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1月17號在達沃斯論壇上作了一個演講，這個演講在高調宣揚其“自由主義”觀點的同時，大肆批判了“集體主義”、“社會主義”。
米萊演講中，開篇即以阿根廷自己的“集體主義經驗”告誡眾人：
“我們在這里告訴你，集體主義實驗永遠不是困擾全世界人民的各種問題的解決之道；相反，它才是問題的根源。請相信我，沒有人比我們阿根廷人更有資格來證明這兩點。我們在1860年采納自由模式時，35年間我們成為了世界上領先的大國。而當我們在過去的100年里擁抱集體主義時，我們目睹了我國的公民如何陷入系統性的貧窮，全球排名下降到了第140位。”
看到這一段“肺腑之言”，支持完全放任自由市場經濟的人自然大受鼓舞，拍手叫好，而另一些對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懷有憧憬的人也感到困惑和迷茫，難道集體主義真的有問題？
有這種困惑的原因在于，很多人其實并不清楚米萊口中所說的“集體主義”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們也要用一個名詞來概括和說明米萊口中的集體主義，那么詮釋這種集體主義最準確的名詞應該是——官僚資本主義。
阿根廷的官僚派當然不會說自己搞的是什么官僚資本主義，他們把自己的這種主張稱之為“社會正義主義”，所以米萊才在演講中說：
“他們倡導社會正義。這個概念，近來在發達國家才變得時尚，而在我的國家已經在政治話語中老調常談了超過80年。”
所以問題是很簡單的，米萊口中所批判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就是阿根廷官僚派所主張的“社會正義主義”，而這個正義主義的實質是什么呢？沒那么復雜，就是官僚資本主義。
1946年，阿根廷工黨領袖胡安·庇隆贏得大選，開始推行其“社會正義主義”的主張，這個主張也被稱為“庇隆主義”。掐指一算，確實如米萊在演講中說的那樣，這個主張已經在阿根廷流行了80多年。
從這個時間點上大家可能已經猜出點什么了，是的，那時正逢二戰剛剛結束。這個時候經歷了資本主義毀滅性的危機，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不僅在蘇聯取得了成功，而且流行于世界不同的工人組織中。于是在二戰后取得了一定的政治獨立的國家，其實都面臨著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不管你給自己的道路安上何種繁復的名目，歸根結底無非就是兩條：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工人當家做主；一條就是資本主義道路，資產階級當家做主。
但是代表阿根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胡安·庇隆，既想取得工人階級的支持，又不想工人階級當家做主，怎么辦呢？于是他發明了第三條道路，提出一個“民族解放、國家復興”的目標，宣稱自己既不搞社會主義，也不搞資本主義，而是要走一條具有阿根廷特點的社會正義道路。
這條道路從形式上看，有很多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特點，比如它主張將涉及國計民生的經濟命脈統統收歸國有，提升工人的經濟待遇和福利，限制自由資本的泛濫，加大國家的宏觀調控，限制外國資本的勢力，獨立完成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等等。
這么一看，是不是很社會主義？
但問題不是這樣簡單，胡安·庇隆自己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搞的是社會主義，而是美其名曰“第三條道路”、“社會正義主義”。
原因在哪？原因在于他絕對不會提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盡管他吸取了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危機的教訓，將一部分核心生產資料國有化，但是從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他不敢也不可能提出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也是他為什么說自己不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因。
所以，盡管披上了“集體主義”的外衣，但是根本上還是掩蓋不了其資本主義的實質。這就注定了胡安·庇隆的一系列主張不過是空中樓閣，根本沒有能夠保障其實現的階級力量。
為什么那么說？大家如果回顧一下我們國家剛剛建立新中國時候的工業化路線就很清楚，那時候我們在實現工業化的目標上是沒有分歧的，可是在走什么道路來實現工業化的問題上卻是有分歧的。有人主張繼續搞新民主主義，實際上就是寄希望于通過發展資本主義，依靠資產階級的力量來完成工業化。而毛主席那時候就堅決提出，必須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依靠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是依靠真正的集體主義，依靠工人階級領導下的人民群眾來完成工業化任務。
