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有關科普文章的摘要
今年《科學》雜志(主編:周光召)3月份(第62卷第2期)刊登了高級工程師錢雪元先生的文章。題名為《歐洲科普互動新范式的啟示》,提供了對于目前我們進行的反轉活動(權做有關科技和上層決策問題)極有價值的和極具啟發(fā)意義的思路。現(xiàn)作一摘要。
作者在歐洲科普中的兩大范式中闡明了告知-體驗范式和對話-參與范式在告知-體驗范式中又分作兩個階段:科學家通過課堂、講演、媒體和博物館等簡單形式把知識告訴公眾以及通過各種途徑和手段使科學深入青少年的學習和娛樂生活。(摘者的話)(下為原文摘要)
這兩個階段的科普,前者是以傳播者為中心,后者以受眾為中心。歐洲科普界把這兩個階段的科普形式歸為一大類:告知一體驗范式。
告知-體驗范式的科普活動是單向的、傳統(tǒng)的大型科普活動,例如學校教育、媒體以及科技周和科技節(jié)等是告知-體驗范式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中國實施的科普形式都屬于此范式。
對話一參與 范式
對話-參與范式產生于有關科技問題的爭議。自1980年代以來,對各種新的科技應用問題,從環(huán)境保護到食品安全,從生命倫理到信息安全,歐洲發(fā)生的爭議從不間斷,有時還是大規(guī)模的激烈抗爭。
為處理這些爭端,歐洲多年來已在技術預見、環(huán)境評價、風險評估等方面發(fā)展出公眾參與的聽證會、共識會議(consen:ius conference)、市民評審團、公共調查、公眾辯論、焦點小組(focus group)等許多形式,也包括科學咖啡館和科學商店等。1978一1980年,在瑞典甚至發(fā)生了是否要建核電站的全民公決,有 10萬人卷入了這場運動。在這些活動中,科技工作者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于是促成了科普的雙向互動形式——對話-參與范式,它引用了一個與“公眾理解科學”對應的詞匯——“科學家理解公眾”,成為進入了新的或第三個科普階段的特征。
(—)共識會議
這種模式 1987年在丹麥首創(chuàng),隨后在歐洲和其他地方廣泛采用,甚至遠至新西蘭和韓國。目的是鼓勵有關科技問題的爭論,讓公眾深入了解科學技術的研究和應用,使決策建立在公眾充分理解的基礎上。在丹麥,共識會議經常舉行,對決策有明顯影響。例如,共識會議建議政府不應該撥款給食品輻照和轉基因技術,得到了丹麥議會的采納。
共識會議的基本思想是:一群約 lO~20個“無關”的志愿者聚集在一起就預先定好的科技話題如“干細胞研究”進行討論。“無關”,指的是這些志愿者跟所談的話題沒有利害關系,也無人患有可能被干細胞研究所醫(yī)治的疾病。
在 l~2個周末的時間里,這群人聚在一起,接受該題材的基本情況介紹。此后,他們設計和闡明自己想討論的問題,在正式的、公開的會議中,與專家會面并提出問題,可以說是一群人真正“與科學爭論”的典型形式。在此環(huán)節(jié)后,他們起草一份總結,提出關于此問題的最終意見,通常還附有對政策制定的明確建議。這份總結后來經常通過面向大眾的某種政治宣言或其他形式,進入決策過程。
共識會議盡管是無論誰都可以參加的正式會議,仍是一個比較小的活動,所以需要非常好的媒體報道來進行超越這小群體對話,以便影響決策。
(二)公眾辯論
2002年7月,英國政府提出要開展關于轉基因的公共辯論,目的是要制定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政策。這個可能是歐洲最有爭議的公共問題,于2003年6~7月間,在全英大約 600個地區(qū)、社區(qū)或全國公眾會議上討論。總計約兩萬人參與了會議,討論和提出了對轉基因問題的看法。他們的觀點通過參與者填寫的反饋表收集起來,并在項目委員會撰寫總結時進行分析。
在進行公眾辯論時,還伴有專題小組研究。這樣做是為了有一個對照組,也能看出參與會議的人是否只是非常積極的少數人。最后,專題小組得出的結果跟公眾辯論所得出的結果非常接近。
但是,大型活動的結果事實上是非常難以控制的,并且常常不符合政策制定者的議程和預期。同樣是基因食物,同樣是公眾辯論,2003 年發(fā)生在荷蘭的類似爭論活動被大多數評論家認為是一個失敗。辯論的組織者和非政府組織之間關于辯論選題上存在重大的公開沖突,特別是用于開始討論的信息材料。當組織者要討論如何規(guī)范轉基因食品時,非政府組織則要討論這
種食物是否有生產的必要。于是,真正的辯論便淹沒在選題的沖突中了。
人們對科學的態(tài)度并不完全建立在信息的基礎上,他們的態(tài)度還因為他們是否相信傳播該信息的機構及其語言公信力。加之,他們是根據自己的背
景和經驗做出判斷的。所以信任不能視為二元的,要么信任,要么不信任。通常,它被視為影響科學和社會間許多因素的平衡結果。這種復雜性要求采用更復雜的方式,而不是單向傳播方式,來處理科學和社會的互動。
關鍵問題顯然在于找出不信任的根源,公眾不信任的原因不僅在公眾一邊,還在于科學與社會的復雜關系失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結構性的,原因需要雙方去尋找。單單“增加信息”不會導致更多信任。需要的是“增加參與”:開展科學與社會之間的真正對話,通過雙向的交流和對話,促進科學和社會之間的相互了解。唯此,科學和社會關系的重新合作過程才能開始。
