布什、切尼這樣的國家領導人，可以驅使軍隊和媒體這些國家機器為自己的石油公司牟利，這是真正的體制上的腐敗”。應該說，這種敘述基本上不存在虛構事實。

美國眾議員艾倫·格雷森講到美國的腐敗舉過兩個例子：一是公司賄賂行為得出合法化，“從根本上說，這將人們所能想象的最大規模的賄賂行為制度化、合法化。現在公司可以酬謝與它們合作的政客，同時置不合作的政治家于死地。”他認為“公司微不足道的一點錢就已經控制了美國的民主政治”。二是每個美國人都能看到的醫保：“2/3的美國人認為政府應該為全體美國人提供醫療保障。結果卻是否定的：因為當前這種不覆蓋窮人、能夠以‘不適合予以保險’為由拒絕病人參保的保險制度讓私人保險公司發了大財。所以它們掏錢給政客，讓保險制度繼續漏洞百出”。

所以格雷森眾議員的結論很簡單：“美國的政治體制如今是在公司的牢籠中運作”。我不太清楚，您說，這算不算“體制性腐敗”？

關于“誰最腐敗”這個問題，似乎還可以往下再深入地探討一下，不能僅僅停留在設問“誰最”這個層面，而應該采用科學的手段做一番探究和分析。這位先生，您對這個問題如此感興趣，有沒有多做一點功課，比如：

關于腐敗的標準：不問問是“剛性的腐敗”，還是“人性的、彈性的腐敗”？

關于腐敗發生的社會階段：不問問是“經濟起飛期”，還是“后工業社會”？

關于腐敗程度：不問問是來自民眾切身感受，還是來自于“媒體的震蕩效應”？

關于腐敗的治理：不問問是已經穩定向好，還是病入膏肓無可救藥？

中國處于經濟起飛期和社會轉型期，這一階段的腐敗跟青春期臉上長包一樣，帶有一定的普遍規律，普遍高發，鮮有例外。

根據總部在德國的透明國際2008年數據，中國腐敗很嚴重，清廉指數程度位列72位。

72位，是什么含義呢？

看看啊，鄰居印度85位，再看，鄰居俄羅斯147位。

就是說，按照西方人的統計，我們比搞“三權分立”西方民主政治的印度要干凈一些，比共產黨下了臺，鬧了20年顏色革命的俄羅斯更干凈。

這個結果是不是很耐人尋味？

既然顏色革命并不能消除腐敗，中國干嗎急著搞顏色革命啊？既然印度的民主搞了這么久沒搞出名堂來，還不如中國黨管干部的吏治有效，我們是不是應該謹慎再謹慎一些呢？

必須指出，在中國，任何形式的權錢交易“均為非法”，但在美國，卻“在一定條件下合法”。格雷森眾議員指出的“美國的政治體制如今是在公司的牢籠中運作”，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政治評論家宋魯鄭先生講過，“合法，并不能改變其錢權交易的本質”。就如同色情業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無法改變其錢色交易的本質。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敗減少了，因為這些行為已經不屬于腐敗。這就如同，色情業和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的，中國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這自然要高于色情業和賭博業是合法的國家。

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FOX披露，美國被選上的參議員平均要花費900多萬美元，希拉里花費了4200多萬美元，還沒弄上總統。這種玩法，老百姓玩得起嗎？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后，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群眾測評、人情關系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系。他們上任后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并沒有必須腐敗進行錢權交易的剛性緣由。

后夾道7

看布萊爾與克林頓表演“旋轉門”魔術

問：很好，您看到的西方的問題，西方的腐敗，的確存在。您明察秋毫，連一點西方的問題都不放過，但是您沒有看到西方的腐敗恰恰是揭露出來的腐敗，而且多為雞毛蒜皮嗎？今年（2009年）5月英國“報銷門”丑聞，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其實不過是幾百名議員多報銷了一些項目而已，多的幾萬英鎊，少的只有5英鎊，還捐給了教堂，就這樣，首相戈登·布朗出面道歉，普內爾等多名內閣大臣先后辭職。美國前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借來北京出差的機會給兩個女兒買了43個中國玩具，回國時被海關截住，除1個玩具之外，其余42個屬逃稅，是假公濟私行為，巴爾舍夫斯基為此多次道歉。這類事例，您有什么評論？

