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風：從結構到組織能力――錢德勒的歷史性貢獻

路風：從結構到組織能力――錢德勒的歷史性貢獻
 
作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清華大學副教授，該文原是《戰略與結構》一書的序言

錢德勒生于19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哈佛大學本科畢業后到海軍服役5年。此后，他在北卡羅萊納大學獲碩士學位，并于1952年在哈佛大學歷史系獲哲學博士學位。他于1951一1963年在麻省理工學院教書，1963-1971年轉到霍普金斯大學，1971年被哈佛大學商學院聘為企業史教授，在那里一直工作到近80歲才退休。

熊彼特對錢德勒有過直接影響。1948年，哈佛大學成立企業家歷史研究中心。熊彼特在95年去世前任該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而錢德勒和另一位后來成為偉大經濟史學家的蘭第斯(David Landes)則是該中心的成員。這個中心于1958年被關閉，但熊彼特的遺產長存。到1970年初，錢德勒和蘭第斯又雙雙重返哈佛大學執教。

如果說熊彼特提供了一個企業在推動經濟變動方面發揮中心作用的理論框架，那么，沒有任何一個學者比錢德勒({Alfred D·Chandler, Jr.}為這個框架提供了更多的實質內容。錢德勒是歷史學家出身，他以包含多個經營單位并由職業經理人員來管理的企業(multiunit firms)來定義西方工業國家的現代工業企業。對這種企業產生原因的解釋，發展過程的分析，社會后果的估量，以及對它們在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發展的比較研究，就是錢德勒跨越了半個世紀的學術研究生涯中始終如一的主題。他的研究成果為發展中的動態企業理論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證據和思想源泉。以下將圍繞著錢德勒的三部主要著作對他的研究作一簡介。

錢德勒在《戰略與結構》中使用的是“多部門”企業（multidivisional firms）一詞，而在《看得見的手》和《規棋與范圍》中使用的是“多單位’企業(multiunit firm)一詞，并以后者定義現代工業企業。顯然，在錢德勒的概念中，多部門企業是多單位企業的一種特殊形式。
錢德勒的這三本書都是巨著:《戰略與結構》 462頁，《看得見的手》608頁(中譯本760頁)，《規模與范圍》860頁(中譯本1140頁)。以本文的篇幅來介紹這三部著作，當然難免粗略。為避免翻譯錯誤，本文的引用全部由作者譯自英文原著。

戰略與結構:組織創新的動態框架

錢德勒的第一本書是發表于1962年的《戰略與結構:美國工業企業史上的篇章》( Chandler 1962 )。這本書的主題是美國大企業的成長以及它們的管理組織結構如何被重新塑造以適應這種成長。

當錢德勒開始研究美國企業組織的結構變化時，他發現自20世紀初以來，最大企業的組織演變的主要特征是越來越多的企業采用多部門的組織結構。在這種組織結構下，公司的總辦事處(the general office)計劃、協調并評估若干分部(即事業部)的工作，并向它們分配必要的人員、設備、資金和其他資源;負責分部的執行經理把處理一個產品主線或服務所必要的職能管理置于自己的統轄之下，每個執行經理都要對他的分部的財務結果和市場成功負責。這就是事業部制或所謂的M型組織結構，它被美國企業界習慣地稱為“分權”的結構。因此，美國企業如何從原來的直線職能結構向多部門結構轉變，就被錢德勒定義為大企業成長過程中組織轉變問題的焦點。

歷史上，最先發明了多部門結構的公司是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新澤西標準石油（埃克森）公司和零售商業的西爾斯公司。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不久開始發展它們的新結構的;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于1925年開始重組，而西爾斯公司則開始于1929年。不僅如此，這四家企業的管理者是在相互獨立并獨立于其他企業的條件下分別開始發展他們的新結構的。他們之間沒有模仿。每一個企業的領導人都認為他們當時所面臨的問題是獨特的，而他們各自的解決辦法都是真正的創新。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的創新變成許多美國企業實行類似轉變的模式。正是由于這些原因，錢德勒在此書中選擇這四家企業作為主要案例來研究向多部門組織結構轉變的原因和過程。

毫無疑問，轉向這種新結構的決策是由企業管理者做出的。但歷史經驗表明，除非受到最強大的壓力，管理者很少會改變他們日常的慣例和權力地位。因此，創造新組織形式的決策取決于管理者如何意識到企業面臨的緊迫需要和機會，而他們的相應決策就是一個戰略問題。于是，錢德勒提出一個戰略與結構互動的分析框架來研究戰略決策導致組織結構變化的過程。戰略被定義為“企業長期基本目標的決定，以及為貫徹這些目標所必需采納的行動方針和資源分配”。結構則被定義為“為管理一個企業所采用的組織設計”。基本的假設是結構跟隨戰略，因而所研究的中心問題就是:在什么樣的條件(壓力和機會)下所產生的企業擴張戰略導致了多部門組織結構的出現?為此，錢德勒在本書第二至第四章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別對四家先行企業: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和西爾斯一羅巴克公司的經驗進行了詳細的敘述和分析。

戰略與組織結構的互動

美國這四家先驅企業的歷史經驗表明，擴張戰略必須有相應的結構變化跟隨。根據錢德勒的分析，多部門結構是在企業規模擴大，積累了相當資源，并經歷了早期合理化之后，向新的產品和地區市場擴張時被采納的。創造新的組織結構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企業規模本身，而是在多樣化擴張戰略下，當企業開始在若干不同的地區市場或若干相關的產品市場上運營時，高級管理人員要做出的決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不斷增加。錢德勒把管理決策分為兩種:關系到企業長期增長和健康的戰略決策和關系到使企業平穩高效運轉的日常活動的戰術決策。多部門結構成功的基本原因在于，它把對整個企業命運負責的高層經理從日常的經營活動中解脫出來，從而有時間、信息甚至心理上的義務感去做長期的計劃和評估;同時，它把日常管理的責任和必要權威置于在明確規定的市場上運營的事業部的總經理手中。這就是使美國大企業的決策程序在實踐中表現出這樣的結構特征:在日常運營的層次上(事業部以下)，管理決策由經營單位的行政首長個人負責(盡管他可能聽取職能部門專家的建議);在戰略層次上(公司總部)，管理決策更多的是由集體(董事會或執行委員會)做出。因為，企業現存日常經營有更多的慣例可循，它的中心問題是執行，所以必須要有個人負責;而戰略決策考慮的是長期的、更復雜和不確定的，而且不必馬上決定的問題。

