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建設道德社會，官員首當其沖

    這幾日在常州，看了不少常州市多年來建設道德社會的努力和成果，頗有感受。前幾天文章里提到的“道德模范和身邊好人現場交流活動”，是常州市長期注重社會道德建設的表彰和展示之一。然而，常州之行最大的感受之一是：當媒體上到處充斥“中國人沒有道德”、“中國社會道德淪陷”之類言論和“佐證”報道的時候，像常州這樣大力實踐道德社會、并取得顯著成果的地方，卻很少被媒體報道，很少進入人們的視線。在資本和利益的驅動下，媒體顯示出明顯的逐臭、逐丑、逐惡、逐害的趨向。當今某些中國媒體，對于中國社會的美好，除了懷疑之外，已經沒有了興趣；它們只對國外的美好充滿諂媚，甚至不惜歪曲事實地夸大外國的美好，同時放大和夸大中國的不良現象，而對中國的美好，它們甚至不愿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看一眼。為什么？因為他們不相信、不愿相信，中國不采用外國的“先進制度”，居然能建設一個美好社會！因為他們堅信：凡是不采用西方“先進制度”的社會，一定只能是、必須是十惡不赦的社會。
    常州市的道德社會建設主要由政府推動。事實上，中國政府早已開始重視推動道德社會的建設，其中，“文明城市”、“文明社區”的評選，就是這一努力的表現之一。只不過，中國很大，地方差異也不小，有些地方對此重視不夠、方法不足，使得文明社會、道德社會的建設流于形式。或者，在某些人心目中，文明只是像西方國家那樣的硬件環境，對于被貼上“民族劣根性”標簽的中國人，對于已經被確認為歷史高低階段中較低級層次的中國傳統，他們認為已無可救藥，他們認為只有接受西方思想的徹底洗腦、洗心革面，才可能變得文明。這一觀念已經深入到我們的教育體系中，它從年輕人開始灌輸“中國文化落后”的觀念。這一長期灌輸的結果是，如今相當多的知識精英接受了這種觀念，在官員階層中，接受這種觀念的人也不是個別。因此，借助中國傳統文化來弘揚道德，在很多地方，并不能得到重視。在這樣的氛圍中，常州是比較特別的，因為，常州在推行道德建設的活動中，把中國傳統文化當成最重要的資源。
    近幾年來，常州在全社會推廣“道德講堂”的模式。這一模式的目的是營造“四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道德講堂”不以大人物的道德事跡為主，而以身邊的好人好事為主，但是，它會將身邊的平凡故事與歷史經典結合在一次。常州市把“道德講堂”推廣到全社會的各個層面，它有一個常規的流程，叫做“五個一”——唱一首歌、看一段視頻、誦一段經典、講一個故事、做一番評議。其中，視頻可能是其他人的，而故事主要是身邊人的，評議也都是參與者自己的評議，而組織者則需要從本次“道德講堂”的主題中，例如孝敬，尋找一些經典的論述。當然，像孝敬這樣的故事其實是說不完的，尤其是評議中很可能把很多身邊不孝敬的事情都帶出來。但是，組織者很明智地把“道德講堂”確立為弘揚正面為主，批評反面為輔，因此，參與者大都很自覺地在評議負面現象時，隱去當事人的名字。
    較為固定的“道德講堂”一般每周舉行一次，具體的頻繁程度還可以各自決定，在細節上也有較大的靈活性。例如在常州市內某個中檔商品房社區，道德講堂的內容主要是身邊的好人好事，但也有鑒別偽鈔等實用知識。講述者既有本社區的居民，也可以外請其他人，但是，所有的講述者都是義務的。在常州市另一個城郊結合部的社區，大部分居民以前是農民，他們是城市擴大后改變了農民身份的人群，這里的“道德講堂”方式又有所不同。這些剛剛改變身份的農民，不習慣在室內開會，因此，室內的“道德講堂”往往人數不多，而晴朗之日在室外的“道德講堂”宣講活動，便能吸引更多的居民。他們來去自由，也不用正襟危坐，感興趣都多聽多說多議論，不感興趣就回家，倒也符合他們的性格。
