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寒竹：著名時評家。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在國內大學教西方哲學；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側重于比較政治學與當代中國研究。現為春秋綜合研究院研究員。
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于2月28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發布了《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的研究報告。而在同一天，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會上遭遇到中國學者杜建國的抗議，抗議的主旨是反對把中國的國企和銀行私有化。抗議事件發生后，大約有80%左右的中國網民支持杜建國的抗議行為。這份研究報告和杜建國的抗議事件在全國引起的反響透視出中國現實的國情跟未來改革的巨大差距。這種差距于國于民、于改革都非幸事。
從目前公布的這份關于中國改革和未來發展報告的主要內容看，很難說是一份嚴肅的、基于中國現實國情對未來改革與發展提出規劃的研究報告。在世界各國的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很少看到在時間上這么長遠的展望。中國三十多年改革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拋棄了計劃經濟時期的烏托邦規劃，腳踏實地地摸著石頭過河。當然，作為一個后發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強有力的主導作用，適當的經濟規劃仍是必須的。但中國政府的規劃也基本以5年時間為界限，很少有超過5年的規劃。對于十年或二十年后的發展，中國政府最多也就用達到小康生活水平，或國民經濟翻兩番這樣的模糊語言來描繪。而這份歷時一年多，以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五十多位專家制定的對未來的展望竟然延伸到了2030年，這可比當年中國搞計劃經濟時的規劃還要宏大，還要有計劃性。這難道不是另一種烏托邦嗎？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經濟發展，哪一個國家不是走一步、看一步，邊發展、邊根據現實情況修改？美國政府的施政綱領不就是每年一度的國情咨文嗎？美國政府有講5年10年以后的事嗎？為什么到了中國就要講差不多二十年后的事？這是不是有點奇怪？如果在美國，有人要講2030年以后的事，大多數美國人可能都會當作愚人節的幽默而付之一笑。 為什么像佐利克這樣在美國政商兩界閱歷豐富的專家不對美國提出一份展望未來二十年的改革規劃，而卻對中國提出這么一個前蘇聯式的烏托邦展望出來呢？從經濟層面看，美國比中國更需要改革。
當然，把這份報告的責任歸結于世界銀行的佐利克先生是不公平的。如上所述，這份歷時一年多的研究報告是中國國務院的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的專家共同研究出來的。從這份報告的內容看，筆者以為，簡單地把這份報告說成是世界銀行的研究成果是不準確的。其實，這份研究報告就是中國體制內專家頭腦中臆想的產物，只不過是讓這份報告戴上了世界銀行的光環而已。這樣做的原因無非是想使得這份報告顯得更有國際價值而已。筆者這樣說的根據并不是說這份報告的執筆者大多是中國學者，因為文件由誰來執筆并不重要。關鍵之點在于，這份報告必須要依賴中方提供基本的素材才能寫得出。中國經濟目前的困境在哪里？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進民也進”？中國勞工階層的弱勢地位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如何才能改變？在中國的公共領域里究竟是政府行為多了還是市場化過度了？中國普通老百姓不滿社會的根源何在？民眾主要對什么不滿？希望在什么方面進行改革？如何改革？顯而易見，這一系列的基本信息決定著這份關于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研究報告的結論和建議。也就是說，給這份研究報告提供中國社會基本國情的專家實際上決定著這份報告的基本走向和對未來的建議。如果說，中國真的是“國進民退”，真的是“國企壟斷”，那么結論和建議自然就是應該限制或收縮國企。結論和建議是來自對現實的理解。如果理解有誤，那么結論和建議自然會離題萬里。人們常常說，西方妖魔化中國，其實，這種說法并不準確。西方對中國的了解很少能夠有第一手的資料，即使有也未必準確。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印象基本來自中國知識精英對中國自身形象的塑造。與其說是西方誤解中國，不如說是中國的知識精英在有意誤導西方。
今天的情況已經非常清楚，改革這個概念已經成為十八大前后中國聚焦的一個核心問題。而這個核心問題并不是改不改革，而是怎么改革？是以少數社會精英的利益為改革的主要訴求，還是以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改革的主要訴求？這個問題直接關系到改革的成敗。這次杜建國抗議世界銀行報告所引起的網上反映從某個方面說明了這個問題。為什么各大網站，包括鳳凰網這樣的網站，大多數網民都對杜建國的抗議行為表示支持。雖說網民并不能代表所有民意，但畢竟從一個方面說明這份花了一年多的研究報告和對未來改革的建議是缺乏民意基礎的。很難想象這種脫離中國國情、缺乏民眾支持的改革能夠在現實中獲得成功。
