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召開動員會，部署紀檢監察機關配合開展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
要深入開展醫藥行業全領域、全鏈條、全覆蓋的系統治理。加大執紀執法力度，緊盯領導干部和關鍵崗位人員，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集中力量查處一批醫藥領域腐敗案件，形成聲勢震懾。
由此，“全領域、全鏈條、全覆蓋”的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醫療行業反腐走進公眾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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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反腐這不是第一次了，本世紀以來嚴格來說已有三次，此前于2006年和2013年均掀起過兩輪反腐，但是都沒有出現本輪的“多部門聯動”，級別也難以比媲本輪。
此前反腐，央視的調查曾顯示：在藥品價格中，30%到40%是醫生的回扣，10%是醫藥代表的提成；另外還有進醫院時的行賄費用、運輸費用等；在仿制藥為主的時期，國產藥品的成本往往不到10%。
這種發展模式之下，研發新藥反而沒有利潤，讓藥企沒有創新的動力，嚴重影響中國醫藥產業發展。
從層級來看，今年動刀子的決心更堅定，執行效率也更高。
就說一個人，徐波，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介入導管室主任，今年5月底在前往法國巴黎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前被帶走調查，直接震動了整個醫療圈。
甚至，震感遠遠波及醫療行業之外。
關于徐波，本寫了幾段，但發不出來，刪去之后本文才正常發出……這倒也足交其能量，以及徐波落馬所造成的政治影響，此乃過去幾次醫療反腐根本觸及不到的高度和深度。
本月以來，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十場即將舉辦的醫藥行業學術會議、論壇等宣布延期，部分學習班、培訓班也在近日宣布延期舉辦。
在以往，舉辦所謂的“學術研討會”是醫學行業心照不宣的撈金之旅。
一些藥企為規避法律監管，往往以贊助科研經費、贊助學術會議等名義和醫生“套近乎”、搞利益交換。
形形色色的學術會議、培訓會，就可以讓參會的醫生得到一筆可觀的費用。
早前一份業界流傳的某醫藥大省7月31日完成的“藥品耗材專項審計調查報告”就曝光了部分藥企的“暗箱操作”，包括：通過虛增銷售費用套取資金用于公關——用于合作醫院藥房建設，甚至用于給藥房配藥人員發工資。
這份報告中，有一家藥企注冊了962家會議服務公司，以支付學術會議費、醫學服務費等名義，在兩年多時間里套取了16.75億元。這些錢最終轉入了特定人員賬戶，用以支付區域醫院的公關費用；還有上市公司與近3000家商務推廣公司合作，在兩年多時間里花了30.82億元，其中相當部分成了藥品公關費用。
當地的醫學會等學協會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比如報告涉及省份的醫學會，就幫助四名公立醫院專家接受了200多萬元的定向捐贈。此外，這家機構還違規向醫學專家違規發講課費、籌備勞務費等……
協會搭臺，醫生進行講授，這種學術交流在行業內非常受歡迎。
從歷史看，這類活動最早是由外企在上世紀末在國內推行的，得到了國內醫學界的認可，并作為醫生在職教育的一部分，列入了原國家衛生部頒發的《繼續醫學教育規定（試行）》。
早在今年5月，國家衛健委、公安部等十四部門聯合印發通知《2023年糾正醫藥購銷領域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工作要點》，就已明確提到整治回扣問題，算是吹了風。
同時，不合理取酬專項清退工作已經陸續在部分地區開展，全國各地的醫院也隨即展開了一股“退款潮”。
以A股488家醫療企業為樣本，2022年這些企業總共花掉了3523億元的銷售費用。
也就是說，A股醫療企業平均每家的年銷售費用約為7.2億元。
在這些醫療企業中，去年銷售費用超過10億元的公司共92家——也就是說，A股每6家醫療企業里，至少有1家的年銷售費用超10億元。
這些所謂的“銷售費”，可以理解為公關費，乃至行賄費，喂進了各醫院各層級手握權力的醫官們。
降藥價網創始人、知名醫改專家衛柏興曾公開表示：
自從外資藥企進入中國開始出現醫藥代表之后，“帶金銷售”模式就迅速傳播擴散，一度導致不搞“帶金銷售”的藥企便無法占領市場，腐敗問題在幾十年里惡性循環。
銷售費用一個比一個高，相關部門可以重點關注某些企業，一查一個準！