多部門結構的產生和擴散是因為它能更有效地協調大規模的生產和分配，所以錢德勒總結說:“戰略性的增長來自更加有利可圖地利用現存的或擴張中的資源。如果要有效率地經營一個被擴大了的企業，新的戰略就要求一個新的或至少是重新調整過的結構。……沒有結構調整的增長只能導致無效率。……沒有(集中的)行政職責和結構，企業中的個別單位……·作為獨立的單位無疑可以有效地，或甚至比如果它們是一個較大企業的組成部分時更有效地運行。……只要企業負責人不能創造出把若干行政職責有效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所必要的行政職責和結構，他們就不能履行其基本經濟職能。”

因此，《戰略與結構》一書的中心論點可以概括為：一個企業面對新的機會(進入相關的產品市場和地理擴張)可能會采取一個投資戰略；但這個投資戰略就生產工藝、產品和地理來說目標越是遠大，發展出一個能夠協調投入流量和產出分配的管理結構就越是關鍵；因為只有這種相應的結構才能協調多樣化和復雜化的企業生產過程，從而證明大規模投資的合理性。這個命題在錢德勒的第二部巨著《看得見的手》中被表述為速度經濟是企業存在的經濟原理。

看得見的手：行政協調對市場協調的替代

在發表于1977年的《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中，錢德勒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擴展了他早期的主題，把美國大企業的成長和這個過程的另一方面—即領取薪水的職業經理在企業管理職能上對企業主的替代—綜合起來，定義為管理革命。這個管理革命的結果就是“看得見的手”(現代企業內部的行政協調)在許多方面代替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市場協調)，成為現代工業經濟中的主要資源分配者。

錢德勒并沒有否認市場對經濟變遷的催化作用-----用他自己的話說，“還必須強調、新型經理式企業并沒有取代市場而成為決定提供物品和服務的首要力量”，但“新型企業確實取代了市場來協調和一體化從原材科生產經由若干生產過程到梢售再到最終消費者的物品和服務流量”。

本書的中心問題是：美國現代工業企業出現和發展壯大的原因是什么?錢德勒回答這本問題的方法是回答歷史問題:這種企業是在什么時間、什么地方如何出現和發展的，!根據錢德勒的研究，現代多單位工商企業集中在資本密集型工業中，這種企業在1840年以前還沒有任何蹤跡，它的先驅者是從1850年成熟起來的鐵路公司，在那里產生了最早的由職業經理所組成的管理層級(managerial hierarchy);工商業中的這種企業則是1880年以后經由橫向合并和縱向合并發展起來的。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錢德勒把現代工業企業出現和發展的原因歸結為技術。

美國管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
錢德勒把美國現代工業企業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790 - 1840年)是傳統經濟階段。在這半個世紀中，在歐洲殖民地基礎上形成的早期美國經濟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來協調物品和服務的生產和分配，沒有新建立的經濟制度(economic institutions ) ,也沒有發生工商業經營方式的革命。雖然18世紀末的英國工業革命刺激了對美國大宗農產品如棉花和小麥的需求，一個在1787年憲法下被加強的中央政府加速了全國經濟的形成，但錢德勒否認這些事件對企業的組織結構有任何基本的影響。美國早期企業史的主要發展是由市場擴張而促進的不斷增加的專業分工推進的。在鐵路和電報到來之前，工商業活動繼續由從中世紀以來就廣泛出現的單一單位的企業所主宰。交通通訊太慢、太不規則也太不穩定，無法使高通過量一現代工商企業出現的必要前提條件—成為可能。

“通過量”(throughput)是錢德勒在《看得見的手》中使用的一個關鍵用語，它的定義是物質流量在單位時間內通過生產過程的速度和量(見1977版第241頁)。錢德勒認為取得和維持物質生產和分配的高通過量是現代工業企業的基本功能和本質特征(見下文)。

第二個階段( 1840 - 1880年)，以市場協調和小企業為特征的傳統經濟的平衡被三項劃時代的技術進步所打破:鐵路、電報和無煙煤的廣泛使用。全國交通通訊網絡的完成加速了市場的擴張，蒸汽力取代了風力和畜力。錢德勒特別強調了鐵路對現代企業管理方式的深遠影響：為了安全可靠地運營，鐵路公司是歷史上第一批雇用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經理的企業，發展了最早的管理層級。因此，現代工商企業到內戰發生時已在美國的鐵路公司中出現。因交通通訊革命帶來的市場擴張以及生產技術的變化不僅增加了貿易量，而且大大提高了貿易和生產的速度。到19世紀70--80年代，單個工商企業的規模因實行大批量分配和大批量生產已迅速擴大。

第三個也是最具革命性變化的階段開始于1880年左右。到那時，生產企業開始把大批量分配結合進自己的經營過程，現代工業企業—-今天巨型公司的原形—由此而生。這種成長通過兩種途徑迸行。（1）一些小的單一單位的企業直接向前結合，建立它們自己的全國性和全球性銷售網絡以及采購組織，并向后結合取得自己的原料來源和運輸設施。(2)其他企業則是先通過橫向合并:許多家族或個人擁有的單一單位的企業合并成為一個全國性大企業，先實現生產管理的集中化，然后再向前和向后結合。美國煙草、麥考密克收割機、勝家縫紉機等企業通過前一種途徑成長，而標準石油、通用電氣、美國橡膠、杜邦炸藥等企業則是通過后一種途徑。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被完成的。管理革命有兩個密切相關的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協調生產和分配上的高通過量的需要促使企業大量雇用職業經理，從而促進了管理層級的發展。第二個方面是產權革命，即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導致領取薪水的職業經理逐漸控制了企業的管理。

