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6日
《中國“見死不救”因何屢見不鮮》，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10月24日文章。中國至今還沒有出現美國的那種“警察為了阻止當事人自殺而果斷擊斃當事人”的事情。因此，中國人實際上很難確切理解美國人所謂的“見死不救”究竟是個什么意思，換言之，美國對“見死不救”的理解很可能與中國人通常所理解的“見死不救”有本質性的不同，因為中國人不可能把“擊斃當事人”的這種做法理解成是一種拯救當事人的行為。
我們先來說一下中國“見死不救”一事是怎么多起來的。一個著名的事件就是南京的彭宇案。關于此案當事人雙方孰是孰非的問題并不在我們的討論范圍之內，因為該事的真相與之后引發的日益增多的“見死不救”現象沒有必然的關系。真正使得“見死不救”成為廣泛的社會現象的原因是主流媒體對此事的報道。也正是因為主流媒體用錯誤的輿論引導了社會，所以才使得“做好事不得好報”的觀念深入人心，由此使得中國人日益不敢“救人”了，中國社會的風氣因此開始急速敗壞。
因此，當這個美國雜種企圖把“見死不救”的責任歸咎到“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身上的時候，它的狼子野心也就暴露無疑了。事實很清楚，在彭宇案之前，中國的社會風氣依然很好，彭宇本人以“見義勇為”來為自己辯護的這個做法本身也證明了“見義勇為”在當時依然是一種合理的常態(相反，現在如果有人說自己是在“見義勇為”的話，倒是會引起更多人的懷疑)。且不說“大躍進和文革”時期，中國人的道德水平有多高(學雷鋒是社會風尚)，單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來說，整個中國的社會風氣依然遠遠好于當下。因此，對持有和這個美國雜種同樣觀點的人來說，它們需要解釋的是，八、九十年代那么好的社會風氣是怎么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迅速變壞的？這種轉變難道也是受到“大躍進和文革”的影響嗎？如此解釋豈不是荒謬絕倫的嗎?!漢奸國賊及其走狗總是把當下中國存在的弊病歸咎到“大躍進和文革”的身上，它們總是跳過八、九十年代，好像那個二十年對中國人沒有絲毫影響似的，這不是極端荒謬的邏輯嗎?!漢奸國賊指責民族英雄是文革余孽，如果這個邏輯也能成立的話，那么我們的確有理由認為漢奸國賊是蔣汪余孽。
主流媒體在搞壞了社會風氣之后，又反過來批判那些旁觀者，但是，這些數量日益增大的旁觀者不正是那些把社會風氣搞壞了的主流媒體自己的產物嗎?這些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只會裝腔作勢地批評廣大所謂的看客，但卻避而不談導致這些看客產生的原因，因為，正是這些知識分子利用手里的媒體大棒打出了這些看客。一手制造問題，一手解決問題，從而使自己有了飯碗，這就是掌握著話語霸權的知識分子的卑鄙伎倆。
這個美國雜種——為了證明中華民族向來是沒有道德的劣等民族——引用了一個逆向種族主義者在英國《衛報》上撰寫的一篇文章，其中說到：“在我們的文化中，缺乏一種向陌生人表示同情的意愿。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要求我們對關系網里的人——家人、朋友、同事——表達善意，但不會對陌生人這樣做，特別是當這種善意有可能損害你的利益時。”我們不知道這個叫張麗佳(音)的女漢奸究竟是在哪里接受的教育，因為她所描述的這種教育在中國古往今來都是不曾存在過的，至少在南京彭宇案之前是沒有的，但如果這個女漢奸是在彭宇案之后才接受教育的話，那么應該沒有可能去英國《衛報》上發表文章，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張麗佳(音)此人完全就是美英殖民主義勢力為了妖魔化中華民族而杜撰出來的這么一個人物。就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說，孟子論述過大量的要求人們見義勇為的事情，“舍生取義”更是孟子的核心主張之一。解放后，共產黨、毛主席反復號召人民群眾向雷鋒同志學習，當時的社會好風氣一直保持到九十年代。
