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方面的建議已有很多，例如：
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提出：“為了保證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今后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進行工作：一是做優做強做大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公有經濟的主體作用;二是轉變政府職能，在減消對微觀經濟不必要的干預的同時，加強國家宏觀經濟的調控和計劃導向能力;三是著力改善民生，逐步解決財富和收入兩極分化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建言》，7頁)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資本論研究會會長林崗指出：“不能把當前中國的問題簡單歸結為市場化不夠，而是要看到市場不是萬能的，甚至某些領域還存在過度市場化問題需要糾正。如市場解決不了環境污染問題、收入分配問題，這就需要國家嚴厲執法、加大監管，調節收入分配，切實解決民生問題。”(環球時報，2013年8月4 日)
著名經濟學家程恩富及曹雷認為：“我國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所要克服的重要矛盾與風險就是：克服市場經濟的消極方面，克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的主導作用的負面影響，從而克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經濟關系對我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經濟運行的危害。……具體說來，自主型經濟發展方式體現在生產力和交換力層面上，是要有足夠的科技、品牌和服務的自主創新;體現在生產力源泉層面上，是要有足夠的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所需的資源、環境和人才;體現在生產關系或經濟基礎層面上，是要有足夠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國有制為主導的民族企業和民族經濟，國民財富的儲存和分配要有利于國內勞動人民;體現在對外經濟依存度層面，主要是適當控制外貿、外資、外產、外源、外技的依存度和外匯的儲備度。”(烏有日刊，2013年8月9日)
夏小林認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決分配不公問題，要直面財富分配狀況和勞資關系這兩大基礎性問題。那種國企私有化的主張則只能是適得其反。在組織上要提高統籌解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謀劃、決策層次。由黨中央統籌制定指導性文件，其它各方按分工制定實施方案。”(管理學刊，2013年7月30日)
盧麒元說：“激活存量貨幣的唯一出路就是堅決使用稅收手段。必須向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征稅了。……必須進行財產重新登記，這相當于公布財產，這就是反腐敗。要將房地產年復式增殖水平控制在3%以下。如果征收8級超額累進物業稅，收高額房地產投資所得稅，房地產年復式增殖率控制在3%是毫無問題的。這就能將資本從房地產中迫出，大大加速資金周轉效率(解決V的問題)，其他行業才能恢復正常發展。”(新浪微博，2013年6月24日)
經濟學家李樹泉認為：“當務之急是倡導班柯(一種超主權的統一的世界外匯貨幣)代替美元，終結美元霸權，逃出美元白條陷阱，通過法律程序，開征35%的托賓稅(指對現貨外匯交易課征全球統一的交易稅) ，把熱錢困住，關門打狗。修改銀行法，奪回貨幣發行權，用主權財富基金，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造福中國人民。深化國企改革，從雇傭勞動桎梏下解放工人階級，重建自主聯合勞動基本經濟制度，給下崗工人評反，給農民工落實政策，同工同酬同待遇，重新組織階級隊伍，打造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生死與共的階級。”(《關于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問題的幾點意見》，2頁)
著名學者孫錫良強調：“我們天天談論惠民生，而真正國家重大政策的調整還沒有一項觸及到這些核心問題，要觸及也還是晴蜓點水一帶而過。政策的著眼點還是做蛋糕，至于這些蛋糕是供哪個群體吃并不明確。今天的中國，真正的惠民生不是快，而是公平合理。否則，蛋糕無論做多大，最終還是要出現社會危機。真的出大問題了，想做蛋糕恐怕也做不成。”
(本人博客，2013年7月31日)
