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之：更應關注“周天勇現象”

對黨校公知的普世顛覆高論，筆者也曾為文批駁，說實話，那不過是就事論事、就文論文，要適應話語環境，說不透，自己也感到有點隔靴搔癢，未著肯綮。

竊以為更應關注應該是“周天勇現象”，挖掘產生這一現象的社會根源，探究其必然性。

對周天勇、茅于軾們就事論事的批駁，已經顯得不夠了。

毛澤東主席說：“我比較的喜歡右派”。這不是幽默，而是包含著深刻的哲理。

說起來也很簡單，因為右派赤裸裸，“講實話”，較少欺騙性。

比如茅于軾說：

“就事論事而言，我也不認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說：某某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認為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所以要對我平反，這是在邏輯上還有沒搞清楚的問題。”

就這一句話，經典右派一個人物的現身說法，就足以將57年反右運動的性質說得清清楚楚，將被顛倒的歷史再次顛倒過來，將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千秋功業一筆抹殺，將茅于軾們為胡某及其形形色色代表人物的褲子扒光。

不是理論爭辯問題，而是現實政治問題。

面對圖窮匕見，多說等于廢話。

周天勇們也不過是“實話實說”，雖然還有些躲躲閃閃，尚未完全說透。

周天勇的“建議”，觸及到一個根本性的話題，即馬列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能夠作為“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上層建筑嗎？

批駁方的立論自然是“能”，因為還有高頭文章為依據，“市場經濟”前有定語：“特色”和“社”。

且慢。君不見，“高頭”的“高頭”，“政治智慧”不是有“不問姓社姓資”，有“不爭論”“大膽的干大膽地試”嗎？“現代企業制度”“先進生產力”是什么，含糊過嗎？

還是周天勇們說得對。

馬克思主義不可能成為“市場經濟”的上層建筑。

王長江的話也很難得，“涂顏色”的資本主義，與不“涂顏色”的資本主義，也即“本色”資本主義，二者的差別就那么嚴重么？

說到這里，你就明白周天勇另一句話的深刻了——馬克思主義“是當大領導用的知識”！

王長江所說的“政治智慧”。

與之可以互文生發的是下半句：

“如果學的太多，他們失業了，拿著資本論去農民工的工棚，宣傳受剝削壓迫理論，將是極大的社會動亂的不穩定因素。”

實話實說，意蘊豐厚：

一，它承認現實的“市場”是“剝削壓迫”的資本主義市場。

二，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宗旨是“造反有理”，是“代表”“農民工”等被剝削壓迫階級的理論。

三，勞動階級是威脅“維穩”的社會力量，在下層宣傳馬克思主義，會釀成“極大社會動亂”。廣州特警以工人維權作為防爆對象的“維穩”演練，可證周先生所言不虛。

要而言之：馬列毛不可能是維護“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上層建筑。它在時下的作用，在于“大領導”和“涂顏色”。

30年思想解放的歷史，不過是馬列毛不斷被邊緣化的歷史，不斷遭受無所不用其極的妖魔化的歷史。取消馬列的“建議”，不過先行一步吹風罷了，實在不必大驚小怪。

30 年來，茅于軾、周天勇們或供奉翰院，或掌控話語，領著時代潮流的始終是他們。即使不“保持一致”如“炎黃”“南方”之猖狂，也是越來越肆無忌憚。一個《中流》，必置死地而后快，高張“保救”如“烏有”，也難得見容。

這很正常，毫不足怪。

就事論事的批駁，未免書生氣。

不著邊際的“偉大復興”暢想曲，少奏為佳。

中央黨校經常步“南方”“炎黃”后塵，幾位以顛覆馬列毛聞名全國的寶貝令舉世矚目，感到匪夷所思。

一點也不奇怪，這叫雅科夫列夫現象。

毛澤東主席晚年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命題：“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這一理論十惡不赦，自該徹底否定了。但黨風“撥亂反正”的殘酷現實，其對手也不得不承認，“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

這話是在“腐敗”的意義上說的，本質倒不在此。美國學者在對前蘇聯做過“姓社姓資”的認真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歡迎“姓資”的是掌權共產黨的干部，工農大眾的態度恰恰相反。在這個意義上，“出自共產黨內部”才接近問題本質。所以，雅科夫列夫現象在“轉型”國家中，具有普世性。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也不過是 “休克”與“漸進”罷了。

評《清宮秘史》、批《武訓傳》等等，是告別革命后霸權話語加給毛澤東主席“專制”的罪證。30年后回頭看，亦不過是老人家為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爭取的話語權的舉措耳，不過是為公有制主體也即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經濟基礎爭取上層建筑的保障罷了。實踐檢驗證明，顛覆了這個保障，結果是“大眾失語”，是公有制徒有其名，是勞動者被剝奪，是黃世仁、劉文彩、南霸天和周扒皮洋洋得意卷土重來。

毛澤東主席辛苦經營，經常是力排眾議，甚至是“支持的人不多”。

顛覆起來就容易得很。只要一個“解凍”“自由”和“不爭論”，為“包身工”、“吃人奶”甚至“黑窯奴工”保駕護航的意識形態，就能夠輕而易舉地洪水滔天——道理很簡單，因為傳統所有制和傳統的意識形態有幾千年的的歷史，根深蒂固，處于絕對優勢。

不過，馬列毛雖然是新生幼芽，但他們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而且自共產黨宣言以來，又有過幾十年執政的建設，徹底顛覆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毛澤東妖魔化30余年，其結果就是明證。

所以，“政治智慧”就應運而生了。

毛澤東的政治智慧與之相反，他只講寄依靠群眾，希望于人民，堅持真理，旗幟鮮明。

毛澤東身后，“奪旗”“涂色”了，“政治智慧”高歌猛進。領導階級變弱勢群體，“大眾失語”喪魂失魄——馬列毛正是大眾解放的靈魂。但隨著“不問”變成“準確打成”，“完善”變成“快買賣光”，“左燈右轉”變成“指鹿為鹿”，“魂兮歸來”是必然的事。當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正式被革出教門之際，也就是他們回歸之日——周天勇們“建議”是并不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