雖然有些企業類型不一樣，比如說有的就是以OTC品種為主，有的主營產品還處于商業化推廣初期，銷售費用占比自然會高。但這種（行受賄）不良風氣確實存在，與醫療行業各環節都有千絲萬縷、根深蒂固的聯系。我們也希望國家此次力度空前的行動能夠徹底震懾住一些企業，抓一些典型，還醫藥行業一個風清氣正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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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長沙湘雅三院九名醫務人員聯合簽名，實名舉報科主任孟婕“放任”其無手術操作資質的學生鄒某單獨進行支氣管鏡檢查，導致三個月內發生兩例患者死亡事件；事發后孟婕偽造醫療文書，要求其他醫生簽字擔責。
此外，舉報者還反映孟婕“暗箱操作”績效分配、私設小金庫、財務不公開、打壓排擠同事等問題。
這種舉報非常典型，值得以其為例。
在醫療領域，大多數醫院的一把手（院長級別）或部門科室的一把手（主任級別）被推到審判臺上，并非由同級監督的紀檢機構查出，而多是內部利益分配引發矛盾或是外部供應商分贓不均而導致的舉報促成，總之很難有黨務力量的介入。
醫院管理體制多年來先后經歷了黨委負責制和院長負責制，其源頭是上世紀80年代我國國企大面積“改革”過程中從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層化管理，從分工負責制走向一長負責制，從領導工人一體走向領導工人分離。
80年代在宣傳《鞍鋼憲法》時，就已是抹去了“政治掛帥”和“群眾路線”，開始無限突出「工廠廠長」在企業內部的權威。
1986年9月，先后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廠長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等法規，明確：
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廠長是企業法人的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處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醫院領域同樣不能幸免，1982年1月，原衛生部發布《全國醫院工作條例》，明確醫院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這被業內認為是促進醫療機構“黨政分離”的重要嘗試。
2000年3月，中組部、原人事部、原衛生部又印發《關于深化衛生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
衛生事業單位實行并完善院（所、站）長負責制……要建立和完善任期目標責任制，明確院（所、站）長的責、權、利。
隨之，醫院管理體制逐步朝著院長一“長”獨大的方向發展，不僅醫院內領導班子集體決策機制難以落實，黨委、紀委的監督也被嚴重弱化，有的甚至形同虛設。
在院長財務“一支筆”，拍板“一句話”甚至決策“一閃念”的狀態下，特別是在院長權力須臾間便能波瀾不驚地換來真金白銀——比如有的公立醫院雖然有醫療器械委員會、藥事委員會等，但院長對他人的晉升提拔有重要的發言權，所以當其堅持要購入某種器械時，很少有人會提出反對意見——的情況下，院長、主任等層級的“一把手們”成為高危職業也就不難理解。
一直到近幾年，才開始刀刃向內、刮骨療毒。
2018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公立醫院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明確在歷史遺留的“院長負責制”之上提出公立醫院實行“黨委領導”。
但是“對改革進行改革”難度太大了，每推動一小步都是血雨腥風，阻力難以想象。
根源還是因為醫療領域的灰色利益實在過于恐怖，且捍衛這種灰色利益的體制已經成型近四十年，盤根錯節又根深蒂固。
比如一個小小的“地板價始祖”二甲雙胍，在國家藥監局搜索“鹽酸二甲雙胍片”，有123個國藥準字號。也就是說，你若得了糖尿病，醫生建議服用鹽酸二甲雙胍，則可能有123種選擇——那么這時候，醫生們選擇哪一款推銷給你，小九九就來了……
所謂的“回扣”，就是賣家給買家返還的費用，有兩種：一是醫院的藥品采購人員可能會拿的回扣，這與商場采購員拿銷售提成的性質一樣；二是醫生拿的回扣，醫生并沒有參與藥品的采購，但是在賣藥，因此醫生從藥企拿到的回扣是賣藥的傭金。
并且，醫院藥品采購員拿回扣主要損害的是醫院的利潤，但是醫生拿回扣就會激勵其多開藥，即“多度醫療”，不僅損害患者錢包，更會損害患者健康。
一個客觀上的難度就是，醫療行業的專業性極強，使得腐敗具有隱蔽性，“黨委監督院長/主任/醫師”便存在一定的難度。
比如采購器械，如果沒有十多年的臨床經驗，很難了解其中門道，如果黨委書記醫學背景和專業知識偏弱，就難以有效監督院長或院長親信、主任或主任親信。
中紀委公開披露
有很多衛生局的副局長，并不懂業務，也缺少行業威信，被組織部門直接安排其去醫院做黨委書記，不過是出于職級安排的需要（副處級晉升為正處級），這種人事安排實質淪為“安置性措施”，沒有讓黨委在醫院中發揮戰斗堡壘的作用，也就無從談起對患者群眾的利益保護。
