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先看幾條相關時訊。然后再繼續討論。
【1】美國“占領華爾街”示威者將轉戰富豪大宅
據新京報2011年10月12日報道，美國波士頓警方當地時間11日逮捕了約100名參與“占領波士頓”活動的抗議者。警方發言人表示逮捕罪名為“非法入侵”。與此同時，“占領華爾街”抗議者將目光瞄準了富豪的家。在華盛頓的抗議活動10日進入第5天，超過美國警方允許的4天期限。美國警方于當天傍晚出人意料地允許抗議者在白宮與國會山之間的自由廣場繼續抗議四個月。在紐約，“占領華爾街”活動相關人士10日表示，他們將在當地時間11日中午12時30分出發，進行“百萬富豪游行”，目標是“拜訪”包括默多克、摩根大通集團執行長杰米·戴蒙和石油大亨大衛·科克位于紐約的豪宅。
另外，前兩天高調指責“占領華爾街”抗議者行動的市長布隆伯格10日改口，在示威者未違法的情況下，他們要抗議多久就多久，紐約市政府不會驅趕他們。不過，布隆伯格也警告說，一旦他們采取非法行為，紐約警局不會姑息他們。自從“占領華爾街”活動發起以來，紐約市警察局因部署警力已經花費190萬美元，其中大多支付警察的加班費。
【2】“占領華爾街”波及歐美諸國 直擊美貧富懸殊軟肋
據人民日報2011年10月12日報道，“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在全美范圍愈演愈烈，并波及加拿大、英國、荷蘭等國。隨著這場抗議活動的聲勢和范圍不斷擴大，媒體的關注程度不斷上升，美國各界及其他國家對這場運動的反思也在不斷深化。
直擊美國貧富懸殊“軟肋”
《紐約時報》9日發表社論稱，收入不平等正在碾碎美國的中產階級、擴大貧困人群，并可能制造出一個有能力、有意愿工作卻沒有工作的永久性下層階級。抗議者中大多數是年輕人，他們正表達失去機遇的一代人的憤怒。社論認為，極端不平等是經濟機能失調的標志，當前美國公司利潤在美國經濟中的份額為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而工人薪酬的份額則降至最低。研究顯示，這種極端不平等與教育退步、健康惡化、公共投資減少等密切相關，并扭曲了政治權力。正因為此，“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不滿者。
洛杉磯專欄作家劉易斯·維加10日對本報記者說，“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不斷升級、蔓延，表明美國目前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已不是黨派爭議，而是全民不滿。維加特別指出，近來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發生的抗議表明，發達國家對這種抗議活動并沒有免疫力。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戴安娜·羅林格稱，“占領華爾街”是美國中間階層的茶黨運動。抗議者厭煩了政治家的不停爭吵，背負著美國的負擔(稅收)。
隨著抗議活動的升溫，其組織者和參與者“占領欲”也在膨脹。美國東西方研究所副總裁兼公共政策部主任納戈爾斯基和紐約大學應對全球不安全問題項目主任理查德·戈萬告訴本報記者，“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的組織者已經通過網絡計劃于10月15日發動主題為“為世界改變而聯合”的抗議活動。如何應對新生代借助新興網絡媒體的威力，發泄對社會現狀的不滿，是各國政府面臨的挑戰。
反思抗議活動后續影響
印度IBN電視臺網站10日刊登文章稱，印度民眾應該很容易理解那些“占領華爾街”參與者的心情。事實上，絕大部分美國民眾都對政府將企業負擔轉嫁至民眾身上的做法表示厭惡。由印度斯坦時報集團與美國《華爾街日報》合作經營的新聞網站10日刊登題為《不滿情緒的全球化》的文章，認為人們最初會輕易將“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與當前處于衰退的美國經濟的不平衡性聯系起來，但當越來越多的工會和政客加入到示威人群中時，有人開始擔憂，這或許會成為美國政治的一個轉折點。
【3】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分裂美國 專家：為政治游戲噱頭
據環球網2011年10月12日報道，當地時間10月11日下午5時，美國參議院不顧中方的反對與奧巴馬政府的警告，對《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進行最終投票，并以63票贊成，35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該法案。對于這個被外界普遍認為旨在迫使人民幣加速升值的法案，美國白宮、國會兩黨及社會各界的意見存在巨大分歧，并爆發了持續的激烈爭論。而專家分析說，法案只是美國政客為轉移國內注意力而玩的政治游戲，就美國目前經濟情勢來看，這個有可能引爆中美貿易戰的法案通過眾議院表決和總統簽署、最終形成約束力法律的可能性并不大。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美國參議院此舉沒有任何實質意義。他分析說，在“占領華爾街”活動的壓力下，美國的少數政治精英只是在找一些噱頭來讓國內外轉移視線，將輿論的壓力轉移給中國。針對有美國議員指責人民幣匯率偏低導致美國出口不振、就業低迷，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這是一個花樣。就業率是一個國內問題，與薪酬、就業結構有關。人民幣匯率不是導致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據環球時報2011年10月11日報道，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朱繼東文章指出，意識形態是一個國家生存發展的靈魂。毛澤東曾經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蘇共政權的垮塌，可以說就是從意識形態領域的失敗開始的。
