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底被掠一空  群賊將要外逃

家底被掠一空  群賊將要外逃

岳喜源

據媒體報道，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移民輸出國家，海外僑胞數量已超過4500萬，中國正掀起自上世紀70年代末和90年代以來的第三波移民浪潮，這次移民潮的主體是知識精英和新富階層。　　

那么，我們不僅要問，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出現了三次大規模的移民潮，尤其是近期的第三次移民潮，和資改派所說的中國綜合國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不是矛盾很大哪？按照現在中國經濟世界第二的現狀，不但舉辦了奧運會，還舉辦了世博會，應該是外國人向中國移民，卻為何中國人放棄好起來的富裕生活而向國外移民哪？這使得我們不得不直問國內的資改派，你們所說的國家富裕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答案當然是窮的欲窮，富的欲富，且社會財富正在向少數人急劇集中。　　

據美國波士頓顧問集團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全世界的百萬美元富戶數目，達到1120萬戶，其中美國擁有最多，共472萬戶。去年中國百萬富戶數目增長達到31%，排名第四位。　　

同時，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測算，如果算上那些無法統計的不規范收入，現在全國最高和最低收入各10%的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差距要達到55倍左右。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1960年代，我國基尼系數大約為0.17~0.18，1980年代為0.21~0.27，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估計現在的基尼系數在0.5左右。　　

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以上國內及國外的統計數據完全戳穿了資改派所說的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和富裕的謊言，他們之所以這樣說，只不過是用來掩蓋他們貪婪地掠奪社會資源和人民財富的罪惡陰謀罷了。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資改派利用從人民手中搶奪的權力，以改革開放為借口，大肆地瘋狂地搶占公有財富和社會資源，還巧立名目，巧取豪奪，對人民進行了敲骨吸髓地剝削和壓迫，將大量的社會財富集中到自己手里，過著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荒淫墮落的生活。資改派的原罪就是這樣形成的。　　

在近幾年以來，由于人民的紛紛覺醒及毛澤東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國內愛國力量不斷增強，要求用毛澤東思想對當今社會予以撥亂反正的呼聲日益高漲，要求嚴厲清算在改革開放30年中以非法手段搶奪公有財富的原罪不法分子的要求日益強烈，在這樣的一個大的形勢之下，以原罪積累起來財富的不法分子就惶惶不可終日，為了逃脫對原罪的清算，他們開始通過各種關系和手段，匆匆忙忙地逃到國外“避難”。　　

有人說第三批移民潮的主要特點是移民潮中主要是精英和富人。我認為，第三批移民潮中主要是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和打手。具體來講就是移民中的資產階級主要是“裸官”、“裸商”、“裸星”，所謂資產階級的走狗就是那些充當了資產階級吹鼓手的文痞，所謂資產階級的打手就是那些為了資產階級利益進行打砸搶劫的黑惡勢力。　　

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無數的貪官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他們將這些財富轉移到國外，再將老婆和孩子弄到國外，然后自己一人留在國內繼續瘋狂斂財，一旦風聲不對，就立馬登機出國潛逃。　　

據官方將數據顯示，近30年來，外逃官員數量約為4000人，攜走資金約500多億美元，算起來平均約1億元人民幣。　　

近期，又爆出四川移動數據部原總經理、中國無線音樂運營中心總經理李向東外逃加拿大，卷走4億元人民幣左右。　　

真是觸目驚心啊。據統計,中國貪官外逃現象越來越嚴重,中國的資料顯示，涉及貪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黨政官員。北京市2001年處理的一百二十個貪污案件中，百分之七十是大、中國有企業的負責人，而情況最嚴重的，在公共建筑領域。　　

目前，還有多少“裸官”正在伺機出逃，數目應該不少吧。　　

為了控制貪官外逃，國家應該采取嚴厲的措施，取消一切官員的出國護照，未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任何官員不得出國考察、訪問和探親等活動，凡是需要出國的，一律由審計部門對其所管理的財務予以嚴格審核，經審核無有貪污受賄的行為，方可出國。　　

與“裸官”一起外逃的還有“裸商”。既然有官商勾結，必然導致富商的外逃，其實商人只不過是貪官的管家而已，真正的得利者應該是貪官。富商的出逃方法和手段和貪官的外逃毫無區別，只不過是其外逃時轉到國外的金錢更多罷了。如賴昌星就涉案金額250億元人民幣。　　

至于走狗文人的外逃完全是擔心失去其主子后的無家可歸，其中不乏腰纏萬貫的文痞。解放前，胡適、梁實秋等人都跟蔣介石跑到了臺灣，如今大多數走狗文人都跟著主子跑到了美國。到了美國就拉攏中國買美國國債、股票等，故意設陷阱，然后自己從中得到很大好處，是十足的賣國賊。中國從美國的兩房債券退市中，損失了2.5萬億人民幣，估計以后此類事件還會不斷地增加。漢奸、賣國賊不除，則國無寧日。　　

