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評香港占中

　　新媒體黃山論劍：郭松民評香港占中

　　很多人批評占中，說為什么英國統治時期不爭民主，現在開始爭民主？我覺得這樣的質疑很不給力。第一是因為爭民主任何時候都不晚，現在爭也可以，第二是因為香港確實是有歷史原因，以前很多人到香港去都是從內地逃過去的，逃到香港之后一方面獲得了相對安定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們對這個地方也沒有什么認同感，覺得自己在這個地方只是暫避一下，以后還是要回到大陸的，所以他們也不想在香港爭民主。但是現在第二代第三代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已經起來了，他們對本地更有認同感，而且確實是香港的民主運動從六十年代開始也是有幾個階段的發展過程的。

　　我覺得香港走到今年根本原因還是經濟，97回歸以后，中央采取的政策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在長期的殖民統治下沒有什么政治人才，香港依賴的就是一些商業精英，這些人就是要賺錢，他本身沒有什么為勞苦大眾謀利益這種情懷。所以這樣一來，原來的貧富差距問題、超級地租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更嚴重。我看過一個數字，香港的財富集中度達到了80%，貧富差距非常大，還有就是廣義的稅負居然高達香港人均收入的60%。這種超級地租的存在使得老百姓的勞動變得沒有價值。比如一個白領，一生辛辛苦苦勞作下來，能夠有一套房子就已經很不錯了。這樣使勞動變得沒有意義，生活變得絕望。這樣一個利益結構在97回歸之后一直沒有改變，中央支持的人很多都是財富精英，比如選舉委員會中好多人都是這個利益圈子里的人。這樣一來，香港下層的老百姓就把怨氣指向中央了，實際上我覺得應該是中央在替香港富豪擋子彈。

　　占中前的七一大游行，我在香港看到，市民是乘坐地鐵趕到維多利亞公園，從維多利亞公園出發游行，從現場觀察差不多有二、三十萬人，不是像警方說的九萬人，也不是像會議組織方說的五十多萬人。現場看不出來像是有組織過的，但是唯一有組織過的力量就是XX功。他們不光有準備好的銅管樂隊，還把共產黨看家的秧歌隊都學會了。

　　我覺得要解決香港問題不光單純靠港人治港，中央要直接介入到香港的利益分配當中去。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央可以成為香港經濟政策的制定者，然后交給特首執行就可以了，我覺得可以任命一個強勢一點的香港工委書記，決定香港的大政方針。讓商業精英自己去分割自己的利益他自己是不愿意干的，只有中央作為第三方才能解決香港的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我覺得97回歸以后，從政治上其實有一個投降主義的路線。我舉一個例子，香港這些年形成這樣一個局面：只要一鬧中央就讓步。上次7•1游行之后，很快董建華就下臺了。其實中央是非常支持董建華的，但是沒有辦法還是得讓他下臺。在此之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本法》23條立法，按照董建華的說法，這是香港對國家的義務，23條實際上就是說不準香港進行反華活動。基本法上有一個原則性的規定，需要香港有一個具體執行性的法律使之落實下來，但是港人一上街，當時推23條立法最厲害的就是保安廳長葉劉淑儀，葉劉淑儀也下臺了，董建華也下臺了。結果23條立法就無限期的擱置。今天中央為什么在行政長官選舉問題上堅決不讓步?就是因為沒有23條立法，等于允許在香港進行肆意反華的行動，法律上沒有辦法禁止，如果特首再丟了的話，那么香港就完全失控了。

　　在這個問題上要檢討97回歸以后一系列政策的失誤。等風波過后23條立法還是要推下去，還有一點就是香港一直就是反共反華媒體占據主流，比如英國統治的時候，在港督府設了一個政治部，如果有反英言行的人在香港是根本生活不下去的，搞不好就要被驅逐出境。那么現在回歸以后我們反而在這個方面沒有什么作為，基本上都是反共反華媒體的天下。其實香港的老百姓也不了解大陸也不知道大陸為香港做了多少貢獻，他們就是跟著媒體走的，媒體怎么忽悠他們就怎么做。