這里概括一下錢德勒關于美國企業產權革命過程的論述。美國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是在傳統的單個業主企業向多單位大企業的過渡中分離的。這個過程經歷了若干形式和階段{詳細論述見第十章}:價格的持續下跌在1873年的經濟恐慌后形成長期的不景氣，為應付產量上升和價格下跌，大多數廠商不得不組成全國性的同業公會，縮減生產以維持價格;但同業公會所管理的產業卡特爾因個別廠商的投機行為而無法穩定。其失敗的原因是協議不具有合法合同的約束力，無法由法庭強制執行:為了更有效地控制聯合，托拉斯應運而生，其手段是成員公司把股份轉交給理事會托管(如果是合伙制企業，則必須改為股份公司，以便股份能夠轉讓)并得到等值的信托證券，而理事會有權對加入托拉斯的成員公司做出經營和投資的決策。但托拉斯只是權宜之計，它很快就被國會于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宣布為非法。于是，需要把各成員公司合并成為法律所承認的單一實體，這個途徑就是控股公司，它是把經由合法合并的企業聯盟轉變成現代工業企業的第一個重要步驟。錢德勒指出，現代企業高層管理的實踐和程序是從通過合并而成的工業企業中發展起來的(詳見第十三章)。在新的合并企業中，一個家族或一個合伙人集團很少能夠占有全部擁有投票權的股份。前面已經指出，合并企業中的最后成功者必須實現管理集中化(即建立起管理結構)并超越橫向結合戰略而轉向縱向結合。當這個過程開始后，一方面這些公司為進行改組和統一利用各種設施，不得不通過出售股票籌措資本，使股份的持有更加分散; 另一方面它們所面臨的管理問題也非常復雜，必須雇用大批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經理從事高層管理工作。合并企業的管理集中化和縱向結合使美國工業中第一次出現了經理式的企業，這個過程一旦被完成(即過渡到大規模管理型企業)，管理權和所有權之間的分高就擴大了:廣泛持有股票的分散所有者很少有機會參與任何一級的管理決策，而經理當中也只有少數人擁有大量具有投票權的股份。在這個基礎上，幾個創立了新的管理模式的先驅合并公司—杜邦、通用電氣、新澤西標準石油和美國橡股—對財務控制進行了一系列的創新并建立起由各種職能機構組成的公司總部、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經理對企業的實際控制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最終導致家族世襲管理方式的廢棄:隨著公司早期領導人的退休，他們的職位被領取薪水的職業經理所取代，而曾擁有企業的一些家族的成員〔如洛克菲勒)甚至都不再列席董事會 (只享受紅利):.因此，美國企業的產權轉移是管理革命的結果，是企業組織形式變化的結果，或者說股份化是這個革命的結果而非原因。

錢德勒關于企業存在原因的理論命題:

錢德勒關于“看得見的手”的主題隱含著一個重大的理論間題:為什么會有企業，或企業的功能是什么?當然，錢德勒是從現代多單位企業的特定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的，但他的命題完全可以被一般化。

從錢德勒的論述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他認為企業存在的理由是速度經濟。或者說，只有當置于行政協調之下的組織過程比市場交易過程產生更高的物質通過量時，現代意義上的企業才會出現。錢德勒認為:“基本的組織創新是對協調和控制高額通過量的需要的反應。生產率的提高和單位成本的降低……更主要地是來自通過量在數量和速度上的提高而不是工廠規模的擴大。這種經濟效益更多的是來自結合和協調通過工廠的物質流量的能力，而不是來自工廠內更高程度的專業分工。”生產上的速度經濟還對企業產生了縱向合并的壓力，因為保持生產過程的高通過量需要保持原材料供應和產品銷售的穩定。而在集中化管理下的縱向合并導致了現代大企業的形成和管理革命的發生。

錢德勒的論點最可能引起爭議的是他把產生組織創新的原因全部歸結為技術。他的邏輯是，只有技術進步帶來潛在的速度經濟效益時，企業組織結構才會因實現這種效益的要求而發生;正是不同的生產技水使不同的工業有不同的速度經濟，所以現代大企業才會集中于資本密集型工業，而不是勞動密集型工業中:，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說，保持高額通過量需要管理結構的協調和控制‘:但管理控制不僅是技術性的，而且是社會性的。由于錢德勒把勞動問題排除在他的視野之外，他顯然忽略了速度經濟實現過程中的社會關系內容和人力資源的利用問題。盡管如此，把速度經濟而不是交易費用看作是企業存在的基本經濟原理，使他區別于所有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的企業理論，因為他把企業內部的組織過程和管理活動看做是生產率的源泉。

規模和范圍:企業能力發展的組織基礎

錢德勒的視野在1992年發表的《規模與范圍:工業資本主義的動力》(Chandler 1990)中擴展到了世界舞臺。他對以現代大企業為基礎的管理資本主義在三個西方主要工業強權—即美國，英國和德國—的歷史發展進行了比較研究。雖然速度經濟仍然被堅持認為是企業存在的理由，錢德勒在這本書中所用的中心分析概念卻是組織能力。于是，以世界資本主義商業經濟的演變為背景，現代管理型企業產生和發展的意義又一次被置于新的框架中加以闡述:向管理型大企業的過渡創造了組織能力的基礎，由此而發展出來的組織能力是企業和一國經濟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和經濟持續擴張的動力，決定了企業和國家的興衰。在本書中，錢德勒比以往更加明確無誤地表述了他的反新古典經濟理論的主題:不是市場塑造企業組織，相反，是企業組織塑造市場。

根據錢德勒的研究，組織能力即企業整體的組織能力，包括企業的物質設施和人的技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高、中層管理人員的技能，這些技能結合起來是決定企業組織能力的力童或弱點的關鍵因素。

主要理論命題:

根據錢德勒的論述，19世紀最后的25年中，生產技術的重大創新造成了可以利用由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所帶來約空前成本優勢的潛力:〕但實際運用這種潛力的關鍵步驟不是發明，甚至也不是技術的商業化，而是投資〔.正是企業家對大規模生產設施、銷售系統和管理組織進行的互相聯系的三重投資（three –pronged investment） ,導致了現代大企業的崛起，錢德勒特別強調對管理組織的投資，因為它是使前兩種投資產生預期經濟效益的充分條件。錢德勒指出，當技術和運輸方面的創新為通過利用規模經濟效益和范圍經濟效益獲取空前的成本優勢提供了巨大潛力時:“這些潛在的成本優勢并不一定會被充分實現，除非通過工廠的物質流量能夠被不斷地保持，從而保證對生產能力的有效利用……決定成本和利潤的兩個關鍵數字曾經是（而且現在也仍然是〕額定生產能力(rated capacities)和實際通過量( throughput)，或者說是在一個特定時期內被實際加工的數量……在資本密集型工業中，為保持效率的最小規模所需要的通過量，不僅要求仔細地協調通過生產過程的流量，而且要求仔細地協調來自供應商的投入流量和流向中間商和最終用戶的流量”。然而，“這樣的協調，沒有也確實不可能自動地產生。它要求管理團隊或管理層級的永不中斷的全神貫注于由額定生產能力所衡量的潛在規模經濟效益和范圍經濟效益是生產設施的物理特性;由實際通過量所衡量的實際規模經濟效益和范圍經濟效益是組織性的。這種經濟效益依賴于知識、技能、經驗和團隊合作—依賴于為利用技術過程潛力所必須組織起來的人的能力”。