著名“三農”專家溫鐵軍指出：“改革必須遏止地方政府公司化”(烏有日刊，2013年8月13日)。這就是說，要改革中央承擔最終風險條件下的地方公司化競爭。房地產泡沫很大程度上和地方政府負債來催動金融與地產結合的“GDP競爭”有關。市場的惡性競爭就是完全把政府當成一個公司主體，這樣惡性競爭產生的風險就會更大，但這個風險各級地方政府不會承擔而都交給中央承擔。不改革這種體制，便會使宏觀調控越來越弱，經濟無政府主義更加嚴重。
首都經貿大學教授丁冰寫道：“不難理解，一個國有企業，想要形成和維持這樣的壟斷地位，如果沒有行政權力機關和相關的法律、條令的支持與干預是很難想象的，或根本不可能。例如礦藏資源，如果沒有國家法令規定為國有，并由國有企業去開采經營，而相反地任由私人開采，勢必造成大量資源浪費和社會經濟的嚴重混亂與不公平的局面。可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實行一定的國企壟斷或‘行政壟斷’是完全必要的。因此，企圖在反對‘行政壟斷’的名義下來貶損和反對國企壟斷的主張是不可取的。”(烏有日刊，2013年8月30日 )
青年經濟學家楊斌說：“中國應將自然壟斷行業和公益性行業的國有企業改革，視為鼓勵公眾參政議政和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好機會，應探索發揮公有制優勢建立全民股代表直接參加監督管理的途徑，改進公眾對壟斷性、公益性國企感到不滿的任何問題，包括服務質量、紅利分配、官僚主義、高管的特權待遇等等。這樣不僅能讓群眾感到可以暢所欲言、心情舒暢，還能親身參與解決問題，建立‘民眾點菜’的實惠民主。”(烏有之鄉，2013年9月10 日)
大于網友認為：“實行‘五大福利’是最實在的群眾路線。這些福利指的是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分配住房，統一安排工作和養老制度。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數擁護共產黨，愿意跟共產黨干社會主義，與共產黨實行這些福利是分不開的。”(強國論壇，2013年7月30日)
著名農學家蔣高明提出：“最根本的解決方式就是恢復村集體，農民能夠有自己的組織。……村集體消解之后，首先，村里的公共設施和公共衛生也就無人負責和管理了，村莊的環境惡化也就成為一個很自然的結果;其次，村里的集體意識淡漠或者說被破壞了，傳統農村是宗族式的，村人之間有著互助互幫的集體意識，現在這種意識幾乎沒有了，很多事情都商業化了，這其實是破壞了鄉村適宜的人文傳統;再者，農民無法形成有效力的農協組織去參與市場競爭，農民在市場面前是弱勢的，必須有自己的農協組織，才能與資本分利，有了合理的收入，農民才會留在鄉村，成為鄉村建設的主體。”(綠葉，2013年7月30日)
北京市農研所原所長張文茂說：“真正的要害在于誰主導城鎮化。城鎮化的根本問題是解決農民問題，必須以農民為主體。我們恰恰要反對的是以資本為主導的城鎮化。要研究和培育集體經濟，特別是在鄉鎮這個層次。就是想辦法加強鄉鎮的統籌功能，絕不能像某些自由化的學者所說，鄉鎮功能還得進一步弱化，共產黨要從基層退出。加快發展鎮域經濟，包括在產業布局上，都不要集中到特大城市里來，要在縣城和重點鎮有計劃地布置產業，這樣才能更多的在本土吸納農業轉移的勞動力和人口。”(烏有之鄉書店網，2013年4月2日)
烏有之鄉負責人范景剛說：“目前要警惕以城鎮化為突破口變相搞私有化。現在一些人提出經濟主體經營方式的轉變，實際上是涉及到了土地制度的問題，是土地私有化的變相說法。以前一些人試圖搞土地私有化，但是沒有撼動，這次是以城鎮化的形式乘機搞私有化。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戶籍制度的改革，都是作為綜合配套措施來準備的，我們必須充分注意。”(同上)
秦的網友認為：“要把農業集體化作為農村城鎮化的前提。城鎮化是現代化的一種形式，它和集體化并不矛盾。中國現在有八千個左右村子搞集體化，它們本身就是城鎮化。比如南街村、華西村，是不是個小城鎮，是不是基本實現了現代化?河北省的周村人民公社更是這樣。毛主席曾經說過，中國的光輝燦爛前景在于農村的社隊企業。這是因為它既搞工業又搞農業還搞農產品深加工，形成了產業化，使城鎮化有了多方面的條件。“三農”問題的核心是集體化，有了這個，才能真正解決好有人辦事、有錢辦事的問題。有人辦事，是指有一個好支部、好帶頭人為老百姓辦事;有錢辦事，是指一個村子有自己的企業，就有錢更好地解決村里的福利、教育、醫療等問題。所以，應當根據毛主席當年強調的先集體化、后機械化，把集體化放在城鎮化前面。實踐證明，這才是真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城鎮化道路。“(同上)
著名囯際共運史專家周新城寫道：“必須警惕和糾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兩張皮的現象：在意識形態領域，強調劃清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強調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在具體安排實際的經濟改革工作時，卻往往按照新自由主義辦事。這種情況再也不能允許存在了。” (中華魂，2013年9月15日)
