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交匯處思想
劉繼明
2008年和2009年注定是中國自新世紀以來最不平凡的兩個年份，從拉薩騷亂、火炬事件、四月愛國運動到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會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從改革開放30周年到新中國建立60周年以及五四運動90周年、法國大革命220周年等等，歷史的回音和現實的考量不約而同地在此交匯降臨。悲痛與震驚、憂憤與狂歡，沉思與吶喊，跟全體同胞一起經歷著危難和時艱的中國知識界顯得異?；钴S，許多原本處于曖昧狀態的思想潛流紛紛浮出水面，并產生了激烈的碰撞和交鋒。人們從不同的價值立場出發，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進行解讀，試圖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路徑尋找答案。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儼然正在形成。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每一個轉折關頭，人們莫不都是高舉著“思想解放”的旗幟，沖破種種保守僵硬的體制藩籬和文化禁錮，推動社會邁入一個新的歷史起點的。從晚清時期的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的 “反帝反封建”和“科學民主自由”口號；從中共延安時期的破除“教條主義”，“反對黨八股”，到五六十年代以“九評”為理論標志，破除對蘇聯的迷信，獨立自主地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從1978年三中全會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的“改革開放”，到延續整個八十年代的經濟現代化和文藝現代化，再到九十年代初濫觴至今的市場經濟浪潮，中國的每一次社會變革，都得益于思想領域的大開言路。一個社會能否保持創新活力，同思想的活躍程度密切相關。歷史已經證明，那種以“穩定壓倒一切”為思想探索設置種種禁忌和堵塞言路的做法既有悖于現代社會的總體趨向，也不利于改革的自我修正和完善。就此而言，近年來自于知識界和以網絡為主要載體的民間思想群體對“進一步解放思想”日益強烈的吁求，既是長期以來主流意識形態奉行“不爭論”原則而導致的單極化思維定勢的必然反彈，也是近二十年來中國強力推行市場經濟和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的直接結果。富有戲劇性的是，這一切經由各種重大歷史事件和現實矛盾頻頻發生的2008和2009年，獲得了一次集中噴發的契機。歷史或許將再一次讓思想界擔負起未來中國發展的引擎作用。
在一些人士看來，這樣的表述也許顯得過于樂觀。因為，同30年前自上而下形成的“改革開放共識”相比，今日之中國無論是政治動員效果，還是公眾心理取向，都失去了當年那樣廣泛的社會共鳴。在歷經價值碎片化和利益不斷分層的裂變之后，人們很難在一些基本的社會認知上達成共識，每個人似乎都被鎖定在所屬的利益群體內，對事物進行取舍，即便在對待諸如“國家”、“民族”等超級話語時，也常常南轅北轍，作出截然相反的評估。通過“思想解放”重新喚起公眾接受一個整體性的未來社會解決方案，似乎只是知識分子一廂情愿的想象。面對這種令人沮喪的現實，中國的精英階層通常喜歡將責任歸咎到社會公眾淪為“經濟人”之后日益加深的政治冷漠癥，但就知識界本身的狀況來看，其內部的分歧和沖突卻正是加劇大眾原子化的催化劑。知識精英與普通民眾之間的隔閡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顯得嚴重。因而，要想真正在全社會發起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化解積怨和消除隔閡，恐怕是需要首先面對的問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說，2008年發生和2009年正在或即將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為中國社會實現新的思想整合，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由火炬傳遞引發的四月青年愛國運動和“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以及北京奧運會期間在全國上下形成的那種群情激昂的國家認同熱潮，使許多人感受到了一種久違的民族向心力，盡管在這一過程中，知識界的聲音顯得有些駁雜，甚至遲滯，但隨著民眾情緒的不斷高漲，許多人還是身不由己地被裹挾了進去。中國精英集團和公眾在心理上發生如此密切的共振，近二十年來似乎還是第一次。不同立場的知識分子面對同一問題爭相發表意見，并且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這不能不說是社會的思想力被重新激活的一種表征。