從歷史上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首先進行了這種三重投資的第一批行動者(first movers) ,“不僅是利用了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成本優勢的領袖，而且它們在發展所有職能活動的能力方面也具有先行者的優勢”。這種企業一誕生就獲得了強大的競爭優勢，它們所處的工業迅速變成由少數第一批行動者所主宰的壟斷競爭結構。除非有技術上的重大突破，新企業很難進入這些工業。當受到跟進者的挑戰時，“這些先行企業更強有力地為市場份額而戰，并通過職能的和戰略的效率來提高利潤”，“按相關于自己工廠生產能力的需求和競爭對手的價格來定份”。因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而被磨練鋒利的管理技能是包括工人技能在內的新型現代工業企業的各種組織能力中最可寶貴約。這些組織能力是高度產品特定和工藝特定的，而且通常決定了少數先行者及其挑戰者乃至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和速度‘依靠賦予了它們獨特競爭優勢的現存生產設施和組織能力的基礎，這些企業通過利用規模經濟繼續推進地理上的擴張，并通過范圍經濟繼續推進產品的多樣化。這些企業努力利用基于組織的競爭優勢還推動了它們在海外的直接投資。這樣的組織能力不僅提供了企業成長的動力源泉，而且還在國際工業領袖的競爭中提供了導致國民經濟興起和衰落的增長動力。

對美國、英國和德國的比較分析:
堅持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中心作用，錢德勒從三個國家各選取200家最大的工業企業，并通過考察它們從1870-1990年的動態發展情況來比較他提出的“美國競爭性管理資本主義”( competitive managerial capitalism)“英國個人資本主義”(personal capitalism)和“德國合作的管理資本主義”(cooperative managerial capitalism}

對于美國，錢德勒的中心問題是:“為什么美國比歐洲在更短的時間里出現了數量更多規模更大的現代的、綜合一體化的、多單位的企業?為什么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美國管理層級的出現變得比其他經濟更廣泛，而所有權和管理的分離變得更分明?”錢德勒再次描述了使美國成為管理資本主義策源地的初始條件:被鐵路和電報一體化的大陸規模的市場，以及鐵路對工業融資和大規模管理層級發展的影響。然而，這些在《看得見的手》中被更詳細描述過的發展，在這里的意義卻是“為在生產和分配中利用規模和范圍經濟建立了技術和組織的基礎”。在具備了這些帶來新機會的條件后，解釋競爭性管理資本主義興起的關鍵變量就不能不是“企業家的反應”(entrepreneurial response) ,雖然錢德勒從來沒有直接明了地解釋清楚，除了客觀條件的誘因，為什么美國企業家會比他們的歡洲對手更積極、更普遍地進行了對生產設施、銷售組織和管理結構的三重報資。

根據錢德勒的研究，美國企業家對新機會的反應首先是在分銷領域:大規模批發和零售商業代替了靠收取傭金的傳統商業。然而，新式交通通訊所帶來的更大的革命是在生產領域。在19世紀最后的幾十年里，沒有任何創新能比愛迪生和西門子及其他發明家的導致大規模生產和分配電力的創新更影響深遠的了。隨著新能源技術的出現，第一批行動者廣泛地出現在美國工業企業之中。在那些一兩個先驅企業進行了三重投資的工業中，這些企業迅速主宰了育場。然而，美國的現代工業企業更多的是在合并或兼并之后出現的，它們成功的充分條件也是要進行三重投資。這些先行者在18 S}-19411年期間一直保持著領導地位。

錢德勒首先介紹了美國石油工業，因為它是“規模的成本優勢影響企業增長和決定工業結構的驚人范例”。石油工業的第一行動者是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它是世界上最早對生產、銷售和管理進行三重投資的企業之一。洛克菲勒和他的合伙人從一開始(1860年末期)就在能利用規模經濟潛力的石油加工基礎上建立起近乎壟斷的地位。巨大的產量給予他們強大的武器來使鐵路提供優惠以降低運輸成本。較低的生產和運輸成本又給了洛克菲勒經濟支配權力來組成標準石油公司聯盟，它通過以自己的股份換取對其他30多家煉油公司的控股權來組織整個石油工業，協調銷售和分配以穩定價格。在挑戰者的刺激下，標準石油聯盟在1870年末以超過自己總資產(300萬美元)10倍的投資(3000多萬美元)鋪設輸油管道，然后在原聯盟的基礎上成立了標準石油公司托拉斯，其目的是提供一個法律手段為聯盟建立一個中央辦事處。到1880年中期，在設在紐約的多層大樓的這個總部里，一個龐大的管理層級開始協調、監督并計劃這個全球性的工業帝國。它能夠通過關閉、重組和新建煉油廠來重組生產過程并協調從采油到消費的流量，以使工業合理化并更充分地利用規模經濟。托拉斯煉油設施的重組使每加侖煤油的平均生產成本從1880年的2..5美分降到1885年的1. 5美分，同時利潤卻大幅上升。

美國石油工業在20世紀頭l0年里經歷了從近乎壟斷到寡頭壟斷的突然轉變，起因是市場對石油產品的需求從煤轉到燃油，同時在美國國內和遠東、東歐發現了新的原油產地。一批新的石油公司成長起來:到1910年已有8家綜合一體化的石油公司名列美國200家最大工業企業的行列。1911年標準石油公司托拉斯被反壟斷法解散，這就進一步促進了這種轉變:在分離出來的16家大型企業中，有5個列在1917年200家美國最大工業企業的名單上。它仍在20世紀的第二個10年里，為在快速增長的汽油、潤滑油和新燃油市場中獲取份額，通過縱向一體化迅速成長。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大石油公司繼續通過向前結合(銷售網絡)和向后結合(勘探和采油)在海外擴張。大蕭條時期，一些大公司從海外撤資，把海外資產賣給了3家在海外最活躍的公司，即新澤西標準石油、美孚真空石油和德士古石油公司;另外2家，即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和海灣石油公司，則保留了海外業務。因此這5家企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對石油需求的巨大增長中大獲其利。它們再加上英荷殼牌及英國石油公司—即所謂的“七姊妹”—繼續主宰著戰后世界石油工業的寡頭壟斷結構。

