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08年經濟危機以來，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質疑一浪高過一浪。如果說特朗普2016年第一次勝選只是新自由主義秩序崩潰的預兆，那特朗普的二次當選則吹響了對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全面反攻的號角。
JD·萬斯在本屆慕尼黑安全會議的講話是這場戰爭的最新注腳。拜登政府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本質上就是給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西方國際秩序換個說法，躲在這種秩序下的歐洲建制派充其量只是全球帝國的附屬品（或者用MAGA派的話說，寄生蟲）。這種秩序既不能代表民眾，也不關心民眾。
用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發言來說，“這是我在政治中所學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與你在達沃斯某個地方聽到的相反，公民并不認為自己是‘開明的動物’或可以隨意替換的‘全球經濟齒輪’。他們不想看到他們的領導人無情地忽視他們。”
傳統保守主義確實還未找到替代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全面道路，但這絕不妨礙它積極行動起來，塑造出強有力的政治聯盟，并對大西洋兩岸的新自由主義建制派發起全面挑戰（關于傳統保守主義的討論詳見之前文章《特朗普的人事任免，“老保”總復仇的開始》）。JD·萬斯指著鼻子罵式的批評震撼了建制派政客的自我催眠。對我國來說，我們與特朗普和萬斯們的立場和理念當然有根本上的不認同，但至少在此刻，萬斯為千千萬萬飽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傷害的人喊出了，見鬼去吧！
虛假的價值觀同盟
為了更好地幫助部分不那么了解情況的讀者，筆者首先對美國副總統JD·萬斯在本次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發言背景進行簡要介紹。慕尼黑安全會議起源自冷戰時期，為各方提供討論安全問題的平臺，實現以對話保持和平的目標。冷戰后，會議參與者范圍不斷擴大，中國外交部長于2010年首次參加該會議。目前，該會議每年舉行一次。
自2022年以來，俄烏戰爭成為該會議的壓倒性議題。俄羅斯被該會議組織者視為戰爭發動者，被排除在參加范圍之外。JD·萬斯曾于去年作為俄亥俄州參議員參加過會議，并因為其對烏克蘭勝利的強烈質疑引發歐洲建制派的不滿。
在JD·萬斯參加本次會議前一天，特朗普宣布了他的俄烏和平談判計劃。這一計劃的核心是美俄間的雙方談判，歐洲建制派和烏克蘭被排除在外。在記者詢問烏克蘭是否能作為平等對象參與談判時，特朗普回答“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烏克蘭和歐洲建制派的主要訴求（比如加入北約）不會出現在談判條款之內。該計劃完全推翻了上屆拜登政府的基本立場，引發建制派輿論的強烈不滿。部分親烏派人士將此視為新時代的慕尼黑會議，是約瑟夫·張伯倫綏靖主義的再現。
可以說，歐洲建制派是帶著嚴重的焦慮和憤怒參加本次會議的，他們試圖通過JD·萬斯的態度判斷特朗普的計劃是虛張聲勢還是真實意圖。問題是，JD·萬斯的發言遠比他們預想得還要糟糕。萬斯的發言非但沒有安撫歐洲建制派的情緒，反而槍口朝內，直接指責歐洲建制派才是禍亂的根源。
萬斯通過一系列例子戳穿了歐洲建制派長期以來維持的西洋鏡，即建制派的民主價值觀只是新自由主義的民主價值觀。它只對新自由主義寬容，對其他人專制。用米爾斯海默的話說，這就是霸權自由主義。
被取消的羅馬尼亞選舉是萬斯最主要的例子之一。2024年年底羅馬尼亞舉行總統大選，結果被認為親俄的總統候選人喬治斯庫以22.94%的支持率獲得第一，進入第二輪選舉。羅馬尼亞最大的兩個傳統建制派政黨則分別以第三和第四名出局。然而羅馬尼亞建制派在第一輪大選后以Tiktok偏袒喬治斯庫為由，向羅馬尼亞憲法法院起訴要求取消第一輪選舉。在建制派的壓力下，羅馬尼亞憲法法院在12月6日推翻了自己在12月2日一致做出的選舉有效結論，宣布重新舉行選舉。
“靈活的民主標準”不僅出現在羅馬尼亞，也出現在整個歐洲的各個角落。傳統上，慕尼黑安全會議會邀請所有的德國政黨出席。萬斯質問，德國建制派拒絕邀請德國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義政黨參加會議的行為能夠稱為言論自由么？羅馬尼亞建制派意味含糊其辭的俄羅斯威脅就推翻選舉結果能稱之為民主么？萬斯甚至諷刺道，“但如果你的民主制度被別的國家通過在網絡上投入幾十萬美元的廣告費就摧毀的話，那么首先說明這個民主制度本身就不夠強大。”
