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先生如此栽贓，有沒有搞錯？——評《誰制造了550萬元的大手筆》一文
水生
2005年12月2日，在《南方都市報》開設的北京學者秋風的“中國觀察”專欄中，發表了一篇針對哈爾濱醫大二附院發生“住院66天花550萬元醫藥費”的醫患糾紛而作的評論文章。題目是：《誰制造了550萬元的大手筆》。出于好奇，筆者仔細閱讀了這篇文章。令人驚奇的是，秋風先生竟然能從“疑似”醫院的“欺詐、偷盜”，從而推理出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醫療體制要為此種廣泛存在的冒名開藥（其實是一種盜竊行為）承擔責任”。秋風先生能夠如此“栽贓”，實在讓筆者“佩服”不已。
秋風稱，“某些醫生盜用患者、尤其是長期住院患者的名義，為自已、為自已的朋友盜開藥品，是醫生和患者之間心照不宣的公開秘密。”然后，秋風馬上就筆鋒一轉，提出了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推論。秋風稱，“有些人把這種現象歸咎于‘市場化’，其實是張冠李戴。原因在于，此種現象不自今日始，早在計劃經濟時代，就非常盛行。”為了強調這一事實，秋風說，“筆者于上世紀80年代末在一家醫科大學附院住院的時候，就親眼目睹并親身經歷過這種現象。只是，有些醫生護士倒也頗懂得文明禮貌，在冒名開藥之前，會與相關患者商量。或者大多數醫師護士所開的只是價值幾元、幾十元的藥品。”
“事實上，正是那種醫療體制要為此種廣泛存在的冒名開藥（其實是一種盜竊行為）承擔責任。彼時的醫療福利制度只是部分人的特權：公家的人享受著公費醫療，其它人被排除在外，其中就包括醫師、護士們的家人或親朋。于是，有些醫師和護士就成為國家福利泄流的一種管道。至于患者，所花的是公費，用公家的錢討好醫師、護士為自已服務，何樂而不為。只是到了今天，翁先生心疼自已的錢，所以才會大聲疾呼討要公平。假如那位仙逝的老先生享受全額公費醫療，大概也就沒有維權之事了。”
秋風先生接著發揮，“醫師、護士們的道德感，也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喪失的。在計劃經濟時代，除了少數例外，普通人多有一種有趣的心理：偷私人的東西是偷，偷公家的東西卻不算偷。這種現象，很多天真的年輕人或者裝傻的中年人現在不愿相信；但今天國有企業經理層的貪婪，就是那種體制的一種遺存。”。。。。。。“可以說，計劃體制已經導致道德感流失，到扭曲的商業化體制下，沒有約束的貪婪赤裸裸地噴涌而出，極端得讓人瞠目，頻繁得讓人麻木。哈爾濱那家醫院的做法，就是把貪婪發揮到了極致。”
筆者并不認為“計劃經濟體制”十全十美而無需改革，也自翊還沒到“裝傻”的地步，但無論如何也無法認同秋風先生的這番是非顛倒、邏輯混亂、意在栽贓的“高論”。鑒于秋風先生的此類歪理邪說在當今那種將“反思改革”視為“反改革”的主流們中頗具代表性，特撰寫此文以駁之。
一，那種內外勾結，冒名濟私，損公肥已的“盜竊行為”究竟來自何處？
稍稍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從封建社會的歷朝歷代直至解放前的民國時代，那些貪官污吏利用各種手段在賑災放糧、水利工程、收繳稅賦、光復接受過程中，以形形色色的內外勾結手段假公濟私的應有盡有。讀讀晚清的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翻一下解放前的報刊雜志，看看近年來描寫封建王朝的影視作品，所反映的此類例子比比皆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只有在新中國建立以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才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當權者中執政最為清廉的一個時期。秋風先生稱“冒名開藥”在“早在計劃經濟時代，就非常盛行”，僅以秋風先生自已在“上世紀80年代末”親歷的例子，即便是所謂的“冒名開藥”那種“價值幾元、幾十元藥品”的情況，是無法證明這一點的。或許是秋風先生健忘，因為“80年代末”那可已經是在“改革開放”后十年了，那時，對企業的公費醫療已經開始進行了改革。那么，在計劃經濟最為盛行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那種“冒名開藥”的情況究竟如何，秋風先生實在是應當另外舉例說明，而且還應當讓人清楚地看出此種情況究竟“盛行”到何等地步。否則，秋風先生不但難以說服別人，反而讓人覺得是在蓄意“栽贓”。筆者以為，如果將“昨天”計劃經濟時代所出現的“冒名開藥”現象說成是因為“前天”舊社會的“遺存”還沒有能夠得到完全清除，或許還有點符合邏輯的話，那么，如果將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量出現“前天”就已大量存在的“內外勾結，冒名濟私”行為歸咎為“昨天”，則顯然是不合邏輯的。因為，“昨天”已經基本消除了“前天”存在的東西，在“今天”反而能夠再次重現，那就只有一個可能——“今天”正在向“前天”倒退。
二，計劃經濟時代的醫療福利制度是部分人的“特權”還是在低工資制度下惠及勞動者