美國石油工業的領頭企業從出現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集體歷史提供了一個現代工業企業崛起和增長的范例。第一行動者通過法律上的聯合、管理集中化和對煉油、銷售和管理的持續大量投資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只是在對特定精煉產品的需求發生變化以及新的原油來源出現以后，其他美國公司才有了能挑戰標準石油公司支配地位的第一個真正機會。成功的挑戰者是那些進行了三重投資的企業，它們先通過縱向一體化來增長，然后更多地通過職能效率而不是價格來為市場份額和利潤互相競爭并與標準石油公司的繼承者競爭。到1920年，所有的企業都由那些經驗豐富的職業經理管理著，他們絕大部分人只擁有所管理企業的極小比例的股份、，在前標準石油公司的后繼公司中，洛克菲勒家族成員甚至都沒有以外部董事的身份參與管理。

在描述了石油工業的例子后，錢德勒從先行者和挑戰者的兩個角度全面分析了大企業在美國主要的工業部門中的發展。美國企業擴張的集體歷程是由以下四個途徑按順序展開的:橫向合并、縱向一體化、海外擴張和多樣化經營。錢德勒指出，在這四大戰略中，只有后兩種是依靠組織能力。橫向和縱向結合都是為了控制市場，但它們本身并不能保證對市場的支配。使合并企業成為利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先行者的條件是在合并的基礎上實現管理集中化，并對生產、銷售和管理進行集中投資以使企業的結構合理化。先行者和少數挑戰者一旦確立，就會立即繼續為市場份額和利潤競爭，并以組織能力為利器向外國市場和相關產品市場擴張.以這兩種戰略進行的擴張日益依靠職業管理人員的協調，他們和高層管理者在多年競爭和增長中發展起來的職能管理和一般管理的能力強化了管理權和所有權的進一步分離，并增強了職業管理者對企業決策的控制。:因此，管理結構的興起是發展組織能力的關鍵因素，而且它似乎也是錢德勒用來解釋三個國家企業不同模式形成的關鍵變量。

如果靠個人操作是美國管理型企業發展潮流中的例外，那么這種風格卻是英國的普遍模式。與美國相比，在英國200家最大企業中，“比美國高得多的比例是生產消費品而不是工業品(生產資料)的企業。更多的企業集中于建立已久的老工業中，如釀造、紡織、出版、印刷、造船及化學和機械工業較老的部門。少得多的企業是在新的、技術先進的增長工業中。的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石油、電氣設備和輕型機械工業中的最大企業還是美國或德國企業的附屬”。不僅如此，英國企業的規模比美國的小，在1930年和1948年的200家英國最大企業名單上，只有大約50家的資產可以使它們被列入美國的200家最大企業行列。

根據錢德勒的研究，英國大型工業企業很少的原因是英國企業家沒有進行對生產、銷售和管理的三重投資。那么，為什么英國企業家對新的技術和市場機會的反應如此不同于美國企業家呢?錢德勒分析了這樣一些因素：英國的國內市場規模較小、增長較慢，而出口卻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產品;由于英國在運輸革命發生之前就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所以鐵路、電報和輪船的出現對英國工業制度的沖擊比對英國的要小得多，鐵路也沒有像在美國那樣為管理、資本市場和政府管制提供新的模式;以牛津和劍橋為主的英國高等教育機構主要培養紳士和官員，它們對新工業企業的需要反應遲緩。

然而，無論市場規模、政府政策、教育傳統有什么樣的影響，當錢德勒分析企業的例子時，個人及其家族控制都成為解釋企業行為的重要變量。“在整個19世紀末葉，英國企業家繼續以個人眼光而不是組織眼光來看待他仁的企業，把企業作為應該培育并傳給繼承人的家族財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先驅者們只招募了較小的管理團隊，而創業者及其家族繼續支配著企業的管理”。
 
家族企業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傾向是保證穩定的現金收入。由于企業利潤是企業主的個人收入，所以這些企業寧愿把利潤作為紅利支付出去，也不愿留在企業作為投資基金。“在這種個人管理的企業中，增長不是基本的目標。……許多企業主寧愿享受眼前的收入而不愿對他們的企業進行大規模長期再投資”；“……有相當充分的證據來支持這個觀點，即在英國，家族的大量穩定收入比企業的長期增長更有激勵效應”。:同時，“英國組織能力的發展之所以受到阻礙，不僅是因為缺乏企業之問的激烈競爭，而且也是因為企業創始人及其家族希望保持控制權。這種愿望阻止企業在遙遠的地方或對新的來經驗證的產品和工藝進行被企業主看做是相對有風險的投資。如果為這種項目籌資而需要新的資本，由此而引起外部持股或長期債務增加就會對家族持續的控制造成威脅”。因此，即使是效率較高的英國家族企業也不如美國管理型企業富有進取心。

因堅持個人管理而在三重投資上的遲緩使英國工業付出了高昂代價。在新工業中，機會之窗持續的時間短暫。在許多工業中，從新產品或新工藝的最初商業化到出現決定支配者的三重投資之間不過10來年的時間。當英國企業家躊躇不前時，美國人和德國人進行了使他們得以支配英國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投資，使美國和德國的工業產值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超過了英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了英國新工業中的企業空前的機會來趕上美、德這兩個對手。一個主要的成功例子是石油工業。1909年，在緬甸采油的伯馬赫公司成立了一個子公司—英波(斯)石油公司—來開采在波斯灣發現的大油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英國政府購買了英波公司51%的股份，以保證海軍約燃油供應。這個交易不僅提供了資金，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該公司變成不為個人所有和管理的企業。這個條件使當時任常務董事的人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負:要建立一個絕對一應俱金的公司。在他的領導下，公司擴大煉油設施，并組建全資的英國油船公司以進入批發和銷售業務。其繼任者于1925年仿照美國管理模式對公司進行了管理改組，使公司到1927年時成為一個集中化的、職能部門化的、由領取薪水的職業經理控制的管理型企業。195年，當公司在伊朗的基地被伊朗政府收歸國有后改名為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rn或BP)，它不僅保持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依靠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里發展出來的組織能力繼續擴張，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