對歐洲虛假價值觀同盟的嚴厲批評最終上升為所謂的“虛假消息”。歐洲建制派通過玩弄“虛假信息”的定義權，將一切與新自由主義價值觀不對付的觀念打入冷宮。
萬斯演講的全部內容都可以濃縮在這句話中。“我對歐洲安全最擔心的不是俄羅斯、中國或任何其他外部力量。我擔心來自內部的威脅”。（陳道明老師畫外音：“大清的心頭之患不在外邊，而是在朝廷，就是在這乾清宮！”）拜登的跨大西洋價值觀同盟充其量只是兩岸新自由主義者的同盟，是那些在達沃斯高談闊論者的聯盟。美國民眾，至少美國MAGA派絕不承認這叫民主和自由！
向新自由主義全面宣戰
萬斯的發言內容是否正確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不同意識形態光譜會得出截然的答案。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是，萬斯為何要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做出這番發言？
這一問題的答案必須回到美國的國內政治斗爭中。特朗普上臺一個月以來，阿美利加國的內部政治變動不可謂不激烈。在特朗普的全面支持下，馬斯克所領導的政府效率委員會（DOGE）與美國公務員部門展開了全面斗爭。由上屆政府所設立的各部門DEI辦公室在第一時間遭到裁撤，從財政部到教育部再到國稅局，持有尚方寶劍的馬斯克如同巡查御史一般將一切試圖阻擋的官僚斬于馬下。大批官僚的退休、離職和開除成為殘酷斗爭的不起眼注腳。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全面暫停。作為一個長期以來毀譽參半的組織，它似乎正在走向自己的最后一刻。
為表達對特朗普政府關閉對外援助機構國際開發署（USAID）計劃的不滿，由民主黨議員和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領導的抗議者于2月5日在首都華盛頓舉行示威游行
分析特朗普的內部政府改革不是寥寥數言可以解釋的事情。筆者暫時只想指出，這場政府改革是近代社會契約論以來對國家中立化和工具化改造的失敗征兆。官僚機構的設置方式本身具有意識形態的特定偏好性，這正如筆者之前文章所指出的那樣，否則我們難以理解為什么華盛頓特區具有壓倒性的親民主黨投票表現。MAGA的激進變革揭穿了長期以來心照不宣的西洋鏡，這也是在為何癱瘓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同時，特朗普政府卻為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提供大量支持。
攘外必先安內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可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影響下，內部與外部問題是一體的（這點對我國來說也是如此），國際開發署這一名字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筆者不否認國際開發署在歷史上確實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人道主義救濟，正如筆者不否認近東救濟處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大量基本保障；但這不妨礙這些機構本身是新自由主義最頑固的堡壘。
與它們內部所產生的官僚主義問題相比，對新自由主義的高度認同和不懈追求導致它們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美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些新自由主義化的國內和國際機構與主流媒體、學術機構以及建制派形成了一個相互關聯的利益共同體。這也是為何BBC公告承認，“與許多國際發展組織一樣，BBC媒體行動也受到了美國政府資金暫停的影響，這筆資金約占我們2023-24年收入的8%。”
當然，在官僚主義的游戲中，這些支出絕大部分都是合法且合規的。只不過這些程序性解釋無法繞過一個問題，即為什么一家受英國政府指導的英國公共廣播公司一年8%的收入來自美國官方的援助。
新自由主義在內外問題上的一致性意味特朗普政府必須在國內和國際層面上同時對新自由主義發起進攻，這也是萬斯一直以來的思路。自當選俄亥俄州參議員以來，萬斯認為只有以總體對總體的方式，才能對抗新自由主義價值觀。今日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不是在單一領域可以被駁倒的理論，傳統保守主義需要構建起一整套平行系統才能有效抗衡新自由主義的印象。這意味它需要自己的智庫、自己的學校、自己的國際關系網絡。