同時，院長們多是業務型專家，在漫長的從醫過程中積累了豐富人脈，這同樣是可變現的隱性財富，導致實際權力超越黨委書記和黨領導的紀檢部門。
比如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區紀委副書記、監委副主任王廷建在查案時就發現，醫療器械經銷商陳某虎向普洱市人民醫院銷售的直線加速器進口價是1500萬元，但醫院進價卻是3520萬元，遠遠高于同期市場價格。
專案組向該醫院相關知情人了解情況，得知當時討論購買該直線加速器事宜時，醫院黨委領導班子成員曾明確提出反對意見，但院長楊某俊卻執意購買。
專案組隨即找到陳某虎，向其闡明寬嚴相濟的紀法政策以及作偽證的法律后果，促使其如實交代其為了銷售直線加速器而通過“借款”方式向楊某俊行賄的事實，查清了楊某俊以借為名索賄1600余萬元的事實。
數據顯示：2013到2022的十年間，2900多例醫藥領域的行賄受賄類案件的刑事判決書中，醫療器械領域的腐敗案件最多，占比近40%；其次是藥品領域，占比約30%；醫療耗材近20%，還有一些和醫保基金、醫院基建相關的案件。
從受賄案件顯示的關鍵環節來看，決策環節的行為占比達到40%，醫械使用環節的受賄將近36%，采購環節占到10%。
從關鍵部門來看，行政管理部門占到49%，臨床科室占比17%，醫技科室占比11%，后勤系統占到13%。
從受賄案件顯示的職位來看，正職的領導受賄占到30%，副職占到11%，中層干部40.57%。
脫離政治掛帥，就必然導致資本掛帥，這是恒古不變的真理。
而資本掛帥所造就的行賄受賄及其產生的溢價，最終都會由基層的醫生（被極度的剝削壓榨）和廣大患者群眾來承擔。
這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已成產業規模的醫療商業化，和早已積重難返的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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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這驚為天人的營銷培訓話術：
1965年7月，毛主席曾在與醫務工作人員談話時怒斥：
縣衛生院認為賺錢的醫療隊就好，不賺的、少賺的就不好，這難道是人民的醫院？
藥品醫療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一個壯勞動力病了，給他治好病不要錢，看上去賠錢。可是他因此能進行農業或工業生產，你看這是賺還是賠？
在天津，避孕藥不收費，似乎賠錢，可是切實起到節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這是賠錢還是賺錢？
有些醫院、醫生就是賺錢。病人病不大或沒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無非是賺錢。甚至用假藥騙人。
有兩個十七、八歲的青年，說檢查了，有脊椎病。我說不要信，這是他們騙你。要他們去休養，兩三個星期回來了，還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賺錢的醫院賺錢的醫生、假藥，花了錢治不了病，我看還不如拜菩薩，花幾個銅板，買點香灰吃，還不是一樣？
讓環境不斷惡化、讓百姓不斷生病、讓健康奢侈化、讓醫療產業化、讓就醫服藥日常化、讓重金治病普適化——這是大到生物（基因）戰爭、小到藥品泛濫背后的根本邏輯。
當公益性和社會性被抹去，救死扶傷的醫院也就變成了徹底的商業組織，在大災大難中，完全不可能給予手無重金又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一份憐憫。
這就是資本主義。
根子在哪兒？不妨向歷史看。
80年代初，準確地說是1980年8月30日-9月10日在北京召開全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人民公社制度徹底被瓦解。
從1978年的安徽到1983年的河南（1984年人民公社基本壽終正寢，哪怕發生了張正濤書記自殺事件），全國性的公社解體浪潮為接下來的市場化和資本化（招商引資）鋪平了道路。
這其中，醫療自然難以幸免。
1979年，時任衛生部部長第一次提出：
要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
六年后，國務院批轉衛生部《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指出：
必須進行改革，放寬政策，簡政放權，多方集資，開闊發展衛生事業的路子，把衛生工作搞活。
那一年也被稱為“中國醫改元年”。
再七年后，伴隨著南巡春風，1992年9月國務院正式下發《關于深化衛生醫療體制改革的幾點意見》，衛生部貫徹文件時又提出：
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
此后，讓諸公立醫院“自負盈虧”的觀點逐步在國內盛行。
