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老的寶刀 難得的遺珠-讀《魏巍文集》

不老的寶刀 難得的遺珠——讀《魏巍文集》續一、二卷

馬鎣伯　

    最近，魏巍同志在已有的十卷文集之外，又有兩卷續集問世。人們奔走相告，我趕緊拿來認真捧讀一遍。如果說十卷文集是我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成就斐然，魅力永存；那么，這兩卷續集可以說是不老的寶刀，難得的遺珠。之所以說是不老的寶刀，是因為其中續一集《新語絲》是這位老作家步入髦耋的近十來年間寫的，繼承和發揚了魯迅雜文的戰斗傳統；之所以說是難得的遺珠，是因為其中續二集《四行日記》是這位老作家幾個時期深入生活的日記，內容彌足珍貴，以往卻未示人。

堪稱“感應的神經”無愧“攻守的手足”

    魯迅在談到雜文作者的任務時，曾經說，應當“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雜文•序言》）如今我們通讀《新語絲》，深深感到魯迅的這個斷語，用之于魏巍在新時期寫的這些散文身上，真是最恰切不過的了。它們沒有一篇不是針對現實生活中最迫切的問題而發，針對性強，筆鋒犀利，高瞻遠矚，寓意深刻。
    當我們打開《新語絲》時，卷首篇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大字標題：“變”。篇頭的箴言是：“世界上萬事萬物都在變。可是卻有各種不同的變。”文章指出，20世紀有兩種性質截然相反的“變”：以巴黎公社為序幕而在20世紀展開的歷史變革，是將歷史車輪推向前進的劇變，是人類從資本的奴役中和一切剝削制度中解放出來的劇變，這是人類進入黎明期的開始；而蘇聯、東歐發生的劇變，卻是歷史的大倒退，是資本的卷土重來，重新將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者抓在它的血手之中，使人民再度回到黑暗。作者提醒我們：質變是從量變開始的，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但是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我想，一切不帶偏見的人都會贊同這個完全符合事實的歷史總結，這個完全符合唯物辯證法的科學論斷，并從中得出我們應有的結論。作者熱切地希望我們偉大的祖國繼續沿著前一種變革的軌道前進，一片赤子之心可昭日月。差不多與此同時，作者還寫了另一篇文章《我想到猶大》，指出在后一種劇變中，共產黨內的猶大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文章說：蘇聯、東歐的劇變證明，“并不是從國外派多少萬人來搞和平演變，而是我們的‘自己人’在推行和平演變，危害的嚴重性正在這里。”這些年來，我們對于作者的這個提醒有了更加深切的體會，因為我們有機會見識了更多的國內的“猶大”，在過去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通常稱之為“反水”現象。例如，某些入黨多年的“老革命”卻以“兩頭真”自詡，為自己的“反水”辯護。其實，所謂“兩頭真”，打個大不敬的比喻，只不過是原本為枯木朽株，后來涂上了一層嶄新的油漆，如今油漆剝落，又露出了本來面目而已。又如，當有人要我們黨“改名為中國社會民主黨，參加社會黨國際”時，有的“老革命”竟然聲稱“這些建言”“特別值得重視”。這難道不是“反水”現象，不是作者所說的“猶大’嗎？目睹了這些，我們是不會把作者的告誡等閑視之、置若罔聞的。我們還會自然地想起作者在五年前寫的一首詩：“尋章摘句老雕蟲，口口聲聲奉馬翁，一看城頭旗色變，叛賊營中打先鋒。”
    當我們迎接21世紀到來的時候，作者發表了《在新世紀的門檻上》一文，透辟分析了蘇聯解體的教訓，指出主要是戈爾巴喬夫之流打著社會主義的旗子，走著資本主義的路子。他們在國際問題上，對帝國主義妥協退讓，實行無原則的“和平共處”；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推行全民國家、全民黨的主張，否認在一定范圍內依然存在的階級斗爭，放任資產階級思想對無產階級的進攻；在建黨思想上，篡改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使黨日漸腐化墮落，脫離人民，變成各階級混合雜居的俱樂部和爭名逐利的團體；在經濟建設上，以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迷信否定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萬能論和否定公有制為主體的私有制驅動力論；在依靠誰的問題上，實際上改變了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真正依靠的是黨內外的資產階級；如此等等。與此同時，作者批評了把蘇聯解體歸咎于所謂“蘇聯模式”、“斯大林模式”失敗的論調，厲聲責問：“這不是故意顛倒黑白、張冠李戴嗎？這種手法豈不是太可恥了嗎？”近年來，當全盤否定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就和經驗，把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流捧上了天的奇談怪論甚囂塵上之時，我們不能不服膺作者對問題感受的敏銳、觀察的深刻和分析的精當。