至于說到人因為自私而出現反社會的行為這件事，那更是與“大躍進和文革”無關了。因為“大躍進和文革”所強調的恰恰是“斗私批修”。相反，膨脹私欲、利用人的私心來干事這一邏輯倒是轉型接軌的根本原則。由此可見，這個美國雜種和漢奸國賊及其走狗一樣，把轉型接軌制造的罪孽倒打一耙歸咎到“大躍進和文革”的身上。但事實勝于雄辯，“自私自利”現象的泛濫正是在“黃金十年”才出現的事情。
另一方面，由于漢奸國賊公開喊出了“法大于天”的反動口號，因而，在漢奸國賊依然能夠操縱朝政的前提下，用法制來破壞德治的運動就還會繼續下去，因而中國社會的風氣依然還會繼續惡化下去。當然，中國社會的風氣也不是沒有好轉的可能，就在“黃金十年”里，中國的某個地方由于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唱紅打黑”運動，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一度恢復了良好的社會風氣，同時實現了更加高速的經濟增長，但是，也正因為此舉損害了漢奸賣國勢力的根本利益，因而運動的主導者被構陷入獄，由此，隨著“千日維新”的失敗，該地的黑惡勢力卷土重來，社會風氣加速惡化。由此也就使得下述的這個現象成為客觀真理，即不僅幫助別人的人會被告上法庭，而且為使社會風氣變好的領導者也會被告上法庭。因此，如果中國真要改變目前的這種“見死不救”屢見不鮮的現象，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么只有徹底打倒漢奸國賊，推翻漢奸國賊制定的反動政策，改變漢奸國賊既定的私有化和殖民地化的路線，才有可能恢復社會的良好風氣。良好的社會風氣不可能存在于一個極端反動的上層建筑之內。
《馬英九就兩岸領導人會面提條件》，中央社華盛頓10月24日電，中央社臺北10月25日電。盡管馬英九口口聲聲說“我們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不會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臺灣獨立’”，但是，馬英九給兩岸領導人會面所提出的條件——“一定是在我方國家有需要、人民能支持，同時是在一種對等尊嚴的狀態下才有可能”——本身就是在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和“臺灣獨立”。更關鍵的問題在于，我們已經討論過，僅“兩岸領導人會面”一事本身來說，就已經是在承認分裂國家的合理性了。因此，就算馬英九對“兩岸領導人會面”不持任何條件，但，只要真正實現了“兩岸領導人會面”，那么，馬英九也就在客觀上實現了分裂中國的目的，而中國領導人也就因此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德版北約改革方案惹爭議》，德國《明鏡》周刊網站10月22日報道。既然日本已經被允許擴軍備戰，那么德國自然也要向美國爭取獲得同樣的權力。然而，德國軍事實力的任何提升都會直接貶損法國在歐盟和歐元區內的既有地位。當然，德國軍事實力的提升也會損害美英的利益，但是，在國際金融霸權斗爭的這個前提下，在美英自身的綜合實力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美英只能做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決定——通過提升德國的軍事實力來使得德國有資格和法國叫板，從而使得歐盟和歐元區能夠因法德雙方軍事力量的接近而變得更加容易分裂，進而使得美英有條件利用自己調解人的身份同時榨取法德兩方的利益。因此，德版北約改革方案惹爭議不僅是必然的，而且，對美英來說，是必須的。但是，只要德國還不具備——在軍事上——與法國相庭抗禮的能力，那么美英還是會繼續支持德國擴軍備戰的。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法國不僅與美英的矛盾更加尖銳，而且與德國的矛盾也會進一步加重，但反過來，法國也因自己采取了敵視德國的政策而使得自己變得更加孤立。對任何一個有著世界抱負的國家來說，不能害怕他國變強，而要擔憂自己是否具有了實現抱負的實力和獨立性。法國真正要擔心的不是德國試圖統一歐洲的野心，而是法國自己是否還有資格繼續稱霸歐洲。