然而，自負盈虧唯一的招數，就是從患者身上多收費，別無他途。
中國的衛生總費用從2009年的1.7萬億增長到2015年的4.1萬億，六年時間增長兩倍多，醫藥板塊市盈率35倍（遠高于a股平均水平）——這背后是多少百姓的家破人亡換來了醫藥財閥巨頭的盆滿缽滿？
本段開篇那家瀘州富康醫院不加掩飾的營銷標語自然不是孤例，去年轟動一時的東莞康華醫院也曾給出了答案：
手術室里全是錢。
東莞康華醫院后來對外聲明：“護士干的，雨我無瓜…”
我很希望這是那位可憐的護士為醫院背了鍋。
如果不是，即真的是身為打工人的護士小姐堂而皇之地為資本方搖旗吶喊、以茹毛嗜血的姿態為資本家的收成歡呼雀躍，那可真應了列寧同志的另一句話：
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樣看待對資本家的勝利，他們說：資本家已經撈了一把，現在該輪到我了。
國企改革、私有化扛旗人物的柳傳志先生對于醫療改制曾有這樣的論點：
民營進入后，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民營資本進入醫院以后，我相信，所有的什么醫患這些問題逐漸全會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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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實是不容辯解的。
作為典型民營資本控股的東莞康華醫院，曾因“未按照規定書寫病歷案”被東莞市衛生健康局警告并罰款一萬元；還曾發生一起醫療事故，也是醫方承擔主要責任，原東莞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局因此在2018年對該院進行警告。
此外，這家醫院還涉及司法案件88件，案由多為醫療服務合同糾紛、醫療損害責任糾紛等。
康華醫院，背靠上市公司康華醫療，而位于東莞的這家康華醫院法定代表人為陳旺枝，注冊資本為35000萬元人民幣，上市公司康華醫療對其100%持股，是不折不扣的私營醫療組織。
還是說回柳傳志，這位私有化教父對于中國醫療改革還有過一句名言：
醫療服務是公共事業，但不完全是公益事業。實質上是國家投入一部分、企業負責一部分、民眾自籌一部分。
“民眾自籌”，柳教父多么輕飄飄的一句話，卻是多少中國家庭灰飛煙滅、不堪重負的壓迫。
更不要提，像柳傳志這樣的吸血者，根本又在做些什么，又在實施著什么。
相比于這些人的祖師爺——美國人，他們早已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美國高盛集團在一項生物技術研究報告中還羞答答地問：
治愈患者是一種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嗎？
而中國的這幫買辦卻向來不加掩藏。
曾任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醫院——和睦家醫院院長的劉常平有過公開發聲，認為中國在推行醫院私營化上的進展上“太緩慢了”。
他還點出，2001年的“入世”將使醫院私營化的步伐大大加強……
此言確實不虛，2001年“入世”中國承諾的“五大領域開放”，其第五個就是在“2003年開放醫療服務業”。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國內和境外投資集團二十年前紛紛瞄準時機，搶占中國龐大的醫療市場。
著名的如上市公司萬杰科技、雙環科技、望春花、浙江廣廈、三九藥業等，都有意介入醫院的經營和“收購公立醫院”。
臺塑董事長王永慶當年有稱，要斥巨資在大陸打造醫院“航母”；新加坡某財團更是預備投資6000萬美元在華合作開設豪華特需醫院；澳大利亞的資本也在2001年后將在中國開設高檔體檢中心放到了議事日程上……
從2001年開始，民間資本進軍醫療市場的鼓點已經插響。
根據國家衛計委的數據，至2013年9月末，全國民營醫院已經突破一萬所；至2015年9月，全國民營醫院數量達到13600家，首次超過了公立醫院數量，當時在國內醫院總數的占比達到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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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多年來的“利好政策”讓社會資本在醫療領域非常活躍，客觀上加快了新建、收購、托管醫院的步伐，這其中私有化和外資入侵的現象十分嚴重，比如去年拔出蘿卜帶出泥的萬達集團匹茲堡大學項目。
2009年3月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出臺，標志著我國新一輪醫改的開始，意見中明確指出：
要進一步完善醫療服務體系。
一年后，2010年11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意見》，指出“完善和落實優惠政策，消除阻礙非公立醫療機構發展的政策障礙，確保非公立醫療機構在準入、執業等方面與公立醫療機構享受同等待遇”。