在這套新的理論范式之中，誕生出了新的國際政治奇景。德國選擇黨（AFD）是少數公開要求擺脫美國駐軍，實現德國獨立的政黨；在傳統意義上，它經常被劃入反美政黨的范疇。然而，萬斯在本次會議期間跳過德國總理舒爾茨，直接與選擇黨領導人魏德爾會面。換言之，在MAGA派眼中，這樣的“反美政黨”才是德國價值觀更正常的代表。
萬斯所展現的思路背后，是一套完全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世界前景。特朗普政府不需要這些歐洲的新自由主義附庸，它們的存在只會不斷透支美國的潛力。在美國回歸為“正常國家”的路上，那些左右翼的民粹主義政黨才是更合格的談判對象。它們可能會更為頑固地捍衛本國利益，但它們一定清楚地知道，國際政治只能是一個現實主義的世界。
歐羅巴的自我催眠
在JD·萬斯的講話中，如果有誰最符合小丑的形象，那歐洲建制派首當其沖。在特朗普去年11月贏得大選之后，大多數歐洲建制派就陷入到某種自我安慰的假象中，幻想特朗普可能會為傳統的盟友關系留下幾分顏面。歐洲建制派可以將去年JD·萬斯的意見弱化為在野黨的邊緣意見，但他們無法抹除萬斯今年作為美國副總統所帶來的政治震撼。
為了應對萬斯前所未有的攻擊，法國總統馬克龍第一時間宣布要召開歐盟領導人緊急峰會。這也是筆者直到今日才寫完本文的原因之一。筆者也十分好奇，在美國如此強硬的壓力下，虛幻的歐洲戰略自主究竟能走到哪一步。事實證明，歐洲建制派重來不令人“失望”，緊急會議的結果就是沒有結果。歐洲戰略自主依舊是一個令人捧腹大笑的幻覺。
政治諷刺不是本文的重點。或許許多人會不齒歐洲建制派的自我催眠，但這種自我催眠恰恰是歐羅巴結構性困境的結果。這一切都可以歸為這樣一個結論，即歐洲沒有對美國的議價權。
作為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歐洲在所謂的中美歐競爭中即便不是完全出局，也已經全面落后，德拉吉的歐盟振興計劃只會是不具政治實踐性的空中樓閣。這種落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很難用三言兩語進行歸納。它們在未來的主要價值僅僅在于提供一個大約四億人口的高端消費市場，在日益關注內部循環的情況下，中美兩國沒有意愿為此支付太多溢價。然而除了中美兩國之外，又無人能夠支付溢價。單純這一點就鎖死了歐洲溢價的上限。
在這一事實下，長期與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深度綁定的歐洲已經高度產業特化，在中短期內沒有重建歐洲自循環的現實路徑。歐洲只有在自覺被人宰割和被迫被人宰割間選擇的自由。
臺積電其實是一個更有趣的例子。拜登可以通過《芯片法案》讓臺積電以較為體面的方式被迫在美國設廠，特朗普則直接用關稅威脅的方式迫使臺積電向美國轉移。對臺灣地區的政客和商人而言，這頗有雷霆雨露俱是君恩的無奈。
歐洲本質上是一個比臺灣地區更有一點自主權的附庸區域。歐洲建制派不是不知道美國內部政治斗爭形勢的變化，也不是不知道歐洲的未來前途渺茫，更為殘酷的事實是，即便知道了又能如何？尤其是當他們的全部長期關系網絡和利益結構都與建制派深度綁定的情況下，他們沒有辦法像民粹主義者一樣調頭。大多數人所能做的是緊緊抱住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最后一絲余溫，期望民粹主義的浪潮不會將自己淹沒。
馬克龍毫無結果的緊急會議是最新的注腳。甚至波蘭這樣最堅定支持烏克蘭的國家之一，都不贊同所謂的歐洲軍想法。歐盟的內部差異性和主權國家自主性存在顯而易見的緊張關系。歐洲所剩下的只能是毫無意義的威脅和空洞的團結論調。他們唯一能期待的是，大西洋彼岸的些許仁慈。
事實始終是殘酷的。德國更是從去年12月開始，每月出現一起非法移民在德國境內的無差別襲擊事件。當這些新自由主義的達沃斯人擁抱難民的時候，他們看到的是難民作為廉價勞動力的剝削價值，但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文化融合的成本和代價。畢竟正如萬斯所說的那樣，在達沃斯人的眼中，民眾必須是“開明的”，對非法移民的合理擔憂總是被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簽。
新的大西洋伙伴關系究竟會是什么樣？至少，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舊伙伴關系已然坍塌。這是一個難以逆轉的過程，歐洲人只能學會適應這一點。一切如同萬斯所說的那樣，“相信我，這可能聽起來很幽默，但如果美國民主能夠經受住格蕾塔·桑伯格十年的踐踏，那么你們也能經受住伊隆·馬斯克幾個月的踐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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