    作者在《發展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一文中，開宗明義指出，不能離開意識形態來談文化。文章說：“只有代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文化，代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方向的文化，才有資格稱為先進文化的代表。”在此基礎上，他列舉了意識形態領域的“三股逆流”和現實生活中的“兩種圍剿”，要我們加以警惕。“三股逆流”，一是西方腐朽文化的大量涌入，二是舊中國殖民地文化、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三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肆泛濫。作者說：“這三種力量似乎結成了‘神圣同盟’，它們一起向無產階級思想體系——先進文化展開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進攻。它們的總目標和總口號是‘消解主流意識形態’。什么是‘主流意識形態’？在我國不明明白白說的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嗎？不明明白白指的是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嗎？什么叫‘消解’？不就是打垮、瓦解、消滅嗎？”“兩種圍剿”，一種是資產階級通過錢權交易，用大量的糖衣炮彈圍剿共產黨的干部；一種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等三種反動的文化力量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圍剿。這決非危言聳聽。胡錦濤同志這些年來一再告誡我們要有憂患意識，憂患意識從何而來？我想，認清這“三股逆流”和“兩種圍剿”，對于我們樹立憂患意識是大有好處的。
    作者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在我國可謂婦孺皆知，在國外也聲名遠揚。但是，以《﹤誰是最可恨的人﹥序》，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太多。作者為之作序的這本書，內容系集自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揭露黨內腐敗分子的丑行的報道，但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地未能公開出版，因此廣大讀者也就無緣與之見面。現在讀到作者當時寫的這篇序言，多少可以彌補這個缺憾。在這篇序言里，作者援引了他曾在1991年中央領導召開的元宵節文藝座談會上說過的話：“腐敗現象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黨的肌體上兩個孿生的毒瘤。如果說有什么足以威脅黨的生存，就是這兩個東西。”關于反腐敗，作者提出了值得重視的建議，例如，要劃清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的界限，堅決同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斗爭；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把廣大群眾組織到反腐敗的大軍中來；等等。在《序言》的末尾，作者用飽蘸感情的筆觸寫道：“讀完這本書，反復思考，夜不成寐，特書此數語以為序。”只要不是對國家安危無動于衷的鐵石心腸的人，能不為作者那顆憂國憂民之心所深深震撼嗎？