這直接塑成了一場醫療商業化的狂歡盛宴。
集體制度瓦解，私有制接棒，凡事都是有因有果的。
由地方看向全國，在市場化改革中，僅十年時間，有合作醫療的村莊比例從1976年的遠超90%直接減少到1986年的4.8％。
90年代，即使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央階段性的鼓勵，該比例在1997年也只增長到7%。
隨著合作醫療的瓦解，多數村莊根本付不起農村醫療工作者的工資，當年風塵仆仆的赤腳醫生們只好被迫改行。
回想1952年底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1965年農村醫療衛生保健網基本建成（衛生技術人員達88萬人）的盛景，完全不再。
從頂層層面看，市場經濟思維被奉為正道之后，國家對防疫機構的經費撥補也從80年代初期占財政支出的1.06%，一路下降到80年代末的0.58%，
盡管撥款的絕對數有所增長，但遠不及人員經費的增長需求，終于是出現了“吃飯靠國家、發展靠自己”的詭異局面。
這也就是為什么前兩年網上會出現“我對國家前途有信心、卻對個人發展沒信心”的蘇修式拷問。
根據《新中國統計五十年資料匯編》的數據（這是目前學界公認最權威的官方數據）：從1961到1989 年，中國每年衛生預算支出占財政總預算支出的比例平均為 3.61%，最高為 6.62%，最低為 2.11%；從1990到1999 年，每年衛生預算支出占財政總預算支出的比例平均為 1.40%，最高為 2.66%，最低為 0.41%。
在毛主席時代，尤其是五六十年代高積累的二十年間，曾有過三次大幅度的降低醫療價格：
第一次是1956年，藥品加成費減少30%，手術費減少60%，接生費減少50%，普通掛號費減少30%；第二次和第三次為1958年和1966年，醫療價格進一步降低，而政府投入則逐年增加，減輕基層醫療合作社與病人的壓力。
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夕，國家層面每年投入衛生事業費從建國初的1.9億元已經猛增到22.4億元，衛生基本建設費由建國初的1.3億元增加到3.2億元。
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國逐步實施了對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和結核等七種傳染病的常規免費接種，對血吸蟲病、麻風病、瘧疾、地方性甲狀腺腫以及子宮脫垂等婦女病，國家亦是免費普查普治。
社會主義中國的醫療體制與成效，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奇跡，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尤其在今天更加讓人敞懷。
1964年6月，毛主席在接見越南外賓時，曾批評了北京醫院高級干部保健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助長生活特殊化的現象。
當年8月10日，他又在衛生部黨組《關于改進高級干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
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這 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在主席的督促下，中央隨即決定在全國范圍內撤銷專為高級干部設立的保健機構，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制度，并向群眾開放專為高級干部看病的醫院。
當時（60年代中期），我國衛生事業的人力、物力、財力已集中于城市，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面愈發危急。
1964年，高級衛生技術人員中有69%在城市，縣以下的只占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占57%，縣以下的占27%。
那一年全年衛生事業費9.3億元，其中用于公費醫療的為2.8億元，占30%；用于農村的2.5億元，占27%，其中用于縣以下的占16%——也就是說，用于830萬享受公費醫療人員的“公家經費”，比用于五億人口的農民群眾的還多。
一年后的6月26日，主席終于雷霆發聲、大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而這份勇氣直到今天都仍具啟發性。
那天，主席在同他的保健醫生談話時，針對農村醫療衛生的落后面貌指示衛生部：
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為廣大農民服務，解決長期以來農村一無醫二無藥的困境，保證人民群眾的健康。
因為這一指示是6月26日發出的，因此又被稱為“六二六指示”。