2013年10月25日
《普京推動緩和俄荷緊張關系》，俄新社莫斯科10月23日電。據報道，9月，綠色和平組織成員搭乘懸掛荷蘭國旗的破冰船，試圖在伯朝拉海登上俄羅斯的一座海上鉆井平臺，以抗議俄開采北極石油。俄邊防部門隨后扣押船只、船員和活動人員，并打算以海盜罪指控他們。10月5日夜，俄駐荷使館參贊博羅金住所被警察找借口闖入，他遭到毆打和扣押。荷方拖沓的道歉并未令俄滿意。10月15日夜，荷蘭駐俄大使助理被不明身份者毆打。一系列事件導致俄荷關系緊張。
普京之所以活得俄羅斯民眾的擁戴，很關鍵的一點就是普京是一個恩怨分明的人。李敖講過，有仇不報之徒必是忘恩負義之輩。中國的某些領導人之所以被人民群眾認定為漢奸，就是因為他們以讓“親者痛、仇者快”的實際行動證明了他們的確是忘恩負義之輩。正是在這些中國領導人的治下，無論美帝國主義怎么欺辱中國，都無法激起他們的報復心，相反，他們在向美國賠笑臉的同時大肆出賣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大肆迫害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并且還恬不知恥地聲稱這是在韜光養晦。
盡管荷蘭是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和投資伙伴之一，但是，無論荷蘭還是俄羅斯都沒有因為這種密切的經濟關系而擱置斗爭，相反，它們在斗爭中都不擇手段。而正是因為在斗爭中堅持了“敵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斗爭原則，所以才能夠在堅決斗爭的同時促進和平。當今中國的很多做法則不是這樣，美國肆意欺辱中國的行徑從來沒有受到中國政府的報復，相反，中國政府還不斷用轉型接軌的方式向美國釋放改革紅利，實可謂下賤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既然敘利亞問題已經暫時取決于敘利亞化學武器被銷毀的進度，那么，在敘利亞化學武器尚未被基本銷毀之前，敘利亞問題就很難發生質的變化。這種所謂的質變當然不是指敘利亞政府的更替，而是指俄羅斯在敘利亞的既得利益的質變。我們講過，在敘局勢暫時穩定之際，美歐必然要從別的方向發起對俄羅斯的攻勢，特別是對美國來說，推動俄歐關系徹底惡化則是其擺脫危機的最大的希望所在。也正是對美國自身的處境有了相當準確的認知，所以，俄羅斯方面才一點也不相信北約所說的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加入北約的言辭，而且，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俄羅斯會在必要的時候動用武力來解決相關問題的。
《30年前貝魯特爆炸案影響深遠，美逐漸蛻變成為“監視國家”》，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10月23日文章，法新社華盛頓10月23日電。該文根本就是在為美國監視全球的犯罪行為進行詭辯，如果該文的邏輯都能成立的話，那么美國就可以直接接管世界各國的政權了。事實上，貝魯特爆炸案和911事件一樣，都是美國對外輸出侵略擴張的借口，而這種借口的邏輯前提是美國的主權高于世界其他各國的主權，因而為了維護美國的主權可以犧牲掉世界其他各國的主權。而這也正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美伊和解讓以色列沙特“很受傷”》，英國《阿拉伯耶路撒冷報》10月24日報道，路透社利雅得/迪拜10月23日電。從美國維護其世界霸權的邏輯上而言，美國和伊朗是根本不可能實現和解的，特別是在危機時期，美伊關系只會越來越緊張。現在美國故意散布美伊關系和解的假象，其目的有二：其一是為了趁伊朗新政府地位未穩之際，離間伊朗統治集團內部各派的關系，也就是說，美國企圖利用美伊關系和解的假象來向伊朗內部轉嫁危機。在中國，漢奸走狗經常叫喚著的“左右聯合，一起推墻”，也是這個詭計的產物。其二是了利用美伊關系和解的假象離間伊朗與其有親密關系的國家的關系，換言之，美國既要離間伊朗和敘利亞的關系，又要離間伊朗和中俄的關系。至于以色列和沙特的表演則是為了使美伊關系和解的假象更加逼真，是為了讓旁觀者誤以為美國的確是有緩和美伊關系的誠意的。當然，盡管美國是在用計，但這種計策的負面效果是會貶損美國的國際信譽的，因為對很多旁觀者來說，就表面現象而言，美國這是在背棄自己的盟友而和自己的死敵茍合。