英國石油公司的成功之處在于:因突破個人和家族的控制而進行了三重投資。但這在英國企業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模式。在紡織工業中，工業組織結構基本保持未變。在有色全屬和鋼鐵工業中，企業的規模小和家族控制互為因果，阻礙了戰后遍過合并和管理集中化進行合理化的可能。輕機械工業始終被美國企業支配著，而造船工業繼續衰落。只是因為依賴美國的技術和管理，英國的電氣設備和汽車及零部件企業才取得有限的成功。總體上，英國工業因沒有普遍發展出組織能力而受到削弱。

英國工業地位的相對衰落說明:掌握領先技術并不是經濟成功的充分條件。直到1870年，英國鋼鐵工業由于首先采用兩項基本技術創新—發明于1859年的貝塞默轉爐工藝和在1860年晚期完善的平爐工藝—還在大批量生產鋼方面處于領先地位，但卻是美國和德國鋼鐵企業在1880年為充分利用新技術的成本優勢而進行了三重役資，僅僅10年的工夫，英國鋼鐵產品就被擠出英國本土和英帝國以外的所有主要市場，而且永遠失去了這些市場。英國在有機化學工業(染料)中的失敗尤其令人觸目驚心。1856年，英國的泊金第一個發明出化學合成染料的工藝，使英國人直到1870年還掌握著無與倫比的技術領先權。同時，英國擁有豐富的基本原料(煤)，而英國的紡織工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最大的單一染料市場。盡管具有這些優勢，英國還是輸給了德國，因為是德國企業家投資興建了巨型工廠，招募了管理團隊，建立了遍及世界的銷售組織并教會了顧客使用新產品。

第一批德國現代化工產品的生產者是BASF、拜耳和赫希斯特三家大公司和四家小公司。它們首先是在茜素染料生產上興建了大得足以獲取規模經濟的工廠，從而獲得了先行者優勢。19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三個最大企業開發或生產許多品種染料、藥品和攝影膠片的設施—這些設施使用相同的中間產品和工藝。到1900年，三大企業各自生產幾百種不同的染料;到1913年拜耳生產的品種超過2 000種,對比之下，它們的英國競爭者或者生產很少的品種，或者質量低劣)。從19世紀70年代起，這些領先者先對分銷系統、研究設施和人員大量投資以改進產品和工藝。它們具備遍及世界的分支機構和經紀人網絡的新銷售組織置身于世界最大的行列。這些分支機構不斷向客戶發出有關產品優缺點的信息和改進建議，這種信息是中間商難得有能力提供的。新的和擴大了的實驗室在半個多世紀里都是有機化工方面的世界領袖。

錢德勒反復強調，大企業對市場的支配權力主要依靠組織能力，而不是依金給市場機制的配里有效性制造“人力”的障礙，諸如專利、廣告和企業間的協定。德國化工工業的優勢正好說明了這一點:“……比專利大得多的進入該工業的障礙是第一批行動者對其高度產品特定的研究與開發活動所進行的投資。……沒有專利權的知識，‘商業秘密’和廣泛的產品特定的知識和經驗創造出比專利強大得多的進入障礙。而且，有了專利卻沒有產品特定的開發專利的能力，那也沒什么價值――這正是杜郊和其他美國化工企業在它們于1917年獲得染料、藥品和其他有機化工產品的德國專利后痛苦地學到的一課。它們需要幾乎10年的時間來發展可以把這些專利有利可圖地商業化的設施和技能。”

與美國相似，德國的現代工業企業興起于運輸革命完成之際。但德國工業體系很快表現出自身的特點，而最突出的是銀行的作用。由于德國國家官僚機構的控制，鐵路的誕生沒有對管理組織和勞動關系產生多大影響，但對工業金融卻造成和在美國一樣的深刻影響。1840-1850年建筑鐵路的高潮導致對資本的空前需要，以國家規模甚至國際規模提供資本的信用銀行在1850年后的德國大量出現。1880年后，隨著鐵路網的建成，少數很大的信用銀行—稱為全能銀行—開始向工業企業集中、_在這個過程中，比英美銀行雇用多得多的職員的德國銀行發展出對特定工業和公司的深入知識，并因為在工業融資中的重要作用而參與企業高層決策。德國全能銀行首創我們今天所稱的風險資本，它們為集中于重化工業的大型德國企業集群提供了為利用規模和范圍經濟并因此獲得先行者優勢所需的巨大啟動資本。

德國法律不禁止卡特爾，也沒有反托拉斯立法。隨著對資本密集型技術的投資增加，卡特爾的數量也增加，從1875年的4起增加到1890年的109起，再到1905年的385起。然而，由于合作合法，也就缺乏在整個工業范圍的兼并以限制競爭的動機。由于錢德勒認為整個工業的合并是整個工業重組和合理化的絕對必要條件，所以他認為“這種合理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德國的發生遠遠少于美國”。德國與美國之間的另一個重要差異是德國公司治理結構上的雙會體制。，18$4年通過的一項法律規定，股份公司要有一個負責日常經營的管理層董事會和一個負責控制和指導長期政策制訂的監事會。但在實踐中，監事會逐漸由非全時的代表所組成，既包括大股東(包括母公司)的代表，而且包括外部利益集團(如銀行、有關社區)的代表。于是，監事會對公司的控制職能逐漸減弱，而由公司經理人員組成的董事會就決定長期政策和短期經營決策，雖然企業所依賴的銀行和母公司的代表繼續影響政策制訂，而且監事會也因包括銀行家和其他公司的官員而為企業間的合作提供了便利。

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德國合作管理資本主義的發展:對企業有大量投資的銀行寧愿合作而不愿競爭，尤其當競爭威脅到利潤時更是如此。不僅法律允許合作，而且教育體制為工業培養出來自相同社會階層、接受相同技術和商業訓練的管理者。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敗和戰后的危機使德國工業家相信，只有合作才能使德國工業復興，從而鞏固戰前發展起來的合作的管理資本主義。