首先，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干部思想“僵化”是一個重要因素。斯大林時代自然不必說，隨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相繼去世，蘇共中央領導層多數來自經濟和組織部門。到了赫魯曉夫主政的20世紀60年代前后，雖然形式上還保留著黨的第二把手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傳統，但思想干部經常受到經濟和組織工作領導人的蔑視。另一方面，社會思潮中對物質享受的追求也排擠了理論和思想的對話，不少黨員和群眾感到信仰迷失。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由于害怕出現赫魯曉夫所謂“新聞改革”帶來的混亂局面，蘇共把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倒退到了20世紀30年代的水平，把斯大林模式與社會主義等同起來。勃列日涅夫等黨的高層領導自我標榜為卓越的“列寧主義者”，其內容空洞的“著作”被成百萬冊地出版發行，導致越來越多人以譏諷的態度對待列寧和馬克思主義。“僵化”模式導致意識形態領域空話套話連篇，形式主義讓人們感到厭煩，加劇了信仰危機，使得在蘇共對意識形態高度控制和對新聞嚴格管制的表面下暗流涌動。
蘇聯的悲劇在于，在出現了把社會主義教條化的干部后，又出現了放棄社會主義的干部。1986年3月，戈爾巴喬夫掀起“重評斯大林”運動，鼓勵各報刊“成為獨特的反對派”。于是，一些對“反思歷史”特別激進的報刊如《星火》畫報和《莫斯科新聞》等開始全盤否定過去，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進而公然打出向資本主義方向“改革”的旗號。被稱為“文學炸彈”的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說《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們》，一經問世發行量即突破100萬份。接著各種非正式出版物紛紛登臺，蘇共輿論陣地逐漸被蠶食。
原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主張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蘇聯社會中頭腦清醒、忠于社會主義的人變成少數，將他們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成為眾人恥笑的對象”。面對這種宣傳攻勢，戈爾巴喬夫不僅不斗爭，反而取消新聞審查制度，主動為西方媒體進入蘇聯打開大門。美國國際廣播委員會曾評價稱：“蘇聯停止干擾西方廣播，可能比戈爾巴喬夫從東歐撤軍50萬的允諾更重要。”
在蘇聯媒體主動向西方交槍的過程中，人們逐漸失去了對黨和國家的信任和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從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短短兩年內，有290多萬蘇共黨員聲明退出黨組織。可以說，是媒體領導權的喪失帶來的媒體失控摧毀了蘇聯意識形態大廈的根基，掏空了蘇聯制度的核心價值體系和理想信念大廈，加速了蘇共亡黨的步伐。
【5】網聞博評：99%對1%的一場“階級斗爭”
9月17日，“占領華爾街”運動一開始就在其網站上聲明：“我們共同的特點是占總人口99%的普羅大眾，對于僅占總數1%的人貪婪和腐敗，我們再也無法忍受。” 對此，美國的資本政客也曾公開叫囂，這是一場危險的“階級戰爭”。顯然，正是1%對99%的階級剝削與壓迫，才終于激起了99%對1%的強烈反抗，這的確是一場壁壘分明的“階級斗爭”。在這場已經持續了數周的抗議活動中，示威者們也已直接發出了“終結資本主義”和“現在就要革命”及“為社會主義而戰”的怒吼。
盡管示威者們的個人感受和訴求表達不僅相同，但“99%對1%”的憤怒卻是“共同的特點”。透過這些紛繁復雜的表面現象，我們還是能夠看到“99%對1%”的“階級斗爭”共同本質，也能感覺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時代交鋒和世界歷史轉折的強烈脈動。正因為如此，美國的少數資本政客和政治精英，才極力要將這場“占領運動”的主題限定在經濟技術層面，并聚焦在“要工作”和“要就業”的領域。于是，為了解決“99%”的“就業困難”，就得“提振出口”，就得逼迫人民幣加速升值，就得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爭”。這樣，便把美國自身政治體制的根本矛盾和國內“階級斗爭”，順利轉軌為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戰爭”。當下，美國資本政客對人民幣的“算計”，無非如此而已。