第三,科學作為現(xiàn)代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它的作用應該向公眾討論開放。歐洲人的餐桌是否需要轉基因作物最終是一個政治問題,應當體現(xiàn)民主原則。所以對話-參與范式涉及到的是歐盟前景的核心問題:公眾和政策間的疏遠已遠遠超越了爭論中的科學技術。2000年,英國上議院科學技術委員會發(fā)表了一份關于科學與社會的報告。跟 15年前的博德默報告相比,所
討論的問題和爭辯的邏輯并無更多不同。該報告強調科學與社會間“對話的新氣氛”和“走向更民主的科學”。
當然,兩種范式的邊界是模糊的:"告知”在對話-參與范式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在共識會議和公眾辯論中,參與者在討論前被告知所要討論問題的風險。不過,跟傳統(tǒng)的單向傳播方式不同的是,市民可選擇他們的信息資源并有可能質疑這些被告知的科學信息。同時,源自告知范式的純粹的宣傳運動可能會發(fā)展成一個大型的公眾辯論。這種以教育為目的宣傳活動,卻可
能是一個真正對話的開始。
兩種范式潛在的政策動機非常不同。許多告知-體驗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支持科學進步與經濟發(fā)展的政策,提高公眾的科技意識和對科技的接受度,而在對話-參與范式中,目的是為了創(chuàng)造一種環(huán)境,來思考科學的社會作用,以獲得更有力的科學政策支持。他們努力建立科學與公眾間的對話,促進互相學習,幫助修復科學與公眾間的有點受傷的關系。
對話一參與范式的啟示
關于國內出現(xiàn)的吳江垃圾發(fā)電廠等一系列類似事件,對照歐洲的經驗,可獲得一些什么啟示呢?
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十年里已經學會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游泳,現(xiàn)在正在學習在有序民主中管理社會。幫助政府處理有關科技的社會問題,包括形成正確的決策,防止沖突和危機事件發(fā)生,是科普工作者應負的責任,也是他們面臨的新挑戰(zhàn)。
科學技術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人民的生活,當前,環(huán)境和食品安全問題已成為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在開展社區(qū)科普中,一直強調科普內容要貼近群眾生活,關心群眾需求。當前抓住這類問題中的科技問題進行科普,群眾參與積極性高,效果好。所以是科普工作,特別是社區(qū)科普工作的重大機遇。
科學技術是雙刃劍,在應用它時,有利也有弊。可能是近期有利,長期有害;可能對局部有利,對全局有害;也可能對這一部分人有利,對那一部分人有害。所以在應用科技的工程中要綜合各方面因素,權衡利弊。這就不僅要求專業(yè)人士參與決策,而且要求各方面的利益相關人,包括社區(qū)居民參與決策。所以這既是對公眾科學素養(yǎng)的檢驗,也是進一步提高公眾科學素養(yǎng)的絕好途徑。
這類科普活動更重要的是公眾參與有關科技問題決策的民主過程,要將問題解決于發(fā)生之前,化解爭議,化解危機,達成和諧。在爭議發(fā)展到危機時,及時傳播真實的科學技術知識和信息,跟公眾開展科技對話,消除公眾疑慮,杜絕謠言,幫助公眾與政府或有關方面達成一致或折衷意見。
(原文系由以下問題的提出引入)
隨著中國科技事業(yè)的發(fā)展,科技的應用對人民社會生活的影響日益明顯,有關科技問題的爭議近年來也在國內頻頻出現(xiàn)。
據《科技日報》報道,2009年 10 月 21 日,數干群眾聚集沖擊江蘇吳江垃圾發(fā)電廠,抵制工廠點火,一度堵塞國道交通,迫使這個投資數億、審批手續(xù)齊全的環(huán)保項目叫停,工程已如一堆廢鐵被棄諸運河一隅。這場
沖突事件還影響到附近蘇州、嘉興、湖州、杭州等城市正在論證中的垃圾發(fā)電廠項目。與此同時,遠在廣州番禺的投資 6億元的垃圾焚燒廠工程已經擱淺。此前,北京、深圳、武漢等地同類項目都在居民的質疑或反對聲中艱難前行。
在這場沖突中,核心問題是垃圾焚燒是否產生二惡英,二惡英是否會對人的身體產生致癌危害,本地的垃圾焚燒廠能否將二惡莢控制在標準范圍內。這個事關群眾身體健康的重大民生問題與科學技術緊密相關,對政府來說,上馬垃圾焚燒電廠是一個應讓公眾了解和參與決策的問題。對科普界來說,也是一個全新的科普課題。
(在歐洲) 近幾年來,公眾關于科學技術的爭論越來越多,許多集中在新技術的社會應用上。通常,科技被看成促進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角色,然而,當農業(yè)生物技術在歐洲的政策制定中被明確視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時,許多歐洲人卻拒絕購買利用基因技術制造的轉基因食品,也不接受轉基因作物的概念。在全歐洲,食品安全和轉基因生物可能的生態(tài)后果成了科學與公眾激烈爭論的話題。在圍繞瘋牛病及它可能對人類產生的影響的爭議中,科學的權威性及其與政策的關系都受到公眾質疑。這些爭議標志著科學與社會的關系并不像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那樣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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