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系販賣的毒藥--對《南方周末》一則讀者來信的思考

　　“評論”是報紙的靈魂與旗幟，反映了一份報紙的編輯立場。正是由于這個緣故，每當一份《南方周末》到手，總是將其評論版先期掃描一遍，已成為筆者了解南方系意識形態領域新動向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這其中，以“讀者來信”最為“短小精悍”。二三百字，登的是讀者的信，反映的是編輯的立場。客觀地說，去信者中不乏善良群眾。但能過南方系編輯這一關的，恐怕少不了一些挖社會主義墻腳的私貨。

　　以上只是泛泛而談、“總而言之”。筆者現在想談一談的是８月１２日《南方周末》評論版的一則“讀者來信”。由于字數不多，現予以全文轉錄：

　　前幾天，讀《李明博的心靈告白》，其中介紹了他們如何應對罷工。

　　任首爾市長初期，為防止地鐵全線罷工，李明博要求消防隊員和公務員平時接受地鐵運行培訓。后來地鐵真的罷工了，于是消防隊員和公務員第一時間代替那些罷工的地鐵職工，地鐵運行照常……

　　我們的市長能否借鑒一下李明博的思維，有突發群體事件時，有禮有節，從容應對？（甘肅天水　李成義　農民工）

　　看完這則短短的信，筆者產生了一些思考和感想。在談談這些感想之前，我想特別聲明一下，如果認同筆者觀點，請遵守兩點要求：１.以下的感想只是針對一些現象，不要簡單對號入座。２.嚴格遵守上一點要求，更不要為難給《南方周末》去信的這位農民工兄弟。因為那也僅僅是兩百來字，不能完全反映一個人的思想。說不定他也贊同筆者觀點呢。

　　提了兩點硬要求，也該談談感想了：

　　一、關于學習型社會。

　　建設學習型社會是國家的一項重要政策。關于學習，我們耳熟能詳的名言或口號有“活到老，學到老，還有三分沒學到”、“全民學習、終身學習”、“讀好書、好讀書、讀書好”……這方面，人民領袖毛澤東給我們樹立了好榜樣。當然，讀書不是不講方法，由龔育之等人合著的《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就給我們展現了偉人毛澤東是怎樣讀書的，讓人明白什么是開卷有益、怎樣才能做到開卷有益。我們一定要將對領袖的熱愛化作對學習的熱情。

　　可是今天我國人民的讀書生活是一種怎樣的狀況呢？我想講一講基層的情況，這方面筆者還是有一點發言權的，而且不光筆者有，很多網友都有。只要到直接面對最廣大群眾的圖書市場（包括現實的和網上的書店）上看看去就知道了。除去考試這一擁有龐大消費群體的龐大“產業”，最大的“剛性需求”恐怕就是對“成功”的需求了。于是乎，某某總裁傳記、《××皇帝》、《×××謀略》等等關于“成功學”的“權威”教科書成了暢銷榜上的“常青樹”。稍微“深刻”一點、教化青年怎么“做人”的，如《厚黑學》等也是暢銷的或是被人翻閱的比較爛的一類。殊不知，作為一名普通的社會一員，在金錢決定話語權與“成功權”、資本邏輯橫行社會的情況下，表面上程序公平缺失，實質上人民群眾的實體公平無保障，花了不菲的錢財和寶貴的時間，還是逃脫不了“成功等于中大樂透”的緊箍咒。

　　就拿這位農民工兄弟所提的《李明博的心靈告白》來說吧，其實質不就是一個大資本家的心靈告白嗎？內容無外乎有仨：一是粉飾怎么剝削工人階級的歷史，還有可能發點“善心”；二是痛說其“成功家史”，說不定還帶點類似“心靈疲憊”這樣博取人們眼淚的“同情點”；三是炫耀怎樣“高超”管理企業，向同行以及有“夢想”的人分享經驗。據說這位前ＣＥＯ為了當上總統，承諾將其一大部分家產捐出去。對于這一點，筆者在嘖嘖稱贊之后還是有點想不通，拿捐款與總統職位掛鉤有什么好稱贊的？捐了他就不是資本家了？就完成階級蛻變了？就脫離了他原先所處的那個利益集團了？抑或李總還有著大中華文化圈內存在的“官本位”和“光宗耀祖”情結？如今李明博集團已經執政近３年。這３年來，李明博集團在進口美國牛肉、對朝政策方面可謂碰了一鼻子灰，也反映了其大資本家的價值取向并未改變。