“六二六指示”源自毛主席對廣大人民群眾健康的關心，對官僚主義作風和貪污腐敗的深惡痛絕，以及對當時戰備形勢的擔憂。
他之所以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衛生老爺部”，就是因為他們忽視了對農村群眾醫療衛生的關心：
留在城市里，坐在醫院中，戴起大口罩，隔斷了與基層群眾的聯系，冷落了人民群眾的感情。
“六二六指示”發出后，一方面促使衛生部逐步將人力、物力和財力的重點放到農村；另一方面指示極大鼓舞了廣大醫務工作者投身農村建設的熱情，激發了農村群眾徹底改變疾病叢生的落后面貌的決心。
在當時，主席明確表達了他對農村衛生工作的看法：
沒有必要讀這么多書來改革醫學教育，主要是在實踐中學習和提高。
主席的一貫思想就是“勞動出真知”，在分析問題時要分析主要矛盾、解決次要矛盾，而當時新中國的主要矛盾是農村醫生的缺乏，等待和培訓足夠的醫生是不可能的——那么，經過幾年的學習、直接去農村里，不僅可以解決問題，還可以培養基層醫學人才、更廣泛地控制外敵的“投毒行徑”。
1968年9月，當時中國最具有政治影響力的《紅旗》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9月14日被《人民日報》刊載。
隨后，《文匯報》等各大報刊紛紛轉載，“赤腳醫生”的名稱走向了全國（赤腳醫生的叫法首次出現是在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出現的，該公社于 1965 年夏開始辦醫學速成培訓班）。
當時，毛主席看到這篇文章后，在文章的眉頭上批示：
赤腳醫生就是好。
這個批示經報刊公開發表之后，當年的中國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學習赤腳醫生的熱潮。
“赤腳醫生”是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產物，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標志性的時代元素之一，閃耀著毛澤東思想的光芒。
赤腳醫生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醫學世家，二是中學畢業生中略懂醫術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
他們被挑選出來后，會到縣一級的衛生學校接受短期培訓，結業后即成為赤腳醫生，但沒固定薪金，許多人要赤著腳，荷鋤扶犁耕地種田，“赤腳醫生”名稱由此而來。
毛主席的態度是極為明確且指向性精準的：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于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
赤腳醫生在封建愚昧的農村地帶大力宣傳衛生知識，鼓勵群眾移風易俗，發動群眾起來同不良衛生習慣作斗爭，開展以除害滅疫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等，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衛生面貌。
在中央和地方、在廣大農村醫務工作者及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終于出現了飛躍發展。
以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病床的分布為例，1965年農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1975年這個比重已提高到60%，全國衛生經費65%以上用于農村，改變了農村的醫療衛生面貌奠定了基礎。
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經在《1980-1981年報》中指出：
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后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在國際上，“Barefoot doctors”的名頭也隨著新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而享譽世界，為社會主義制度添光增彩。
今天，我們已沒有辦法去討論為什么類似于赤腳醫生這樣劃時代的社會主義民生項目會幾近消亡——世界衛生組織認為80%的醫療需求可以在基層得到解決，而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量占總量比例自2009年的醫改開始不斷下降，從61.8%下降到五成左右。
以致于，在去年下半年防疫進入瓶頸期時，「分級診療」又被不厭其煩地推上臺面。
以分級診療來說，理論上都是完美的，但沒有人能保證在當下的現實環境里分級診療不會演變成「分階級診療」……
根子，還是在私有制。