    接觸了常州市幾個基層社區的“道德講堂”，我認為這種形式是有用的，它除了用身邊的道德故事、好人好事讓居民們彼此教育、影響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持和維護中國“熟人社會”的傳統。西方社會以個人主義為主，在西方化的生活氛圍中，鄰居彼此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很普遍，個人隱私被高度放大，中國傳統熟人社會的輿論、評頭論足，被西方觀念看成是干涉他人隱私。而事實上，任何事情都不能絕對，隱私也應該有限度，熟人社會的評頭論足，實際上就是民眾之間社會輿論的監督。現代社會造成的孤獨感，也使得人們有交流的愿望，群眾性的“道德講堂”某種程度上滿足了這一愿望。同時，中國正在進入老齡化社會，空巢老人也不少。常州市“道德講堂”的積極參與者和好人好事的實踐者中，老人不少，借助尊老、孝敬的傳統，老人們對道德規范的實踐和提倡，自然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但是，對于由政府推動在基層社會自我建設道德，我多少也有一些疑問。在另一個著名的全國文明社區，居委會干部介紹說他們如何教育居民要遵守道德、如何幫助居民尋找工作、建立職業道德等做法，我差一點忍不住地問：干部是否也要成為道德楷模？干部的道德建設如何推行？我們不能只要求群眾講道德，而把干部當成是不道德行為的免疫體。但是，我沒有把這話說出來，我想多觀察一點再說。我知道，在美國也有類似的道德宣講、推廣活動，美國社會此類活動的組織者主要是教會。由于宗教的性質，美國由教會組織的類似道德宣講活動，不會存在我所說的問題。因為，教會與塵世的不同，一個代表上帝的人，自然可以用上帝的名義給普通人做道德評判。即便美國教會人士頻發誘奸、孌童等丑聞，也不影響教會代表上帝在人間推行道德。所以，這也是某些西奴、愛美精不斷強調西方因為有宗教所以才有道德的原因。他們甚至認為，中國要建設道德社會，也必須接受西方的宗教，他們中的有些人還認為，中國人之所以缺乏道德，就是因為中國人不像西方社會那樣有宗教信仰。因此，西奴、愛美精紛紛投入洋教的懷抱。某些媒體和人士還大張旗鼓的宣稱：當今中國的基督徒人數已經超過黨員。似乎洋教在中國普遍推廣是在中國實現道德社會的唯一途徑，而事實上，這種觀念只是洋奴、愛美精們的想象。所以，當我看到常州某些基層干部只是對群眾要求道德時，我確實很擔心這種方式變成西方教會模式的翻版：因為我是管道德的，所以，我針對別人，而不針對自己；對于道德管理者自身的道德要求只有自律，沒有其他。
    這的確是我擔心的。我一直都認為政府不應該是道德的管理者、評判者，而應該是道德的第一實踐者。在中國的環境中，政府官員應該首先成為道德規范的身體力行者，并接受群眾和社會的監督，然后再以政府官員的影響力，在全社會提倡道德（請注意，只是以身作則地提倡，而非像西方教會那樣以上帝的名義對普通人的道德進行評判）。正當我對常州的“道德講堂”實踐產生這一擔心時，我接觸了“常州市檢驗檢疫局”。檢驗檢疫局是中央垂直領導的單位，在行政關系上不屬于地方，用老話來說，它就是中央政府派駐地方的一個衙門，因此，它是官，而不是民。常州市檢驗檢疫局多年來重視公務員的道德建設，具體的成果很有效，否則也不會受到中央政府的表彰，這里不多說它的成績。我想指出的是，我在這個“官衙”看到：“道德講堂”、道德教育、道德建設非常明確地指向政府官員，指向那些掌握權力的人。因此，這里的道德宣講內容，不是鄰里關系、婆媳關系等婆婆媽媽的瑣碎之事，而是岳飛、文天祥那樣的氣節。這多少緩解了不少我的擔心。
    常州的“道德講堂”模式應該說是有效的，大量涌現的道德模范和身邊好人就是證明。但是，我想對常州的“道德講堂”模式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把官員的道德建設放在建設道德社會的首位。官員不應該只是要求群眾培養道德意識、遵守道德規范；官員更應該成為道德的踐行者。我希望，常州市未來在民眾評選的道德楷模名單中，榮登榜首的不再只是普通民眾，而應該有更多的官員，甚至是書記、市長。官員的道德表現可以是尊老愛幼、可以是孝敬老人；也可以是愛崗敬業，可以是勤儉節約、艱苦樸素；還應該是廉潔奉公、為民請命。官員的道德實踐不應該只是偶爾作秀，而應該讓民眾真切地看到。要做到這一點，同時也就必然要求政治的公開性、透明性。再次重復本人的一貫觀點：道德建設應該從政府和官員開始。通俗點說：官員學雷鋒是必須，民眾學雷鋒是自愿。本末不可倒置。不愿接受道德約束的官員，可以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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