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非常道：我的中國2030研究報告

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公元2012年之春，曾任美國副國務卿、美國海軍學院教授、高盛集團國際副總裁、高盛投資銀行副董事長的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先生，在北京舉行《中國2030：建立一個現代、和諧和活力的高收入社會》研究報告新聞發布會，敦促中國的改革要“重新界定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作用，完成向市場經濟轉型”。不料，卻招來了中國“獨立學者”杜建國的當面大聲抗議：“銀行不能私有化，國企不能私有化，華爾街都是騙子，世行報告是毒藥！”隨后，該抗議者還在現場散發了一份傳單——《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此事，在中國立刻激起社會輿論一片嘩然，并引發了有關國企改革與私有化的持續爭議。

但當我們把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壟斷國企”的改革與私有化問題時，就難免會忽略對這份研究報告本身的學術性研究。而這一點，恐怕才恰恰是改革爭議的課題要旨所在。

據媒體報道，在當天的發布會現場，佐利克介紹說，世界銀行的這項研究的構想肇始于18個月前，主要議題是面向2030年，甄別和分析中國中期發展所面臨的各種挑戰。此后，這項研究由財政部牽頭，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作，經過一年多的研究，才得以成文。由此可見，這份世行報告，是一個極其耗費人力財力及時間的重大研究工程，也堪稱是一項劃時代的世界頂級水平的研究成果。以局外人來看，既然這項研究由財政部牽頭，經費保障應該是高枕無憂的。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學者的專業職稱資質，也自然是毋庸置疑的。而反觀“獨立學者”杜建國，從研究財力后盾和經濟基礎，到社會權威性，乃至于到專業職稱資質，都是與對方有著天壤之別。所謂“獨立學者”之稱，就是非主流的“民間學者”。若可歸入世界主流，亦可稱為“公共知識分子”。即便如此，若沒有官方認證的研究員和教授之類的專業職稱，其“學者”之謂也是大可質疑的。故此，僅就學術科研成果論證與爭議評判而言，杜建國的“世行投毒”之說，本身就是門外漢無知無畏涉足學術殿堂的可笑夢囈。

可見，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國際慣例”的專業權威，這種世界文明風尚對中國有多么重要。只要有這樣的文化自覺，世界上所有的困難問題都變得很簡單了。包括國企改革乃至2030年中國的發展路徑，又有什么可爭論爭議的呢？然而，既然“民間學者”孤膽挑戰“世行專家”的事件已經發生，由此波及到社會的廣泛爭議，也已經是回避不掉的客觀現實。那么，我們又該怎樣以科學的態度，來直面這個專業學術課題呢？

在這里，如果我們再從科學知識與專業學術的概念定義開始梳理，那肯定是更加勞民傷財費時費力的科普工程了。但若不能界定清楚這些基礎概念，我們又該怎樣解釋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呢？這個問題，恐怕才是中國改革發展當前所遭遇的世界級難題！

可以想見，要破解這個世界級的科學難題，只能跳出科學之外看科學，只能求助于哲學智慧來突破思維困境。有道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中國人崇尚西方科技，但“西方文明病”最終還得用“文化中藥”來救。物質與意識辯證思維的困局，只能靠有無相生的陰陽之道來突圍。

換個角度來看，科學研究所探求的真理，并不在科學技術及專業工具本身，而恰恰就在科學研究的對象身上。就拿這份世行報告研究成果來講，既然研究的是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社會問題，那么我們首先就必須弄明白到底是“為了誰的發展”。顯然，是為了中國人的發展，最起碼是為了99%的中國人的發展。或者說，是以人為本，以民為本，是為了中國社會百姓大眾的發展。可既然如此，必須怎樣發展，不能怎樣發展，誰最有發言權呢？這究竟是一個高深的科學性專業性問題，還是一個社會性大眾性的問題？這個與每個中國人的切身利益都息息相關的公共性問題，難道必須由中國或美國1%的專家學者壟斷裁決權嗎？