軍隊學者昆侖巖建議：“要正確處理權力行使與權力約束的關系。政府出臺重要的經濟政策、法規和改革舉措，重大經濟建設項目和投資，國有資產、資源和財富的變更與處理等，必須嚴格遵循憲法和法律的規定，符合黨的經濟方針政策，并提經黨委集體研究同意，提交人大專題審議批準后方可實施。政府的用權行為，必須接受黨和人民監督，接受司法機關監督和裁處。”(環球時報，2013年5月17日)
施堅持網友說：“反腐敗動真格的，就要建立全國不動產登記制度、全國統一的不動產數據庫。事實證明，不動產數據庫是讓腐敗干部落馬的格外有效的工具。現在科技發達，建立全國不動產數據庫，應該不是難事。抓好這一項改革，將給那些把財富化為不動產的貪官以沉重打擊。”(紅歌會網，2013年7月25日)
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指出：“現在有人鼓吹民主社會主義、普世價值，甚至歪曲馬恩原著。我們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立場和方法并予以對照，戳穿他們歪曲篡改原著的真面貌。還要同學習黨史、國史緊密結合起來，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把我們正在進行的事情辦得更好。要理直氣壯地批駁那些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否定毛主席豐功偉績和毛澤東思想的種種謬論。” (紅旗文稿，2013年9月17 日)
重慶警備區司令員、少將朱和平最近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第一句話就是：“思想文化陣地是國家的核心陣地，事關黨、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丟失，就會丟了老本，政亡人息。”
人民解放軍鷹派將領、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院長戴旭強調，要“限制國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滲透，限制外資進入中國政治新聞類網站;在思想文化領域展開全面清理和掃蕩，奪回網絡輿論的主導權。條件成熟時，也要建立中國的自己網絡戰部隊，反擊外部反華勢力網絡進攻”。(紅歌會網2013年9月24日)
著名青年經濟學家韓德強說：“中國今天有無數問題，但是，根源卻在于我們一百多年來接受了西方的原子論思維方式，拜倒在西方的所謂“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的普世價值裙下，無政府主義泛濫，欲望放縱，家庭破碎解體，社會兩極分化，人心一盤散沙。所以，我更關心思想文化上的正本清源，更關心把顛倒了的世界觀、歷史觀、是非觀端正過來。“(大學網，2013年8月18日)
《解放軍報》強調：“我軍向來不怕跟‘看得見的敵人’交手，今后也要學會跟‘看不見的敵人’過招。對于抹黑、詆毀、污蔑軍隊形象的，不僅要及時回應，還要適時反擊，堅決與錯誤的意識形態、腐朽的思想文化做斗爭。”(2013年9月6日)
《北京日報》最近的文章直接地點明了當前這場意識形態保衛戰的目的，那便是從思想上維穩，進而救亡圖存，因為“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看不見硝煙，但同樣你死我活。在這個戰場上沒有開明紳士，妥協換不來和諧合作，斗爭才能生存發展。”
馬賓、李波、惲仁祥等2993位同志的《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挽救國家和民族》呼吁書，對七個重大問題提出了認識和建議：國家和民族又處在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要有高度憂患意識;改旗易幟的嚴重錯誤，是產生深重危機的根本原因;重新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是克服危機的關鍵;堅決維護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走共同富裕道路;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強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繼承發揚優良革命傳統，積極開展反腐倡廉斗爭;堅持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成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廣泛國際統一戰線。(紅歌會網，2013年7月11日)
盡管這些論者各自具有不同的情況和特點，他們的建議也不是十全十美，但只要我們本著只要你批評得對，我們就改正;你提的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意見辦的原則正確對待，對于我們防止和渡過可能發生的大危機，都是大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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