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眾多紅色網站刊載北京大學孔慶東教授6月27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中國共產黨93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其中指出了一種社會現象即：共產黨已成準地下黨 上課都不敢公開講馬列講毛主席。特別是高校領域，“黨成了地下黨，黨不過組織生活”，“誰要在這個課堂上公開的講馬列主義，講毛主席、講黨，人家把你看到精神病一樣的，你會在生活中、業務上受到種種的歧視和打擊。”7月3日，紅歌會等網站刊登南開大學艾躍進教授的文章
“中共不應也不能再淪為地下黨”，肯定孔文的觀點和指出的現象，且又例舉了高校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黨淪為地下黨的種種現象。筆者也在高校工作，非常贊同兩位教授指出的高校和意識形態領域這種現象的客觀事實。現實生活中，豈止高校和意識形態領域，整個社會生活包括經濟領域、政治生活、文化領域幾乎都有這種現象。我們號稱8000萬共產黨員，幾乎各個社會組織都有黨的各級組織和各級黨委存在，從形式上來講，凡是有黨組織的地方，實際的領導權還確實掌握在黨的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確實不能說共產黨是準地下黨。那么孔教授這里所說的“成為準地下黨”的含義什么呢?我認為有三層含義：一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黨的組織生活。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其客觀存在不僅僅在于形式上的黨組織存在，更重要的是內容上的黨組織存在，也就是必須有正常的黨的生活內容。筆者在高校多年，基層黨組織的組織生活會基本上沒有召開過。退休之后，除繳納黨費之外，沒有任何黨委和基層支部召開黨的組織生活會。我所接觸到的絕大多數黨員也都有這種情況。不僅高校存在，其它領域也都存在。二是不敢公開宣傳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凡是公開真正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共產主義、宣傳毛主席都會遭到歧視，這些文章除極少數刊物之外，相當多數主流媒體都拒絕刊用。而歪曲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肆無忌憚、暢通無阻。大學學報尤其為甚。即使有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或者只是從純粹的學術角度，把馬克思、恩格斯只是當作一個類此康德、黑格爾的杰出的思想家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蛘咧皇且晃顿澝篮痛蹬跛^當代中國特色、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三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自覺運用黨章、憲法賦予的民主權利開展學習、集會、紀念、演講、罷工等行為時，程度不同地遭到官方強力阻止甚至動用武力壓制。如這些年來，人民群眾每到毛主席誕辰和逝世紀念日舉行各種集會、紀念活動時，官方總是尋找各種借口直接、間接阻止、壓制。對組織負責人進行跟蹤、監視、談話、威脅甚至拘捕、判刑。如2009年通鋼事件中，政府竟然出動數千軍警。艾躍進老師2013年底到鄭州宣傳毛澤東思想，在機場和飯店遭到層層阻撓。上月張宏良教授到洛陽演講學習習近平講話也遇到類此遭遇。全國此類事件更是比比皆是。筆者接觸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定擁護者經常這樣感慨地說，這世道究竟是怎么啦?明明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成員和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正大光明的行為，在號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卻受到當局者的如此待遇，許多活動不得不采取地下或半地下的活動方式進行。因而常常發出疑問：這還叫做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嗎?艾躍進教授文中特別指出：“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堂堂正正執政了65年的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成為地下黨的?!”筆者緊接著這一話題，分析中國共產黨究竟為什么成為“地下黨”的。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消弱和淡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中明確指出，共產黨人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唯物史觀和科學共產主義理論。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最重要條件是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因此從一大黨章開始，無論其黨章具體內容修改過多少次，但其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事實是從來沒有改變的。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黨代會通過的黨章盡管沒有修改這一思想。但在那個所謂“五十年到一百年都不改變”的黨的基本路線卻悄悄消弱、貶低了了其指導地位。其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中，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是作為整個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總的指導思想，而是在“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前提下，與“改革開放”并列起來作為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手段、方法。筆者認為，如果說“改革開放”是手段、途徑、方法的話，“四項基本原則”就絕不是手段、途徑、方法，而是包括經濟建設在內的共產黨的各項事業的總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如果把“四項基本原則”只是看作經濟建設的手段、途徑、方法，這難道不是消弱、貶低和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指導地位嗎?如果對這個黨的基本路線表述做修改的話，筆者認為應該改為“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導，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堅持改革開放，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應該把自力更生思想放在改革開放之前，目標中應該刪去“和諧”二字。這不是本文重點，不再贅述)