對于阿根廷來講，在一個大地主壟斷了廣袤的土地，靠著農牧產品的出口就可以日進斗金的局面下，幻想依靠那些完全以利潤為目標的資本家來完成工業化，是絕無可能的。庇隆的那一套社會正義主張，盡管在調節生產、發放福利、限制資本等方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它無法遏制資本積累的規律，無法遏制兩極分化，社會財富完全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指望這些人拿出錢來支援國家工業化，支援國家建設，無異于癡人說夢。在財富兩極分化的形勢下，那些原本承諾工人的社會福利也難以為繼。而且問題不止于此，盡管很多產業被收歸國有，打上了社會集體主義的標簽，一開始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它們本質上并不是社會主義企業。國有并不等于社有，這個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東西。怎么說呢？主要是兩個原因：其一，因為不是社有，所以實際上工人對國有企業的運營完全沒有任何的監督權和管理權，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企業的官僚化，把國有變成了實質上的官有。如此一來，貪腐橫行，企業臃腫，效率低下，企業變成了官員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寄生工具。其二，企業的運營邏輯并不是按照人民的物質生活需求而生產運作，而是完全按照資本積累的市場邏輯進行運作，因此它本身不但不可能服務于人民需求，反而不可避免的還要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
這就是米萊在批判阿根廷集體主義的時候所說的現象：
“而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都取決于坐在豪華辦公室里的官僚。”
在米萊的認知中，阿根廷的官僚資本主義，就是他認為的已經在阿根廷流行了80多年的社會集體主義。
但是，這種“集體主義”雖然在阿根廷老調常談了80多年，卻并沒有執行和統治了80年。因為它是冒牌的“集體主義”，所以它無法完成獨立工業化的任務，也就無法真正為阿根廷的民族資本企業提供獨立和堅實的發展空間。所以隨著社會福利逐漸難以維系，民族資本工業舉步維艱，而收歸國有的企業又逐漸官僚化，貪腐嚴重，虧損日益，庇隆所宣稱的找到的第三條路很快就走不下去了。這條路線維持了9年多的時間，便被買辦資本的代表轟下了舞臺。
其后的數十年里，阿根廷的政局變成了買辦資本，民族資本，官僚資本的交替角逐，不管是庇隆政府還是軍政府，他們各自代表不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而提出不同的主張，時而是集體主義，時而是自由主義；時而是政府干預調控市場，時而是完全的自由經濟；時而是加強經濟的計劃性，而是又是放松管制私有化。
米萊這次的演講中說，他們已經擁抱了100年的“集體主義”，這話其實只選擇性的說對了一半，在阿根廷近百年的歷史里，他們不僅僅只擁抱過“集體主義”（實質上的官僚資本主義），而且他們也同時擁抱過自由主義、買辦主義、國家主義、福利主義等等各種不同形式的主義，這一派上臺就瘋狂攻擊那一派的主張，搞得好像近百年來阿根廷就只執行過一種主張一樣，把鍋統統甩到對方的身上。
然而有一點他們又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管哪個主義上臺，他們都會鎮壓工人運動、鎮壓人民革命軍、鎮壓共產主義的公有制主張、鎮壓游擊隊運動。即使是后來又再次當選的庇隆本人，也開始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開始反過來鎮壓以庇隆主義組織起來的游擊隊和共產主義人民革命軍。盡管他們仍舊可以找出一堆理由，去解釋鎮壓工人是為了工人的利益，剝削工人也是為了工人的利益。
所以，當今天米萊攻擊“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其實是在攻擊什么？他攻擊的不過是披著“集體主義”外衣的官僚資本主義。當他極力宣揚著資本的自由主義的時候，卻并沒有告訴大家，阿根廷的自由主義也早已在阿根廷流行了近百年，并數次取得統治地位。當他指責阿根廷的“集體主義”是“依賴國家生活的寄生蟲”的時候，卻不會告訴他的選民們，買辦資本和壟斷資本，以及阿根廷的大地主們，同樣是以資本的不同形式過著寄生的生活。不管是哪個資本的代表，他們永遠不會脫離資本的主題，不會觸及私有制這一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一根毫毛。別看他們今天互相攻擊，互相都打著為阿根廷人民幸福生活的旗幟，但是一旦鎮壓起群眾運動來，他們立刻又會結成最“團結”的同盟。當米萊大力宣揚著自由主義，抨擊著官僚化，臃腫化的國家機構，發表他“國家就是問題本身”的觀點時，他也身體力行的不斷試圖削減官僚機構，削減公共開支，削減社會福利，打造著“無政府主義”的人設，但是呢，在加強軍事力量，加強鎮壓群眾的力量的時候，他們又毫無猶豫的拋棄了“無政府主義”的觀點，換句話說，自由主義者抨擊官僚機構的同時，又絕不會放棄暴力機器的維持，他們就是這樣的矛盾著。
不管是自由主義派，還是官僚資本派，他們絕不會提出私有制的革命，而只能選擇在資本主義的邏輯里尋求改良。阿根廷的資產階級民主，也只不過是在買辦資本、自有資本和官僚資本之中去做選擇。舊的生產關系再也無法幫助人民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幸福，官僚資本沒有前途，自由資本一樣不會有。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