跋
房產，教育，醫療，三座大山。
2020年三道紅線，2021年雙減政策，2023年醫療反腐，一年一把刀子。
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三座大山是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而衍生形成，背后是高度的資源集中和虹吸效應所就。
在私有制客觀存在的現實默許之下，鑄造了嚴重的權力失衡、階級分化和城鄉差距。
一葉知秋，事實上針對三座大山的愚公移山工程并非一夜間。
以醫療領域而言，早在今年年初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引發的《關于進一步深化改革促進鄉村醫療衛生體系健康發展的意見》中已經給出了震感強烈的吹風：
堅持進一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進醫療、醫保、醫藥、醫教改革協同聯動，創新完善鄉村醫療衛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切實落實鄉村醫生多渠道補償政策，統籌解決好鄉村醫生收入和待遇保障問題，健全多勞多得、優績優酬的激勵制度，防止給農民群眾增加不應有的負擔，保持醫保基金平穩運行，激發改革內生動力。
教育和房產是與金融系統掛鉤的，因而從2020年以來持續三年都在進行烈度空前的金融反腐（僅今年以來金融系統內省管及以上級別干部已有逾六十人接受審查調查）+銀保監系統改革（舊的銀保監會成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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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醫療則是與財政掛鉤，直接決定醫保/社保等的存量和預期增量（增量不樂觀，因為人口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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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實來看，醫保資金困局、就醫民生痛點、醫務基層內卷這三個難題，都需要以醫療反腐作為刀刃向內的突破口，戳破當前的固有格局。
否則財政持續緊縮、群眾因病致貧、基層醫生被剝削壓榨的局面很難在現有環境里得到改變；如若不改變而服從這一局面繼續維持下去，總有一天各個環節都會爆炸——財政會崩潰，民眾生計會難以為繼，醫患矛盾更是得不到根本性解決。
當然，比推翻三座大山更重要的，是建立不再誕生三座大山的土壤。
正如「反腐」的真正要義應當是徹底地消滅一種舊制度下的游戲規則，而不僅僅是消滅一批玩游戲的人……
文章最后，引用一段北京大學李玲教授不久前的吐露：
去年我國的醫療開支已經突破了7萬億，這個巨大的數字原本可以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以為公民提供高質量的免費醫療服務。
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解決的難題遠超過資金是否充裕。
真正實現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的關鍵，在于疏通醫療機構運營機制。如果能妥善利用現有醫療資源，可以為公眾提供穩定的醫療保障，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這樣就可以解放人們的消費潛力，不再需要因緊急需求而存錢或感到焦慮。
毫無疑問，這會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
實施全民免費醫療涉及到大量利益的再分配，需要多個部門的共同協作。這意味著政府需要對現有的醫療系統進行改革，完善相關的政策和法規，并強化部門間的交流和協作。
同時，還需要構建一個高效的醫療資源分配機制，確保資源可以公平分配到每個地區和人群。
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的實施還需要解決醫療人才的培養和配置問題。醫療資源的再分配必然涉及到醫務人員的流動和配置調整。政府需要制定相關政策，鼓勵醫療人才向基層醫療機構和農村地區流動，確保醫療服務的平衡和覆蓋。
實現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的實施，需要政府進一步提升執政理念和執政能力。政府必須始終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升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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