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缺經濟學》的邏輯缺陷
記得八十年代中期，一本叫《短缺經濟學》的書很流行。由于當時正是要對計劃經濟進行改革的風潮中，這本書對社會主義經濟的邏輯批判就顯得很及時，并影響了很多從事改革研究的人——包括貧道本人。
短缺經濟理論是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其基本思想是：
（1）“短缺”是社會主義國家常見的現象。資本主義經濟基本上是需求限制型的，經常“供過于求”；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是資源限制型的，生產增長受資源的限制，上層決策者、企業經營者和消費者的行為必然受到物資短缺的制約，“求過于供”。
（2）“短缺”根源來自國家與企業存在著“父子”關系。利潤刺激的削弱、企業的預算約束軟化、臃腫的官僚機構、對企業的大量的行政控制等是造成短缺經濟的真正原因。社會主義企業存在著不斷擴大再生產、追求產品數量的推動力。追求產品數量→囤積原材料→物資短缺，形成了一個互相加強、自行維系的過程。“投資饑渴”癥，各級領導都力圖為本部門爭取盡可能多的投資份額，企業超支可以由國家財政補貼，投資風險主要由國家承擔，也是造成短缺現象的重要原因。
（3）“短缺”影響了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短缺”造就了一種“賣者”支配“買者”的社會關系，居民不僅要承受為得到物品去搜尋、排隊、等待而付出的代價，還要經常忍受賣者或物資分配者的粗暴無禮和漫不經心。
（4）只有經濟體制改革才有可能消除“短缺”現象。改革必須首先對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運行方式及其弊端有清醒的認識，并有正確的理論作指導。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消除“短缺”。短缺克服與否以及短缺的程度如何，是檢驗改革進程的重要標志之一。科爾奈的這一經濟理論，實際上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所具有的弊端的理論概括，從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現在回頭看，覺得科爾奈的理論是有缺陷的，主要是他在區分兩種經濟體系運行特點時從企業微觀行為特征做出發點，而沒有從兩種經濟本質特點作為出發點。
科爾奈把現代經濟類型分為需求限制型和資源限制型本沒有什么不可。因為觀察起來，資本主義經濟如果發生運行障礙，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社會主義運行的常態就是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因此始終對資源分配產生壓力。在現象描述方面，科爾奈沒錯，但對形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分析，卻不盡然。
社會主義經濟確實會發生居民、企業、政府都盡量占有資源的情況。但是，科爾奈認為是“占有沖動”導致了短缺，就在邏輯上很難講清楚，也不符合實際情況。短缺造成資源緊張，資源緊張造成短缺，這等于是關于短缺的語義重復，并不是一種論證方法。因為這里沒指出邏輯起點——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有效需求這么持續的旺盛。
從邏輯上講，囤積不會是一個無限增加的過程。一個企業或者單位對資源的囤積很難超過一年需要的30%，就算達到50%，這個數值也就封頂了，不會無限增加，也就是有一種邊際變量趨于零的特點。比如一個鋼廠囤積礦石總要有場地，多囤積50%就足夠了。你不可能設想這個鋼廠可以無限制囤積下去，50%，100%，200%……。而且計劃和監察部門本身也會制止過分行為，多囤積50%都很難做到的。
那么，計劃經濟無非是一種比一般市場經濟多占用一定比例資源的經濟。這個比例也許是30%，也許是20%，總會有個基本平衡點。如果是這樣，這種經濟就不可能存在“短缺造成囤積，囤積造成短缺” “互相加強、自行維系的過程”，而會停止在一個附帶了一個常量占用的常態上。
也就是說，科爾奈把一個常態描述為一個過程，是邏輯敘述錯誤的關鍵。他看到社會主義企業總是多出一塊資本主義企業沒有的常量，就分析這個常量是怎么來的，怎么從沒有到有實現的，于是認為這個本來會止于某點的變動會自我循環，無限發展。
說到這點，貧道稍微扯遠點。貧道早就發現，多數人把城市道路阻塞歸結為“汽車太多”。比如通常用一個城市汽車擁有數量和增長率來說事。對不對呢？不能說不對，但不準確。道路是否擁擠，取決于“在途汽車”與車行道總長度直接有關，與“汽車總數”和行車道總長度間接相關。其實，汽車并不是總在馬路上跑，除了公交出租車，大部分車大部分時間是爬在地上的。那么，解決交通關鍵在于什么呢？在于讓汽車盡快到達目的地。如果北京汽車實際平均時速從現在的 19公里 /小時達到 38公里 /小時，“在途汽車”就少了一半。如果提高到 60公里 /小時，北京馬路上的汽車就只剩三分之一。一切圍繞如何讓汽車早點到家，交通壓力就減低了。
也就是說，看見汽車在跑，不要以為它就這么跑下去了。要想到它會停。科爾奈的問題就是看到“資源占用擴大了”，沒看到“資源占用會停下來”。^_^。