另外基本路線內容中即使有“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導”，但四項基本原則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么?如果歪曲和修正其基本內容，那么就不是真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是偏離、背離“四項基本原則”。例如“四項基本原則”中重要兩條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但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清清楚楚寫著，馬克思主義就是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實現無產階級解放的學說，社會主義就是經濟上的公有制、政治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社會制度。固然馬克思主義包括共產黨人奪取政權之后，要加快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也要促進和解放生產力。但絕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歸結為發展生產力。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所謂“解放思想”的口號之下，以從毛澤東晚年思想中解放出來為由，實質是從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中解放出來。鄧大人講過這樣的話：“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楚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3頁)實際是說，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解有片面性，他要從傳統書本和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觀念中解放出來。他所說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他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也是發展生產力(“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3頁)以這種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能是真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指導地位嗎?也正是在其帶頭“思想解放”之下，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了一股質疑、歪曲、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幾乎所有的基本觀點都受到質疑和否定，照抄照搬西方思想家的觀點，改頭換面，而且標榜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這場所謂“思想解放”運動如同潘多拉盒子被打開一樣，古今中外一切腐朽糟粕性內容換上新的外衣迅速在中華大地上蔓延。理論界以這種所謂質疑、批判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為榮。誰堅持原有的基本觀點，誰就是“極左”、“教條”、“保守”、“僵化”。這樣的文章鋪天蓋地充斥于各種學術刊物和國家及省市的申報科研項目中，而捍衛馬克思主義，反擊批判這種錯誤思潮的文章公開發表難之又難，此類申報項目得到批準更是鳳毛麟角。
1995年以來，中央編譯局開始出版新版的馬恩和列寧選集、全集、文集，2004年中央又開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工程，且把馬克思主義單獨作為一級學科，下設多個二級學科。這對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以及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應該起極大的推動作用。但近十年的實踐看，不僅效果極其微小，且負面作用極大。據筆者觀察，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人特別是握有權力和資源的所謂學者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無產階級解放的革命的學說理論，去研究和回答中國當今重大的現實問題，而是自覺不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學科當作獲取個人名利地位的敲門磚和工具手段，因此他們的研究方法不是從中國的客觀實際出發，而是單純迎合權力者的需要和處在強勢地位的錯誤思潮，什么項目或文章好通過、好發表，就研究什么，且在申報項目、發表文章和研究生點、評獎等各項活動中，同其它學科一樣也到處請客送禮、燒香拜佛。而握有資源審批權力的大學者在項目審批、研究生點申報等不是以是否真有馬克思主義水平和能力為客觀標準，而是以關系和行賄為標準，且為自己謀取更多私利。十多年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級學科其碩士點博士點、碩導博導及大量碩士生博士生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但究竟有幾個有真才實學呢?有幾個能夠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呢?其研究項目和研究成果數量極其之多，又有多少能夠真正回答當今社會重大的現實問題呢?在當代馬克思主義面臨著極其嚴重挑戰的時候，又有幾個能夠站出來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呢?甚至個別所謂“馬克思主義”學者、教授充當了歪曲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急先鋒。然而他們中的某些人卻利用馬克思主義學科獲取的項目、獎項、榮譽稱號滿天飛，獲取的研究資金多之又多。這種號稱“馬克思主義”專家、教授、博導實則水貨的學者們的所作所為本身就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科學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和行為不僅不能促進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發展，而且導致馬克思主義學科的威望急劇下降，且為各種反馬克思主義者提供各種口實。
第二，偏離或背離了共產黨的黨性原則和“消滅私有制”的最高綱領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任何政黨都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共產黨也不例外，奪取政權共產黨要依靠階級斗爭，共產黨執政之后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但問題在于在注重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其階級斗爭的職能和階級屬性是否根本改變?馬克思主義是給予否定回答的?！缎浴分兴鶑娬{的發展生產力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進行的。而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和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之后，是否還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是否政權和公有制還有可能喪失掉?是否還存在舊制度復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此有許多明確而肯定的回答。毛澤東正是依據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基本原理，從蘇聯產生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和中國的客觀現實，進一步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中國當代出現的大量資本主義現象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和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真理性。