黑惡勢力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一股邪惡勢力，其通過充當資產階級的打手也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在其主子外逃的情況下，自然也會跟著外逃，就象解放前夕，上海的青紅幫跟著蔣介石逃到臺灣一樣。黑惡勢力在國內的作惡多端就不必多說了，目前已發展到跨國犯罪，其通過國際洗錢將中國大量的金錢轉移到國外，僅賭球一項，每天就有數百億資金從中國流出。　　

至于無數明星的移民國外完全是崇洋媚外，還有一種追求時髦的味道在里面，如陳紅、蔣大為、鞏俐、蔣雯麗、趙本三，許晴等，不計其數。太辜負了中國人民的捧場之恩了！當然他們也將大量錢財轉移到了國外。既然這樣，就堅決封殺這些賣國明星，一律取消其在國內的一切演出活動，禁止其一切唱片、影視劇等在國內的銷售，并嚴格規定國內的任何企業或單位不得以移民海外的明星為代言人，并明令禁止外移明星在國內的一切經濟活動。在國家還不富裕即將面臨著苦難的時候，這些明星拋棄了祖國，是嫌貧愛富，不能與國家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那么，祖國嚴厲地懲罰他們，是應該的。　　

在“裸官”、“裸商”、“裸星”、“裸黑”都紛紛將從人民那里搶奪來的財富都轉移到了國外，中國剩下的還有啥哪？就剩自然資源了，可自然資源也被資改派賣光了，留給人民的將是貧窮、苦難和動亂。　　

太行愛國力量     2010.7.18

我國精英移民潮引發思考 專家稱系追求安全感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12日11:40  新華網 　　

　　精英移民與一個國家的成長　　

　　在美國媒體近日推出的“失敗國家”指標中，“人才流失”被作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單獨列出。　　

　　2010年6月，中國頒布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發展要進入世界人才強國行列。而另一方面，卻是以新富階層為代表的精英群體正在集中出走。當鞏俐們身后的隱性移民群體愈發龐大，我們便忍不住關心這些人的離開，并追問，他們為何離開？　　

　　盡管眼下看來，所謂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發的對中國巨額資金逃離的擔憂，還只是“少數派報告”。但當越來越多的社會精英走出國門，成為另一片國土上創造價值的中堅時，卻傳遞給了我們不能忽視的信號——這也是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國應有的警醒。　　

　　別了，祖國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梅菊發自北京　　

　　北京日照當頭，多倫多已是深夜。　　

　　魯萬萌安頓兒子睡下，并為自己在當地汽車公司謀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計劃后，采訪得以進行。　　

　　魯萬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幾乎就是一部血淚史。6年前，家境優裕的她為了追隨丈夫，從二線城市一家相當不錯的國企跳進北京某外企，來到北京后卻發現，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國外幾乎是身邊所有同事的首選，這顯然刺激了魯萬萌。在和丈夫達成一致后，他們先是嘗試技術移民，卻因丈夫的環節一再出現問題而宣告放棄，后在移民公司的勸說和運作下，耗盡大半積蓄，成為所有投資移民中“最窮的一批人”，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她極有可能“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婚姻”。盡管在說辭上，丈夫將于半年后來到多倫多。　　

　　“你后悔嗎？”　　

　　“曾經有過，但現在不會，以后也不會了。”回答前，魯萬萌略有停頓，一旦開口，卻無絲毫遲疑。　　

　　此刻的多倫多，比北京涼爽，魯萬萌說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說不出的平靜，或者還有隱隱的失落。“在這里，我們是徹徹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經國內的光鮮。”　　

　　“錢可以再掙，內心的寧靜和幸福感卻是無價的。”令魯萬萌一家苦苦掙扎6年的，正是這種對于所謂內心安全感的追逐。　　

　　中國精英蜂擁美加澳　　

　　也許，魯萬萌只是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為平常的一個。　　

　　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機構協會的最新統計數據便能夠說明問題：2009年到美國投資移民的EB-5類簽證的中國申報人數已經翻了一番，從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過1000人。同時，近十年申請各國技術移民的數量與投資移民相比，大約為20∶1。美國國務院公布的數據則顯示，2010年財政年度獲批的EB-5類簽證移民總數還將大幅增長，而中國申請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將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對于另一熱門國度加拿大而言，盡管2009年曾有媒體稱中國移民加拿大出現低潮，但該國移民局提供的關于投資移民的數據，卻給出另外一個結論：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資移民目標數為2055名，中國占了1000人，而僅魁北克移民局審理的投資移民，中國申請人就占據了七成。　　