    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肇始的改革開放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正如看待任何事物都應當既持重點論又持兩點論一樣，我們在充分肯定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的同時，也要看到其存在的不足的方面，加以反思和改進。對此，魏巍早就發表過十分中肯的意見。他引用古人曾參的話“吾日三省吾身”，說明反思在一個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一個人是這樣，一個黨也是這樣。這說得多么切中肯繁啊！須知，他說這個話的時候，那種誣“反思改革”為“反對改革”，企圖從根本上堵塞反思之路，以便變改革為“改向”的傾向，還沒有從“風起于青萍之木”發展到“盛怒于土囊之口”的程度，于此可見作者目光的敏銳和犀利。
    魏巍同志盡管年屆髦耋，卻時刻關注著世界風云和社會動態。當山西發生“黑磚窯”事件時，他立即寫了《驚聞山西‘黑磚窯’事件》予以回應。他深刻指出：“要徹底消除‘黑磚窯’，必須與反腐敗結合起來，對‘黑磚窯’的保護傘展開追擊。”他進而強調，對于資本的原始積累要有清醒的認識：“資本家正是資本的人格化，他有自己獨特的靈魂。”追逐最大、最高利潤就是他的本性。毫無疑問，這個分析是深刻的，是一語中的的。對于身邊發生的各種事情，我們這些年齡比魏巍小得多的人，也不可能及時作出反應。而魏巍年屆髦耋，卻反應如此及時，如此準確，他實在堪稱“感應的神經”，無愧“攻守的手足”。

對真善美的贊歌 對假惡丑的檄文

    作者曾經把自己的文章概括為兩個方面，即火上加油和挖掘墻腳。火上加油是給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增添干勁，挖掘墻腳是挖資本主義的墻腳。他說：“資產階級老是挖我們的墻腳，一點都不消極怠工。看來我們對他們也不便放松。這樣才能使我們自己人興奮愉快，輕裝前進。”通讀《新語絲》，我們深切地感到，他對挖墻腳的工作確實絲毫沒有放松，凡有奇談怪論冒出，立即給以反擊，那些批評文章可以說是對假惡丑一篇篇檄文。
    關于“補課論”。這是一個時期以來相當流行的一種論調，至今也未斂跡。按照這種說法，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其論據是：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原來經濟、文化落后，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不應當發生而發生的，都是不滿月的“早產兒”和“畸形兒”，因此重新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作為一個必經的階段是不可或缺的。他們根本反對我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去實現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國家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魏巍同志痛斥了這種論調，他指出：“有出息的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完全沒有必要依據資本主義是否高度發展而束縛自己的手腳。因為革命的爆發，其因素是多方面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決不是唯一的因素。從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發生看，當時都是矛盾的集中點，主客觀條件都已完全具備，包含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那種把生產力發展水平視作唯一標志的人，不承認其他因素的人，只能證明不過是庸俗的生產力論者和機械論者罷了。”
    關于“告別革命”論。這種論調認為，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都讓革命搞壞了、搞糟了，不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數十年的偉大革命是不應當進行的，連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也都是不應當進行的；如果沒有這些革命，采用逐步改良的辦法，中國早就富強了，現代化了。魏巍同志嚴詞痛斥這種論調：“它不僅僅是對我們人民、對我們現代革命史的詆毀和否定，對我們成千上萬先烈的生命和熱血的否定，也是為了斷送我們中華民族今后的生機。試想，我們中華民族從根本上消失了革命精神，我們還有什么希望呢？”