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40多年的改革，一條明明白白的主線，就是持續不斷且聲勢浩大地推行“國企私有化”。為此，不惜給國企捏造了“大鍋飯”、“養懶漢”等種種惡名，再以此為借口，對國企堂而皇之進行破產化、私有化地改革。每一次地深化改革，也都毫無例外的要加快對國企的私有化。
如此對國企改革了40多年，不應該有點回顧和反思？
一、剖析某“工業大省”改光國企的尷尬
在毛澤東的時代，中國唯獨有一個省，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工業大省”，至于上海、天津、武漢、哈爾濱等，只能稱工業大市。
就這個中國唯一個的“工業大省”，其公有制經濟占比曾達80%以上，是全世界國有經濟占比最高的地區，也在中國各省的經濟實力和經濟位次堪稱“老大”。其三次產業的省市縣屬國有企業近5萬多家，相當長一段時間，共和國花4元錢中，有1元錢是由該“工業大省”上繳，還是“中國工業化的搖籃”，僅為全國工業化輸出各類人才，包括省市級領導干部，就達50多萬人。
經過40多年的改革，截止2023年底，現該省14個地級市，惟兩家副省級市尚有幾家市屬國企，省屬幾乎無工業國企（只有幾家資本運營、文旅漁業類國企）。作為造戰斗機、核潛艇、航空母艦、深海機器人、石油煉化等該省的一些國企，那都是中央所屬企業。如果這些屬于共和國“殺手锏”的央企，要是交給這個“工業大省”，那也早早就“崽賣爺田”了。
某“工業大省”以改革的名義，除了將國企改光外，拿不出一個改革成功的國企案例。可相伴很多國企被分光、賣光，甚至貪光了，包括連工廠的地皮都賣了，還有200多萬產業工人下崗失業（一三次產業下崗工人不算在內）。
為改開付出了這樣慘重的代價，該“工業大省”卻在全國的經濟位次連續下跌，不僅跌出了中國省級經濟單位排名的“三甲”，又跌出了中國的“前十”，不僅跌出了中國經濟的第一梯隊，還跌出了中國的中部地區，現在已經跌入了中國的西部地區，其下跌的頹勢仍難見根本性扭轉，并向中國西部的墊底地區滑落。
某年，德國《明鏡周刊》兩位女記者采訪該“工業大省”主要領導，問：如何評價該省的領導水平？答：遼寧歷來是輸出省委書記、省長的搖籃，就是改開之初，從我省調領導去任廣州市長、廣東省委書記，現在我們的老領導又調任廣東省委書記，現深圳市長曾是我省最小一個地級市的副市長，遼寧的領導能調去領導深圳、廣州、廣東的改革開放，遼寧的領導素質應該不低！
可隨著該“工業大省”的省市縣屬國企改沒了，甚至有的市凡屬公有能賣都賣了，全部公有經濟占比GDP幾乎為零了，這場對國企的改革近乎是“掃蕩”。現在該“工業大省”，別說輸出省委書記、省長，就連副市長、副廳長都在連年大批“空降性”輸入。可這個“工業大省”的經濟位次，卻仍然連續下跌，并仍看不到止跌的谷底。
剖析這個“工業大省”，其改光國有企業的歷程，至少可以反思一點，改革絕非是進行一場“國企私有化”，將國企都改沒了，并非改革就成功了，將國企都改沒了，并非就能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絕非是完全私有化的“社會主義”。
況且，將國企改沒了，怎么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將國企改沒了，這不是在自毀特有的發展優勢！？
某“工業大省”以國企為主要改革對象，將省市縣屬國企幾乎統統改沒了，這絕非僅僅是某“工業大省”的特例，而是整個改開的一個縮影。試問：現在中國的省級經濟單位，可有哪個省，還有省市縣屬的國有企業？或者說，毛澤東時代人民緊衣縮食，艱苦奮斗建立起的50多萬個工業企業，幾百萬屬于三產的國企，現在還剩幾個？而凡以國企改光為代價的地區，經濟都大發展了嗎？有多少地區進入了，世界罕見的無可遏制的長期大衰退！
二、資本主義國家與地區的國企命運如何
說到國有企業（公營企業），這絕非是中國獨有，也并非社會主義國家特有。面對192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羅斯福新政”借鑒處于黃金時代的蘇聯社會主義，用《全國工業復興法》搞有計劃的社會生產，國家大量投資建設公共工程，帶動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將礦山、鐵路、公路、港口、 郵電等基礎設施直接置于國家經營管理范圍之內，建立資本主義國有化經濟。
資本主義國家（地區）也有大量國企，雖然兩者代表的生產關系不盡相同，但其國企占比之高，甚至將國企作為經濟支柱和依賴，也值得深思。
1.印度的中央國有企業舉足輕重。截至2021年3月，印度共有348家中央國有企業，總資產達到29.56萬億盧比(約合4000億美元)，凈利潤達到1.38萬億盧比(約合187億美元)。中央國有企業的存在，不僅是獲取利潤，旨在加強國家對經濟關鍵領域的控制和管理，同時保持一定的經濟靈活性。
