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魯迅先生之所以偉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雜文中，經常寥寥幾筆就能夠勾畫出生動傳神的穿越時空的形象。今天的我們，讀到這樣的描繪，聯想到在生活中或輿論場熟悉的一些人，仍然會會心一笑，覺得無比貼切。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一日，魯迅在《申報·自由談》發表雜文《華德焚書異同論》，勾畫了“黃臉干兒”的嘴臉。
先生寫到：
“希特拉先生一上臺，燒書，打猶太人，不可一世，連這里的黃臉干兒們，也聽得興高彩烈，向被壓迫者大加嘲笑，對諷刺文字放出諷刺的冷箭來──到底還明白的冷冷的訊問道：你們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無寧死。現在你們為什么不去拚死呢？”
這里，希特拉，即希特勒，“黃臉干兒”，則是指當時中國國內那些為希特勒叫好助威的反動分子。
希特勒一九三三年上臺后，在德國內外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無情鎮壓德國左翼民主力量，迅速建立起貌似強大的法西斯專政，這也令中國的反動分子興奮莫名，覺得希特勒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勝利，同時“向被壓迫者大加嘲笑”。
魯迅先生用“黃臉干兒”為中國的反動分子命名，看似信手拈來，其實大有講究。
我們知道，納粹種族主義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荒誕不經的說辭基礎之上的：即以金發、碧眼、白皮膚為外在特征的雅利安人是最優秀的種族，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他們創造的，因此，雅利安人應該統治世界，其他膚色的人則只配做他們的奴隸。
從中國人的角度出發，哪怕不用階級分析的工具，僅僅從“黃臉”這一基本生物學特征出發，都應該持反納粹立場，同情遭到納粹鎮壓的左翼進步人士。
但中國的反動分子，明知自己不配，卻還要硬上桿子與希特勒共情，活現出一副沒有最賤只有更賤的模樣，先生當年對他們也是哭笑不得，只能稱他們為“黃臉干兒”，其中“干兒”兩字最妙，意味著希特勒根本不認他們做兒子，但他們卻硬要為希特勒做兒子，一來二去之下，也就只能做“干兒”了。
十四年之后的一九四九年，這些被魯迅極度厭惡的“黃臉干兒”們，在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中基本被掃除凈盡。
02
但歷史前進的道路是復雜的，經常會出現反復。
一段時間以來，“黃臉干兒”們又出現了，還蹦噠得挺歡。
這一次，他們的“干爹”不再是希特拉，但干著和希特拉一模一樣的勾當——種族滅絕和種族清洗。
邏輯還是相同或相似的：以色列在中東的統治，是西方十九世紀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建立的殖民統治的延伸，也是最后一座顯性堡壘。中國作為殖民主義的受害者，無論從歷史、情感、乃至現實國家與民族利益的立場出發，都應該對巴勒斯坦人民爭取自由和獨立的斗爭，采取同情與支持的態度。
然而，新一代“黃臉干兒”共情的對象，恰恰是以色列。他們歡呼以色列暗殺行動的“果決”，學著侵略者的口吻，指著抵抗者的尸體說，“這是恐怖分子”……
新一代的“黃臉干兒”與三十年代的“黃臉干兒”一樣，也是沒有最賤，只有更賤。
因為，今天的以色列，和當年的納粹德國一樣，同樣是以種族主義為基石的，中東的戰火之所以遲遲不能熄滅，就是因為錫安主義政權堅持要建立一個“猶太國家”，為此就必須要對原住民——巴勒斯坦人——進行種族清洗，甚至種族滅絕。
并且，在他們心照不宣的語境中，他們才是“上帝的選民”，是最優秀種族，而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其他民族，都比他們低劣。
所以，在錫安主義分子眼里，這些人還不配做兒子，硬要做，也就只能是“干兒”——“黃臉干兒”。
“黃臉干兒”現象，是近代以來一百多年半殖民地歷史在文化、心理層面的一種遺存，是做為一種社會存在的買辦勢力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種折射，是一種需要大力清掃的垃圾。
當代的“黃臉干兒”會比魯迅時代的“黃臉干兒”下場要好嗎？我不相信。
中華民族歷來推崇浩然正氣，扶危濟困，堅持正義，最反對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更有毛澤東時代團結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光榮傳統，魯迅時代的“黃臉干兒”曾被掃除干凈，當代“黃臉干兒”的下場也將和他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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