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關鍵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旗已經被右邊掌握、已經被右邊詮釋和定向。只要一提起“政治體制改革”，人們頭腦里的對應物便是多黨制、大選、三權分立和議會民主等等標準的資產階級政治邏輯。現在的情況無疑對右邊有利，因為從左邊的態度就已看出，他們事實上已經承認“政治體制改革”一詞已被右邊獨家壟斷，已經承認“政治體制改革”已被打上鮮明的右派印記。廟堂最高人物胡公有言：“核心的問題不是政治體制要不要改，而是朝著什么方向改。”不幸的是，“政治體制改革”這個中性詞匯早已被右邊定了方向，左邊已經失去話語權了。
右邊的優勢在于，他們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上有現成的綱領。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有現成的樣板，就是美國。左邊對此當然是嗤之以鼻的，認為這是欺騙人民的虛假的形式民主。然而，恐怕很多人會有這樣的想法：即使是形式民主也比沒有民主強。對于當前極度缺乏政治權利的普通民眾來說，政黨公開競爭、最高領導人直選、一人一票是有極大誘惑力的。
左邊當然也大量的論述過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題，但迄今為止，他們的主要力量還是在批判方面，在揭示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方面。不多的關于理想、可行的政治體制的正面論述，也應缺乏現實的依托而顯得說服力不足。在新中國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中，無論是前十七年的政治，還是文革十年的政治，雖然其中都有可資借鑒之處，但都難以作為正面的樣板來宣傳――如果說十七年好，那毛澤東為什么要發動文革？而文革期間的大民主所帶來的混亂也是今天的大多數民眾所無法接受的。有一些左邊的人士不承認這一點，但這卻是事實。
當然，中國應當開辟一條通向未來的新路的主張近年來漸漸地多起來了。然而越是新路，風險越大，越沒有成功的把握。這條新路當然可以激起思想家豐富的想象，可以激勵政治家披荊斬棘的豪情，但是卻非常不容易說服民眾。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但新路沒有榜樣，這在宣傳方面，在鼓勵億萬民眾投身新事業的實踐方面是很不利的。
政治體制改革的話語權完全被右邊掌握，這是左邊眾多人士憂心如焚的事情。最近，不少人開始寄希望于重慶，盼望它的實踐能為中國開辟一條新時代的“延安道路”來。然而，重慶的事情還很難說，它的所作所為到底是出于短期的策略考慮還是長期的戰略考慮還無法判斷。因此，對左邊來說，在可能已迫在眉睫的攤牌與搏斗中，形勢是嚴峻的，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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