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也靠“棱鏡”監控網絡》，俄羅斯《側面》周刊10月7日一期文章。實際上，中國政府也一樣。動用一切手段跟蹤社交網站輿情，利用網絡水軍影響民意，這是任何一個政府都在干的事情，特別是近幾個月來，中國網民對此感受得尤為充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這種愚民統治的有效性也就被大打折扣了，相反，這種愚民統治手段成為了統治者自欺欺人的玩具。
一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該明白相反相成這個道理。統治者可以利用的手段，被統治同樣可以利用。因而，壓迫越重，反抗越烈。奪取斗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始終在人。因此，就算統治者能夠利用最先進的手段來偽造民意，從而影響老百姓的判斷，但是，現實的壓迫必然會起到消除愚民政治影響的效果，并且反過來讓被統治者進一步看清統治者的反動面目。物質決定意識，既然壓迫最終就是物質性，那么反抗也必然表現為物質性，換言之，反抗絕不會停留在意識領域。而且，古今中外的歷史都反復證明了，愚民手段越露骨，統治者離徹底滅亡的日子越近。
盡管“棱鏡門”背后有美國相關的既得利益集團爭權奪利的背景，但是這一爭權奪利本身也是美國統治集團深陷危機的一個具體結果。因此，由美國相關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急功近利而導致的“棱鏡門”事件卻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它以確鑿無疑地證據證明了網絡民意乃統治集團偽造的這一事實。由此，任何網民都不應再迷信任何網絡民意，確切些說，都不應該相信網民能夠在網絡上解決現實社會中都不能解決的與階級斗爭緊密相關的問題。事實上，在網絡依然被統治集團控制的前提下，只有在現實社會中解決了相關的某一問題，才能在網絡上有所表現出來。偽造民意者之所以很重視“網民的意見”，那只是因為顛倒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因而顛倒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關系)是愚民政治固有的內容之一。實際上，只有極少數黑客能夠利用網絡來改變現實世界，換言之，利用虛擬世界來改變現實世界的這個能力只屬于極少數人，換言之，只有極少數人在網絡世界里是享有自由權利的。但要知道，被統治者要尋求的解放絕不只是在虛擬世界里獲得解放，更是要在現實世界里獲得解放，因此，反過來說，如果網民們自認為在虛擬世界里所獲得的自由是多于其在現實世界里所獲得的自由的話，那么這不僅說明了網民們是如何的不自由，而且意味著網民們對自身處境的認識有多么不正確。
《參考消息》刊登了一篇上海《文匯報》高級記者、國際評論專欄撰稿人鄭若麟的文章——《揭秘西方“戰爭欺騙宣傳”五原則》。該文指出這五個原則是：“第一就是要向民眾隱瞞歷史和地緣戰略真相，以使民眾無法真正理解正在發生的事。第二是將戰爭的真正戰略意圖隱藏起來。第三大原則是妖魔化對手。第四大原則， 擺出‘捍衛弱者’的姿態;將欲攻打的對象國分成‘民眾和統治者’，借口支持民眾而去攻打統治者。第五大原則，壟斷信息權和辯論權。”
我們知道，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戰爭作為危機過程的終極形式揭露了該歷史階段本身固有的矛盾，反過來說，在戰爭爆發前的各個斗爭時期，這個固有的矛盾，或者說，該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也是存在的，因而為了維護這個主要矛盾，統治階級所采取的各種手段也必然要恪守上述那五個原則。但是，人們是否能夠看清統治階級行為處事所遵守的原則則一方面取決于人們的認識水平，另一方面則取決于這些表現這些行為的形式本身在辯證形態上所處的層次。整個認識過程有一個從模糊到清晰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對一個認識水平相對固定的人來說，實際上是因為表現主要矛盾的形式——在物質運動過程中——從人們較難認識的階段發展到了較易認識的階段(與人們的認識水平相同乃至更低的階段)。簡單說來，到了雙方打起來或抓捕立案的時候，大多數人才明白原來是誰和誰在斗，但實際上，這一矛盾從一開始就已經存在，并且雙方從一開始就圍繞這一矛盾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斗爭，然而，認識水平較低的人是無法理解那種在辯證形態上較高階段的表現形式的，相反，他們只會以自己的經驗以誤解的方式來理解這些表現形式，并且，在這些誤解的指導下采取他們自認為妥當的行動，這些行動或許會有負負得正的結果，但絕大多數都必然是會讓行動者得不償失的(索羅斯就是靠這個來合法地詐取他人錢財的)。我們只要稍微聯系一下近來的幾件事情，就能體察到這一點。當然，反過來，也正是因為統治集團在所謂的和平時期動用的克服矛盾的手段表現出日益明顯的原則性，換言之，這是“真臟脈見”的表現，因此，反過來也預示了該歷史階段的危機過程——在這些原則性充分遍歷各個主要方面后(也就是說，統治集團在克服各個主要領域內暴露出來的矛盾時都很明顯地體現了上述五大原則)——馬上就會到來。