作者除了寫文章駁斥這種論調外，還在清華大學學生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座談會上作了題為《不能告別革命》的講演。他的講演在闡述了“革命是不能告別的”以后，又著重講了“你們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在論述這個問題時，他談到了帝國主義同中國的矛盾依然存在，并舉例說：“現在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不是正在轟炸南斯拉夫嗎？轟炸已經六十多天了，現在還沒有停止的樣子。無端地干預一個國家內部的事務，是什么理由？這同當年八國聯軍的強盜行徑有什么不同？如果讓美帝國主義繼續橫行下去，炸彈有沒有可能落到中國人頭上，落到你們的頭上，我可沒有保證。”不幸而言中，過了幾天，就發生了我駐南使館遭美機轟炸的嚴重事件。當然，這是事有湊巧，但從歷史的長河來說，這個偶然里面是否也包含著某種必然呢？
    關于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論。這種論調是一本名為《交鋒》的書提出來的。這種論調企圖把我們的改革變成“改向”，把改革開放引入資本主義的歧途。針對此類論調，魏巍同志指出：“《交鋒》提出的口號，他們的老師嚴家其早在十多年以前就提出來了，他們現在不過是步他們的老師的后塵罷了。所不同的是，那一部分人跑到了國外，在國外吶喊，這一部分人留在國內，在國內響應。他們配合得多么好啊！”魏巍同志令人信服地告訴人們，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主張：一種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另一種是同四項基本原則相割裂、相背離、相對立的“改革開放”，這種“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他說：“從當前這場交鋒的性質來看，它不是改革與反改革的斗爭，而是兩種改革觀的斗爭，是要不要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斗爭。”要哉斯言！信哉斯言！如今，當這場交鋒以更大規模展開的時候，當《交鋒》一書的兩位作者又分別侈談對日的“新思維”和中國的“新革命”，鼓吹不問愛國賣國、不問是功是罪的時候，人們讀到魏巍同志的這篇檄文會倍感親切。須知，當年的《交鋒》是受到達官貴人撐腰，坊間書肆追捧的，批評《交鋒》的文章則是“吟罷低眉無寫處”，神州之大發不了，在這種情勢下能夠同《交鋒》交鋒是難能可貴的。
    關于抗美援朝否定論。在那股幾乎席卷一切的翻案風中，偉大的抗美援朝也遭到否定。翻案者說，美國政府本來是不準備同中國打一場大戰的，更無意侵占中國的臺灣，抗美援朝這場戰爭本來是不應該打的，但是卻打了三年多，使“中國流了很多血，損失了很多財產”；同時也搞壞了中美關系、國際關系，使“中國二十年不得參加聯合國，阻滯了中國社會和經濟的進步”，“使中國無限期延緩了統一臺灣的目標”；尤其是犧牲在朝鮮的幾十萬中國人，他們都是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死去的，簡直是一些冤死的鬼魂。翻案論者自稱是為這些冤魂深沉地悲哀，并且要求中國人對這場戰爭有“新的思考”。立論之乖謬，論據之虛妄，可謂前所未有，登峰造極！魏巍同志作為這場偉大戰爭的親歷者，對于此種論調給予了有力的回擊。他怒不可遏地寫道：“我在抗美援朝五十周年后看到這樣的文章，感到比那位作者更加深沉的悲哀。不過我悲哀的不是烈士，而是五十年后中華民族怎么會出現這樣一批說鬼話的不肖子孫！也許說他們是不肖子孫太不夠了。正如有人哀嘆的‘漢奸情結何時了’，這些人如果不是秦檜轉世，也是汪精衛復生了。再不就喚他們是‘洋奴’或‘西崽’！”他義正詞嚴地宣告：“在中國人民的心中，抗美援朝的歷史，是莊嚴而神圣的，是值得中國人民驕傲的一段歷史，它是不允許任何人來褻瀆的。……在紀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的時候，我們向犧牲在朝鮮土地上的光榮的烈士們和他們的家屬深深致敬！向尚健在的參加那次戰爭的整整一代人深深致敬！我再次說，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是中國人民近代反帝史上輝煌的紀念碑！”讀了這些情理并茂的話語，一切良知未泯的中國人都不能不為之動容。
    在無情鞭笞假惡丑的同時，作者熱情歌頌真善美。讀者還記得，在魏巍同志的長篇小說《火鳳凰》中，曾經描寫了一位感人至深的青年詩人晨曦，這是以在抗日戰爭中英勇獻身的陳輝烈士為原型的。在陳輝犧牲六十周年之際，作者又寫了一篇紀念文章，一方面痛斥“告別革命”論，一方面贊頌包括陳輝在內的革命詩人。他滿懷深情地說：“今天我們紀念英雄詩人陳輝，并回顧我們優良的詩歌傳統，就是要找一找我們同他們之間的差距，看看我們身上到底還缺少些什么，還有什么不夠的地方，然后，堅定地站在工農勞動群眾一邊，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一同戰斗，一同前進！”