經濟與社會問題的解決，并不取決于改革者的意識形態和主觀愿望，而是取決于對老百姓真實感受的了解。政府只有對癥下藥、凝聚民意才能使改革在現實中進一步推進。這份花了一年多的研究報告究竟花了多少時間在中國的各個村落和工廠？花了多時間在市井街頭？造訪了多少老百姓的家庭？坦率地說，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的紙上談兵已經越來越走火入魔了，“市場經濟就是好”已經成了他們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這在全世界都少見。美國社會學家阿米泰－埃齊奧尼曾說過一句話，“除了中國，沒什么地方還對資本主義感興趣了”。當然，阿米泰－埃齊奧尼理解的中國并非現實中的中國，而是通過中國知識精英這幅有色眼鏡看到的中國，這個虛構的中國離現實的中國距離實在太遠。
【觀察者按】2月28日北京獨立學者杜建國在世行行長佐利克的記者會上公開抗議世行報告是“毒藥”，本網第一時間組織多位專家對此事展開多方面分析，更多文章，請見本網推薦欄目。
世行報告在推銷過時的“華盛頓共識”
圖片：獨立學者杜建國抗議世行報告
世行報告里一條核心要點是這樣表述的：“改革須包括推進銀行系統的商業化，逐步取消利率管制，深化資本市場，進一步建立獨立的、強有力的監管機構來支持中國的金融部門最終融入全球金融體系。未來二十年的金融部門改革應該是果斷、全面和配套的改革，按照一個合理排序的路線圖推進。一個優先重點是按照市場原則推進利率的自由化。
這實際上是“華盛頓共識”的核心內容。
“華盛頓共識”是1989年由洛克菲勒系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牽頭，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在華盛頓共同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上提出的。會后“華盛頓共識”得到IMF、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推行。
華盛頓共識主要內容包括：利率自由化；競爭性匯率制度；資本準入、特別是外國直接投資進入自由化；私有化；貿易自由化 等。其最核心的其實可以概括為：外資自由進出。
而外資自由進出，是寫在世行的宗旨里的。
世界銀行集團不是一個單一的機構，而是擁有五家機構，其中最核心的是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是根據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達成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建立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第一部分“宗旨”共五條，前三條如下：
一：通過使投資更好地用于生產事業的辦法以協助會員國境內的復興與建設，包括恢復受戰爭破壞的經濟，使生產設施回復到和平時期的需要，以及鼓勵欠發達國家生產設施與資源的開發。
二：利用擔保或參加私人貸款及其他私人投資的方式，促進外國私人投資。當私人資本不能在合理條件下獲得時，則在適當條件下，運用本身資本或籌集的資金及其他資源，為生產事業提供資金，以補充私人投資的不足。
三：用鼓勵國際投資以發展會員國生產資源的方式，促進國際貿易長期均衡地增長，并保持國際收支的平衡，以協助會員國提高生產力、生活水平和改善勞動條件。
逐條分析這三條遵旨，第一條大意是“投資于欠發達國家生產設施與資源的開發”，這個投資的主體是誰呢？無疑是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當然屬于外資；第二條核心是“促進外國私人投資”；第三條主張“用鼓勵國際投資的方式……”
不難看出，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存在的目的本身就是促進外國資金進入發展中國家。
而世界銀行的歷史也表明，它的確就是這么干的。
20世紀80年代之前，世界銀行主要按照第一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霍利斯•錢納里的“兩缺口模型”——即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儲蓄和外匯兩大缺口，推廣國際貸款。
20世紀90年代之后，世界銀行主要致力于按華盛頓共識的模式工作。可是實際執行效果如何呢？
兩缺口模型失敗了，這是世行自己上世紀80年代承認的。華盛頓共識呢？2009年，英國時任首相戈登•布朗在20國集團峰會上宣布了華盛頓共識失敗。
可是就是這么個失敗了的理論，這次世行卻重新包裝之后，推銷給中國。
世行這份報告的包裝方式是：先寫了一些明顯符合中國當前改革方向的建議，其實卻是中國的政策里面已有的，這部分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撰寫。講完一通實質上是中國已有政策的東西，然后說中國需要進一步改革。這里有個吊詭：其實中國已經在改了，那還往什么方向繼續改呢？這時世行報告做夠了鋪墊，把華盛頓共識那套陳詞濫調推銷出來。
居心不言自明。需要強調：該報告的版權是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一家的，并不代表中國國務院的意見。
（作者系北京集成創新經濟咨詢中心研究員，青年思想者、經濟學者、歷史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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