當然，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是人類解決生產生活問題的便捷手段和工具，這是毫無疑問的普世共識。但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卻絕不意味著必須尊重掌握這些手段工具的每一個人。試問，對于研發和制造“次貸危機”之類“金融毒品”的市場經濟學家們，對于運用高新科技研發和制造“毒食品”的知識分子們，對于設計制造“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及“養老難”的改革智囊專家們，99%的中國人都必須對他們尊重且膜拜嗎？

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就像1%與99%的貧富等級分化一樣，自幾千年前的奴隸社會開始，就一直存在著“先富起來”和“先文化起來”的一部分人。或者說，就一直存在著1%的貴族特權精英階層。也正因為此，人類文化知識經典自形成之日起，就帶有貴族氣息的尊卑等級烙印。所謂的知識精英，也一直保持著文化特權的世代傳承。以知識壓迫大眾，以知識奴役大眾，以知識剝削大眾，以知識愚弄和欺騙大眾，古今中外的文化精英都或多或少地有這種劣根性的潛意識。而沒有文化的粗人，之所以羨慕知識精英，之所以勤奮學習科學知識，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享受知識精英的文化特權。

不過，也有極少數的例外。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工農群眾，一旦真正有了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旦真正有了大公無私甘于奉獻的精神，一旦真正有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境界，就已經是先知先覺的社會先進分子。這樣的先進分子所具備的文化精神，才代表著自覺自愿的先進文化，這才是社會發展進步的不竭動力。所以，追求先進而不是追求先富，追求高覺悟而不是追求高收入，這才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也才能最終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相反，若以個人的物質追求為導向，以個人的先富和高收人為目標，1%與99%貧富等級分化的格局能改變嗎？改革的危機與發展的危機能避免嗎？如此標的的社會課題研究報告，能帶來一個《中國2030：建立一個現代、和諧和活力的高收入社會》嗎？

更何況，這個“高收入”的標準又是什么呢？是以人民幣計算還是以美元計算？這里面是否有“高物價”高歌跟進的陷阱呢？會否有人民幣先升值再貶值“匯率市場化”的“金融設計”呢？中國人“爭先富”已經奔了30多年了，已經有了“被時代”的實踐經驗了，難道還會再相信這又一個30年的“改革設計”嗎？這些問題，對于99%的中國人來講，現在都已經是一個很常識的問題了。之所以會如此，當然也是諸如佐利克之流的“洋師爺”及其中國愛徒們，30多年誨人不倦的市場經濟“科普”成果。

必須承認，在這個世界上，中華民族的最特別之處，大概就是最具豐富的歷史智慧。13億人民的集體記憶都會提醒自己，社會主義新中國第一個30年艱苦奮斗創造的血汗家底，就是公有制經濟財產。在創業初期的貧窮年代，沒有“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及“養老難”的壓力，更沒有“談食色變”的惶恐，正是因為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基礎的強大保障。所謂發展進步和小康社會，絕不只是GDP數字和收人貨幣數字的翻番，而是人人幸福感指數的提升。若改革發展的智慧與魄力，就表現在對公有制經濟“老家底”的分光、吃光和賣光上，那么當初為何要鬧革命推翻帝國主義者、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呢？為何非要萬眾一心拼打出這些公有制經濟家底呢？

可見，被高深專業知識迷霧掩蓋了的事實真相，隨時間推移都會浮出水面。我們的目光一旦回到歷史的原點，中國未來30年的發展道路方向，其實就已經很清晰了。這一點，對99%的中國人來講，也同樣已經是一個很簡單很常識的問題。今天，有感于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耗時一年半的聯合科研攻關辛勞，鄙人特以非主流的“大道國學者”身份，權以此文作為《我的中國2030研究報告》。同時，也借此拋磚引玉，希望廣大網友讀者們都一道來聯合攻關，以共襄時代盛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