司馬南：謝謝您選擇這些事例給我聽，這些被西方媒體反復渲染的事實很有趣，中國的媒體也跟著做過很多重復的渲染的報道，我本希望聽到更多的關于西方的事實，但是，很遺憾，我們的媒體所習慣做的選擇跟您舉例的方法一樣，以至于使我們看不到“真正的美國”。

請允許我替您補充一點。諸位是否知道，英國首相據說是很廉潔的，下臺前的布萊爾首相是一個“大負翁”，背著500萬英鎊的房貸——別聽錯了，是負數的“負”，不是財富的“富”，但是，卸任首相后，其純收入兩年內即高達驚人的2000萬英鎊。這錢賺得容易不容易啊？那么，錢是哪里來的呢？主要分三大項：演講、咨詢、自傳預付款。當然，依照布萊爾的智慧，他不會傻到把錢直接打到自己的賬上，而是“建立了一個由隱秘公司和關系戶組成的復雜網絡，使其收入明細免于公開”。

和美國總統比，布萊爾就小巫見大巫了，克林頓卸任時也欠下一屁股債務，但進入新世紀短短六七年，他狂賺了109億美元。賺錢的項目也不外乎演講、稿費、商業合作，其中資本投資乃為重要財源。他2002年為尤卡帕集團提供高級顧問的咨詢獲得上千萬美元的報酬，而該集團的實際運營者——美國億萬富翁羅恩·伯克爾先生即為民主黨的重要政治捐款人。大家說，這算不算一種腐敗？您又怎么看待這種現象呢？

有人把布萊爾與克林頓先生賺錢的道道形容為“旋轉門效應”，搖身一變，總統啦，再搖身一變，企業家大富翁啦。中國反腐敗有個新詞——權力期權化，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臺上照顧你，下了臺你再回報給我。當然，用布萊爾與克林頓來解釋“旋轉門”現象并不典型，典型的旋轉門現象在切尼副總統一類人身上就更明顯，本來就是資本家，掏錢參加競選當了高官，卸任高官再去賺更多的錢。這就好比黃光裕先生、仰融先生花錢捐了一個官，副總統或國務卿什么的，卸任后再接著弄國美電器一樣，您不覺得別扭嗎？中國人會為此而泰然處之嗎？簡言之，金錢與權力之間，朝野上下暗通管道，有著最大的相關性和隱蔽性，有著復雜的復變函數關系，至于看得透，看不透，那就是明眼人與昏花老眼人之間的區別了。

更多的事例您要了解其實也并不費力。海外一家媒體報道說，美國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退休后成為一大堆基金會和民間組織的主席，一年的演講收入就達數百萬美元，演講主辦方多為大公司、大學及其他私營機構。鮑威爾還被聘為硅谷一家著名風險投資公司的合作伙伴，收益豐厚且只需每三個月與公司負責人見一次面。曾負責美國空軍采購的前國防部高官達琳·珠云，后來到波音公司任副總經理。在日本，政府官員退休后到對口企業謀求一份肥缺已成為傳統，被稱為“下凡”；許多企業提供優厚待遇聘任經驗豐富、關系網強大的政府退休官員，實現“雙贏”。最近在日本曝出的有史以來最大的公共建設工程腐敗案中，退休官員就扮演了“重要角色”……

所以，只講爾巴舍夫斯基的玩具被海關截下也許是不完整的故事。

后夾道8

“真實美國”的一組有趣數據

問：司馬先生，您講的其實很有道理，但是您總結沒有，為什么您的思想政治工作沒有美國中情局那么大的說服力？美國人善于講細節故事，傳遞先鋒理念，服務現實政治，而我們偏偏喜歡說大道理，不注意一般的感受，大家最膩歪的就是一本正經空講大道理。您講得很好，要是能舉出更多的具體事實，來說明美國腐敗就更好了。我建議先生考慮一下，不一定要馬上證明“美國更腐敗”，先證明“美國也腐敗”，“美國一樣腐敗”，而后再說其他，這個收獲值得重視。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飯要一口一口地吃，您同意嗎？

司馬南：謝謝這位老師的中肯建議。我認為很有道理。您跟我講的是方法論，也是戰術。您是否聽說過美國有一本歷史悠久的雜志“Harpers”？2009年年初的一月、二月版上，該雜志刊登了美國的一些平常事。朋友通過電子郵件發給我看，我的朋友很困惑：為什么這些事，國內的媒體很少翻譯介紹？他說，不了解這些平常事，就等于不了解真實的美國，至少顯示了對美國在某一方面的無知。