不過，且不說資本主義的幾百年歷史。就是在美國的二百多年歷史中，伴隨著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經濟繁榮與蕭條也早已是循環常態了。但即便是在經濟繁榮期，1%對99%的階級剝削依然不變，99%們的勞動工薪收入也同樣不能與1%的資本利潤收益等量齊觀。而一旦遭遇經濟蕭條，政府與央行的刺激經濟和“救市”，首先“救”的還是1%的資本“肥貓”。也即便是經濟回升了，就業增加了，99%們獲得的還是微薄的工薪收入，而1%們照樣大賺的是資本利潤。也即使是給99%們增加一些社會福利保障，但同樣遠遠不可能填平99%與1%之間的貧富鴻溝。于是，幾百年來，從歐洲到美國，整個西方世界及資本主義世界，99%與1%的貧富差距依然是幾百年的“毫不動搖”。
這一點，對于身處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首都”的美國人來講，自然是認識更為深刻。因此，這次99%對1%的憤怒，為何矛頭直指華爾街，為何要“占領華爾街”？就是因為他們已經非常清楚，在這個“美元帝國”的全球“貨幣殖民”時代，這里才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運營中樞”。99%們不僅僅是“要工作”和“要就業”，他們更要的是真正的“人皆生而平等”和社會的公平正義！
有私有制，就會有1%對99%的階級剝削和壓迫。有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就會有資本對勞動的貪婪剝削和壓榨。有市場經濟大魚吃小魚的“資本叢林法則”，最終就必然激起99%對1%的“全球憤怒”和反抗浪潮。這場“占領運動”的“階級斗爭”主題和焦點，是美國資本政客無論如何都模糊和轉移不了的！
【6】發展道路：是“利益導向型”還是“道德導向型”？
“要就業”還是“要公平”？這個美國式的社會選擇題，非常類似中國式的“蛋糕論”選擇題。其實，提出這種非黑即白的選擇題，原本就是一個腦筋急轉彎的“忽悠題”。就像“要就業”本身便是“要公平”的題中之義，“做蛋糕”也本身就包涵在“分蛋糕”之中。換句話來講，這就是一個物質與精神的辯證統一關系。而這樣將物質利益單獨擺出來的誘導式選擇提問，實際上就是在轉移視線誤導人們走向功利主義和拜金主義的“向錢看”，如此便自然會把“不公平”問題放在次要位置去考慮。這里特別是在極力回避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在“公平”的社會條件下，照樣能更好地實現“就業”，也照樣能夠更快更好地“做蛋糕”。
這個問題再放大來看，就是一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取向問題。從本質上講，就是公與私、多數與少數及99%與1%的選擇，就是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選擇，就是一個利益導向型與道德導向型的社會發展模式選擇。資本主義制度，顯然選擇的是自私自利而不是克己奉公，選擇的是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選擇的是利益導向型而不是道德導向型發展模式。因此，才必然有華爾街的資本貪婪和金權政治的腐敗，才會有1%的富奢和99%的貧窮，也才會不斷激化99%對1%的階級斗爭。
而資本政客及文化精英們之所以要模糊階級性質差別和階級斗爭，正是為了掩蓋和維持這種利益導向型社會發展模式下的“不公平”，就是為了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在“要就業”和“做蛋糕”上，更是為了避免人們要求走上道德導向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在美國的資本政客看來，讓中國接軌市場經濟，就是把中國當成他們調節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蓄水池”和“排水坑”。把中國的資源和勞動力，當成他們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流動資產”。強迫人民幣加速升值，“蒸發”中國所持的美國國債，抬高中國商品進入美國的門檻，擴大美國的產品出口和國內就業，這些都只是美國資本政客的短期目標。其更長遠的目標，則是強迫中國加快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改革步伐，以便華爾街可隨時隨意通過操縱市場而操縱人民幣的升值和貶值，進而通過操控人民幣而全盤操控整個中國經濟。這樣以來，中國經濟泡沫的生滅過程，便是華爾街“對賭漲跌”和“雙向獲利”的“剪羊毛”過程。
事實上，中國目前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和“出口退稅”的財政補貼獎勵，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強制結匯”金融制度，已經導致人民幣隨國家外匯儲備增長而“被動超發”的局面。如此以“賠本”的廉價商品“補貼”美國的高消費，換取的外匯儲備又“投資于”每天都在縮水蒸發的“美債”，但“被動超發”的人民幣卻又在加劇國內的通貨膨脹。目前所謂的“輸入性通脹”，便是這種“里外吃虧”和“兩頭不落好”的“美元綁架”所致。