另一個問題是，科爾奈沒有解釋為什么社會主義的“有效需求”總是得不到滿足。為什么資本主義經濟“有效需求”總是走著一個由強轉弱，以至于最終形成生產過剩。這是需要解釋的。因為沒有需求的不同特征，供給和資源約束特征的差異就不說明問題。供給和需求本身就是雞生蛋蛋生雞的關系，單純從供給角度看會發現一些特點，可以描述供給方面的差異。但怎么能一口咬定差異不是因需求特點不同引起供給特點不同呢？
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差異主要是企業所有制方面，不是企業管理體制方面。科爾奈從企業管理角度上找兩種經濟運行方式上差異的主要原因，確實很困難。也可以說基本不會成功。
所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欲望”。如果有效需求低迷，通常是兩種可能造成的。一是想買買不起，一是有錢不想買。有效需求旺盛則是因為大家都想買，而且都買得起。那么我們看看不同社會制度對這個問題的影響。
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家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是全民或集體所有。前者必然形成資本擁有者及其關聯群體的收入分配多與無產者，收入差距會越來越大。于是形成低收入群體想買買不起。同時，高收入群體收入增長過快，很容易超越“想買的東西”的最高點，于是邊際儲蓄率越來越大。結果占80%的群體想買買不起（收入往往只占總收入的30%），占人數20%左右支付能力非常強的群體（收入往往占總收入的70%，儲蓄率往往大于40%）有錢不想買。最終造成有效需求嚴重不足，形成過剩型經濟危機。
社會主義國家由于沒有個人“資產收入”，收入分配相對平均，甚至會越來越平均（比如蘇聯在70-80年代最高和最低工資差距比50年代前要小很多）。這樣，相對于同樣供給量來講，有效需求就顯得很旺盛。
可以簡單算筆帳。假如A是社會主義國家，B是資本主義國家。他們都是100萬人，年產肉類都是600萬公斤，都假定兩個國家平均一個人一年吃 18公斤 肉（每月3斤，每天1兩）就滿足了欲望。A國家收入平均，都能一個月買得起 1公斤 豬肉。由于人均只有 6公斤 肉的供應能力，卻想吃 18公斤 肉，因此A國家肉的有效需求就顯得過于旺盛，而且一定形成嚴重短缺。大家都沒吃肉吃舒服，于是就抱怨政府。B國家有20%的人不存在支付問題，都吃夠了 18公斤 肉。總計消耗360萬公斤肉。但另外80萬人收入每年只能買得起 2公斤 肉，總消耗 160公斤 肉。于是，市場上還多余出80萬公斤肉。也就是大家都不排隊，肉鋪里掛滿了各種賣不完的新鮮肉。吃舒服的人自然沒意見，吃不起的人也不會抱怨政府，因為是你沒錢。
這并不是瞎算的數字。1970年中國肉類產量人均 7公斤 （596.5萬噸，82992萬人）。當時大約每年按票證供應的肉為一人一年 4公斤 肉（每月半斤，國慶和春節加半斤。由于有些群體吃肉多，比如牧民，有些崗位肉供應多，比如部隊，加上出口，也只能達到這樣水平）。當時豬肉0.6元一斤，羊肉0.5元一斤。即使學徒一個月21元收入，花工資的0.3元去賣肉是沒問題的。其實，如果真的隨便買，一個月花1.2元吃上兩斤肉他也不怕（1年 12公斤 ）。于是肉類供應很緊張。1970年中國農民人均月消費9.5元，城市居民月消費21.75元。如果花0.3元把肉票買了，或者農民平均每月消耗總消費的3%去吃肉了，都不是做不到的。
1970年印度肉類產量人均1.4公斤（74.9萬噸，53908萬人）。但是印度人從來沒人抱怨肉類供應緊張，印度這時候不僅沒有過肉票，肉鋪里也是掛滿了新鮮肉。印度人吃肉能力不見得比中國人差，每天吃1兩肉肯定不會覺得“膩歪”。印度人最后是怎么吃肉的呢？估計有10%的人每年吃12公斤（總產不夠吃到18公斤），吃掉64.7萬噸，其余90%的人每年人均吃0.21公斤，不到半斤肉，也就是過年鍋里有幾塊肉，大家嘗嘗油腥味兒。
問題就出來了，社會主義中國人均 7公斤 肉的“供應能力”倒是非常“短缺”，資本主義印度人均 1.4公斤 肉的“供應能力”卻“過剩”。這怎么能證明社會主義中國經濟是因為“物資供應不足”造成短缺的呢？
其他情況也如此，比如1980年貧道花200多元買了一臺開封產的12吋黑白電視機，還是走了當開封市重工局局長的表兄的后門。當年中國電視機產量是2492萬臺，印度產量是88萬臺。印度電視機并不短缺，不會存在要走后門才能買的情況。難道中國比印度產量大27倍，倒給判定是供給不足嗎？
因此，科爾奈的短缺經濟理論錯在了在分析不同經濟體經濟活動的差別時，沒抓住兩者最核心的差別，沒有從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在基本經濟制度上的差別入手，以此做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從企業運行特征入手，把現象作為本質，把終點作為起點來研究，自然邏輯難以周延，與事實也不相符。用俗話說，叫沒有提綱挈領；用計算機設計語言說，叫沒有自頂向下。難聽點說，叫瞎子摸象、管中窺豹。
當然，貧道知道為什么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當時被西方經濟學界捧得那么高，為什么被從蘇聯到東歐一直到中國的改革派當作法寶。道理很簡單，這個時期需要一個從社會主義國家出來的經濟學家提出一個“轉軌”、“接軌”理論，管它邏輯周延不周延，管它與事實是否相符，只要有點“像”就行。
可悲呀，中國這么多精英學者，連個爛臟科爾奈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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