這些平常事包括了以下一些內容：

——佛羅里達州一檢察官為州長生日派對買的蛋糕的花費：52000美元。

——2008年以來正規的社區聯防組織數量的增長率：+40%。

——監視員工和工作場所的應用技術的市場從2007以來的增長率：+43%。

——注冊的為醫藥公司服務的游說者對國會議員人數的比例為：2∶1。

——2009年醫療服務行業公司平均每天花費在國會游說上的費用：1500000美元。

——金融危機以來所有因金融問題被刑事起訴的華爾街高管數：2人。被無罪豁免的人數：2人。

——一個美國孩子在其成長到大人過程中某一時段要依靠政府食品券生活的概率為：兩個人里一個。

——北卡羅來納州一高中允許學生買任何一門考試成績加分的價格，20美元（如從D加至C，C加至B，B加至A）。

——加州1979年預算中高等教育和監獄管理的資金比例：15∶3。現在的比例為：12∶10。

更為有趣的平常事ABC：

(A)色情趣聞

一個美國街頭妓女，在任何一周內可能被警察逮捕的機會：1∶67；她會為此與該警察發生性關系的比例：1∶33。

(B)暴力趣聞

到目前為止，學校仍可以合法地體罰殘疾學生，包括掌手、打屁股、扇耳光等，這些發生體罰學生行為的州，總共有20個左右。

(C)金錢趣聞

預計從雷曼兄弟公司破產程序中，律師及其他顧問們可獲得的收入：1398億美元(差不多14億美元)。

后夾道9

印度的民主制度反腐敗效果如何？

問：司馬南先生無非聲言民主無法遏制腐敗，事實是不承認民主反腐敗遏制腐敗的效果。看似振振有辭，但是感覺未免強詞奪理。

今天我們看到的中國的情況是，政治上只有一黨，官員們官官相護，沒有多黨民主制度的制約，沒有言論自由的制約，更沒有真正的結社自由，沒有真實的司法獨立，所以中國的腐敗現象滲透到骨髓里，讓人民怨聲載道。您舉出的那些道聽途說的民主國家腐敗的例子與中國的腐敗官員的行為比，誰更腐敗，人民看得明白，其實每個人都心中有數。

我擔心的情況正在發生：印度的發展勢頭和后勁超過中國，很多原來在中國的企業，撤資到印度去設廠辦企業，因為勞動力更廉價，因為勞動力更年輕，因為相同的政治制度的無障礙化對于企業的發展更是利好，而這種現象對于依靠外資拉動的中國經濟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壞消息。請問，對于印度民主制度所帶來的投資環境的優越，社會政治清明的現實，您的看法是什么？

司馬南：我聽得有點暈乎乎的，您看我這樣理解對不對啊：您講了兩個問題，第一您認為中國的腐敗嚴重于印度，根據是所謂“人民心里有數”；第二，您舉出在中國撤資的企業到了印度，您猜測的理由是印度的環境，尤其是民主環境優越于中國。

我不理解的是，您說的“人民”沒有在印度和中國兩個國家生活的經驗，沒有比較怎么就能夠“心中有數”？沒有足夠分析的數據基礎怎么能夠“心中有數”？關于社會的，尤其是給社會定性的數據，能來自于主官感覺嗎？主觀感覺靠得住嗎？主官感覺又依賴什么您想過嗎？來自于，或者主要來自于媒體報道的主觀感覺真的那么可靠嗎？

至于印度的外資投入接了中國的“漏”出現利好，中國的外資撤了或跑到印度去，這個問題我一點擔心都沒有。中國的外資投入2010年上半年依然是世界第一，印度不過區區幾十億美元，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您相信了一個不靠譜的神話——資本家只青睞民主而不嗜血貪金的神話。

前面我已經講過，“透明國際”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和“行賄指數排行榜”兩項排名，多次結果，得分情況和具體排名顯示，中國與印度相比，印度的腐敗問題比中國嚴重得多。

不錯，印度在獨立以后，按照英國殖民者留下來的政治模式構建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實行“一人一票”的、多黨競爭的英國憲政制度，其媒體號稱完全獨立，自然也標榜完全公正，其司法制度更是這樣對外宣傳。

