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幾十年來一直都有人孜孜不倦地向國人灌輸，西方民主國家是契約社會，具有強烈的契約精神。他們對此十分羨慕，熱情謳歌、虔誠仰望，進而堅定地認為，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社會和這樣的精神，所以才塑造出西方國家高度發達、高度現代化的現實，才支撐起西方國家所謂人類社會的主流文明的神圣地位，而這恰恰是中國社會所極度缺乏的東西。
建立在羨慕仰望的基礎上，所以幾十年來一直都有人極力培育中國社會的契約精神，也極力推動中國社會向著所謂契約社會邁進，為此做出了持續不懈的努力，直到今天依然是這樣。
在筆者看來，中國社會是不是契約社會，是不是缺少契約精神，這些重大理論問題倒可以另當別論，但改革開放的中國卻實實在在存在一個十分重大而又特別閃亮的社會契約，這個契約就是著名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
膾炙人口、聲聞全球的這一論斷，既是支撐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思想理論基礎，也是無數人投身市場爭相發財的行動指南。因此，雖然該論斷并沒有升級和升華成為國家憲法，也沒有具體地寫入執政黨的黨章，但卻在事實上成為全社會共同遵守、集體踐行的法則：首先是要讓一部分先富起來——這是“先富”在社會主義中國具有足夠合法性的政治基礎，然后是先富帶后富——這是“后富”得以認可與認同“先富”最重要、最關鍵的政治承諾。如果沒有這樣的承諾，則中國人很可能首先就要在誰有權“先富”、誰有權“后富”的問題上爭得不可開交了。正是因為在實現富裕的問題上有了這樣的承諾與契約，所以因為“先”與“后”所造成的矛盾與對立，才得以極大程度的化解、稀釋。因此，相比于西方“主流文明”社會種種顯性隱性的社會契約，當代中國的這個政治承諾堪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最昭然的社會契約。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在“先富”旗幟的引領下，中國社會如雨后春筍一般誕生出一大批“先富”者。這可不是一般性的先富，而是富得流油、富得十分厲害，以致于現如今人們對他們已經不以“先富”命名，而是冠之以“富豪”“大款”的名號。當今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在規模與質量上都堪比頂尖資本主義先進與發達大國的富豪群體，這是不爭的事實。
既然這樣，那就是說，現在已經到了應該兌現“先富帶后富”承諾契約的時候。在這個問題上，當代中國的富豪群體負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與歷史責任。道理非常簡單，如果他們這些人要是不想帶、不愿帶和不去帶的話，所謂的“帶”就要失去著落，就要僅剩口號與空喊，就要在相當程度上淪為謊言。須知，在這個問題上，僅靠執政黨和政府的呼喊以及老百姓的叫嚷將無濟于事。正因為這樣，所以全中國十幾億“未富”、“待富”或“后富”者都在死死地盯著富豪大款們，如久旱之望云霓一般，渴望來自于他們的帶領之恩澤。
實際情況究竟怎么樣呢？富豪大款們帶領中國老百姓奔向共同富裕了嗎？
真實的情況令人遺憾。在當今中國，以先富之尊而帶后富者不是沒有，但遠非先富群體的全部，甚至連少數也都說不上，只能說鳳毛麟角而已。在此之外，大部分人并不是這樣，那些先富起來的大款富豪們花天酒地者有之，為富不仁者有之，腐蝕收買者有之，轉移資產者有之，而諸多“有之”中最為突出的，則是中國的富豪們掀起了用腳投票、卷款跑路之風。據說，一個時期以來，相當一批中國的富豪大款已經將資本轉移到海外，由此造成中國國內資本嚴重的短缺與空虛。現在看，中國那些“后富”的老百姓大都比較遵守契約，反倒是那些高喊契約精神的人對此不屑一顧，將其置諸腦后了。
果真如此的話，這就是相當惡劣的政治與社會現象，其影響不僅僅在于經濟形勢，更是對“先富帶后富”這一契約直接而干脆的背叛，是對高尚與神圣契約精神最粗暴的踐踏。如果任由這種現象發展蔓延下去，則必將導致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景越來越渺茫，而不是越來越現實。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都在呼吁，中國先富起來的人們，請你們遵守你們所推崇的契約精神，不要跑路，而要通過實際行動踐行契約精神，發揚契約精神，把“先富帶后富”的承諾落實到位。
踐行和兌現這個既定的政治契約，是保持中國社會與歷史進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違背這個契約，所帶來的后果將相當可怕！跑出去的那些富豪大款很有可能要淪為“耗材”，結合霸權對華戰略競爭的戰略實際，綜合中西方關系發展的現實，這一天已經不會太遠了。而跑不出的那些富豪大款，則很可能要生活在越來越嚴重的對立與怨恨的氛圍中。須知，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一報還一報、你不仁就別怪我不義”的習慣，既然先富者敢于毀約，那么后富者當然也可以照此辦理。如此一來，雙方就都有可能被打回歷史的原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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