然而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和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不同程度遭到否定甚至徹底否定。雖然理論上還承認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認為其已經不是主要矛盾。但實際生活中，根本不運用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國當代發生的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如社會腐敗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中國當代腐敗就是中國當代社會階級斗爭的具體表現，當代腐敗者從世界觀角度就是典型的剝削階級世界觀，其所作所為表明其就是黨內資產階級，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墒俏覀凕h的文件、領導人講話和主流媒體從來不從這一觀點認識和解決中國當代腐敗問題，而是借助于西方思想家“權力濫用”思想解讀腐敗現象。這難道不是共產黨人放棄自身階級斗爭職能的典型表現嗎?由于中國當代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再加上近些年來主流媒體和各種文學作品對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的妖魔化。個別別有用心的人把腐敗原因歸結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許多人不明事理，受這種觀念影響，導致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威信在一些人尤其在青年中日益下降。
再如，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原理，人們的認識一方面受認識對象本身的復雜性、人們所處的歷史條件的現狀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同時也受認識主體自身條件的限制。主體自身條件既包括知識結構、思維水平，在階級社會里也包括階級立場，特別是對社會歷史問題的認識。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中國當代社會，人們對社會歷史問題幾乎都存在不同甚至根本對立的認識，固然與歷史條件和認識對象本身的復雜性有關，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階級立場的不同。但由于毛澤東“階級斗爭為綱”思想的徹底否定，黨的重要文件和領導人講話基本上不提階級立場問題。一些當權者把人們對社會歷史問題的一切認識包括對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同認識，只是看作純粹的認識問題、學術問題，甚至對明目張膽地公開歪曲、反對和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言論、文章、書籍等一律看作是學者們的學術問題，對其公開在主流媒體、學術刊物和國家出版社發表極端錯誤的文章、書籍都看作是思想解放和學術民主的表現。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允許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可以有不同認識，但三十多年來，惡毒歪曲和攻擊毛澤東現象愈演愈烈，就絕對不是單純的認識問題，其中就直接或間接反映認識主體根本對立的階級立場。少數人對毛澤東的憎惡，實質是對中國革命的憎惡，是對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憎惡。他們把自己數十年積累的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憎惡情感通過對毛澤東的丑化、歪曲、貶低一古腦地發泄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實質也是中國當代社會活生生的階級斗爭的一個極其突出、尖銳的表現。而恰恰我們的一些領導者不從階級和階級立場、階級斗爭上認識問題，更不敢組織人民群眾對這種現象和行為給予有力的批判和反擊。反而程度不同地打擊、壓制那些竭力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人民群眾，客觀上必然導致對反毛、非毛現象的縱容和變相支持。如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前后，中央報刊只是登載幾個知名人物反駁對毛澤東污蔑的幾篇文章，各地方媒體轉載。各種媒體、學術刊物和地方刊物基本不登載來自基層群眾這方面的大量文章。
共產黨人的黨性原則還表現在其階級屬性上?！缎浴分泄_宣稱共產黨沒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其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黨的重要文件、領導人講話多年來，也一再講共產黨是代表中國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發展的目的是人民群眾，發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眾，發展的成果由人民群眾來享受”。這些論斷是正確的，實質是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思想的不同的表述方法。但這些思想喊出來是一回事，能否真正信仰它并內化為自身內在素質又是一回事。近些年來由于私有化改革的逐步升級、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私有觀念的大肆泛濫，相當多的各級黨的領導干部已經程度不同地不相信甚至完全拋棄了它，中央黨校個別教授甚至鼓吹共產黨也有自身特殊利益。他們信奉人本性自私論，總是從個人政績角度，從個人能否升官、發財角度認識和處理各種事物和人事關系。而在公開講話中仍然冠冕堂皇地把自己打扮為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的，由此表現了人格方面的說一套做一套的極端的、典型的虛偽性。因此造成許多群眾一聽到領導人講話、教師講課中提到“馬克思主義”、“多數人利益”、“為人民服務”等正確思想時，也完全看作虛假的。如筆者課堂上提到大學生應該樹立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學習價值觀時，曾遭到個別學生的嘲笑。問其原因時，這些學生回答說：“那都是假的。”
《共產黨宣言》中把“消滅私有制”、“兩個決裂”定為共產黨人的最高綱領。由于各國的具體國情和歷史階段不同，各國共產黨人可以有最低綱領。但最低綱領不能從根本上背離最高綱領。今天中國共產黨人把實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最低綱領是正確的，強調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不斷調整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方面也是正確的。但現實社會中，中國共產黨卻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改革”為名，把社會主義改制、發展中國的私有化作為“改革”的主要內容。其重要理由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不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只有在產權制度上分清你的我的也就是私有化，實行按資分配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為了替這種所謂“改革”提供理論依據，于是拋出“社會主義本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錯誤論斷。而思想理論界的一些人借此大肆把西方思想家“人本性自私論”拿來在主流媒體那里大肆兜售，并以此進一步“解放思想”，批判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和體制是主觀主義經濟、是違背客觀規律的經濟，是違背人性的經濟。