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以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之危點一再重現，中國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實現現代化、自立于世界名族之林，抑或是在屈辱和列強的瓜分中茍活，一直是無數民族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課題。
“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⑹，好像雨后春筍，努力學習西方。…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⑺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共產黨通過尋求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基本原則，準備在中國率領最廣大人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走一條中國歷史上乃至全球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歷史上從未走過的道路。
然而，誕生于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誕生于當時號稱世界第五大工業國的沙俄帝國的列寧主義和隨十月革命勝利而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無法成為中國勞苦大眾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殘酷壓榨這個偉大事業的最貼近實踐、最符合中國國情的核心指導。
中國革命需要不同于巴黎公社、不同于十月革命、不同于一切其它國家和地區的，具有中國自身特色的指導思想和道路實踐。“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陜北農民李有源自創的信天游“東方紅”的一句歌詞，道出了自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從掙扎求存到奮力拼搏到基本繁榮昌盛再到今日之輝煌的內涵——中國特色，毛澤東主席既是中國特色的代表者，更是中國特色的開山者。
如果沒有毛主席創立的“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極有可能是一句空話，無論是斗爭形態的“農村包圍城市”還是軍事形態的非“規范”戰法，還是對1949年蘇聯和美國聯手策劃施壓的中國“劃江而治”戰略的否決，毛主席思維中所體現的原則只有一個：中國特色。
在一個90%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基本與西方現代國家的工業化之間的差距在百年之間的農業大國實現工業化基礎上的現代化，也必須走中國特色道路，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用不到27年的時間(如果排除主流輿論認為是“倒退”的十年和“災難”的三年，則時間坐標更短)，中國通過舉國艱苦(有人認為是“共同貧窮”)、舉國積累(被賣掉的數以十萬計的國企可以證明)，在與世界上最大的兩個超級大國真刀真槍的軍事博弈中，在被西方巴黎統籌委員會封鎖至今的經濟環境中，在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收獲基本完善的工業體系、農業體系、和平外交環境帶來的紅利(以十四套大化肥、八萬座大中小水庫及配套灌溉設施、3萬多公里鐵路線、中西部三線工業、運十大飛機、航天技術、100多個建交國家和加入聯合國為典型事例)前提下，始呈改革開放大格局。
“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 這就是毛主席筆下的中國特色。
我們總是聽著“中國特色”四個字，賢達精英們有人樂道、有人嫌棄這四個字，殊不知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一路走來，靠的就是“特色”二字。不照搬西方發達國家，也能不照搬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甚至在冷戰中奮力自成一極。
記得有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出品的關于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訪華參加新中國建國十周年活動的紀錄片中有一個情節，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對赫魯曉夫說“我們不需要教師爺”，其后就有了中蘇關系的跌宕。結果是。中國靠自己拼命艱苦崛起，并未成為別人的附庸。
英國廣播公司的一位新聞主編到北京訪問，在長城腳下訪問了一戶農民，盡管成見頗深，“我遠望窗外，到處都是新建的高速公路、鐵路，中國不管從字面意義上來講、還是從隱喻角度來看，都在“動”。我又想起，過去三十年內，英國至少有20個政客負責交通政策，雄心大略經常矛盾，平均下來，每個人的紗帽不過也就戴了18個月。”、“(陳先生家)墻上貼著一張巨大的畫像，畫像上是年輕時代的毛澤東。我很理解為什么陳先生家掛著毛澤東畫像。”、“我突然想說，看看人家中國共產黨!”
竊以為，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毛主席賦予了這個國家獨一無二的內在特質，或曰中國特色。
有人詛咒也罷、有人投機也罷、有人墮落也罷，中國的崛起離不開中國特色，當鸚鵡是別人的寵物，雄鷹惟自己奮翅高飛。
毛主席開辟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偉業，是中國特色的本原。換言之，毛主席是現代化進程語境下“中國特色”的首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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