　　澳大利亞同樣“高燒不退”，根據今年1月澳洲統計局(ABS)公布的最新數字，中國大陸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從2009年8月至10月間的連續三個月，一直問鼎澳洲抵境“報到”移民人數榜首，超過傳統的英國和新西蘭，甚至后來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國大陸移民澳洲的人數約為7800名。　　

　　2007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今年6月16日，國務院僑辦宣布，中國外海僑胞的數量已超過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　　

　　很顯然，這組數據背后所傳遞的，是極為嚴峻的中國移民現狀，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胡偉略認為，所謂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許確實出現并存在，但絕不是僅僅因為移民數量的上升，關鍵還是人們所說的新移民所呈現出的高學歷、高技術、高成本等特點，亦即新移民群體的“精英性”。　　

　　“上世紀80年代的移民帶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這次就有綜合的理性了。”在胡偉略看來，“綜合的理性”，才是此次關于移民潮話題備受關注的焦點所在。　　

　　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釋“綜合的理性”？　　

　　魯萬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國前，她家庭幸福，事業有成，正邁入中國社會中堅階層，對她而言，出國并非沖動，而是為之苦苦奮戰6年的人生目標，出國也并非為名利或者賺錢，而是為了生活的質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會。　　

　　很顯然，這屬于典型的中國社會新興精英階層的邏輯。　　

　　有趣的是，在中國，精英是一個曖昧的詞，當它與人才關聯，意味著責任，當它與財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國改革開放數十年來的既得利益者，當它與權貴結合，旋即變成了公眾埋怨社會不公的貶義詞，而當精英與移民組成一個復合詞，預示的卻是一個國家在成長過程中不容小覷的大問題。　　

　　去年出版的《人才戰爭》一書認為，中國“絕對是目前世界上數量最大、損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國”。雖然官方沒有給出一個準確的數據，但根據行業內的一些統計顯示，單是中國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辦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長。在這些人中，大多數人的職業一欄填的是商人。在這個保守的數字背后，還有大量的人躍躍欲試。他們，曾是這個大時代里的創業者，不過在這個時候，他們選擇了換一個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絕承認和享受相關，在他們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爭議的還不在此。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回國。流出海外的78.5萬青年才俊，相當于30所北大、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許，甚至焦點不在于“精英”或其“綜合的理性”，而是，他們的離去，帶走的是一個國家在其成長過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術、能量、財富，乃至變革中再出發的信心。　　

　　人財兩失？　　

　　新世紀十年，中國經濟高歌猛進，成就了迅速壯大的富人階層，但社會轉型帶來的陣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無力承受房價之壓和矛盾夾縫中的窒息。此時的他國，似乎成為逃離的最好方向。越來越多的人，以奮斗的名義，以未來的名義，將目光在世界的版圖上逡巡——這儼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嚴謹姿態和邏輯，卻也是一個無比理性的選擇過程。　　

　　路透中文網專欄作家李小彩總結新一輪精英移民特點有三：移民主體不再是知識分子或技術工人，而是富人；他們帶走了在中國國內賺取的大筆財富；轉換國籍后，子女留在國外，富人回頭繼續把中國作為掙錢發財的主戰場。　　

　　但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者曾省存的觀點，所謂“人財兩失”的結論為時過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實上，在中國大陸之前，中國臺灣和新加坡、韓國甚至是一些發達國家，也曾出現過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來通過“人才流轉”反而又大為獲益。這一說法，與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在讀博士閻靖靖不謀而合。　　

　　從閻靖靖的關注范圍來看，與臺灣地區曾經經歷的移民潮相比，中國大陸幾乎是在重演其軌跡。從兩蔣時代開始，留學海外就是不少臺灣普通家庭對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留學的高潮時期，只有20%的留學生學成返臺。也有數據顯示，過去十年，臺灣為澳大利亞貢獻移民達9萬人，其中知識型人才呈上升趨勢。　　

　　但是，至少目前看來，臺灣地區、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創傷——除了人才流動本身所具有的循環性外，更重要的在于，當時三地均采取了正確的吸收人才和引導回流措施。　　

　　“如今，大陸在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閻靖靖所指的，正是上月剛剛頒布的《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長達19000字的《綱要》，表達的似乎是，中國于未來十年在人才培養和吸收上的決心。(文中魯萬萌為化名)　　

　　我為什么想移民　　

　　【作者】口述：吳佳川(化名)  采訪整理：本報記者 張皓雯　　

　　我一點安全感都沒有，總是提心吊膽，不知道什么時候，哪個部門會以什么理由來把我憑本事干的一番事業給毀了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吳佳川(化名)，42歲，北方某中等城市房地產開發商，身家千萬。在外人看來無限風光的背后，也有滿腹“委屈”，而這種“委屈”促使他作出的最大決定就是：我要移民。　　

