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鐵擁擠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郝貴生
北京地鐵是國內大城市中修建最早，線路最多、里程最長的城市，尤其是近幾年，發展速度非常之快。但任何一個坐過北京地鐵的人都有一個深刻感受，就是非常擁擠，尤其是上下班時間，英國倫敦市長到北京體驗北京地鐵的感受也是這兩個字。最近，網上紛紛傳言，造成擁擠的主要原因是票價過低，因此解決這一問題還需要依靠價格杠桿來調節。客觀說，北京地鐵票價確實過低，可能是全國擁有地鐵城市中票價最低的城市。筆者記得，當初市政府之所以定如此之低票價，是為了鼓勵人們出行坐地鐵，減少地面開私家車和坐公交車人數，以減低路面交通壓力。所以市政府一方面投入巨大資金修建如此之多、之長的地鐵線路，另一方面又投入巨大財政貼補地鐵運行虧損部分。滿以為這樣既可以減少地面交通壓力，又通過地鐵提供人們出行之便利。但事與愿違。地鐵一條條新線路的開頭，也確實在超大城市的北京地區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的出行，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地面擁擠的私家車。但坐地鐵人數卻越來越多，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更是擁擠不堪。固然造成這種狀況與票價之低有直接的關系，適當調整票價也是必要的。但是否是造成擁擠的根本原因呢?提高票價之后，就能從根本上解決擁擠問題嗎?非也!
筆者認為，造成北京地鐵擁擠的根本原因是畸形、片面的社會發展理念。
第一，社會的發展理念究竟是擴大差別，還是縮小差別?
一個社會由于種種原因，必然形成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地區與地區差別的客觀現狀。而這種差別最終表現在人們的物質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異上。那么作為執政黨和政府部門就必須面臨著一個社會發展理念問題：是保持甚至繼續擴大、加速這種差別，還是努力減低、縮小這種差別?不同的社會發展理念實質是體現執政黨和政府部門的不同的宗旨和價值理念。我們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奉行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由此形成的社會發展理念必然是努力減低、縮小這種差別。建國后，黨和國家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總的目標就是努力縮小三大差別。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就是號召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人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道理很簡單，縮小差別不是物質方面一平二調式的平均主義，而是努力創造各種條件，提高中小城市、農村和邊緣地區的社會生產能力。而生產力的首要因素是人，是需要一大批具有社會責任感、艱苦奮斗精神和一定科學知識、科學技術的人。也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建國以后，大批大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大批現役和復原轉退軍人響應黨中央號召，奔赴農村、奔赴邊疆、奔赴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由此才導致相對落后、荒涼的地區一座座新型中小城市的興起，才有邊疆經濟建設的飛躍發展。筆者2007年到過新疆，親眼目睹過千里戈壁灘的荒涼和新疆建設兵團以及開發克拉瑪依石油工人的巨大成就，由衷欽佩他們的開拓者精神和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決策。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文革期間達到高潮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以及“六二六”城市醫療隊到農村去等等也是服從于這一國家發展的總體理念，是縮小三大差別的重要措施和手段。這是國家發展、社會發展的真正的科學發展理念。然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對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的根本否定，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根本否定，導致對建國以來的社會發展的總體理念也程度不同地甚至根本否定。他們認為，號召、組織大學生、青年人到落后、艱苦地區去是違背人性，應該把個人物質利益原則作為第一位的東西，鼓勵人們自由選擇、自由流動。筆者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有一部反映農村青年戀愛觀的電影《人生》。其主題就不是鼓勵農村知識青年努力用自己的知識改變本地落后面貌，而是有意無意宣揚青年人離開落后的家鄉、地區到城市去，到海外去。因此從那個時候起，社會倡導和鼓勵的觀念發生了巨大改變甚至是180度的轉變。雖然沒有公開直接的口號，但實際上，“到海外去，到城市去，到最能賺錢和成名成家的地方去”已經成為全社會倡導、鼓勵的理念。大批農民離鄉背井到城市打工，農村學生通過高考途徑改換門庭，小城市人到大城市，大城市人到特大城市，到海外去，已經成為近幾十年中國人口流動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中國的北大、清華等所謂一流大學在一定意義上已經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才培訓基地。中國當代大學畢業生的首要選擇“北上廣”就是這種社會發展理念的典型表現。筆者在新疆時，曾聽到這樣一種形容第一代開拓者的聲音：“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許多人以此為自豪，也有相當多的人抱有責怪和埋怨的情緒，尤其表現在他們的子女身上，因此相當多的兵團子女后代就通過各種途徑回到內地，特別是沿海大城市。這就是全國各個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人口劇增的根本原因吧。以北京為例，北京已經是一個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經濟上雖然不是中心，但經濟發展也走在全國前列。