于是又以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為由，把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及其體制照搬過來，并戴上“社會主義”的桂冠。稍微懂得一些經濟學基本常識的人都懂得私有化和市場經濟根本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但偏偏非要與社會主義強拉硬扯在一起，由此給人們一種錯誤認識：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但是又不敢公開打出資本主義的旗號，而標榜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自欺欺人的方法導致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急速下降。同時這種改革的最重要危害性之一就是進一步促進剝削階級私有觀念的泛濫，使相當多的干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發生了扭曲的認識。以扭曲的世界觀、人生價值觀看待世界，不可能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黨”有科學正確的認識。
第三，偏離或背離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和社會主義民主
唯物史觀一個極其重要原理就是群眾史觀理論。筆者在多篇公開發表的論文中把群眾史觀稱作唯物史觀理論的兩大基本支柱之一(另一支柱是歷史發展客觀規律性)。群眾史觀認為，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是人民群眾，這是從歸根結底的意義上講的，以往的歷史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主人。唯物史觀的創立，不僅從歷史的本來面目角度揭示人民群眾的決定作用，而且要求人民群眾能夠自覺意識到自己是歷史的真正主人，自己要為社會主人地位而奮斗，也能夠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從這個意義上界定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使大多數人民群眾真正成為社會主人的學說。社會主義的本質也就是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的社會。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少數人的專政和對大多數人的真正意義的民主。但理論上承認是一回事，實踐上能否做到又是一回事，現實生活中障礙人民群眾做社會主人的阻力極其巨大。而這種阻力主要一是中國特色的英雄史觀思想根深蒂固，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二是制度建設上抽象肯定多，具體落實少;三是某些權力者已經是走資派和腐敗者。因此在實踐中如何真正建立具體的民主制度，具體落實人民做社會主人的民主權利，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的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毛澤東早在奪取政權之前的1945年就在認真思考這一問題。建國以后，也一直強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建設。他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本質上就是通過“四大”最大程度地具體落實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文革后取消“四大”實際是取消人民群眾的具體的民主權利。文革雖然失敗，但文革實踐留下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就是告誡人民群眾要自覺做社會的主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廣大人民群眾自覺利用黨章、憲法賦予的民主權利，利用多種途徑、形式、手段、方法如上訪、罷工、集會、演講、寫建言書、上網發文章等等表達自己真實的愿望、要求，對黨和政府路線和政策的批評意見、建議、對各級領導干部的監督等等。這是人民群眾以群眾史觀為理論依據，自覺做社會主人的典型的具體表現，也是真正意義的共產黨執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體現。但是由于握有各種權力的一些領導者頭腦中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群眾史觀理論和社會主義民主思想，他們頭腦中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觀思想極其嚴重，他們中的有些人又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和嚴重腐敗，所以他們極端害怕群眾，不敢也不愿意讓群眾發表揭露、批評、反對他們的意見，于是編造各種理由以所謂“違法”為借口，動用專政工具，對人民群眾的上訪行為層層截訪，封閉網站，設置種種障礙阻止、壓制群眾集會，監視、監聽、拘捕積極分子，迫使這種擁護共產黨執政的人民群眾的自覺活動處于地下、半地下的狀態。這種現象近兩年不僅沒有收斂，且愈發嚴重。毛澤東說過，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根本區別。號稱共產黨的某些執政者如此對待人民群眾究竟是真共產黨還是假共產黨呢?是否說明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性質部分已經改變顏色呢?是否證明毛澤東晚年關于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一系列論斷的真理性呢?
當代中國存在的社會問題極其之多。所有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實質就是當代中國真理與謬誤、正義與邪惡、善良與丑惡即真善美與假惡丑兩種對立現象的表現。這種對立表現在整個社會各個領域、各個組織、各個地區、各個角落之中。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的任務絕不僅僅是經濟建設，更為重要的領導職能和責任就是正確區分具體的真假、善惡、美丑的對立，在此基礎上努力高揚生活中的真善美，鞭笞假惡丑即揚善抑惡。即使在整個經濟建設中如何進行、如何分配等問題上也存在真善美與假惡丑的對立。但是非常遺憾地看到，現實生活中相當多的領導把揚善抑惡的職能拋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們自身經常美丑、是非、善惡不分，甚至黑白顛倒，因而也就不可能做到揚善抑惡。而且在某些方面他們自身就是本部門、本系統、本組織假惡丑的代表人物。這些人甚至利用權力揚惡抑善。筆者2007年曾經寫過一篇論文《論道德建設中的領導行為》(發表于2008年《道德與文明》雜志第2期)就對這種現象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揭露和批判。而當今社會共產黨淪為準地下黨的現象恰恰就是當今領導行為中不辨是非、善惡、美丑，部分領導揚惡抑善的具體的重要表現之一。糾正這種現象需要從多方面入手，最重要的就是各級黨組織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真正堅持共產黨的黨性原則和“消滅私有制”的最高綱領，真正樹立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和社會主義民主思想，提高自身善惡、真假、美丑、是非的分辨和處理能力，強化各級黨組織的階級斗爭和揚善抑惡的社會職責。不從共產黨自身入手，就不可能根本改變這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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