但是，無論在地理位置、政府政策、金融和教育體系上有什么不同，德國工業力量的崛起都是因為德國企業家能夠為利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而進行三重投資。對于這種行為，錢德勒更多地是現象描述而不是解釋。然而與英國相比較，最關鍵的因素似乎是德國企業家愿意依靠職業管理人員隊伍。德國的大型現代工業企業在比美國更高的程度上集中于生產資料工業中，尤其是在重型機械、化工和金屬工業中，而它們的組織能力是德國工業的核心力量。雖然德國的家族控制更強一些，美、德兩國的企業都逐步成為管理型企業，它們之間的差異小于德、英之間的差異。那么為什么德國企業家能夠比英國人更多地打破家族所有的局限?錢德勒給出了一個猜測:“因為德國有悠久的官僚式管理機構的傳統，管理人員班子的概念也許不像對英國企業家那樣生疏。在文職人員受到高度尊重的國家。領取薪水的新管理人員即使處于最低的管理層次，也被冠以私營企業高級職員的職稱。，而在英國，即使是最高級的領取薪水的管理人員也總是屬于‘公司服務人員’，他們在1920年以前只有極少數進入董事會。而領取薪水的德國管理人員，尤其是握有學士學位或工程博士學位的，到1900年就能進入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而且還常常處一于支配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經濟到1924年穩定下來，工業開始復蘇。那些在戰前沒有建立起組織能力的次要工業恢復緩慢并繼續被外國企業支配著，但那些在戰前就發展了組織能力的工業則開始了強勁的復蘇〔，重型機械工業的企業—那些因利用了范圍經濟而在1914-年前獲得成功的獨特的德國企業—又迅速成為歐洲生產機器的領先廠商。電氣工業中的領先企業西門子和AEG從它們毀滅性損失中迅速恢復過來，在短短幾年內又重返國際市場。鋼鐵工業和化學工業都進行了戰前所難以做到的合并及合理化。1925年，八家化工企業一一拜耳、BASF和赫希斯特—合并組成巨大的法本化學工業股份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盟國管制委員會將法本拆成三個繼承了上述名稱的公司，它們在后來的幾十年里一直是德國三家最大的化工企業。德國工業在德國兩次世界大戰戰敗后的復興，更加證明了組織能力的決定性作用。

管理資本主義的邏輯:
錢德勒所診釋的歷史證明，是工商企業—通過其組織能力的發展—在美國、英國和德國的工業經濟發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這個主題一反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后者對經濟增長的研究依靠生產函數的概念，即把產出的增長源泉處理成生產要素—勞動、資本和土地—的增長，或這些要素的生產率的增長。但對錢德勒泉說，使美國和德國超過英國的決定性因素并不僅僅是對物質資本的投資率，也不是政府、企業家個人品質或文化等(雖然這些因素都起作用)，而是支撐了縱向一體化大企業發展的專業管理和組織體系的發展。錢德勒所闡明的正是主流經濟學的盲區:組織創新是“技術”進步的組成部分，而對生產、分配和銷售中的管理系統和結構的投資是總資本形成的組成部分。

管理和組織是被許多中國經濟學家所忽略的間題，他們在企業改革上唯一的著眼點是個人激勵和產權。到是一生都為美國資本主義辮護的錢德勒對決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關鍵因幸認識更深刻，Lazonick這樣評價錢德勒的邏樣：“企業家精神，不管是個人的還是集依的，都不足以造成經濟發展，企業家的創新戰略必須繼以建設計劃、協調創新和生產流量的組織結構。成功帶來規模和范圍經濟的組織能力不僅依賴物質資源的，而且更根本地依賴于人力資源的發展和利用”。

以管理結構為核心的組織體系如此重要，以至于錢德勒不認為技本本身是決定性的。英國人曾在煉鋼和有機化工等領域掌握了領先的技術，但卻是美國人和德國人通過三重投資所創造出來的大規模縱向一體化的企業組織獲取了這些技術的經濟收益。〕錢德勒早在《看得見的手》中就闡明了他的觀點:生產率的潛力只有通過企業內部的組織過程才能被實現，而這個過程的核心是能夠有效進行計劃和行政協調的管理結構〔他在這里繼續深化了這個主題:新技術僅僅提供了生產率的潛力，實現新技術的潛在經濟效益是一個組織性的問題，而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可能的經濟效益只有通過組織創新才能被實現〕

對錢德勒來說，由三重投資所帶來的組織創新的意義在于創建決定企業和國民經濟績效的組織能力。事實上，從擴張戰略導效多部門結構的出現，到行政協調對市場協調的替代，再到利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三重投資，錢德勒一生的工作都在證明管理和組織結構對于發展組織能力的決定性作用。管理層級的作用在于快速高效地協調組織內部的資源配置，而缺乏這種協調只能導致渙散的行動，阻礙實現新技術機會的經濟收益潛力。

以結構為基礎的組織能力一旦創造出來，就成為保持領先者優勢的源泉，其動力是自我持續的。從錢德勒所提供的效據來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名列第一或第二的企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仍然保持第一或第二位的概率，在美國是0.57，在英國是0.56，德國是0.31.所以基于組織能力的優勢可以長期保持，其原因在于這樣幾個機制:（l）先行者因率先實現規模經濟而在所處工業中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2)先行者在所有的職能領域(生產、銷售、財務等)都對跟進者具有學習優勢;(3)挑戰者的進入成本更加高昂，因為它們不得不面臨先行者競爭性反擊的不確定性。因此，如果先行者不犯錯誤，如果沒有政府干預以及技本和市場的根本變化，跟進者很難戰勝在創進組織能力方面的先行者。

錢德勒沒有忽略宏觀方面，他系統分析了各國社會經濟結構和條件對工商企業的影響。所以對他來說，英國的個人資本主義是當時英國階級結構和社會財富分配方式的結果，而英國狹小的國內市場限制了多單位企業的發展空間。在德國，因為缺乏有組織的資本市場以及德國工業化時對更大規模經營的要求，銀行發揮了比在美英更大的作用;沒有反托拉斯傳統的法律結構減輕了企業合并的需要，這又縮減了在工業范圍內重組的機會。但盡管存在著這些差異，錢德勒卻并沒有把它們看做是決定性的，因為對他來說，決定工業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始終只是一個—即管理者通過三重投資追求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決心和能力。的確，幾家采取了這種戰略的英國企業，如英國石油、聯合利華和ICI公司就取得了與它們美、德同行可媲美的成功。錢德勒以這個邏輯有力地表明:一國經濟的發展更關鍵地取決于建設企業展次上的組織能力。

