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戰士的汪暉

    將“抄襲”加在一個一直在努力思考和戰斗的作者身上是對其最大的侮辱，這是繼長江獎事件損汪暉走內部路線、讀書事件迫汪暉離開心愛的崗位后，自由主義者對汪暉最有力也是最無恥的攻擊。汪暉是從魯迅研究起步的，對魯迅的最后遺言 “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是再熟悉不過了。自由主義者一邊損著汪暉的牙眼，一邊高喊著“你道歉吧，給你寬容”，汪暉怎可能不出離憤怒？這種憤怒迄今還只表現在《聯合早報》的訪談上，我們完全可以有所期待。說實話，我欣賞作為學問家的汪暉，但更喜歡一個將學問和志行合一的作為戰士的汪暉，不管這個戰士是擅長運動戰的，還是陣地戰的。
　　自由主義者對汪暉發動一撥又一撥攻擊，實在是因為汪暉將他們的私心雜念和裝腔作勢做了一個總暴露。
　　汪暉學說的一個根本點就是對“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深刻剖析。汪暉的“反現代性的現代性”，不是短智的自由主義者所批判的所謂汪暉要取消普世價值，而是要揭示真相并非如自由主義者所唱的順口溜式的普世價值的前世今生和中國也處在創造普世價值的世界潮流之中；也不是魯莽的民族主義者所批判的所謂汪暉要取消現代化而使中國在弱肉強食的世界上自廢武裝，而是要揭示現代化從來就沒有現成的道路，如今盲目地與世界接軌恰恰在自廢中國革命和建設用鮮血探索的現代化之路。汪暉的“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探索的是世界共同的由古代邁向現代的道路，汪暉的深刻性是說這個道路是“理一萬殊”的。這恰恰是短智而自私的自由主義者由無知而驚訝，由驚訝而遷怒的原因。
　　汪暉從來沒有說對現代性的反抗，獨有中國一家。法國的社會主義，德國的浪漫主義，俄國的民粹主義，比比皆是，不過這些都最后消融到西方現代性里，強化了理性牢籠的無遠弗屆。這種消融，在法國，是社會黨的和平路線；在德國，伴隨著納粹主義的別樣的現代擴張形式的失敗而轉化到批判哲學成為西方現代性存在最有利的幫兇，就是讓你知道理性的惡果但你又無處可逃；在俄國，社會帝國主義的興起使民粹主義安服于新沙皇，后來在蘇聯解體中表象到東正教精神，回到西方現代性興起的宗教根源，那個上帝與眾人對立的二元世界。
　　汪暉也沒說保存了古代帝國的遺產的，就只有中國。英美的現代性帝國一直變換著形式存在；蘇聯甚至擴張了沙俄的地盤，解體也沒使之收縮殆盡，關于民族國家的學說并不因此就是忽悠外人的，拋開其一個民族的幻相，實質是體現現代國家對內民主對外戰爭的要求，對內以民主的名義壓抑一切反抗，對外以戰爭的形式擴張主宰民族的利益。美利堅民族的說法實際是其最佳體現，不是不要擴張，固守本民族原有的一畝三分地，而是極力以文明的壓服的形式去擴張盎格魯薩克森民族的外延。
　　汪暉對已習以為常的觀念的揭批，不是要說中國走著特殊的道路，而是說中國走著和老牌現代國家一樣的道路，都在盡量保存故基、擴張新利中推進古老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將現代國家的力量束縛到每一個人，通過國家力量去開拓國內國際市場，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這些都是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國家，包括之前推進天理世界觀向公理世界觀轉移的知識分子，在歷史限定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打造的。中國道路的現代性特征昭然若揭。現在的問題是國家的既得利益集團和自由主義者不想再摸石頭過河了，守著對內民主對外戰爭的自由主義教條過安穩日子了。不要以為自由主義的中國就是損失民族利益、甘做殖民地的，而是會以民主的形式實施更野蠻的對內集權、對外戰爭，當然對外戰爭條件不具備的話，即美國一直那么強大，那就只剩下對內集權，但最后可能是偏狹和短智使對內集權也無以維持，導致國家的分裂，幾代中國人的心血付之東流。汪暉對中國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探討，對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質疑，只是要激發當今中國的政治經濟主宰者們的勇氣，去繼續探索還未到頭的中國道路，實現中國對世界的領導權的道路。汪暉對現代國家的批判，不是西方新左派的實則維護西方現狀的批判，而是對當政者和既得利益者背棄祖業不思進取的批判。這也正是年青的有抱負的汪粉異常多的原因。
　　這條路注定是艱難異常，但也是唯一有前途甚至是唯一可行的道路，需要一代人，特別是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做出犧牲的，因為這條道路需要對內放權讓利，集聚起最大多數的民心；需要高揚起中國思想和知識的主體性，消化或掃除一切起步初期從西方拿來的理論學說和權威，這意味著不少今日的學術名流要重新當回小學生，不能再依托既得地位販賣泊來品和背誦順口溜過日子。毛時代為這種犧牲和高揚主體性提供了樣板，王進喜們“少活二十年”的豪言和行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知識生產，和禮失而求諸野的復興文明的實踐，這就是祖業，這就是汪暉論證并加以維護的祖業。再推而進之，汪暉是從魯迅研究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的，對一切既得利益者的幫閑幫兇的不留情面的批判是魯迅的戰斗精神，這種戰斗精神也是汪暉要論證和維護的，因為今日的中國面對的依舊是“其實地上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還可以推而進之，汪暉將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也就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推進到宋儒的時代，吾以為，其要旨正在于汲取宋儒特別是朱熹的嚴夷夏之辨、格君心之非及對三代理想的堅持。
　　無疑，汪暉面對的是一群宵小，他的戰斗的文字不可能使他們背私向公，反而使他們對汪暉一次次瘋咬，越來越不擇手段。對于這次汪暉“被抄襲”事件，我只能作如是觀。期待作為戰士的汪暉走出早已不寧靜的書齋，投入向往已久的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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