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二審宣判和相關證據顯示，“強奸”法律定性確鑿無疑。然而，社會輿論并未因此消停。法律上的蓋棺定論，并不等于社會共識的形成。有輿論評論此案是一堂生動的普法教育課。但在筆者看來，此案更是社會撕裂的標志性事件。
“強奸”的法律內涵非常清楚，此案的證據也確鑿無疑。在此案之前，人們其實很清楚，哪怕是夫妻，也不能用強，“婚內強奸”的概念，很多人是清楚的。但類似概念在之前之所以沒有激起社會反思，主要是因為正常的婚姻家庭關系，都不存在所謂“婚內強奸”的問題；而只要存在類似問題，那就意味著婚姻破裂。人們往往是通過離婚來解決類似社會問題，而不是通過法律訴訟來回應這一問題的。
新中國頒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新婚姻法，對婦女權益的保護，國家意志堅決而強大。但毋庸置疑，保護婦女權益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社會整體利益。而最根本的利益便是社會再生產。在蘇維埃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頒布法律保護婦女權益和婚姻自由，但毛澤東同志的《尋烏調查》卻發現，有些地方機械執行婚姻自由，反而挫傷了貧下中農的革命積極性。因而，蘇維埃共和國在執行婚姻法的過程中，對離婚自由做了一些程序性的限制措施。新中國成立后的很多年的法律實踐，維護婦女權益很大程度上依靠基層工作，而基層工作總體上是尊重民俗傳統中的正當性，整體上是服務于婚姻家庭的完整性，服務于社會穩定和再生產的。
今日的法律實踐，某種意義上已經有了極強的個體主義特征。婚姻和家庭被假定為夫妻兩個“法人”之間的合作組織，婚姻家庭的價值是附屬于丈夫和妻子的意愿的。因此，在所有涉及婚姻和家庭的案件中，婦女權益被化約為婦女個人絕對自由，而不用顧及社會整體利益，已經是一個通行的規則。筆者無意評論這一規則，只是客觀呈現一個事實：妄圖站在婚姻家庭的本位視角看待有關法律實踐，是不合時宜的。
此案還引起社會關注的要點是，人們終于清醒，“禮俗”實在是虛偽至極，很難起到規制人們行為的作用了。彩禮的核心內在是禮，人們通過禮物的流動來加強雙方的聯系。特別是在婚姻關系中，彩禮具有婚姻締結的象征意義，在傳統社會具有極強的規范意義。一旦下了聘禮，便意味著關系的確立，雙方的權利義務便得到明確。麻煩的是，禮俗本身在變遷。比如，彩禮交割過程中，男女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其實變得越來越模糊。法律意義上，只要沒領結婚證，雙方便是男女朋友關系，但在禮俗上，人們哪怕不認為雙方是夫妻，但也不會簡單認定是“談戀愛”的關系。這種牽扯，是男女雙方關系破裂的重要原因。從我自己的經驗看，很多相親對象都是在這個過程中關系破裂的，因為彩禮和其他一切利益，需要處理的關系太多，充滿了算計，稍有不慎，便矛盾重重。
彩禮從禮物變成為禮金，甚至各地出現高額彩禮時，婚姻禮俗就已經宣告變質了。金錢已經把最親密的關系赤裸裸地擺放在人們眼前，彩禮成了婚姻締結雙方相互算計的載體。現如今的這種婚姻關系，還有什么價值可言？高額彩禮下的婚姻關系，可以說是從古至今最為劣質的婚姻狀態。說它充滿了合兩家之好的意義，卻又充滿了赤裸裸的算計；說它只是一種交換，卻又非要表現得赤裸裸的。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一些農村地區也流行從外地“買媳婦”，這種買賣婚姻雖然直接，但婚姻和家庭功能保留完整，絕大多數買賣婚只是過程充滿了交換，但結局卻和普通婚姻締結過程是一樣的。反倒是今天的親密關系，虛偽至極，毫無意思。高額彩禮不僅物化了女性，是對女性的最大不尊重，還剝奪了底層男青年的婚配權利，讓本來充滿了愛和浪漫的婚姻締結過程，也充滿了銅臭味，這是對社會的極大侵蝕。高額彩禮，應該盡快掃進歷史垃圾堆。
人們應該關心到一點，此案之所以如此讓社會輿論關注，的確是觸動了暗流涌動的社會情緒。一個普通家庭，舉全家之力付出高額彩禮準備結婚，結果卻在極其正當的社會規則面前，竹籃打水一場空。本來人們已經認了，哪怕是付出高額彩禮，只要能夠結婚就行；現在卻發現，哪怕是付出高額彩禮，底層人的婚姻權利還是無法保障。那么，大家拼死拼活地打工結婚，又為了什么呢？我們應該很慶幸的是，今日九零后零零后適婚青年的父母還是有責任心的一代，他們為了子女幸福，子孫延續，愿意付出一生。再過個幾年，最后一代傳統父母消失了之后，就別指望高額彩禮的存在。到時，人們面對極高的婚姻成本，本能選擇不是去奮斗，而是躺平。
今日社會的最大危險在于，大家都知道社會前進的動力在慢慢減弱，卻還用一套義正嚴辭的話語去減弱動力。關鍵是，義正嚴辭反應的只是一部分人的理由，而社會中很大一部分人的樸實道理，卻顯得極其可憐。悲哀在于，社會明明在撕裂，人們卻還在各說各話，甚至想辦法讓對方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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