不朽的錢德勒
錢德勒從一個歷史學家的背最出發，畢生致力于企業史的研究。他的成就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西方學術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在企業史領域，B. C.(公元前)的意思是Before Chandler(錢德勒之前)。”在錢德勒之前，企業史的研究局限于對個別企業和個別企業家的經驗描述上。西錢德勒與前人不同之處是在眾多案例的基礎上提煉出具有一般性理論意義的主題( McCraw, 1988 )，因西他的研究對經濟學、組織理論、管理學等領域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同任何學者一樣，錢德勒的一些觀點也受到質疑和批評，①但卻沒有任何人否定過他的研究的價值。由于錢德勒的理論命題是建立在歷史研究的基礎上，對其最大的疑問很可能是:縱向一體化的大企業是否過時了?②就美國本身而言，新的、小的企業大量進入新工業并推動其發展的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但這些新進入者之所以能夠找到市場、技術來源從而在技術創新上發揮作用，則是因為聯邦政府、大企業和大學提供了基礎結構(l}'Iowery arid l}osenberg1998)。大量的經驗證據支持錢德勒的觀點，Harrison } 199 }指出，}0世紀80年代以來小企業在創造工作機會和技術進步方面的作用被嚴重夸大了，大企業及其戰瞬到火伴仍然主宰著經濟發展過程。在最近由十幾名美歐著名學者對半導體、計算機、軟件、機床、化工、制藥和醫療器械七個高技術工業的一項國際比較研究中，他們發現這些工業中領先企業的經驗符合錢德勒對工業領導嘆源泉的分析，而先行者優勢在獲取工業領導權方面是重要而持久的。至少，在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前夕，使中國工業感到壓力的不是那些靈活多變的外國小企業，而是那些能對其遍及全球的投資、生產和銷售進行行政協調的巨型跨國公司。

從左翼立場出發，Waring(1991)批評錢德勒有功能主義傾向。即把組織和管理形式的選擇看成完全是由經濟效率決定的，而忽略了社會沖突的作用。Lanozick (1991)也認為錢德勒因排除了勞動和車間現場問題而忽略了管理體制的社會關系內容。社會學家Fligstein ( 1990)認為政府管制對多部門結構在美國企業中的擴散起了重要作用。對錢德勒的縱向一體化大企業主題的最大挑戰來自Piore和Sabel ( 1984) .他們認為由靈活專業的小企業所組成的網絡才能在市場變化日益劇烈的現代經濟中創造更高的效率。樣斯(Teece 1993)指出，錢德勒沒有對不同契約形式進行系統的比較，而只考察了各種契約形式如何被追求大批量生產的縱向一體化所代替：由于錢德勒沒有考察規模和范圍經濟與企業邊界的關系問題，他的框架難以理解自1975年以來迅速擴散的戰略聯盟和合資經營現象。

國內曾有人把錢德勒與交易費用經濟學相提并論，這至少是個誤解。實際上，錢德勒在后來的一篇文章中明確劃清了他與交易費用理論及其他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企業理論)的界限。他在文中列舉了經濟學中的四種企業理論，即新古典企業理論、代理人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和演化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錢德勒說:“我和威廉姆森的基本區別在于，對他來說，‘交易是基本分析單位’，而對我來說則是企業及其特定的物質和人力資產。如果企業而非交易費用是分析單位，那么企業設施和技能的特定性質就成為決定什么由企業做、什么由市場做的最重要的因素”。對他來說，只有以企業及其通過學習得到的能力作為分析單位，才能理解從第二次工業革命起來的大企業成長史。因此，錢德勒明確表示了對演化經濟學企業理論的同情。

錢德勒的企業史研究為動態企業理論提供了必要的經驗基礎和歷史概括，從而成為該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思想源泉。①錢德勒從來投有提出過有關企業和工業組織的正式理論，也沒有有意識地討論經濟學理論，但他的研究成果卻搖撼了主流經濟學的根基。在錢德勒看來，市場調節的過程并非自動發生的，市場結構也不是經濟績效的決定因素;相反，是管理決策和影響企業組織的制度框架塑造了市場結果。但企業決策并不表現為連續的最優造擇，在技術和市場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的階段，某些決策影響企業后來幾十年的命運。企業的發展軌跡存在“路徑依賴”。不僅如此，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可利用程度由企業的組織能力決定。這個主題與潘羅斯關于企業增長極限由企業管理力量決定的主題相通，而與正統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相悖。在經濟學標準教科書中，個別企業的成本結構是給定的(表現為U形成本曲線)，由市場結構和生產的技本條件決定，而企業惟一能做的就是“發現”自己的“最優”規模。從速度經濟原理到三重投資的戰略意義，錢德勒所揭示的一個主題是:成本曲線的確定離不開基礎結構、組織和企業的戰略，而企業的成本結構在相當程度上是企業組織能力的內生變量。這是一個能夠讓一般均衡理論大廈坍塌的命題。因此，雖然沒有去直接論述，錢德勒支持了動態企業理論的中心思想:持定的組織能力是特定企業的競爭優勢的來源，是解釋企業之間長期經濟績效差異的關鍵變量，而把新技術提供的機會轉化為可持續優勢的組織能力取決于管理團隊的戰略行動。錢德勒的一些觀點可以受到挑戰，但他的成就卻是一座任何經濟學家都繞不過去的高山。

潘羅斯在她發表于1959年的《企業增長理淪》中，通篇強調內部組織對企業增長的中心作用。但她的理論非常抽象.所以她說:“還沒有足夠的、系統的信息能對這個理論加以全面的驗證”(Penrose 1995/1959年版，第3頁)。當潘羅斯寫下這句話不久：錢德勒的《戰略與結構》發表了。用潘羅斯在《企業增長理論》再版前言中的話說：“錢德勒的書是在《企業增長理論》出版之前完成的，但該書進行歷史分析的分析結構與我的書出奇地一致，在許多地方使用了非常相同的概念和幾乎相同的術語”(同上)。納爾遜則坦率承認( Nelson 1991 ) ,他與溫特合著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Nelsun and Winter 1982 ）的主要缺點就是當時對錢德勒的著作研究不夠，暗示演化理論對企業行為的戰略性質重視不夠。總之，如梯斯所說，錢德勒的工作“從企業組織那一面，給了我們誰一最好的一組連貫的關于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大企業興起的論述”（Teece 1993年版，第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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