　　“做企業太累了。”匯源董事長朱新禮有一次在央視《對話》節目中的感慨，讓我非常有感觸，在中國做企業實在是太累了，身心俱疲啊。　　

　　眾多“婆婆”令我沒有安全感　　

　　我是搞房地產的，很多人都認為，政府部門是和開發商穿一條褲子的。實際上，事實并非如此。每每為了一個項目需要和政府各部門協調時，其中的辛苦和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中國，企業家是不能安心只做事業的，可以管到你的“婆婆”實在太多了。尤其是有錢的企業，幾乎就是一塊肥肉，誰都想來拿點利益。　　

　　我被政府機關“騷擾”最嚴重的一次，是在幾年前。我在本地所轄的縣開發了一個項目，由于房子沒有賣完，現金流不充裕，就和當地的稅務部門簽訂了“以房抵稅”協議。后來，該稅務部門在沒有通知我們的情況下，搞了所謂的“公開拍賣”，以我們協議約定價格的一半，將房子賣給了內部職工。房子賣掉了，但是稅款出現缺口，怎么辦？于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接到了公司“偷稅漏稅”的通知，而且還伴有高額的滯納金。這件事情前后折騰了一年半，最后雖然解決了，但公司發展受到了嚴重影響。　　

　　從法律角度講，我是可以起訴這個稅務部門的，但是民告官，成本太高，我耗不起，只能認了、忍了，打落牙咽到肚子里。　　

　　從那以后，我真是一點安全感都沒有。可以制約企業的政府部門太多了，最要命的是，當辦事的公務員錯了，寧愿用另一個錯誤掩蓋這個錯誤，也不會承認錯誤，吃虧的只能是企業。　　

　　去年，我的公司拿到了本地最大的地產項目，由于這個項目是和政府合作，所以他們特別成立了一個協調小組來幫助協調和政府各部門的關系。即便如此，審批過程還是困難重重。哪個部門都能過來檢查一下。如果真的僅僅是檢查也沒什么，可是顯然沒有這么簡單，很多機關都是站在部門角度看問題，我稍微招待不好，就會影響企業運轉。　　

　　現在我每天工作18個小時，其中需要分出相當大的精力來對付來自監管部門的“騷擾”。整天無意義的吃喝玩樂拿，讓我身心疲憊。　　

　　中國監管企業的部門太多了。我總是提心吊膽，不知道什么時候，哪個部門會以什么理由來把我憑本事干的一番事業給毀了。　　

　　聽朋友說，在國外做公司要輕松得多，不需要和政府搞關系，稅也少，全憑能力，我太向往這樣的環境了。　　

　　教育體制讓我心灰意冷　　

　　另外一個讓我想移民的原因，是中國的教育體制。中國的教育體制缺乏人性化的考慮，我女兒就深受其害。　　

　　她小的時候上的是公立幼兒園，每天在幼兒園門口，都緊緊抓住我的方向盤，一邊大哭一邊喊：“爸爸，你快抓住我呀！”那種撕心裂肺的感覺讓我直到十幾年后還記憶猶新。　　

　　不愿去是因為害怕，在幼兒園里，她每天就坐在角落里，不說不笑不玩，整整持續了一個月，幼兒園老師也不管她，我都擔心女兒會從此抑郁了。　　

　　好在一個月后，幼兒園來了一位新老師，每天抱著她和小朋友玩，慢慢地她才融入到那個集體中。　　

　　后來女兒上了小學和中學，我對教育體制的懷疑越來越強烈。學校和老師根本不教他們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學習。我女兒性格憨厚，不夠聰明，我們做父母的只希望她快樂一些。但學校和老師會逼著學，令她壓力很大。　　

　　更讓我接受不了的是，現在很多老師都在課外辦學習班，提前講后面的課。很多學生在上課時，實際上已經在課外班先學了一遍，課堂上，老師會講得飛快，那些沒上課外班的孩子根本聽不懂。小學時，我沒送我女兒上任何課外班，這在家長中是很少見的。但是到了中學就不行了，不送課外班的話，她和別人的差距太大。每天孩子奔波于各個課外班之間，家長跟著接送，也無比忙碌。　　

　　我從很多渠道了解到，國外的教育要人性化得多。不過既然中國的基礎教育是最扎實的，我就打算等她高中畢業再移民，到國外讀大學。起碼她在國外讀大學時，中國的基礎教育可以讓她不必為了學習太痛苦，有那么大的壓力，可以分出時間做點自己感興趣的事情。　　

　　我身邊很多和我一樣做企業的朋友也都很想移民。我認為，國家應該有一些危機感了。　　

　　也不斷有人問我，“你在國內的事業已經做了這么大，能說走就走嗎？”我的確沒有想好我移民以后，國內的事業該怎么處理，但是，我要移民的是決心是堅定不移的。　　

　　李連杰、鞏俐……新加坡成中國明星移民海外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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