    為了在反映抗美援朝的長篇巨著中把前方同后方聯系起來，作者曾經在1953年特地到長辛店二七機車車輛廠深入生活。在那里他結識了廠長黃英夫。這是一位11歲就參加紅軍的“年輕的老干部”，經歷了從一個文化程度并不很高的紅小鬼到管理現代化大企業的廠長的艱辛歷程。將近半個世紀以后，作者在為一部以黃英夫為主人公的紀實文學《山花爛漫》（錢小惠著）作序時描述了他當時留下的深刻印象，并極具針對性地指出：“誰敢說我們的工農干部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呢？誰敢說他們沒有才能呢？他們之中，不僅出現了數不清的將軍，不僅出現了許多管理國家的棟梁之材，不是也出現了管理現代化大企業的能手嗎？如果說過去有人輕視知識分子的傾向不對，那么今天反過來輕視工農出身的人就更不對了。”
    作者贊頌的對象不僅有中國人，還有外國人。最為突出的是他對白求恩式的國際主義戰士陽早和寒春的贊頌。很多人都知道，陽早是美國的一位飼養奶牛的專家，為了支援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他賣掉了自己的奶牛，飄洋過海，來到延安養牛。寒春本是物理學家，曾參與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試制。出于對腐朽的美帝國主義的絕望和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向往，她也來到了延安，與陽早久別重逢，喜結連理，從此開始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作者以由衷的敬佩之情贊頌了這對“愛情與真理的結合”的伉儷對中國人民的深厚友誼，同時指出：“在他們身上，我還看到了另一種十分光彩的東西，就是幾十年來他們一直保持著當年延安的作風。在這點上，我可以坦率地說，比我們許多老干部做得還好，這是十分難得十分可貴的。”作者告訴我們，這對夫婦生活極為簡樸，終身不脫離勞動，不脫離群眾。他們說：“出出進進看得見工人、農民，聽得見機器響，住在這里心里才踏實。”他們嘴上經常掛著一句話：“要用延安精神搞四化！”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真善美啊！
    作者以密切關注現實的態度和極其敏銳犀利的目光，隨時把生活中的真善美介紹給讀者。當工人詩人王學忠在文壇上初露鋒芒，魏巍同志便熱情推薦。當某些人對這位詩壇新秀吹毛求疵、棄如敝屣時，魏巍同志又以關愛的態度實事求是地指出：“要知道，詩人也需要在戰斗中成長，在成長中戰斗，不要要求一個新戰士立刻成為成熟的布爾什維克，不會憑空從天上掉下一個馬雅可夫斯基來！即使就詩歌本身的成就來說，王學忠也是不平庸的。老實說，他的那些詩并不是每個詩人都能寫出來的。即如短短的《國企媽媽》這樣的詩，哪個寫得出來？不是國企工人，不經歷這樣大的變動，哪里會有這樣深的感情，怎么可能稱‘國企’為媽媽呢？”當他從長江大學的校報上看到該校學生趙傳宇舍身救起在長江邊上洗衣落水的七旬老嫗的報道時，立即致信長江大學，信中意味深長地說：“近些年來，我們新一代的青年，正在五光十色極其復雜的社會環境中經受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我看出，一些人經不起種種不正之風的誘惑和腐朽文化的蠱惑而遭受不幸；同時，我也看到，另一些青年，正在苦讀馬列，深入群眾，正在刻苦地磨煉自己，用堅強的意志抵御著各種無孔不入的腐蝕。從后一種青年身上，我看到希望。愿他們以革命前輩為榜樣，像奔騰不息的長江一般，把我們的祖國推向前進。”這位偉大作家的愛憎就是這樣的鮮明和強烈！
    作者在他75歲生日時，曾經寫過一首《自題》詩：“黃河岸上一少年，不覺霜雪飛鬢邊。煙飄青春從不悔，霧迷關山志更堅。魯師遺訓銘心底，癡牛永俯孺子前。胸中自有青松氣，盡瘁不唱夕陽殘。”我們讀了魏巍同志的《新語絲》，從那些對真善美的贊歌和對假惡丑的檄文中，看到的正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

彌足珍貴的史跡 戰士心靈的歷程