　　最后想說一個事情就是，香港這樣的一個局面也表現出中央在民主問題上沒有自己的話語權，是一個自相矛盾的狀態。我們被動就被動在這里。現在我們在香港問題上不敢否定民主的價值，但提名委員會壟斷提名權這樣的做法，又明顯是不敢真正的開放公民提名、選舉，實際上形成一個自相矛盾的狀態。香港凡是親大陸親中央的人，出來講話的時候都是很被動的，只能繞個圈子說我們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法律是這樣規定的，你要尊重法律。而對于占中的人也不敢說這樣的行為是怎么樣的，只是說你們這樣影響了經濟，違法了。而對于他們的動機和訴求一般來說不敢正面回應。我覺得主要原因是我們在這方面還是缺乏自己關于民主的話語權，實際上是被西方話語權所籠罩著。這樣的狀況不光是在香港，在內地也是這樣，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自己的話語權。提出三個自信也自信不起來。當然這樣的一件事也不是我們今天這樣的一個會議就可以解決的。但確實是中央或者王滬寧他們這些人應該考慮的。

　　首先從當前的局勢上來看，中央絕不能后退、妥協，如果后退的話很有可能會引發內地的顏色革命，右派會受到鼓舞，香港也在傳一些謠言，就是可能會犧牲梁振英來解決這個僵局，如果梁振英下臺，實際上就是中央的退讓。如果中央聽到我的聲音，就是絕對不能退讓。必要的時候可以出動解放軍，但是絕對不能退讓，如果一旦退讓，局面不可收拾。不光香港不穩定，內地肯定也不能穩定。

　　從治理香港這個角度來說，香港問題和臺灣問題都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遺留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大陸搞的非常徹底，但是在香港和臺灣都沒有搞，因此根本解決香港問題，當然是繼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了，反帝反封建，推翻三座大山。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很多的逃亡地主、國民黨的舊官僚等等這些都逃到香港去，這些勢力是很大的，但是都沒有清算。當然在當前的政治形勢下，繼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困難的，如果不能這樣的話，就要學會在香港這樣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新的斗爭方式。這個其實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地下黨的很多經驗是可以借鑒的，那時候主要是團結工農大眾，進步學生。現在主要是依靠精英階層。

　　過去陳云談到經濟的時候，談過鳥籠經濟，把市場關到計劃的鳥籠子里，其實香港的民主，我們也可以搞成一個鳥籠民主，不需要用這么笨拙的辦法，中央可以控制住。候選人的一個提名，比方規定是政黨提名，提高保證金的門檻，如果得不到一定的選票，錢就沒收了。用種種的方法都可以把自己中意的候選人給選上來。實際上，我相信真的選舉的話，香港人是務實的，不可能會真正選出一個和中央作對的特首。我們可以把終審權收歸到中央，在英國統治時期，終審權是在英國的樞密院，在普通法系中，終審權是很重要的，法官是有立法權的，所以把立法權拿到中央來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還一個就是落地執法權，23條立法以后，把這些重要的權力拿回來以后，特首其實你可以讓他們選，就是把它關到這個鳥籠子里，它飛不出去的。就像臺灣李登輝和陳水扁這樣的臺獨分子統治臺灣那么多年，它也不敢真正的宣布臺獨，最后臺灣老百姓也醒過勁兒來了。這樣安排，反共、反中央的人也找不到借口，我們在爭論的時候更理直氣壯。

　　打個比方，我們設一個鳥籠，把香港這個民主的鳥關到籠子里，而現在這個做法是在鳥的腿上綁一根繩子，鳥很不舒服，拎著繩子的這個人也很不舒服。

　　我可以肯定的是這次占中行動，只要中央不退讓，一定是可以平息下去的。但是這個話題在香港不會結束，會不斷的發酵出來，不斷的有人提出來，甚至成為每次七一游行的主題，成為每次立法討論的主題，甚至成為每次街頭抗爭的主題，這個話題永遠都不會消失，占中問題可以結束，但是這個問題不會消失。我覺得這是政改方案設計上存在的一個重大缺陷。當然現在是不能改了，以后是不是在某一個合適的時機做一個改正呢，我覺得這是可以考慮的，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建設性的探討。

　　201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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