然而，廣泛的民眾參與和知識分子表達意見的熱情，并不能決定“思想解放”的最終走向和結果。當前中國知識界最真實的情狀是，思想取向的互相扼制和對峙，遠遠大于對一些基本價值觀的共識，對話的基礎如此脆弱，以至許多沖突性的意見尚未展開，便陷入彼此的敵意乃至心懷叵測的構陷，而難以深入下去。這無疑造成了話語的互相抵消和損耗，最終流于泡沫化。所謂自由主義、新左派和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乃至“極左”“極右”等等，因命名的草率和隨意，往往讓人們停留于標簽化帶來的“帽子”效應，而放棄了對其內部的思想機理和歷史根源進行細致辨析的努力。最為典型的例證就是，2008年春季，當某些西方國家及其政客對中國西藏問題和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活動橫加指責并設置阻礙時，許多青年學生和海外華人紛紛以集會游行以及抵制家樂福等行動表示抗議，而國內的某些知識精英卻無視抗議者的正當權利，擺出一副“世界公民”的高蹈姿態，一味地將其貶斥為狹隘民族主義和“義和團”，從而將自己置于民眾情感的對立面。再舉一例，2009年伊始，一本名為《中國不高興》的書籍剛剛問世，某些知識精英同樣不假思索地將“狹隘民族主義”的帽子戴到了作者的頭上。我并不否認該書的確存在某種極端性的情緒，但一本書在短短時間行銷幾十萬冊，受到社會公眾的熱烈關注，絕非靠炒作和嘩眾取寵能夠得來的。如果忽視其中隱含的廣泛民意支持就給予粗暴武斷的否定，很難說是一種理性的態度。而另外一方面，某些占據話語要津，并在相當長的時期對國家意識形態施加過影響的公眾人物，身兼政府和企業智囊以及知識分子的多重身份，對各種邊緣異見采取了傲慢的排斥態度，使得平等討論問題的可能性被大大削弱。這也是多年來知識分子越來越喪失公眾信任的主要原因之一。
應該承認，并不是每個歷史時期，知識分子都能夠站在時代的前列，扮演精神前驅者和啟蒙導師的角色的。毛澤東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似乎再次得到了生動的驗證。在今天，與其說知識分子在引領著社會，倒不如說是人民大眾的要求和呼聲在推動著知識分子左右搖擺、疑慮重重的腳步。承認這一點，可能讓某些習慣了以精英自居、高高在上的知識者覺得蒙羞，但事實的確如此。只有將自己的立場跟人民大眾和全民族的利益結合在一起，而不是為少數特權階層代言，知識分子才可能重新贏得社會的尊重而不是拋棄。這是“五四運動”以及新中國的人民民主政治實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帶給我們的最有價值的啟示。
1920年12月至1921年7月之間，英國哲學家羅素應邀到中國講學。回國后，他在英國各大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關于中國的文章，隨后結集成《中國問題》一書出版，全面闡述了他對中國的見解。彼時，五四運動爆發不到兩年，中國共產黨也剛剛成立，中國尚處于國民政府和北洋政府南北控制的混亂和分裂局面，美國、日本及歐洲各國正為如何蠶食和瓜分這塊東方肥肉而討價還價，互相算計。作為一個西方思想家，羅素對列強們覬覦中國的野心深惡痛絕，他從中國的立場而不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對當時中國貧弱內亂的政治格局和發展前景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啟示性的見解。他說：“中國人如果能對我們的文明（指西方文明）揚善棄惡，再結合自身的傳統文化，必將取得輝煌的成就。但在這個過程中要避免兩個極端的危險。第一，全盤西化，拋棄有別于他國的傳統。那樣的話，徒增一個浮躁好斗、智力發達的工業化、西方化國家而已，而這些國家正折磨著這個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國侵略的過程中，形成拒絕任何西方文明的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只有在軍事上除外）。日本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同樣的情形也很容易出現在中國?！痹谡劦矫绹鴷r，羅素指出，“美國人認為自己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所以他肯定會設法把中國人變成肌肉基督徒。財政家是美國文化中的驕子，所以中國的管理必須使美國的金融家賺大錢，而這些美國的金融家又將在中國遍設大學、醫院、基督教青年會，還會派人購買中國的藝術品來裝點自己的宅邸。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美國的知識分子一樣，將直接地或間接地為托拉斯大亨收買……美國為了自身通商和投資的利益，希望中國能建立鞏固的政權，人民的購買力增加，不受他國的侵略；但不希望看到中國自己擁有和經營鐵礦，也憎恨任何試圖使中國經濟獨立的嘗試，尤其是當這些嘗試以國家社會主義或列寧說成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出現時……”
時隔近一個世紀之后，羅素的這些觀點不僅未顯得過時，反而透露出穿越時空的預見性。尤其在這場由美國傳導的金融危機正向全世界蔓延之際，羅素對美國金融霸權的警示更是具有一種箴言的意味。相比之下，今日中國的某些經濟學家為了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戰略，不惜犧牲民族利益乃至國家安全的意圖，則未免有些令人齒冷了。中國有句古話，現實是最好的老師。當這場嚴重的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不單是中國人，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西方國家的人民不僅看清了華爾街金融家們向全世界轉嫁自身危機的圖謀，也逐步認識到了資本主義本身的制度性潰裂。2009年初20G峰會期間，發生在法國巴黎的大規模反資本主義示威游行，便是這種潰裂發散之后民眾中間產生的自覺抗議行動。
對于處在歷史交匯處的中國來說，挑戰和機遇似乎一夜之間降臨到了我們面前。如何審視和應對，顯然是擺在精英集團和每個普通中國人面前的緊迫課題。
（本文系作者為《2008~2009中國思想備忘錄》一書寫的編選導言）
2009年5月11日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