    《魏巍文集》續二卷是《四行日記》，包括“二次赴朝日記”、“赴越日記”、“長征路尋訪日記”和“石油戰線巡禮”。這些日記給我們留下了作者親身經歷和實地走訪的史跡，這是作者深入生活的記錄。它不僅為以抗美援朝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東方》和一組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為以越南抗美戰爭為題材的一組報告文學《人民戰爭花最紅》，為以紅軍長征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地球的紅飄帶》，為以獻身石油戰線的青年為題材的一組散文《為青年朋友壯行》作了充分的題材和主題的準備，而且也是我們今天的讀者了解那些永垂史冊的不平凡的歲月和事件的難能可貴的第一手材料。
    作者1952年的二次赴朝，歷時一年，先后走訪了兩個軍、志愿軍總部、兵站、醫院、炮兵、工兵、高炮陣地，訪問了朝鮮人民軍和朝鮮人民以及戰時的平壤城。其間他曾在一個營部和連的陣地上住了一個月，有一次竟睡在距美國侵略軍不過400米的地方。從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志愿軍首長陳賡和甘泗淇將軍的英姿。特別是陳賡，作者告訴我們：“他像一匹沒有受過拘束的駿馬。說話熱烈、尖刻、俏皮”，“他的話，總使聽眾大笑”，“但透過這一切，使人深感他的嫉惡如仇和維護真理的熱烈精神”。日記中更多的是可愛的戰士的身影。當作者問前沿戰士有什么困難時，大家都說沒有，說祖國人民太好了，我們要什么給什么，捐了飛機大炮，天上飛的也有了；都說祖國太偉大了，流露出感激的心情。一個戰士還說，因為光榮也就不覺得苦了，立“國際功”嘛。須知這是在面臨也許一去不復返的情況下說的肺腑之言啊！戰士們在討論中講祖國進步很快，自己感覺落后了，特別是覺得戰績不大，對不起祖國人民。作者感嘆道：“這就是戰士的偉大之處！他們在前線出生入死，還覺得戰績不多，貢獻不大，對不起祖國人民！”有一個班長負傷后離開陣地，對副排長說，我去休養以后，你要征求全班對我有什么意見，給我記在小本上，休養回來后告訴我，我好克服。我自己天天教育戰士小心，結果我自己倒被打中了，這是我的缺點。多么可愛的戰士啊！在野戰醫院里，一方面是傷員忍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痛苦，一方面是護士不顧臭臟給傷員端屎端尿，作者感嘆道：“真是不到醫院不知我軍的戰斗意志，不到醫院不知護士工作的偉大。”
    1965年6月，美帝國主義派飛機轟炸越南北方，越南戰爭升級。奉周恩來總理之命，由作家協會派出巴金和魏巍作為第一批中國作家訪問越南，于是開始了作者的越南戰地之行。越南人民反擊美國侵略者的英雄行為給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時在整個越南北方，每天都有三四架、七八架敵機被擊落。本來人們憋足了勁要在9月2目越南國慶節時擊落500架，結果到8月30日已擊落503架。越南北方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全民的靶場”。一個鄉的三個民兵僅用三支步槍和三發子彈就打下了一架敵機。作者見到的幾個臉黃肌瘦的少女也毫不含糊地擊落了敵機。作者在參觀了她們所用的機槍后贊嘆道：“今天在越南北方的土地上有多少這樣的槍口在等待著敵人。他們怎能知道等待和擊落他們的不過是這些擔水砍柴的小姑娘呢！”作者到過一個距敵只有800米的英雄鄉，敵人派來的140名特務被全部活捉。一個外國記者來到這里看見沒有一個炮樓大為驚訝。作者感慨道；“他不知道這里的長城是無形的長城，而這長城正在人民心靈之上和強大的組織之中。”越南南方的指戰員所處環境更為艱苦。一位少校告訴作者，在最困難時他們“走路不要路，住下不要房”，行軍隱蔽，腳上爬得滿是螞蟥，平均一個人要被吸去兩毫升的血。但在作者了解的青山殲滅戰中，不到一連人就殲滅600美國兵。這樣英雄的軍隊、英雄的人民，正是在殘酷的戰斗中成長起來的。
    作者為了創作以紅軍長征為題材的小說，曾于1983年5至7月和1984年7至11月兩次尋訪長征路。第一次目睹了大渡河的險境雄姿，但后來因為崴了腳，只得中途返回。第二次翻越了三座雪山，親歷了大雪飛舞；橫渡了金沙江，領略了渡江對于當年紅軍走向勝利的偉大意義。其間動人的故事比比皆是。例如“紅軍菩薩”的事跡就極為感人。其主人公是個衛生員，因給群眾治病，回營時部隊已轉移，被反動派所害，死后群眾埋葬，香火不絕，反動派將墳挖開，遠近百里群眾，每人攜石土來又重新埋上，墳頭更大了。至今群眾尚去祭奠。作者在瞻仰之余無限感嘆說：“這是我黨我軍的神圣形象。”