在這個被“美元綁架”的市場經濟體系里，美國一陷入金融危機，人民幣就得被迫節節升值，中國的“東莞模式”和“溫州模式”外向型經濟就跟著遭殃。當美國進一步逼迫人民幣加速升值時，我們已經形成的“保民生”慣性思維第一反應也是“救市”和“保就業”，而不是從根本上去反思我們這個“做蛋糕”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否“公平”。特別是，這樣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對中國國家民族利益和99%的中國人民是否“公平”？就算是沒有發生金融危機，就算是美國沒有跟中國打貿易戰，就算是在“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輝煌期，就算是在“東莞模式”和“溫州模式”的黃金期，如“富士康N連跳”那樣的“血汗工廠式就業”，難道就是中國99%們的“民生保障”和幸福生活嗎？
因此，“要就業”與“要公平”、“做蛋糕”與“分蛋糕”乃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以階級斗爭為綱”，實質上都是一個辯證統一的關系。今天，美國99%們“終結資本主義制度”的吶喊，更促使我們必須跳出市場經濟的僵化思維框框來看待“匯率戰”與“貿易戰”，也必須跳出這個市場經濟陷阱來看待“要就業”與“要公平”。最根本的，就是要在道德導向型的社會主義理念指引下，怎樣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幸福。
“占領華爾街”運動還啟示我們，在這個“美元帝國”的“貨幣殖民”時代，對于社會發展道路方向的選擇主動權和話語權，99%們不去“占領”，就必然會繼續被1%們所“占領”。我們有本應屬于每一個99%的物質世界，也更有本應屬于每一個99%的精神世界。不“占領”，就會“被占領”，這是美國99%們與華爾街1%們的“階級斗爭”，也是包括中國在內全世界99%們與華爾街1%們的“階級斗爭”！
【7】鑒古往而知興替，讓歷史告訴未來
亦如網聞博報小社員在此前的《憑什么不許奧巴馬鬧革命？》、《全球憤怒：誰在制售“文化鴉片”？ 》及《禮崩樂壞：孔子趕趟“占領紐約”》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回望來路，從“向錢看”爭先富，到接軌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到形成出口導向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再到貧富兩極分化和“黃賭毒黑腐假”沉滓泛起的“道德滑坡”，直到現在的美債危機和“輸入性通脹”危機，我們辛辛苦苦做出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大蛋糕”，卻原來并不定吃也不定用。頂多，只算是給救美國救歐洲救世界作出了“負責任大國”的貢獻。
為何會這樣呢？難道我們不正是從“向錢看”開始，便把“GDP大蛋糕”和美元貨幣真當成了自己的財富嗎？可到頭來，自己真金白銀的物質財富，卻被“虛擬”給了西方富國，而自己僅僅只是落了一堆“看起來很美”的數字和不斷貶值縮水的紙鈔！現在，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輸入性通脹”危機，還看不到盡頭。與其說這是以“東莞模式”為代表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已走到了盡頭，倒不如說是“向錢看”的思維模式已經陷入絕境。拜物拜金，反而失財。自私自利，反倒自損自殘。
拜金拜富，就得學習世界上最富裕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接著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西學東漸”，西方資本買辦精英通過世界輿論大合唱，順著中國人“向錢看”爭先富的“求學”愿望，又循循善誘地給我們送來了“科技崇拜”、“市場崇拜”、“GDP崇拜”、“法治崇拜”及“普世價值崇拜”等一整套“西洋套餐”。這里面最核心的教義，還是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簡稱“市場經濟”。
于是，在這個市場經濟的全球財富盛宴狂歡中，當世界經濟繁榮景氣時，貧窮的中國人以血汗勞動供養美國和西方富國消費。而當經濟景氣低迷危機海嘯來臨時，遭受“血汗錢”縮水蒸發和“輸入性通脹”打擊最慘重的，還是貧窮的中國人。窮國供養富國，窮人供養富人，這究竟是哪門子的“國際慣例”和“普世價值”？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對敵人的視而不見與寬容，就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犯罪。我們今天實現危機突圍的出路，同樣需要回歸到歷史的起點上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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