但是，民主不是神話。

一個種姓制度根深蒂固的落后的大陸，沒有進行土地改革，沒有完善的教育，就等于沒有實行工業化必需的前期準備，一個一條公路討論8年修10年的公共治理能力，一個“哈瓦拉”（印度地下錢莊）年洗黑錢高達150億美元的畸形社會，遑論國家經濟強行起飛？政客說說當然可以，學者論論也可以，來真的哪成啊。不錯，為了遏制中國，美國英國的一些老奸巨猾的家伙喜歡拿印度說事，最大的輿論泡沫便是印度將取代中國，超過中國——這確實是鋪天蓋地的媒體信息，但這些信息只是反映了某些人的愿望，而不是事實，至少今天還不是事實。即使某一天可能會變成事實，也未必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樣，印度超過中國乃為印度的民主制度優越于中國。

因為道理很簡單，雖然印度被認為是民主憲政國家，但是，另外一項來自全世界的公認結論，卻令印度的國際形象大打折扣——印度是世界公認的亞洲乃至全球最腐敗的國家之一。來自全球反腐敗組織的一份資料顯示，某些連城市飲用水和照明用電都不能保證供應，印度人為了獲得政府提供的所謂“最基本的服務”，每年要掏出46億美元。這個數字不是交給國家的納稅額，而是用來賄賂印度社會上上下下各級官員的錢，因為官員及其商人壟斷了這些項目。名為“2005年印度貪污研究”的調查報告收集了近15萬名（這個數字讓人感到可信，因為中國的個別調查機構通常找幾十個幾百個人網上問卷一陣就發表輕率的調查意見）印度的受訪者意見。結果顯示，62%的受訪者經曾經賄賂官員，直接的或者間接的。當然，并非受訪者愿意，但是，為了獲得基本生存條件和避免受到騷擾和迫害，他們不得不如此。具體說，警察、醫療、教育、稅務局、初級法院等部門是印度人重點賄賂的目標。所有被賄賂的部門當中，印度的執法機構最為惡劣（司法腐敗），被認為是貪污最嚴重的政府部門。十之有八的受訪者表示，與警察打交道，必須用錢來解決問題。需要居民用錢來擺平問題的另外一些部門是國有電力、水力系統以及政府的稅收機關。

據媒體報道，曾被美國《時代》周刊在2004年隆重推出的全印度最杰出公務員，比哈爾邦首府巴特那地區行政長官古塔姆·戈斯瓦米，竟然就在《時代》周刊宣揚他事跡的那一年分兩次將17億盧比（約合390多萬美元）救災款偷偷塞進了個人腰包，并在2005年5月逃之夭夭。印度中央審計部門最近接到舉報后對人口最多、最窮的北方邦政府一些稅務官員的住所進行了搜查，許多人家里都堆滿古董和珠寶，大量現金和銀行存款來源不明。檢查官們稱：“一些稅務官員的貪污腐化已經發展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來自鐵血社區的一位網友很有水平地分析道：印度的法律體系源于英國“海洋法”體系，這個法律體系重取證、重法庭控辯，但是由于印度社會的實際情況取證十分困難，其政府軟弱，其管理混亂，其家族勢力龐大關系復雜，程序繁雜的法律非為必行之法，根本得不到有效落實。于是乎，政府官員大量的司空見慣的腐敗行為不受懲罰。而執法部門的高度腐敗，又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其他行政官員的腐敗。這就是說，印度借以權利制衡的民選制度非但沒有起到應有的“憲政”作用，相反，卻成了包括“上等種姓”利益集團在內的政客們從事政治分肥攫取納稅人血汗的工具。所以，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固然重要，但最終使這些制度發揮作用的還是人。制度本身遠非能夠保證政治的正確，也不是解決問題的終極力量，如果沒有人對制度較真，再好的制度也是枉然。

最后，我講一個事實：印度今天還有將近4億人生活在沒有電的世界中，其投資環境果然相當優越，沒有工業化以后的污染。

但是……

本文選自司馬南新書《民主胡同40條》。本站所有關于本書的書摘均來自經濟科學出版社，授權轉載。感謝出版社的常偉先生和本書責任編輯謝銳老師。

相關鏈接：>>>>烏有之鄉首發：司馬南新著《民主胡同40條》論劍民主政治

書評：

>>>羅志榮：司馬南其人其書

>>> 《民主胡同40條》——論劍中國民主政治

>>>司馬南新書《民主胡同40條》被評為很給力的“非主流”民主教程

精彩視頻：《民主胡同40條》新書發布會:司馬南與孔慶東共談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