一個資本主義的印度，擁有的央企數量和央企控制的范圍，那都是幾何倍數地遠遠超過中國。印度發展經濟沒總拿國企說事，也沒把國企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后快。反恰恰依托央企，印度已超越中國成世界成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按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已經成為世界第6大經濟體。隨著經濟崛起，印度競選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五常”，現已有“四常”同意。
一個不爭的事實：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當年的“阿三”，正變成“三哥”，并很快就變成“三爺”了。
2.法國的國有經濟掌控經濟命脈。法國國有經濟占GDP的比重為20%左右，其中包括國有企業和公共服務部門，法國10家最大的一流企業全部是國企（占法國國企資產總量的75%）。
法國的國有化程度之高令人嘆為觀止。電力、銀行、航空、煤礦,幾乎所有關鍵領域都被國家完全掌控。煤氣、鐵路、電信、廣播電視更是國有化程度達到100%，法國國有經濟牢牢掌控國家的經濟命脈。
3.挪威國有經濟占比gdp80%。挪威石油就是最大的國有企業，掙了錢之后，把賣油的錢，又搞出一個主權基金, 到處投資。在挪威，能源、電信、金融、冶金、機械制造等國家經濟命脈行業的龍頭企業均為國有企業。
4.奧地利最依賴國有經濟。據統計奧地利的經濟構成中，國有企業控制了95%以上的基礎工業，全國有70%的人口都在國企上班，擁有“鐵飯碗”，就經濟而言，奧利地堪稱是十分接近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
5.俄羅斯正重新掌控國有企業。尤其值得一提的，作為普京時代的俄羅斯，那是將已經被“休克療法”私有化的國有企業，大量以各種市場和非市場化的手段，重新變為國企。
2004年8月，普京親自圈定1063家俄羅斯大中型企業為國有戰略企業，這些企業涉及國防、石油、天然氣、運輸、電力、對外貿易、銀行、漁業、鋼鐵制造業等領域，并由議會立法明確規定政府：無權對這些國有戰略企業實行私有化！
2018年4月6日，俄經濟發展部部長馬克西姆·奧列什金在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在過去的一年里，國有企業在俄羅斯經濟中所占比重已增至近50%。有了這些被重新掌控的國企，才有了俄羅斯對烏發動特別軍事行動的基礎，才有了俄羅斯萬眾一心。若加上農村的集體農莊持，三產中的國有化主流媒體等，俄羅斯的公有經濟能達到70%。普京為什么能恢復國企，能搞好國企？
6.德國的國有經濟是“壓艙石”。德國國有經濟占GDP的比重約為29%，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能維持經濟的，還是得靠國企，有些私企老板，特別是拿了外國籍的，一遇到風吹草動，并不站在自己的國家一邊，而是轉移財富，拔腿跑路。
7.海峽對岸臺灣的國有（公營）企業。盡管民進黨在臺灣執政以來，賣掉了臺鋼等國企，讓公營事業資產占GDP比重，從1995年的35.9%下降到2019年的15.6%。可現在臺灣的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糖業公司等，不還都是特大型公營企業？國有（公營）企業占比GDP的比重15.6%，就這個占比，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的省級經濟單位，能占比有多少？中國大陸數一數二的沿海發達省份，國有經濟占比都不到2%。
以上種種說明，有中國特色的國企改革，別動輒就拿國企來深化改革，更不能在“國企私有化”的路上狂奔了。而在改革中幸存的國企，《鞍鋼憲法》也丟不得呀！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語”必須清晰
從語法的角度來說，主語是句子中的核心部分，確定句子的主要談論對象，即句子想要表達的內容或行動的主體，決定句子表達內容的性質。那么，明確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語”，這一點極其重要！
1982年9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首次提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后簡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閃亮登場，并正式成為兩個時代的交錯的標志，又成為新時代的旗幟！