    魏巍同志自從1955年到北京石油地質學校給第一屆畢業生送行以來，就和石油戰線結上了不解之緣。石油戰線是建國以來一條生氣勃勃的戰線，以寫中華民族正氣歌為己任的他自然地選擇了石油戰線作為自己在和平建設時期的報告文學的反映對象。為此，就有了他的兩次石油戰線之行，西抵天山塔里木盆地，東至黃河口。在這個走訪途中，許多感人事跡打動了作者。玉門的石油城，過去是一個小小老君廟油田，現已發展為18萬人口的城市。作者不由得感慨系之，寫了一副對聯：“老傳統開新花力量無窮，老母雞下金蛋再展雄姿。” 革命先烈楊虎城的女兒楊拯陸從事石油野外勘探，不幸被活活凍死，犧牲時還緊緊抱著她勘探的資料。這使作者的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在參觀克拉瑪依的石油公園時，他為碑林題了詩：“不是昔年戰風沙，哪有今日城如花。愿君再借東風力，播送芳草到無涯。”作者還曾為塔里木油田題詩一首：“石油鋼鐵漢，鏖戰在荒原，誓奪塔里木，再上一重天。”在東海油田，淺海石油公司的經理告訴作者，空軍司令張廷發曾經來這里參觀，向他們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說：“沒有石油，我那些飛機就是一堆廢鐵。”這時經理的眼淚刷刷地流下來了，他下決心說：“我這輩子干石油干到底了。” 作者為鉆井平臺和淺海公司分別題寫了“不怕風浪高，但盼油香飄”和“踏破渤海千重浪，常懷報國一片心”。這多少反映了他內心的感受。
    由于日記的特殊性，作者可以直抒胸臆，于是我們也就得以從中窺見魏巍同志這位具有崇高靈魂的革命戰士的心靈歷程。前面說過，他針對如今某些人把對改革的反思誣為“反對”，曾經引用了古人曾參的“吾日三省吾身”，強調反思的必要性。讀了魏巍同志的日記，我們知道，這個反思的要求，首先是針對他自己的。
    在日記里，我們不時看到這樣的反省和自責：“自己有名了，人家對自己的企望大了，派專車送。自己的創作，不知是否能和這些汽油，司機的勞動，大家的企望相稱。”“這是很寶貴的時間，我應當抓住。這是戰爭，我不應當胡混。我應當不怕疲勞，不怕危險地去生活，擁抱生活。”“我們文藝工作者的貢獻實在太小，而我們浪費的人力有多少啊！工人、農民、司務長、炊事員、汽車司機，還有許多照顧我們的通信員，到處像花一樣捧著我們，吃吃好的，用用好的，打仗時還為我們擔心。我們一個人一生可以做的事情太少了。如果像魯迅一樣，他一生寫出了多少作品啊，而我們竟然也稱起‘作家’，一生究竟能寫幾篇有用的東西！比起勞動人民對我們的撫養．實在太不相稱，實在叫人慚愧！”他還在反省的同時，不斷進行自我總結，常常列出在一段時間的深入生活中，收獲是哪些，缺點是哪些，然后認真加以改正。
    在日記里，我們不時看到他拿自己和周圍同志特別是英雄模范相比，找出差距：“這人的革命品質實在令人贊嘆！自己和他比實在有些慚愧。”“戰士們在殘酷戰爭面前視死如歸，快快樂樂，實在是太偉大了。哪怕今天下午就死了，就離開他所親愛的、留戀的人們，而現在他仍然是滿不在乎的，快樂的。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么？是為人民光榮地英雄地生活，哪怕生活得并不長久。是燦爛的火光，而不是欲明未滅的火星。” 他領悟到戰士們與包括自己在內的某些文人的差別：“他們不像某些知識分子那樣，懂得許多真理，卻不能完全做到；而這些人懂得一點就變成了戰斗力。”應當說，這個體會是真切的，深刻的。即使是戰士們夸獎他，他也清醒地意識到：“人總是愛聽好話呀，特別說我勇敢是讓我高興的。我懂得人家這樣說我，并沒有把我當作普通一兵來要求！”他常常從一些小事上毫不留情地進行自我批評。一次，在炮火緊密封鎖的前沿陣地，不宜停留，需要退回，但同去的另一位同志經連喊幾聲也未見上來，當時怕炮打來，自己就往前走了幾步。對此，他在日記中自責道：“我感到自己還是做得不夠。應該更多地想到別人。”這些日記，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作家凈化心靈的真實記錄。
    尤為感人的是，作者尋訪長征路結束后回到北京，適逢整黨的黨員登記。他立即起草登記表后送黨小組長審閱，接著便抄寫到次日凌晨，日記中記載了登記表的結尾：“我今年已六十四歲，從十七歲參加我們的軍隊，至今已四十七年，人黨也四十六年了。我不認為黨欠了我什么，而只是覺得自己工作做得不夠。我今天已無他求，只是希望我們的黨好起來，我們的國家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強大起來，無論在東方、在世界，永遠是共產主義的一顆亮星。至于說我個人，最重要的是在我的余年中，為黨為人民再寫出一點東西。……將近半個世紀以來，我是跟著我們的黨戰斗過來的。參加革命前，我只不過是舊社會的一般青年而已。我的覺悟，我的成名，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人民給的。我愿意把最后的精力和生命貢獻出來，作為對自己的母親——黨和人民的一點報答吧！”讀到這里，我不禁淚眼蒙眬了。這就是我們敬愛的魏巍同志，這就是名副其實的真正的人民作家！
    （《環球視野》摘自2008年第7期《中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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