北京真需要那么多人嗎?到北京的人是為了國家發展、北京發展，還是為自己淘金賺錢和成名成家?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能做出正確的結論來。這就是北京人口劇增、城區面積急劇膨脹的根本原因，其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地鐵發展速度。這也是北京地鐵擁擠的根本原因。北京地鐵票價上漲，一時可能緩解擁擠現象，但這只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辦法，絕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北京地鐵擁擠表現出來的大城市人口盲目過快增長是整個中國社會畸形、片面發展的縮影。固然，大批農村人到城市打工給城市發展做出了極其大的貢獻，但他們的家鄉呢，貧窮落后的地區呢?事實上，他們的家鄉與地區與城市、沿海地區的經濟、文化差別卻越來越大，實質是人們的生活水平差距越來越大，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甘肅省有一個高考升學率極高的縣份，其大學生畢業后幾乎沒有人回到家鄉，由此造成大學生越多，家鄉越貧困，反過來進一步刺激青年人依靠升學離開貧困地區的惡性循環現象。習近平同志去年年底到距離北京較近的河北省阜平縣農民家訪問。有的農民一家全年總收入才二千多元。即使到大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可能有些人錢賺了不少，但他們有幸福嗎?筆者也有農村親屬到大城市打工，錢也不少，但他們沒有八小時工作制，沒有節假日，沒有組織關懷，沒有工會幫助自己維權，沒有固定和較好的住處，沒有城市人的各種勞保待遇，不知哪天就被老板炒魷魚了，一旦遇到災難和突發事故，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前幾天，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欄目播放貴州省到浙江海寧的一農民工因孩子突發疾病無錢醫治，無人關心，走投無路，一時頭腦發熱，突發到銀行搶劫。固然其個人行為是違法行為，但我們不能不思考，造成其行為有否社會原因呢?而且這種社會原因僅僅是農民工的救助機制嗎?貴州本身就是落后地區，為什么我們的政府不鼓勵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家鄉落后面貌，非要支持到發達的浙江省做貢獻嗎?再聯想到去年，貴州幾個十歲左右的農村流浪兒被悶死在城市的垃圾箱中。17日的《今日說法》又播發云南省丈夫長期在外打工的妻子與人發生婚外情導致血案發生的慘痛事實。解說員說，農村40%的人命案都與農民外出打工有直接關系。這一系列的客觀事實難道不引起我們對整個社會發展理念的反思嗎?
第二，城市和地區發展要不要具有特色和重點?
毛澤東談到中國革命的特點時說過，中國是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回旋的余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也是這個特點。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最多，地大物博。但人口密度、資源分布、自然環境、社會條件等差別極大。由此造成整個中國的社會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完全都可以全國一盤棋，根據各個地區不同優劣勢等多種因素進行有重點有特色的總體發展，沒有必要一個城市一個地區大而全的發展，同時給予相對落后地區以資金、政策等多方面的優惠條件。關于這一思想，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已經做了較為深刻的論述，而且建國后的前三十年，基本上是按照這一思路發展的。如三線建設、部分大學西遷等。但筆者認為，也有失誤的地方，最大的失誤就是北京的發展。客觀說，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適當發展經濟也是必要的。但不知何故，建國后北京卻建立起大型鋼鐵企業即石景山鋼鐵廠，由此造成后患無窮，直至90年代才決定外遷。但北京發展經濟的步伐卻沒有停止下來。本來最靠近北京的天津有一個大型港口即新港，其吞吐能力在全國港口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北京完全可以利用之，做到北京、天津互贏的局面。但北京非要與天津競爭，在與新港非常近距離之處與唐山合建起一個規模也較大的新的港口。這難道不是地方主義、重復建設嗎?由此表明北京發展觀念的片面性和畸形特征。現在看來，北京如果不改變發展理念，如此下去，豈止是地鐵擁擠、交通擁擠?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都會接踵而來。北京要根本改變地鐵擁擠現象，不是簡單調價或再加大地鐵建設速度所能解決的，最根本的是要調整發展理念和思路。而做到這一點，就要給自己在全國的大棋盤上科學定位。筆者認為，北京要真正科學發展，不能過多發展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而且應該縮小自己的發展內容。這就是說，北京應該僅僅把自己定位于中國政治中心，這是其它任何地區、城市不能取代的。北京當今發展過快的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文化單位太多，尤其是高等院校，其帶來的弊端相當之多，筆者這里不一一例舉了。筆者建議北京取消文化中心的內涵，除保留北大、清華等幾所知名大學之外，大多數大學都要遷到其它省市特別是西部地區。不僅能夠減少北京人口的發展，也能夠帶動西部中小城市經濟、文化的發展。其實，上世紀80年代，北京著名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就外遷到安徽省，可惜只此一家，不能根本改變北京發展的整體布局。
中國當今社會發展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各個城市、地區既有普遍問題，也有特殊問題。北京地鐵擁擠是一個特殊問題。但無論普遍問題，還是特殊問題幾乎都與整個社會發展畸形、片面的總體理念和指導思想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但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各級領導者的畸形、片面的發展理念呢?這一問題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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