《西班牙結束兩年衰退，歐洲經濟現好轉跡象》，法新社馬德里10月23日電。不知道西班牙是否知道有“回光返照”這個說法?即便歐元區經濟真的結束了衰退，那也是在美國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和中俄較勁的前提下實現的，因而，當美國感到無法從中俄身上獲得滿足的時候，美國必然只能重新開始向它的歐洲盟友轉嫁危機。既然美國在各個方面都在砸掉自己的金字招牌，因而為了維護其國際信譽，它只有把別人的招牌砸得更碎才行。
《美刊文章：中國繼續購買美債四大理由》，美國《福布斯》雙周刊網站10月23日文章。該文的觀點和中國政府中的漢奸賣國賊的觀點完全一樣，它們都堅稱中國除了借錢給美國之外，沒有其他選擇，換言之，這筆原本應由中國自己支配的資本反而必須交由美國或別的什么國家來支配。這是多么荒謬的論調，但這種論調恰恰就是官方的論調。因而，說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蠻不講理和強詞奪理是恰如其分的，當然，我們也不指望漢奸賣國賊們講理。正如已經廣為人知的MBO模式那樣，美國收購中國的錢也完全是中國自己的錢，因此，轉型接軌才具有赤裸裸的漢奸賣國性質。至于所謂的地方債問題，更是荒唐無比，一方面，中國錢多得到了必須借給美國去花的地步，另一方面，中國自己居然還面臨所謂的債務危機。
《沒有美國的世界將會怎樣?》，美國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計劃網站10月23日文章。把美帝國描繪成人類社會必需品——這一歷史虛無主義產物——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鞏固美帝國主義對那些持有錯誤三觀的人群的愚民統治。“沒有美國的世界將會怎樣？”這個問題就和“沒有張屠夫的豬肉市場將會怎樣？”的問題一樣愚蠢。歷史虛無主義者的弱點在于先天地把美國等同于美帝國，因而，好像只要美國存在于世，美國就應該而且能夠干涉世界各地的事務似的，換言之，對這些人來說，美國自古以來就是世界霸主，在其之前不曾有過大英帝國這樣的世界霸主似的，因而，在其之后也不會有別的帝國取而代之似的。和所有的歷史唯心主義者一樣，這些人認為人類歷史發展到他們自己所存活的那個歷史階段就到頭了，換言之，人類歷史發展到美帝國這個階段就終結了，再也不會向前發展了，因而將任何與這個歷史階段相矛盾的運動都視之為“反動”，因此，對資產階級來說，封建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一回事。
《<新快報>記者被跨省刑拘引關注》，香港《南華早報》10月24日報道，新加坡《聯合早報》10月24日報道，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0月24日報道。當事情弄到自己頭上的時候，《新快報》才喊出了“不能先抓后審”這句話，但是，在面對中國近來的幾件大案的時候，《新快報》的這種正義感卻蕩然無存了。由此可知，《新快報》的這種正義感完全只是為了一己私利才搬出來用一用的。既然“不能先抓后審”這個原則在《新快報》那里不是普世價值的一部分，因此，我們當然也不能因為《新快報》喊了一句正確的口號就認為它是堅持真理的。恰恰相反，我們從相關的報道中得知，《新快報》為了妖魔化中聯重科而刊出了很多查無實據的文章。而中聯重科這家國企與三一重工這家私企之間的斗爭正是相關事件相繼出爐的背景。當然，對中聯重科的妖魔化運動不只是為了搞私有化，凱雷集團負責人的高調亮相更是彰顯出此事為殖民地化服務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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