　　當然，開卷有益。筆者并不是反對人們去讀這么一個大資本家的“心靈告白”。只是看之前應想一想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人民大眾有著怎樣的心靈告白。就算是想搞什么“階級合作”，也要聽一聽另一個階級的心聲吧？否則借“階級合作”大搞階級斗爭就要露馬腳了吧？（參見網文：《不要仇富就是對你進行階級斗爭！》）如果有農民工出本了《一位農民工的心靈告白》（暫且忽略在話語權由金錢決定的社會里普通農民工會無人為其編輯、無錢出書的事實），它會成為暢銷書嗎？會被多少人津津有味地品讀呢？

　　這里再順便提一下關于婦女的學習和讀書問題。由于不加節制的自由市場受到某種狂熱崇拜，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再次野蠻回歸，從而造就了我們這些擁有天然生理優勢（但現代男性壽命普遍要低于女性）的男性幾乎完全肩負著“要成功”的重擔的可怕局面，婦女解放問題面臨大倒退的危險。這反映在學習、讀書方面，問題同樣嚴重。即便讀點書，也如有人概括的那樣：“妻為夫胃忙，女為悅己者容。”

　　以上算是筆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市場經濟燥熱與普遍生存焦慮下的人們讀書的畸形問題。有問題總要解決。怎么辦？最近，在中央主管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在今年第１２期《求是》雜志上撰文強調，要“抓公益性文化事業”。凡是強調“公益性”的，主要還是靠法律、行政這些“看得見的手”。依筆者所見，在目前條件下，既要保持政策、市場等各方面穩定，又要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一只手硬、一只手軟：對于那種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真正教人做人、做學問，真正貼近群眾、貼近生活、貼近實際，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圖書（其他文化產品同樣），應該加強價格管制；對于教人如何“成功”的書（也不是說就沒有價值），放開手，任由它翻天好了。

　　當然，如果不堅決徹底改變影響人們追求“成功”的經濟基礎，不加強社會主義教育，不加強吏治……人們是不會停止對成功捷徑的狂熱追求的。從這一點看，這切切實實需要劃清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的界限。

　　二、南方系這些年是如何販賣“階級合作”毒藥的。

　　如果說上述第一點感想是對一個老生常談問題的再次重復，那么筆者還有一點困惑：為什么一個農民工（x早就為農民工“正名”：當今農民工已經是產業工人的一部分了）會對一個大資本家的代理人（李明博彼時身份為首爾市長）成功對付其工人兄弟（雖然是韓國工人，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嘛）如此超然？是為了考慮“公共利益”大局嗎？如果工人階級利益得不到保障那還談什么公共利益？這是一種麻木不仁嗎？我們不能確定這位農民工兄弟是這么想的，但我們能確定一種現象：在改革開放中，一些丑惡現象滋生。由于在某些人那里，改革就是自由化，丑惡勢力狐假虎威，猖狂至極。但打著為民請愿旗號，實質堅持自由化立場的南方系卻成功吸引了處于底層弱勢群體中的一些人的眼球，為“《南方》綁架中國”事態的形成起到助推作用（需要強調，另一個原因是政策上長期以反“左”為主，甚至反“左”不反右，更重要是將革命左派與極左派長期混淆，只要稍微反思改革具體政策等，就會收到馬立誠這類右翼帽販子“極左”的大帽子）。就這樣，在長期被“綁架”中，一些人（包括一些底層人士）完成了對“階級合作”這樣的右翼理論的認同。

　　這里必須指出，不是所有中國的右翼人士都那么虛偽，他們中有的人還是比較坦誠的。比如那個賀衛方，算是思想右傾、自由化嚴重的一位先生了，同時也是一些小資人的精神領袖（他的直白在網傳的“新西山會議紀要”上已經為網友所熟悉，以至于一些左派網友堅持要感謝他，是他把自由化派的綱領給抖露出來了）。他在今年５月２０日的《南方周末》刊登的對其進行的專訪中說了：“階級斗爭學說過去是被簡單化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也完全被妖魔化了。”雖然簡單地承認階級斗爭的存在與承認階級斗爭的偉大歷史地位是兩回事，我們也無從知道賀衛方先生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估計不可能和我們相同），但是不管怎樣，算是承認了對階級斗爭要研究研究的必要性，比筆者曾經在自由亞洲電臺（海內外右翼落魄分子的精神家園）聽到的有人要把毛澤東思想掃入歷史垃圾堆的言論要可愛得多。

　　可是，不管怎樣，提起階級斗爭，那些做賊心虛或不了解情況的人總是會毛骨悚然。其實，這沒什么可怕的，打著“階級合作”旗號搞階級斗爭才可怕。小平同志說過：“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對誰專政？當然是做了賊的人。如果有人就是不放心，那就用某些人心中最可惡的毛主席的一句話來安慰安慰吧：“要文斗，不要武斗。”是的，不自絕于人民，人民也不會不給你留后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