的一種基本福利？
秋風先生將出現“冒名開藥”現象的責任歸咎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公費醫療制度，而且稱其為“只是部分人的特權”，這是十分荒唐的。因為，“特權”確是只有少數人才能享有的特殊權利。而反過來說，部分人所享有的特殊權利卻并非就一定是“特權”。在全國解放后，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勞動者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國家的主人。為了當時集中力量建設的需要，在城市工人中實行的是低工資制度，而由單位提供住房，由國家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和退休保障。而且，勞動者的公費醫療一般都普惠至直系親屬。在當時絕大多數人都參與就業的情況下，公費醫療基本惠及絕大多數城市居民。這樣的公費醫療制度怎么能稱為“部分人的特權”？依秋風先生的意思，不管現實條件如何，要么大家都有，要么大家都沒有，否則就是搞“特權”。這難道不是絕對平均主義？秋風先生實在應當先去批批主流經濟學家的所謂“把蛋糕做大”論。
至于農村，由于當時條件的限制，沒能實行公費醫療制度。但國家對此是一直十分重視的。直到文革中大力推行赤腳醫生制度，后來又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合作醫療制度，從而使農村的醫療衛生條件大為改善。而當時中國的人均GDP恐怕還不到300美元。正因為如此，中國的這一成就得到了國際上的公認。難道這些都是“部分人的特權”？至于當時有少數干部在享受醫療福利制度上確是存在一些“特權”，但據筆者所見還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也還要受到組織和群眾的監督、制約和批評的。與如今當官的理所當然和理直氣壯地正在使用的各種“特權”相比，又何足掛齒？只要看看當時的干部在組織和群眾的監督之下，有多少敢于擅自將公車私用，與如今的公車改革政策相比，又何止是天壤之別？更何況，如今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1000美元，經濟條件應該比過去不到300美元時有了很大的改善，為何當時在醫療保障制度上已經可以做到的事情現在卻反而做不到？這難道也是幾十年前“計劃經濟”的錯？
三，醫師和護士們的“道德感”究竟是何時開始喪失的？
按秋風先生的說法，是由于在計劃經濟時代的醫療體制只是讓部分人享受公費醫療，從而讓有些醫師和護士為了讓自已的親朋也能享受這種“特權”，因而就開始“盛行”“冒名開藥”，“有些醫師和護士就成為國家福利泄流的一種管道”。所以，“醫師、護士們的道德感，也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喪失的”。“在計劃經濟時代，除了少數例外，普通人多有一種有趣的心理：偷私人的東西是偷，偷公家的東西卻不算偷。”這是何等荒唐的邏輯！因為，按照秋風先生所述，如果在計劃經濟時代缺乏監督的話，那么“除少數人例外”，必然是偷盜成風，“公家的東西”早就被偷空了。也就更無須后來再來實行“私有化”了。如果事實并非如此，那就必須承認計劃經濟時代的監督機制是有效的，讓多數普通人即使有“偷公家的東西”之心，也沒有“偷公家的東西”之膽。既然如此，究竟是“計劃經濟體制”讓醫師的護士們的“道德感”喪失呢，還是那種對“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的所謂理性經濟人的自私和貪婪心理的宣揚讓醫師和護士們的“道德感”喪失，從而“到扭曲的商業化體制下，沒有約束的貪婪赤裸裸地噴涌而出，極端得讓人瞠目，頻繁得讓人麻木”？秋風先生的邏輯混亂如此，實在令人不齒。在這里，秋風先生為了避嫌，又刻意將“市場化體制”偷換成了“商業化體制”，二者究竟有何區別，秋風先生何不作點說明？為了達到“栽贓”的目的，如此不擇手段地否定一方，而袒護另一方，這種手法實在是有點過于拙劣。
最后，回到秋風先生所論述的主題，究竟是《誰制造了550萬元的大手筆》？筆者以為，如果在此醫患糾紛中確實存在醫院方面“冒名開藥”情況的話，那么正是主流經濟學家們多年來一直在宣揚的所謂理性經濟人“人性本自私”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激發了醫務工作者的自私心理和貪婪欲望；主流們所宣揚的“赦免原罪論”則大大鼓勵和縱容他們去實現自私的欲望。而近年來在醫療衛生系統所推行的“泛市場化改革”和“醫療產業化”，則為實施這種行為提供了大環境和具體條件。只要這種“泛市場化改革”的傾向不能得到糾正，那么，“資本”和“自私”的“本性”自會按照其“謀利”的邏輯繼續運行，類似“冒名開藥”的情況還將不斷出現。無論秋風先生如何將其“栽贓”歸咎到昨天的時代，但歷史的邏輯自會有力地證明，這些令人不齒的丑惡現象的再現實實在在是今天的錯。
2005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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