但提出的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語法上看，只是提出一種要求，或指出一個方向，并沒有對其內容和原則，進行邏輯嚴密周延地界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共領導與多黨協商及民族區域自治，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或者說，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相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提出。
可從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長期的具體實踐中，思想理論界都在大力解讀“特色”的顏色，實踐中很多人也都盯著“特色”，并按自己的立場、經驗、需求和認知，來解讀與變幻“特色”的色彩，這就出現了1000個人的眼中，就有了1000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尤其，當改革前沿市又提出“大膽創新，寬容失敗”。“寬容失敗”就是搞砸了算交學費，可以不負責任。如此一來，各種改革紛紛“搶跑”，五顏六色地“特色社會主義”紛紛妝扮登場。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成為魯迅筆下的“阿拉，儂要革命”！
既然無論咋胡亂折騰，都可以貼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標簽，以為“通行證”，肖建華、許家印、吳小暉及這個“爸爸”，那個“教父”等等，這些大鱷皆以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名，紛紛躍上了大潮去搶灘？
他們還紛紛被樹立為全國學習的“中國特色”的好榜樣。可這些讓全國學習的大典型，卻地地道道是動輒幾百億、幾千億，甚至幾萬億地攫取搶劫國家與人民的，一群禍國殃民的大奸大盜！
如此，一個急迫需要回答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語，到底是“社會主義”，還是“中國特色”？
對于這樣一個如此事關重大，事關民族和國家命運，卻長期被忽略的問題，習近平在十八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僅時隔50天，就急迫和明確地在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黨始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清晰表述，他強調指出了主語是社會主義。而無論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怎么理解，只要主語還是“社會主義”，只要是還搞社會主義，甭管紫色、藍色、灰色、桃色、綠色，如果偏離了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就必然墜入《共產黨宣言》中，早就批判過的反動的、或空想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
有一點必須明確，絕不能吞吞吐吐。只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那么，無論將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歸納為8條，歸納為5條，或歸納為3條，其首要、第一和根本一條，就是在“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
作為小兒科的常識：公有制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靈魂，沒有公有制就絕對沒有科學社會主義！作為無數血淋淋的教訓換來的，歷史反復證明并繼續證明，作為顛覆不破的真理--只有社會主義能救中國！
為此，只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他首要和第一位的要堅持的原則，就“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而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的核心就是國有企業，所以，絕不能制造種種借口，以“改革”的名義，又要腥風血雨的在國有企業中“殺開一條血路”！真是再也殺不得了！
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語”必須凸顯，鞏固和發展以國有企業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必須旗幟鮮明，必須理直氣壯，必須毫不動搖！對事關國之根本的大是大非，必須允許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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