《“上海共識”呼喚“習馬會”》，臺灣《聯合報》10月13日報道，臺灣《中國時報》10月13日報道。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討論過了。我們在此要強調的是，只要馬英九還是臺灣最高領導人，那么無論“習馬會”以什么理由舉行，它都將在客觀上制造“一中一臺”或“兩個中國”。如果大陸方面在這一原則性立場上出現倒退，那么就不僅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之前幾十年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且也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分裂國家的臭名。當然，大陸方面或許有人以促進中國統一的這個角度來解讀“習馬會”，那么，它們就根本無法解釋為什么此前幾十年，中國政府一直拒絕和臺灣最高領導人會面呢?它們就根本無法解釋為什么中國當初要反對李登輝訪美以及反對陳水扁以所謂私人身份訪問那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
既然臺灣綠營的臺獨立場絲毫沒有改變，那么與綠營對話本身就不存在什么合法性。不合法的事情可以在私底下做，正如當年基辛格偷偷摸摸到中國來談判一樣，但這種事情絕不可以放到臺面上來，否則就不僅沒有歷史正確性，而且也沒有任何政治正確性。也正因為沒有政治正確性，所以才說當年基辛格訪華、甚至尼克松訪華都是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的。
既然臺灣內部反對統一的聲音占據主流，那么中國大陸領導人無論以何種和平手段來處理兩岸關系都是不可能達到促進中國統一的目的的，相反只會讓臺灣問題既得利益集團進一步坐大。既然不可能實現統一，那么就沒有必要讓最高領導人出馬，否則這種無用功只會讓當事人落得一個里外不是人(而且是千古罪人)的下場。
臺灣問題事關民族大義，有關方面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多想想將來的歷史書會怎么寫這種事情，要多從歷史的客觀事實方面來思考這件事情，不要圖虛名而遭實禍，任何借口到頭來只是自欺欺人，正如趙構、秦檜編了很多借口來除掉岳飛，但是最終的歷史反而是證明了它們就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一旦犯下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失去了愛國主義這條底線，那么必然徹底地成為孤家寡人。
《中國養老保障跟不上需求》，美國《華盛頓郵報》10月12日報道。中國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推行一胎制的時候承諾完全承擔養老問題，因此，現在中國政府把養老責任推給家庭和子女的做法是典型的違背承諾、失信于民的做法，而歷朝歷代的實踐證明，朝廷失信于民的做法都將增加朝廷本身的不合法性。因此，盡管中國政府找了各種借口、用了各種手段來使得它違背承諾、推卸責任的這個做法合法化，但是，政治正確不等于歷史正確，更何況，失信于民的任何做法都談不上政治正確，因此，無論中國政府怎么把養老責任推給老百姓自己，中國政府都是在干一件違法的事情，它所違背的法條不是由它自己制定的法條，而是違背了天理人心。
《中國食品安全丑聞履打不絕》，英國《衛報》網站10月11日報道。食品安全問題之所以層出不窮，關鍵問題就在于中國政府十幾年來一直在以改革開放的名義不斷卸除自己應負的確保人民群眾飲食安全的責任，特別是這一屆政府上臺后，以“簡政放權”的名義把原本應有中央政府負責的諸多涉及飲食安全的責任推給了地方政府甚至推給了社會，當然，更加惡劣的是，中國政府在不能充分證明轉基因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在有關部門禁止給本部門和外國人提供轉基因食品的情況下，在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受到世界各個方面普遍質疑的情況下，卻利用各種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向中國消費者提供轉基因食品。也正因為中國政府在食品安全問題上頑固堅持對人民群眾生命健康極不負責任的立場，所以上行下效，中國社會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食品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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